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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我的1957年-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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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高兴，不知该说什么好。我将他送出门外，分别时说：‘过两天我去看你。‘然后立即 回屋，狼吞虎咽地迅速吃完了全部的洋芋。
那天晚上，杜博智和另一个炊事员受命于一站站长王志玉，各自背了多半麻袋洋芋和多半麻 袋糖萝卜，给农场的书记刘生贵送去。王志玉打发他们两人去送洋芋和糖萝卜，也有互相监 督的意思。在农场天天饿死人，吃食极为金贵的时候，王志玉担心一个人去送，麻袋里的洋 芋、糖萝卜会在半路上流失，不能全部送到刘生贵家中，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安排。洋芋、 糖萝卜是 一站的右派分子及‘职工‘生产的，非人民币所买来，刘生贵收到自然是白拿，一分钱不给 。前些天，我用三四元才买了一斤干萝卜缨，还是求人帮忙才买到的。刘生贵根本不用打招 呼，就会有人在夜晚把洋芋、糖萝卜各多半麻袋送到家中，供他全家人享用。这就是书记与 贱民的区别。一站送去了洋芋、糖萝卜，那么，别的站呢？全农场四个站其实都有自己的粮 食储备，这在农场是公开的，各站的干部清楚，刘生贵也清楚，所以，他们之间心照不宣。 其他站送到刘生贵家中的，也许会是白面，甚或是一只整羊各站都有自己的羊群。刘生 贵的下属们在这个困难时刻，不会忘记向他表示忠诚与关怀。
刘生贵是个慈眉善目的人，平日里说话和颜悦色，40岁左右。场部干部见了他都毕恭毕敬， 他如外出归来，干部们一个个都要趋前问候。他和干部们相处很好，听到‘职工‘和我等犯 了事也从不恶语相加，显得极有涵养。当然，他也从未和我闲聊过一次，从不向我问一句话 。我在财务科记账时，他常来财务科走一走，和贺科长、王会计等人闲聊一阵，谈工作，也 谈些生活琐事。他说话一点不拿架子，不打官腔，但我仍然感到他作为书记的威严，干部们 对他的话常常只是唯唯称是。
1949年我刚到报社不久，在一次采访中和省委书记张德生打过交道。张德生带一副黑边眼镜 ，沉稳严肃，是个学者风度的人，但17岁的我和他说话，一点也不觉得拘束。过了些天，省 上成立革命人民大学，对愿意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及留用人员组织短期的理 论政策教育，我作为记者参加了隆重的开学典礼。采访时坐在省委宣传部赵守攻部长的近旁 。赵部长常来报社指导工作，向全体编辑人员讲话，说话幽默风趣，很有水平，报社的人都 认识他。作为少数女同志中的我，他也是认识的。参加革命前，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山西 人。当时，我拿着一枝铅笔匆忙记录着典礼上一位领导人的讲话我自己没有钢笔，报社 发的采访用笔就是铅笔，采访本是用印报时裁下来的小块纸装钉后发给我的。赵部长看到我 紧张记录的情形，大概是想看看我能不能把讲话记录下来。在讲话结束后，他笑着说：‘把 你的采访本给我看看！‘他是部长啊，我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服从地把本子递给了他。他 仔细地翻着看了一阵，才又笑眯眯地把采访本还给了我。我感到他对我的记录是满意的。以 后，他每见到我，总是亲切地喊我：‘小鬼！‘当时，我和省委书记、部长的接触亲切自然 ，我不觉得有威严的成分。后来，我经常下乡采访，同县委书记、区委书记、乡上的书记们 都常打交道，我觉得这些书记们认真工作，上下级关系一般都不错，就是和农民相处也都融 洽自如。
