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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我的1957年-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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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于死地，才有了没收茶缸子、制止吃蛆的举措。可我的 难友如不是饥饿难耐，谁会到麦地里抓绿蛆吃呢？这种指头粗的浅绿色长蛆，我在十工农场 的地里也见过，那时，大家肚子都吃得饱饱的，谁会想到去吃它，就是想到吃它都会恶心， 然而，在目前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里，想出吃这种虫子，实际上也是出于自救的一种智慧， 这智慧竟被粗暴地扼杀，连同茶缸也被没收。如今我们都已清楚，许多昆虫的身体都具有丰 富的蛋白质，我的难友在吃麸子面肚子饥饿的时候，想到煮虫子吃来补充瘦弱的身体所需要 的蛋白质，这一奇想是多么正确！应该说是一种可贵的智慧，这智慧如若不被“悲天悯人” 的饱汉们粗暴地扼杀，在当时还真是一种自救的好举措，补充蛋白质对饿极了的难友没有坏 处，而且简便易行。
有一天，韩书谦等人突然由站上通知，去场部有事要办。韩书谦他们到了场部，才得知，原 来场部成立了个临时法庭，要审理他们的离婚案件。离婚申请当然都是由女方提出的，他们 的妻子都是工作干部，在丈夫当右派两三年后，经济上承担了养活全家人的重负，她们已觉 无奈，特别是从四面八方扑来的政治压力，更难以承受。作为阶级敌人的妻子，同事、邻居 都向她们投来鄙夷的目光，悄悄议论：“她就是右派分子××的老婆，看那个倒霉样！”这 些议论常会传进她们的耳朵。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后，她们惊魂甫定，丈夫送去劳动改造去 了，她们自己依然背着骂名，处处抬不起头来。有的人，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就直截了当 地要她离婚：“你自己又没啥问题，你替他背黑锅图了个啥，离了婚就啥事都没有了，你是 你，他是他，各走各的路。”就这样，犹豫再三，踌躇再三，她们终于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申 请。就这样，四工农场便成立临时法庭，审理他们的离婚案件。因为离婚的当事人是男女双 方，韩书谦他们便被传唤到了场部临时法庭前。韩书谦态度坦然，当法庭指出他妻子已提出 离婚，他的回答是：“同意。”别人并不都像他那样痛快，有的人就不同意离婚。有个酒泉 银行的干部，从临时法庭回来，就对王杰生说：“我们原来感情一直好，划为右派是政治上 的问题，并不影响我们的感情，我坚决不同意离婚，我在法庭上就这样说的。”因为已是近 40年前的事，王杰生只记得这位难友说过的话，没记住这位难友的名字。
过了10天，临时法庭的判决就下达了，无论男方同意或不同意，法庭的行文一律判决为离婚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阶级敌人的表态不顶啥用。
这个判决又使我想起了1958年在十工农场经历过的一桩离婚案。那是当年秋后发生的事，曾 学过园艺在三大队务瓜菜的张经国，一次拿出一个“可可齐”瓜请我和陈明品尝的他，在婚 姻问题上遇到了麻烦。他妻子从张掖长途跋涉找到安西十工农场提出要和他离婚，说是办完 了离婚手续，就要到柴达木去找工作。当时柴达木油田建设甫始，正在大量吸收工作人员。 这事惊动了场领导，记得邹士杰亲自出面和小张的妻子谈话，介绍了小张工作和劳动上的种 种优点，还谈到摘帽后的前程，左说右劝，要小张妻子不要离婚。当时，记得领导上还要我 也去劝她打消离婚的念头。小张妻子的模样，至今我还有个印象。她，中等个儿，圆圆的脸 ，梳着小辫。小张妻子最终还是去了柴达木，是否办了离婚手续我已印象模糊。
