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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我的1957年-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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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的劳顿，雪原上的急急赶路，亲人的永别，地窝子里的情景一天之内发生的这一切 ，足以摧毁一个人健全的神经和强壮的身体。我包裹着死难者的被窝躺在土台上，浑身像散 了架似的，在昏沉中睡了一阵。说不上是梦魇，是无可名状的惊恐，还是一种要压死人的沉 重，又使我睁开了双眼。黑漆漆的地窝子里除了我粗重的喘气声，一片死寂，头顶上刮进阵 阵阴风，还透进斑斑点点的亮光，难道是冤魂们还盘桓在此不愿离去，从地窝子顶上的缝隙 里向下张望窥探，想说点什么？和人世间再沟通点什么？深沉巨大的痛苦使我在辗转反侧中颤 栗不已，悲泣不已……
一幕幕往事在眼前反复出现……
那已是遥远遥远的过去了，坚贞甜蜜的爱情将我们结合在一起……曾几何时，在反右派斗争 中，我们双双被打倒在地，我们的灵魂被撕扯得流血不止。我们在大难之中相依为命，又感 受到一种未尝经验过的甜蜜，我们的情更深、爱更坚。我们勇敢地共同肩起了苦难，并坚信 ，用血和泪浇灌的爱情之花芳香美丽，它将把两个受难的灵魂永远联结在一起，引导我们在 苦难中结伴而行。不管前面有着怎样的艰难险阻，我们都会踏着苦难，相扶相携，走出苦难 ，奔向另一个新的人生起点。可如今，相扶相携的亲人已永远离去。在反右派斗争中，我曾 因害怕失去他伏在他的胸前哽咽不已。现在，他冰冷的驱体已不知埋葬在哪里，我想要抚摸 他冰冷的躯体已不可能……在那不可抗拒的政治风暴中，他曾将我拥在怀里，我伏在他胸前 清晰地听到他那有节奏的心跳声。现在，他的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我永远也听不到他心跳 的声音了。
啊，我的亲人，你的人生旅程已经终止，我新的人生起点又在何处？我还会有什么样的人生 新起点？我瘦弱的双肩还将怎样肩起你走后留下的巨大苦难？我流血流泪的心又如何承载你离 去留下的无涯际的痛苦？我们的孩子已是孤儿，我将怎样向俩孩子说你的离去？
我的路在哪里？我的路将怎样走下去？前程茫茫，孤零零的我，右派分子的我，一夜之间，突 然变得那样软弱，那样无奈，身单力薄，迷惘不已。心，沉重得要压死人。
有谁知道，我是怎样度过了这难熬的一夜。第二天一早，俩小伙子起来后，我立即翻身坐起下了土台，让他们告诉队上的干部，我要到景超的坟上去，带我来地窝子的小伙子一会儿就 回来告诉我：‘你爱人埋的地方离这儿很远，埋得很好，你就放心吧！‘我说：‘埋的再远 我也要去。‘小伙子说：‘埋得很好，你何必去呢？‘小伙子当然是转达队上干部的意见， 他阻拦我去，语言闪烁埋得很好，我为什么就不必去呢？但他的回答又使我改变了主意 。我的亲人长眠的地方一定是已经没有了标志，已经无法找到他的坟墓了，我流血破碎的心又被揉搓得痛楚不已。四工农场掩埋死人的混乱状况我早已听说，这里肯定更混乱，我不能 爬在一个陌生者的坟冢前痛悼我的亲人，面对一片无名者的荒冢，我又将怎样？此刻，我该做的，也许只能是尽快离开这个地狱，我应该快快回到已经阔别了3年的兰州。我那已失去了爸爸的俩孩子还在等着我，我将怎样告诉他们，他们已经没有了爸爸……还有我的父母、 妹妹们，我将怎样向他们告知这一切啊！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这一转念，竟成为终生的遗恨。我认为亲人的坟冢已难以找到，当时 的我也太年轻，没有想得更多。谁又能知道，从此，我的亲人和别的死难者们一起陈尸荒野 达数十年之久。1989年6月8日，《甘肃工人报》一位年轻记者告诉我，夹边沟的死难者因为 掩埋十分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当地农民多有怨声，直到1987年 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啊，我的亲人，你在明水的遗骨是不是就‘埋得很好 ‘？我怎么也难以设想，你的铮铮铁骨会落得如此下场！那绵延两里多路闪着寒光的累累白骨 ，哪个又不是忠魂铸就？数十年来，深沉的地火亲近着他们，祁连山的暴风雪追随着他们， 轻柔的小草陪伴着他们，他们唯独得不到亲人的关怀和照拂，他们的亲人一个个远去了，远 去了……不是他们的亲人无情又无义，历史在诉说，人民在诉说。