刘生贵的和善与威严，使我深深地感到经过反右派斗争之后，基层党的书记具有了绝对的权 威。得罪了书记，他要给你扣个反党的帽子置你于死地，易如反掌。场部的干部们赔着笑脸 ，小心翼翼地和刘生贵说这说那，看起来一团和气，其乐融融，他们内心的活动其实是很复 杂的，对刘生贵非常敬畏。
当时，农场每天死人的数字都要向刘生贵汇报。不管怎么着，上级把数百名专政对象 交给四工农场改造，是为了叫这些人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样大批的急速死亡，在他也是 未曾经见过的。那年，由于有200多名急于改造急于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回到人民行列中去的 右派分子的到来十工农场两年艰苦的劳动，已使他们熟稔于各种农活，他们在忍饥挨饿 中仍卖命劳动，对四工农场的丰收，起了重要作用。场部和各站的库房都是充实的。而且， 原劳改系统有个传统习惯，即，对劳改犯或释放后就业的‘职工‘的口粮每月都要节约几斤 ，并不按标准让吃光，我们这些右派分子来四工农场后，也是照此办理。如此节约下来的粮 食，忍饥挨饿的我们及‘职工‘们并不知其究竟怪不得我们才到四工农场时，听说每月 的粮食定量40多斤，比原来在十工农场时的标准还高，却是立即就尝到了饥饿的滋味。但场 里的干部们都知道这件事，账目上记着各站每月节约下来的粮食数量，这些粮食就存放在各 站仓库里，此时，每个站节约的粮食都已达三四千斤。
农场丰收了，粮仓殷实，面对的却是每天急剧增加的死人的现实，如此严峻，如此惨烈，也 曾使刘生贵几经踌躇，一筹莫展。但是，他最后做出的决定，仍然是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 绝不做违犯党的粮食政策的事。当时，如果由书记做主，把农场生产的粮食每月给全场人员 每人加几斤，就意味着对党的粮食政策的违犯。这样的事他绝对不做。因为，一方面是与日 俱增的死人，即将饿毙的人们的垂死挣扎；一方面是仓库里满满当当的粮食每人每月15 斤的粮食定量，再加不断死人，使粮食的消费量大为减少。而那些由饿死的及尚在死亡线上 挣扎不已的人们节约下来的1万多斤粮食，依然原封不动地存放在仓库里。从全农场几百名 专政对象的嘴里硬抠出来的这1万多斤粮食，其存放仓库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否可以动用 来抢救那些濒临饿死的人，制止死亡？对这，全农场从书记、场长刘生贵其实就兼任场 长，副场长，直到每一个普通干部，没有人去想它，更没有一个人说及它。从专政 对象的嘴里强制节约粮食的目的被刘生贵忘记了，更准确地说是不敢去想了。此时，遵守粮 食政策，严格地把住每人每月15斤粮食定量的关口，被省上和地区领导强调到了吓人的高度 ，已是政治立场的问题。当河西走廊所有农民的粮食定量都已三令五申减少到15斤时，许多 村庄事实上已断炊很久了，农民早就无粮可吃。在如此的情况下，这些专政对象的口粮怎么 能考虑增加呢？农场干部都同农民一个供应标准，也不敢随意更改。刘生贵认定了这个死理 ，农场作为生产粮食的单位，更应模范地执行党的粮食政策，即便是过去节约下来的库存粮 食，也不可随便动用。况且，他心里也清楚，如今能够制止死亡的书记又有几个？死亡已广 泛蔓延在河西走廊，以至在全省、全国也已出现，所有的书记都在面临着同样的难题。
那个命令杨振英将偷了面粉的冼维汉吊在办公室房梁上使冼维汉大哭大叫，后来又威风凛凛 地找岔子要打我踢我的副场长，此时又如何呢？他肯定不会饿着。多年后我再见到当 时在机磨坊劳动的我的女伴王桂芳时，王桂芳称他为‘魔鬼‘，说：‘魔鬼就在机磨坊公开 拿面粉。‘
以往，从春种到秋收，他喜欢巡视于田间地头，腰里别着手枪，或背着长枪，耍够了威风。 他决不允许他所管辖的农场里的‘职工‘及右派们劳动上有怠慢，对大小的‘长‘们发布的 各种大小命令有任何违抗。从他的粗鲁霸道、凶残成性、文化低、少教养的种种举动来看， 当年或许是个在饥寒交迫中辗转挣扎的穷苦人，正因为受不了那种痛苦生活才投奔了革命。 如今，他已理所当然地擢升为一个管着几百‘职工‘及右派分子们的农场副场长，农场大量 死人的情况，他当然也是清楚的。他曾经饱受饥饿之苦，而他也知道，全场几百名专政对象 作为自己的同类，他们没犯死罪。但是，面对这一切，他也沉默无语，在和善的刘生贵面前 ，多余的话他一句不说，凶暴的‘山大王‘又变成了胆小驯顺的绵羊。