同样是离婚案，两个农场也是两样对待。
小张作为园艺方面的人才，十工农场在迁场时未向四工农场交名单，他在玉门黄花农场顺利 地渡过了大饥馑的难关。
在十工农场已摘了右派帽子的彭镜辉，原共青团员、省供销社干部，毕业于东北财经学院的 高才生，现任一站管理员兼站部财务，对站上右派分子打右派分子的行径极为不满，他愤怒 地说：“右派打右派，这是以毒攻毒。不管怎么着，动手打人，开口骂人，是野蛮的土匪行 为，是人性不纯的表现。”
从十工农场二大队来的沈潮，在1959年春节的舞会上，他曾和我跳过两场舞。当时我们的处 境不错，我们只是愉快地跳着舞，并未深谈什么。以后，我们再一直没见过面。沈潮来到了 四工农场一站，面对强权，面对升了级的改造。他内心的烈焰并未熄灭，他对挚友高仲君说 ：“整风运动中，我说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普通公民该说的话，就被卷入右派的泥坑，成 了阶级敌人。他们早有预谋，撒下了大网，‘引蛇出洞’，我们才落到了今天的下场。但我 坚信，历史总有一天会作出无情公正的裁决！”他语气坚决，面对强权，面对野蛮凶狠的管 教干部，面对急速转换角色的右派小队长，他胸中怒火燃烧，仍坚信真理和正义不在那些人 一边，历史最终会作出无情公正的裁决！他是1954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原山丹银行的副行长 ，一个铮铮铁骨的男子汉，此时年仅28岁。
我在十工农场四大队一中队的难友方正儒，此时和妻子王月英及两个孩子全家也都来到了四 工农场。在四工农场期间，他以另一种战术为生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方正儒原是高台县委的农村工作部部长，老家就在高台县黑泉。1957年开春，方正儒回到 老家，发现村里的耕牛因为无料吃，乏得无法耕地播种，乡亲们饿着肚子，乏得也干不成活 。关心群众疾苦的他到县上向县委书记汇报后，经县委书记批准，向他的家乡回销了几万斤 粮食，解决了乡亲们的口粮困难。但到了当年10月中旬县上开党代会时，反右斗争进一步扩 大 化，当时叫作“加深加宽”，在党内又大抓右派，他为帮助乡亲们解决口粮困难向县委书记 反映情况，经县委书记批准向黑泉回销了几万斤粮食的问题，竟成为他的“罪行”，说他主 张“黑（泉）人治黑，高（台）人治高”，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开党代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党 内抓出一批右派来，方正儒既被认定为目标，就当定了右派。他先是被送到十工农场劳动改 造。老婆孩子在农村依旧挨饿，他的乡亲们再不可能享受回销粮。十工农场是一个特殊的农 场，全体职工，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的下放人员都能吃饱肚子，这样，他后来就把老婆孩子都 从高台黑泉接到农场。我在四大队一中队当统计时，他老婆王月英在四大队食堂当炊事员， 她相貌端正，圆圆的脸儿白里透红，透露出青春、健康、欢快的气韵，很讨人喜欢。1959年 底农场的变迁，使方正儒全家又来到了四工农场二站。二站的炊事员都是刑满就业人员，这 从一个侧面也说明，站上的领导对刑满就业人员更信任，王月英理所当然地不能再到食堂当 炊事员。一到四工农场，方正儒全家就尝到了饥饿的滋味。方正儒从亲身经历中知道自己的 乡亲们早就在挨饿，还不许声张，不许求援，援救挨饿的乡亲们使自己由农村工作部部长变 成了阶级敌人。作为阶级敌人的现在的自己，为了全家人的生存，绝不能束手待毙，在困境 中的他得自己救自己。为了自救，他最初采用的方式很简单，将一件新工作服私下偷偷送给 一个炊事员，其意义是明白的，不用他多说。炊事员当时每月的工资收入只30多元，一件工 作服得10多元才能买到，自然是一份重礼。此后，方正儒打饭时旁边无人，就可以不交饭票 ，旁边有人，就可以用两张票打两份饭。后来他们又商定，由炊事员在附近的树下偷偷放两 个馍，打饭时，炊事员略有表示，如挤一下眼睛，方正儒打了饭到树下去看，就能拿到两个 馍。