逝去的岁月是几经劫难的 岁月，浸透了血和泪，愁与苦，无奈又痛楚。他们的亲人又有哪个不是在大灾大难中挣扎 浮沉，又有哪个活得像个人模人样，谁叫他们是你们的亲人呢？他们只能远远地去了，去了 ，远远地离开了数十年来魂牵梦绕，萦系心怀的你们，一个个又挣扎于各自的生存，奔忙于 各自的寻觅、求索与选择。生活如此严酷，生存如此艰难，人生的寻觅、求索与选择，又岂 能停顿？从这里走出去的求索者们包括九死一生的受难者们，向历史发出种种诘问。当 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制定之后，你们在这里经受了惨烈的饥饿和种种非人的磨难，直至死亡 。宪法要保障的公民权，作为一个人应享有的一切权利，正是在这执法的所在受到了无情的 践踏与嘲弄，被剥夺得一干二净。有多少人被无情地夺走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一腔悲愤，满 怀冤屈，把遗恨留在人间，一无所有地走了，走了。
我在队上吃的午饭。用洋芋、胡萝卜之类和大米熬就的稠粥，由一个干部用饭勺舀起平均 分给每个人吃，每人只分到三碗。大米显然是供应物资，饿久了的我吃这样的饭自然吃不饱 。
饭后，我被领到分队，分队长拿出景超的手表和没用完的1元多钱，作为遗物交给了我。睹物思人，‘物是人亡事事休‘，思悠悠，恨悠悠。我的亲人，你为什么要留下手表，你原该 拿它换吃的，兴许它会留住你微弱的一息！对了，你连这样做的自由也是没有的啊！你宁死不屈，他们‘改造‘你，要你遵守的纪律，听从的训话，是置你于死命的屠刀啊！
你13岁时在伤兵医院的饭篓子旁为抢口饭吃和小伙伴们打架的事，我记忆犹新；你上国立六 中因饥饿难耐在学校附近的农田里偷挖地瓜吃的顽皮模样，历历如在我眼前。你从伤兵医院 几次外逃，终于过上了‘快乐的学生生活‘；你上了中学以后不断跳级，经过3年多的艰苦 学习，终于又迈进了西北大学的大门，成了全家唯一的大学生。为什么，为什么‘改造‘你 却要终止你的人生旅程？你原该有一个光明灿烂的前程，你为之奋力工作积极创造的前程。 你已有了一个温馨幸福的家，为别人所艳羡所企盼的家。如今，你的逝去，粉碎了这一切， 连遭难后我们相互间仅存的心灵上有限的交流和抚慰，从今往后都变成了空白。没有谁会再 来抚慰我破碎了的心，没有谁能够缝合我血泪交织的心头巨创。风华正茂的你选择了去夹边 沟改造，却被改造活活虐杀；从苦难中走出来的你，又被更大的苦难所埋葬。孤 独寂寞的你默默地走在黄泉路上，你未能带走你生命历程中的全部痛楚、全部磨难，而将一 切一切的苦难又加倍地留给了我留给了你可怜的妻子，命苦的‘小娇娇‘。
我决定回兰州去。我要求队上派人送我到车站，帮我买张火车票。当时听说火车票很紧张， 已难以买到。他们答应了。几小时后，又通知，接到省上的指示，农场的劳教人员全部回原单位，各农场的下放人员不论情况如何全部回原单位，他们正在联系火车送他们农场的人回原单位，我也可以和他们一起乘火车回兰州，不必再买火车票了。
这太出人意料了。
3年来，我们每个人不都在盼着这一天吗？如今，这一天于不意间突然来临，却又是在如此凄 苦，如此悲惨的时刻来临，是在付出了许多生命的巨大代价以后才来临。如果景超还在人世 ，这个消息会使我们欣喜若狂，感谢上苍。3年的劳苦，3年的精神重负，3年积累的苦苦思 念，还有饥饿的磨难……这一切的一切，只要他人还在，都会变作相见时的欢情，倾诉不已 的绵绵话语，在我们之间絮絮而出，滔滔不绝……可如今，我在悲愤中只有深深的怨恨！
昨晚地窝子土台上堆积的死难者的被窝，说明这个地窝子里的人已死光，两个小右派只不过是临时结伴在这儿住住而已。为什么，为什么在这儿的难友差不多快要死完的时候，省上才作 出决定，让幸存者全部回原单位，这到底是为什么？那些因饥饿而被逼进另一个世界的 人，他们正当盛年，学有专长，是国家的有用之才，正如周总理所说：‘你们不要以为这些 同志五七年出了点事，是所谓‘右派‘，就可以不把他们当人看待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 人都是国家的有用之才，国家将来还是要用他们的‘。（引自《九死一生 我的右派经历》第267页。）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正需要他们作出贡献，献出他们的光和 热。再说，他们谁无妻子儿女，谁无高堂老母。他们一个个被活活饿死，造成多少个家庭残 破不全，哭声连天。这究竟是谁之罪，谁之罪？在和平年代，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大悲剧？我 作为死难者的妻子、年轻的母亲，又怎样向俩孩子说明我们的亲人的离去？右派分子的我， 还怎样活人？亲人饿死的事实，无疑又在全家人的头上投下了浓重的政治阴影。