其实，凶暴的‘山大王‘色厉内荏。他也有过一段惨痛的经历，使他在严峻的粮食形势面前 守口如瓶。
事情是这样的：1960年春节期间，多年没有回过老家的他，决定回四川老家看看，他的姐 姐和妹妹家分属两个公社。姐姐和妹妹见到多年没见面的他，都亲热得不得了。此时，农村 公社已实现食堂化，姐姐和妹妹家，一家的食堂办得好，大家尚能吃饱，一家的食堂办得不 好，大家吃得就差，去探亲的他自然也就吃不好。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此时有钱也买不到 食品，当副场长的他回家自然是带了一笔钱的，可是他无法从商店里买到可供同亲人们相聚 时丰富 饭桌的食品，这使他很扫兴，不快。回到安西四工农场后，他把回老家见到姐姐妹妹家生活 有差别的情况，见到一站站长王志玉时简单说了一下，后面还加了一句：‘就说到你这里！ ‘意思是不要外传。经过反右派斗争的洗礼，他也懂得以言定罪的厉害，说话慎之又慎。可 是，他没管住自己，酒后又把同样的话告诉了别人，而此人一向有向上级打小报告的爱好， 便向安西县委告了状。当时，四工农场作为基层的党组织，党员直接由安西县委管理。此人 的状告上去后，他便由安西县委着令到县上检查交代问题。
经过若干次的批斗会后，‘山大王‘也只得老老实实地承认‘罪行‘，表示了低头悔改之意 。可他的文化程度太低，无法用连贯的话句把会上批判他上纲上线的内容，写成一篇交代检 查材料。这样，他捎话叫王志玉到县委帮助他写交代材料。王志玉奉命来到安西县委，只见 他住在隔离室里，脸瘦了一圈，面容发灰，看见王志玉进门，立时泪流满面。稍微平静 了一下，才对王志玉说：‘还是我对你说过的那些话，你就尽量上纲上线，帮助我把它写成 一份交代检查材料。‘说时，已上气不接下气，又是要哭出来的样子。王志玉不敢说安慰宽 心的话，匆匆帮他写完材料就回了农场。
过了几天，×副场长又让汽车队队长刘星汉带回来几斤盐，让王志玉转交他老婆。王志玉心想 ：‘几斤盐何必要转来转去才交给他老婆？‘一天，他看见×副场长老婆在场部走过，就叫 住 她把盐交到手里。只见她打开包包看盐时，发现里面还有封信，信上说，我可能回不来了， 望你带好孩子，有困难可找王站长，我那笔复转费你和孩子能用上几年，你们就好好过吧！ 老婆大惊失色，拿着信的手抖个不住，眼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连声追问王志玉：‘你说他 真的回不来了吗？他真的回不来了吗？他到底犯的什么事？‘王志玉对她只能连声安慰。
×副场长的这次经历，最后以有惊无险而告终。原因是县委书记张树春，因为考虑到×副场 长是 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副团级，资历比自己还老，出身又好，用一句毛泽东的名言给他 解了围，救了急。张树春说：‘毛主席说，一万年后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差别的。现 在我们的桥湾公社，比起三爱公社来，也是有差别的。他说他姐姐的公社同妹妹的公社 有差别，我看这没有啥错误，不能说他就是反党。‘这样，他才又平安地回到四工农场 还当他的副场长，回到了老婆孩子身边。
有了这番惨痛的经历，对粮食问题他自然什么话也不说了。‘山大王‘毕竟只是一山之王， 在全国严峻的政治形势之下，他也得汲取教训。但他的凶残暴虐并没有由于自己的惨痛经历 而有任何收敛或改变，他并没有由己及彼，想到在他管制下的‘职工‘及我等右派也会有冤 屈，也会有错案，应该以人道主义的态度对待我等。他秉性难移，仍然只是一味地充分施展 手中‘专政‘的权力于我等，只要他自己痛快，任使用什么样的手段他认为于我等都不过分 。如：用枪探条戳刺靳清义的胸膛直到戳得鲜血淋漓，他毫不手软。命令杨振英把冼维汉吊 在办公室的房梁上，让冼维汉招认偷面之事，他得意非凡。