有这些补贴，方正儒的肚子就略略比别人饱些。王月英在天气转暖时，就常带着孩子到 地里挖各种野菜填充全家人已饿得瘪下来的肚子。这比没带家属的难友们又强多了，那些难 友们采摘到了野菜，也无法把野菜煮熟。就说那位用茶缸煮绿蛆的难友，如果有妻子在身边 ，他有煮熟的野菜可吃，未必就会去抓绿蛆来煮。或者，抓了绿蛆也可以在家里煮食，而不 至于因吃绿蛆被队上抓住，被没收茶缸。到了80年代，张贤亮写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 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句话被广为流传引用。在四工农场的特殊境遇里，男人有妻 子在身边，有了同妻儿相聚的权利，他便有了比别的难友多许多的自由，他的一大半的生命 就有了保障。随着季节的变迁，春种秋收，地里有了各种收成，麦子、糜谷、洋芋、糖萝卜、胡萝卜等等 都渐次可吃之时，方正儒施展了浑身的解数，将这些收获物都设法弄回，使全家人的肚子都 填得饱饱的，这样一直坚持到最后，全家人都活着回到故里高台县黑泉。他为使全家人 活命的故事，处处运用了胆略机智，似乎是阿凡提的灵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附上了身，才使 他有了那种种举措。为了不打乱本书叙述的顺序，对他的故事我将顺着本书事件的发展在后 面再细细地述及。
第十四章第三次夏收时节
来农场的第三次夏收又来到了。
去年在十工农场四大队夏收时的艰辛，记忆犹新。此时，我和小徐脱离田间劳动已近半年了 ，自知这第三次的夏收，同我们关系已不太大，不会太吃苦。
夏收自然还是要参加的，因为场部的干部们都每人拿一把镰刀割麦去了。
一个大清早，我和小徐被指派到二站的一块地里参加夏收。我和小徐手提镰刀向二站走去时 ，遇到了正在收割的我的难友们，他们有一二十个，大部分都熟识，其中有原四大队一中队 的关维智、叶得善等人。自从我和小徐调离二站后，大家已多日不见，这次在麦田偶遇，难 友之情使我们都很高兴场部的干部虽天天见面，谁又想对他们笑脸相迎呢，身份不同使 我们对那些干部的感情绝然不同。他们都放下镰刀，散漫地或蹲或坐在地里，笑呵呵地同我 俩打招呼，我俩也同他们亲热地说了几句话。这块地里没有二站的干部，他们显得很自在， 对于暂时放下手中的镰刀很无所谓的样子。这气氛，同在十工农场四大队已大不一样。去年 此时，人们只要到了地里，便立即头也不回地挥镰猛割，很快便挥汗如雨，一个个比赛似的 地直往前抢割，无论谁来到地边，他们也不会放下镰刀聊几句闲天。
我和小徐同他们说了几句话，也不便多待，就直奔分给我俩的一块麦地而去。到农场已是第 三个年头了，我俩能单独在一块地里收割麦子，倒也是头一遭。大概是出于表现自己，在两 人之间有个比较的意思，我们并没有并肩收割，而是从一块地的两头，各干各的，并且立即 开镰快速收割。这次，我们用的镰刀是陕西人惯用的一种，镰刃是约七八寸长、一寸多宽的 直形刀片，把刀片安在一个轻巧的木架上，手握木架的把儿，就可以收割了。刀片可以自如 地从木架上取下，需要磨时，就从木架上取下再在磨石上磨。下地前，小徐还跟机修厂的“ 职工”要了一小块油石，拿着小油石在镰刀上磨擦，也能把镰刃磨得锋利一些。
我们紧干了一阵，就感到乏力，就又坐在一起，拔下才成熟的麦穗，揉去发硬的麦衣，放进 嘴里咀嚼一阵，再慢慢咽下，觉得挺香。小时候，每到夏秋相交之际，兰州的小吃食摊上常 有绿绿的青稞叫卖，大概是为了让城里人尝鲜，用极小的碗盛了卖，一碗也就是几个小钱 。咬嚼子粒饱满、绿绿的青稞，青稞粒儿柔柔的、筋筋的，满嘴香甜，是我儿时的一大乐 事。在麦田里嚼生麦子，又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小徐说 ：“有点甜味。”我说：“挺香。”然后，我们就什么话也不说了，只是加快了各自手的动 作，边摘麦穗，边在手中快快地揉麦粒，然后吹去手心里的麦衣，把光洁的麦粒放进嘴里认 真地咀嚼，细细地品尝。因为夏收期间饭食略有改善，饥饿感不十分突出，吃生麦粒，在我 俩主要是品尝它的味道，充饥的意思不很大。