农场的专政对象，在他的心目中都是任人宰割的奴隶，他说一不二，专政对象只能无言地顺 从服从。所以，到粮食定量减为每月15斤之后，他大摇大摆地走进机磨坊，明目张胆地把农 场的面粉装进面袋里拿走。机磨坊的右派分子、‘职工‘无人敢吭声。王桂芳心里骂他‘ 魔鬼‘，对魔鬼的行为痛恨之极，面子上装得不动声色。因为偷了点面粉被吊上房梁的冼维 汉，看到他用面袋子公开装面粉，一次装得比自己偷了几次的还多，但他敢吭声吗？除非他 想再次被吊到房梁上。
第十八章派我去医院烧炕
财务科的张振英突然通知我，要我暂时放下其他工作，第二天到‘医院‘里去帮 助烧炕，那里住了一批病号，没人烧炕。
‘医院‘的位置就在场部西边，介于二站、场部中间，只有十来分钟的路程。第二天上午吃 过饭后，我去‘医院‘烧炕。一路上，只见一派冬天凄凉的景色，光秃秃的田地一直伸展到 远方。小块枯黄的芦草点缀在连片的田地之间凸起的地方，沿着水渠边生长的芦草像是长长 的带子延伸而去。初冬的寒风刮来，远远近近的小块芦草生出波浪，闪着黄黄的光，像是一 方方小水塘，水渠边带状的芦草似一条条流动的黄色小溪向前方奔涌。天依然湛蓝、明净、 高远，但很扎眼。初升的太阳失去了往昔的温暖，发出浅浅的白光。一切仿佛都预示着某种 不祥。我踽踽而行，心里有着无尽的惆怅，天地之间仿佛只有孤独的我……我忽然猜测起那 些病号会是什么样，烦乱，悲伤。每月15斤的粮食定量将会带来怎样可怕的后果，我无法去 想，也不敢想。我肚子饥饿，已自顾不暇，但我不能忘怀我可怜的亲人，此刻的他肯定已处 于更为悲惨的境地，他的状况怎样，我更不敢进一步去想。
‘医院‘的小院里，只有几间破旧的房子。当然，农场的干部和工人不会住这样的病房，这 是为‘职工‘及右派们准备的。我走进迎面的大房子看了看，只见房内墙皮剥落，肮脏不堪 ，同我一贯在概念上认为的‘医院‘完全是两码事。长长的土炕通铺上，已躺着八九个病号 ，里间屋小些，炕上也有四五个病号。这些病号全是从三、四站来的‘职工‘。他们一个个 蓬首垢面，面黄肌瘦，目光呆滞。他们立即全都看到了我，但全像没看见一样，面部无任何 表情，没有人同我打招呼。他们互相间也不作任何议论，没有一句话。作为病号，他们没有 呻吟声，只是不知是谁，发出了几声沉闷的叹气声。这就是囚犯生活在他们身上形成的一切 。如今，他们虽已成为‘职工‘，但农场对他们的要求并无改变，所以他们依然故我，保留 了做囚犯时习惯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我和他们也不打招呼，我也懂得用这里的标准约束自 己。何况，这里没有一个病号是从十工农场来的难友。我明白，我只是被派来烧炕的。
病房里还有3个干杂活的年轻‘职工‘，他们一个个红光满面，神采飞扬，正在用旧报纸糊 窗子，在新砌的泥炉子里添煤砖、烧水，他们不慌不忙地干这干那，同炕上的那些‘职工‘ 相比之下，俨然是另一种人。他们都二十出头，身体健壮，看来肚子一点也不饿，其中有两 个是河南口音。
我的任务不算重，烧好5个炕洞就算完事。烧炕用的芦草，要到‘医院‘对面二三十米处的 一片芦草地里去割。我走到芦草地里，用镰刀连连砍去，干透了的芦草发出清脆的响声，很 快就割了一捆，用绳子捆紧，就往回背。这时，起风了，风不算大，一捆芦草也不重，回‘ 医院‘要逆风而行，却连脚步都迈不开。我只能侧转身让身子和芦草捆减少风的阻力，慢慢 地斜着身子吃 力地前进。5个炕洞都在院子外面。我把芦草放在炕洞口，解开绳子，一面趴在芦草上防备 风把芦草吹走，一面抽出些芦草塞进炕洞，尽量把炕洞塞满。我来‘医院‘时带了一小瓶汽 油，把一根芦草蘸点汽油放到炕洞里背风的地方，用火柴一点，满炕洞的芦草立时就燃起了 大火。一捆芦草最多能烧两个炕洞，我又割了两次芦草，才烧完了5个炕洞。
我小时候也睡过热炕，三四十年代兰州人大都睡炕，用马粪、煤末烧的热炕。我睡在妈妈烧 热的大炕上，浑身暖暖的，享受着母爱的温馨，并不懂得那就是幸福。现在，我生平第一次 烧炕，远在兰州的妈妈会想到其中的艰难吗？我在给什么人烧炕，妈妈怕是再也想不到。
因为时间还早，我又回到了大病房里，想帮助做些事。高中毕业时一位同学写在纪念册上 的临别赠言，此时回响在耳边，赠言说：‘向受苦受难的人们，伸出你援助的手！‘参加革 命后，纪念册之类的玩意儿，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我羞于向别人道及，纪念册也不知 丢到哪儿去了。此时，这段话却不知怎地又回响在耳边，重现在脑际。服刑期间长年累月的 饥饿，已使这些‘职工‘一个个瘦骨嶙峋，最近的大减粮已超过人的身体能以承受的极限， 他们成为病号，完全由于饥饿。这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的事，只是没有人把它说出来。为什 么生产粮食，获得好收成的农场，却把人饿成这样？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因为实现了‘耕者 有其田‘而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现在，种田者无粮吃又是怎么回事？我相信，这样的疑问 在 每个人的心里都反复出现，但每个人都不把它往下想。我自然也没有胆子把它想下去。当时 所处的封闭的环境，也使我无法把这些事情想清楚。但是，对这些受苦受难的人，我想，我 既被派到了这里，就应为他们做些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第二部的开篇语，此刻又撞击着我的心。这段话说：‘在清 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我还想 起小说里卡嘉（《苦难的历程》中白军军官罗欣的妻子，曾在红军医院服务。）在红军医院里服务的情景。‘职工‘也是人，我再一次肯定，我为病号们做些事是完 全应该的。我自己已被饥饿折磨得难以支撑，想的还是浸泡、蒸煮自身，让灵魂无比纯净 的事。当时我崇拜伟大的作家，一种使自己的灵魂更为纯净的强烈愿望使我仍真诚地相信阿 ·托尔斯泰的这些话，在这种自我宽慰的梦幻里浮沉，精神上似暂时地获得了一些宁静。当 然，几年后，我就认识到，阿·托尔斯泰编造的故事，在苏联根本实现不了，斯大林的肃 反能不杀掉小说中的主人公吗？在中国，这样的主人公也难以存身。我把阿·托尔斯泰的这 段名言当作自己在逆境中生活的信念和信条，一直信守维护着它，只是说明我对未来仍抱有 坚定的信念，我认定了自己跌倒自己爬的死理。我确信，重新爬起来并站起来了的我，一定 会比原来的自己更完美、更纯净，也更坚强。 我提起笤帚把地扫了扫。一只肮脏的手哆嗦着举起搪瓷茶缸想喝水，我立即接过茶缸，从搭 在新砌的泥炉子上的水壶里倒开水给他；有个穿蓝平布对襟‘职工‘棉袄的人，棉袄前面剐 破了一大块，露出烂棉花他是个中年人，倒像个年迈的老人似的，力不能支地磨磨蹭蹭 、 慢慢腾腾地下了炕，看样子要去解手，却找不到鞋，我帮他从东边墙脚下的一堆鞋里找到了 他的鞋提了过去；还有人抬起身子，递过来两毛钱，让我代买邮票、信封明天给他带过来… …做这些事一点也不费劲，我确实在尽心尽力地服务于这些病号。当时我也并不知道，我为 他们做的这些事，对有些人来说，竟成为他们在人世间逗留时最后享受到的一丁点儿可怜的 温暖。
有一阵子，我靠在门上，注视着炕上那些盖着五颜六色的破旧被窝蜷缩着瘦弱的身子，忄西忄西〖惶惶，听天由命，不知所以的人们，内心也十分压抑、沉重。我的命运比他们又强多少呢？ 一个满脸胡茬、脸盘特别大、面色难看的人他大概浮肿了，从被窝里拉出一条深蓝的破 旧绒裤，要我拿出去，晾在外面。我立即也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我悬悬地提着他刚从腿上脱 下来带着体温的绒裤，走出房门，放到对面房间的窗台上，低头随意一看，只见上面滚动着 不计其数又肥又大的虱子。我心里真腻歪，也不禁有些难过，这饥饿的人的鲜血不知被虱子 吃去了多少？如果不是我的帮助，这小小的、万恶不赦的虱子们不知还要猖獗到何时。我知 道，经过一夜的严寒，虱子们非全部毙命不可。
就在我准备走回房间时，大个子河南‘职工‘从旁边的一间屋里走了出来，他手里拿着一个 报纸包，看到我，他打开报纸包，里面是糊窗子用剩的浆糊。他问我：‘你吃不吃？‘用剩 的浆糊很不洁净，颜色五抹六道的，虽说肚子饿，这样的东西我也无法下咽，就摇了摇头。 他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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