吃了会儿生麦粒，我们看到地畔的草里，有一 种叫羊奶角的野草，状似豆荚的羊奶角已结了许多，这是我们在十工农场时就认得的一种野 草。羊奶角细细的，约有两寸长。我俩摘下羊奶角，把它放在上下牙齿缝里一捋，羊奶角里 小小的果实被挤 碎，流出乳白色的水汁，还真有些奶味儿呢，单论味儿，比麦粒儿还略胜一筹！在无际的麦 田里，时有微风掠过，麦浪滚滚。我俩坐在收割的这块地里，麦穗盖过了头顶，不必担心有 人会来监视，找我们的麻烦。暂时，我们同大自然融为了一体，一会儿吃麦粒，一会儿吃羊 奶角，品尝其各自独特的味儿。这比在场部坐办公室、干杂活自在多了，从自我意识上说也 是一种放松，一次难得的放松。
然而，这毕竟是暂时的忘乎所以，约20分钟后，我们又从各自的地段挥镰收割。有了去年在 四大队的收割经历，我已能自如地挥舞镰刀快速收割，这里没有难友友爱地帮我多割一两行 麦，也没有哪个家属因为怜惜而帮我一把。但我争强好胜，自认为割麦也是表现自己的好机 会，仍拼命地使出吃奶的力气，用“冲天干劲”来表示自己“改造”的决心，同时，也来表 明自己本来的真面目。在当时，这已成为我无可改变的行为准则。
在这只有俩人的一方麦地里，我较劲的对象只有小徐一人，但我认为这种较量光明正大，无 可厚非。所以硬是拼命也要较这股劲。像这样较劲，我已有过多次，至今记忆犹新。1959年 开春，在大田里撒粪，人们都说，撒粪是苦活重活。这活就是把冬季按一定间距堆在地里不 很大的粪堆，用铁锨一锨锨铲起，再用力一锨锨均匀地撒开在地里，使肥力均匀，到处都有 肥料。这活重在粪堆不很大，铲时要弯腰，铲起一锨往地里撒时，要转身、展腰、扬开臂膀 。到粪堆渐次小了时，弯腰更低，转身、展腰、扬开臂膀的幅度仍如既往，不能有改变，所 以活动量很大，是苦活重活。对于这样的重活，我居然敢于和工人出身的张班长较劲。我们 俩当时挨个站在地头，我憋足了劲，从铲第一锨粪堆时就动作飞快，摆出了和张班长比赛的 架势。张班长是个矬个儿的壮劳力，绝非等闲之辈，看出我那势头，立即舞动铁锨，迈开他 那男子汉有力的脚步，撒完一个又一个粪堆，就大步流星地直奔前方目标，勇往直前。我感 到体力不支，嗓子眼干得冒火，胸腔阵阵作疼，但我是憋足了劲的，我很想在同张班长的较 劲中，一试自己的意志和耐力，所以在拼命中毫不懈怠。终于，到了大田的尽头，瘦弱 小小的我同张班长差不多同时撒完了最后一堆粪。我们俩满头大汗地笑笑，满意高兴地结束 了较量。内心得意的其实只是我自己。我认为自己在逆境中作出证明，自己比过去刚强了许 多倍，只有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才会如此。现在，在这块麦浪翻滚的大田里，我信心十足，认 为自个儿的实力绝对不是小徐所能赶上的。
我不顾汗滴不断落在黄土地上砸下一个个的小坑儿，也不顾眼镜片蒙上了厚厚的水气，在汗 水的雾气蒙蒙中视野模糊，仍一个劲地舞动镰刀快速收割。有了去年夏收的经验，收割动作 已规范化：右手先用镰刀钩住一大束麦子成半圆形，再用左手揽住麦束，接着把右手里的镰 刀略略向外伸出，然后向怀里顺着地皮用劲一拉，麦束便顺顺当当地被割倒，割倒的麦束要 就势放成整齐的一堆，过会儿等割下一片之后，再把它们捆成捆儿。在十工农场时，捆麦子 的草要子，是用芨芨草在夏收前早就拧就的，夏收时把草要子运送到地里，捆麦子时只要拿 一根草要子，捆紧捆牢就行。要防止把麦捆子捆得太大。芨芨草要子比较长，可以把麦捆子 捆得很大，但麦捆子太大了，到把麦捆子运到场上往上摞时，用木杈举高不容易。所以麦捆 子捆大了，队长就要喊叫。这里，捆麦子就用麦束拧成的要子，随拧随捆。拧时，要把两束 麦子的穗子交叉在一起拧一下打成结，把要子平放在地上，要子麦穗与整捆麦穗同一方向， 放一捆割倒的麦子，再把分开两束的麦秆束紧从根部拧两下扳倒就行。割麦子的人自己割倒 的麦子自己捆。在十工农场，割麦子同捆麦子分工明确，各干各的，都很辛苦。我和小徐在 十工农场四大队学会了割麦，在这里又学会了捆麦，尽量割得快，捆得好。这收割的规范化 动作，就跟卓别林在电影上表现的那样，简直成了机械动作，根本不用看，也不用想，手变 成了机械，只需动作就是了。这真神奇。我们被整成了“牛鬼”，我虽自认不是“牛鬼”， 自知我确确实实是人，可我还得在艰苦的劳动中“改造”自己，希冀将自己改变成一个新的 我。但我确信，新的我将是一个更加坚强的革命者。
当然，我和小徐都不是机械，紧干上一两个小时，我们就得小憩一阵，嚼会儿生麦粒，再摘 些羊奶角换换口味，我们都感到惬意愉快。小憩几次之后，我发现小徐收割的地块，分明比 我收割的地块小，小徐当然也心中有数。再后来，小徐收割时就把她割的地块同我割的连成 了一片。我苦苦较劲，被她几镰刀就抹平了。我自然什么话也不能说。她摸透了我的脾气。 鬼精灵的小徐啊！
我们收工返回场部时，二站的难友们早没了踪影。
但，我们参加夏收，仅仅就这么一天。后来，听说我和小徐共割了二亩来地，也算是高记录 。
此时，天气炎热，无杂活可干。我和小徐都穿上了干净漂亮的衬衣。记得我穿的是1956年同 学党贻从北京寄来的一件白泡泡纱的短袖衬衣。这件泡泡纱衬衣，式样别致，中式领子上 镶了浅蓝色碎花布的边儿，领口直开在胸前，同样镶了浅蓝碎花布边，短袖袖口的边呈略弯 的“V”字形，也镶了浅蓝碎花布边。在那个年代，用普通布设计缝制成这样的衬衣，应该 说，是匠心独运。去年夏收后休闲的日子里，我在四大队就穿了这件衬衣，还和几位难友一 起，在田间照了几张相片，是韩书谦提供的照相机。
过了一两天，生产科的马淦要我晚上到他办公室里帮他造向上级汇报的报表。自从我帮王会 计记账以来，这类报表已造过一些。不过是按照既定的表格规格，用复写纸复写几份。所列 项目用汉字填写，为了整齐美观，我都用仿宋字体书写，再填写上上报的数目字。马淦此人 ，我过去在财务科就见过，以后为别的事还和他说过话，我觉得他说话比较随便，面孔不是 摆得那样森严，还将对他的观感向小徐交谈过。谁知小徐听了我的介绍后说：“你才不知道 呢，马淦才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有一次，杨股长要我和场部的干部们去麦地里锄草，我和马 淦挨着锄草，不小心锄掉了一根麦苗，马淦立刻变了脸，把我数说了一顿。咱们在十工农场 也锄过草，可谁会为锄掉一棵禾苗批评人？从来没有嘛！”小徐的一席话，立即又改变了我对 马淦的看法。现在，办公室里只有我和他两人，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按照他的吩咐造生 产报表。他拿来的报表底子，字写得歪歪扭扭，阿拉伯数字也极不规整，这使我立即想到， 这大概就是他的笔迹，一个小学程度的人。也许，由他手写的报表送交上级很不像样子，他 才想到了我，由我代为造报表送交上级。工作量并不大，有一两个小时就可完成。在我认真 造报表的时候，他几次凑到我身旁，他也穿短袖衬衣，借机说一两句话，把手臂紧紧地挨在 我裸露的手臂上，这种“亲昵”令我反感，因为不把手臂紧挨在我的手臂上，完全不影响他 对工作的指示或检查。但我不敢有什么表示，他也不敢进一步有什么举动。我曾是女记者的 身份，当了右派后还有工资拿降了5级后的工资可能比他的现工资不少，这些对他有一 定的威慑。造完报表，我庆幸工作量不算大，就匆匆回了宿舍。
在场部的干部中，我觉得最好的是教育科的梁干事。别的干部我们都要称其为“股长”，梁 干事不知为什么，一开始大家就称他为梁干事。教育科在业务上同我的工作没啥联系，但我 因事到教育科仍去过一两次，每次去办公室只有他一人，他会从抽屉里拿出几块奶糖，递给 我。我不好意思拿，他会重复地说：“拿上，拿上，拿去吃。”安西县城里的商店难得有奶 糖卖，我没钱，也无法买到奶糖，梁干事不知从哪里设法买来了奶糖，热情地送我几块，执 意要我拿去吃，竟使我觉得有些不可理解，却又不得不有些猜想。也许，他对反右派斗争就 有看法，特别是看到年轻可爱的女性，远离家人，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使他不禁产生了 同情怜惜，所以他愿意把自己设法买到手的奶糖送我几块，给我一点惊喜。因为他知道身居 农场失去自由的我，根本无法买到奶糖，而像我这般年纪的女性都 嘴馋。后来我得以知道，他给小徐也送过糖块。当时我俩都对此保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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