下午，在队上吃过饭出来，有两三个年轻人拿着粮票要我替他们到伙房代买馍，显然他们都是劳教人员，在四工农场我们有了粮票也不能从食堂买吃的，他们受到的一定也是这种对待 。然而，此刻的我，竟冷酷地对他们不理不睬，竟扬长而去，对他们的苦苦要求不管不顾。 后来回到兰州后，我还见到其中的一人，他是部队文工团的，在向我作自我介绍时，尖刻地说：‘我就是在高台明水要你代买馍，你没给买的那个人。‘我无言回答。但这件事深深地 印在我的记忆里，我吃惊当时的我竟会那样对待饥饿的难友，我一贯的为人行事也不是这样 。它虽是小事一件，我的自私与冷酷确也达到了一生里的极点。在那个瞬间，旧日里的我又 在进一步地失落，地狱里出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对自己同类大批死亡的无动于衷，竟于不知不觉间也影响了我，改变了我。其实，这种改变在四工农场时就已出现，四工农场 对我们的‘管教‘农场设有教育科，要求被改造的人只要管住自己就行，其他与‘我‘ 无关的事，不闻不问不管不顾，才是我们的行为准则。我在‘医院‘为那些奄奄一息的病号 们烧炕时，油光满面的‘职工‘炊事员阻拦我为病号们代发信件，我不是就顺从地拒绝了为 他们发信吗，现在让我感到羞愧万分内疚不已的事，在当时竟认为理所当然。当时称之为‘ 改造‘的东西，其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人性的异化，人的精神的可耻堕落。改造愈甚，要求愈 严如四工、夹边沟农场所做的那样，异化愈甚，堕落愈甚。旧日的我的失落，对于我是 另一种更为深沉的悲哀。
这天晚上，我住宿在另一处地窝子里。同住的有从天水远途来看望父亲的姐弟俩，姐姐大约 十五六岁，弟弟十三四岁。他们的父亲是个教员，已悲惨地死去。还有一位省邮电局的年轻 女职工，她是来看望丈夫的，丈夫也已死去。我们这些孤儿寡妇们相互简单地询问了各自的 情况，都悲哭不已，谁也不劝谁。各自的悲苦都倾泻不尽，谁又能劝得了谁呢？地窝子里一 片哭声。
姐弟俩抱头痛哭，更撕扯着我的心。我们的俩孩子如今也成了孤儿，失去了爸爸，他们年龄 尚小，不懂得未来将会有着怎样巨大的不幸，更不懂得来安慰做妈妈的我。人生如此充满了难以尽述的悲苦与辛酸，身单影只，右派 分子的我，在重重的政治压力下，今后又如何艰难地跋涉，把俩孩子抚养大？
那位省邮电局的年轻女职工，似仍被1957年的政治大风暴所威慑。她不多话，不说抱怨不满 的话，只是低声饮泣，时不时地发出低低的长嚎，像是闭住了气挣扎不已……
我无法说出自己悲哭的情状。一个多月前，四工农场因饥饿开始死人的时候，我已恐惧地想 到了会出现如今的结局，在内心深处，我已多次痛悼了我的亲人，悲哭了多次。知道自己的 亲人面临死亡而无能为力，眼睁睁地望着远方的他一步步走向死亡而营救无方，这种从感情 到心灵深处的巨大磨难，使我六神无主，痴痴呆呆，呆钝得像个小老太婆。我的心灵多日来 被碾压、被挤碎所经历了的痛苦，他们3人都未尝经验过。当我获准来探望营救我的亲人时 ，新的希望又从心头升起。我总觉得亲人在等待着我，我们都在等着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 临。而当一切的梦幻又全都迅即破灭了时，我仍无法承受我早已悲哭过的现实，我颤栗悲伤 的心经历着巨大的震荡，使我痛不欲生……‘我将怎样活下去？我怎么能孤单单地活下去？我 没法活下去啊！‘这个固定不变的思维在痛哭声中反复从心头出现。然而，迎面扑来，经过 反复咀嚼，反复思索的痛苦，严酷又冷峻，我得默默地全部吞下。为了孩子，我还得活着， 活着去迎接新的苦难，去迎接无法逆料的明天的各种风暴。我不仅是新寡的年轻母亲，失去 亲人的不幸，并未改变我的右派身份。含冤受屈受苦受难的苦日子将怎样继续下去？在反右 斗争期间，我曾自私软弱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把一切的苦难留给他一人承受。而今，我只能 勇敢地肩起所有的苦难。我知道，在他身后留给我的无涯际的苦难，就是泪水流成河也冲刷 不掉一丝一毫！但，泪水在尽情地流，长哭当歌，在倾泻着心中无法言说的悲苦愤恨。这一 切都是谁造成的啊！为什么把一个个受难者都逼到了阴曹地府才算罢休呢？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地窝子里的哭声一定传得很远，附近地窝子里的幸存者们无疑都听到了，但没有一个人进来 问一声，他们都只关注着自己的生存。孤儿寡妇们的哭声，向来都不许他们过问，他们不必 关心出现在他们身边的此等情事。干部们当然更无一人进来，他们只办例行公事，习惯地办 完了例行公事，已经心安理得地休息去了。此时此刻，从地窝子里传出的哭声，又何止我们 这一处！啊，无人理睬的孤儿寡妇们的哭声，地狱里的哭声！
这个地窝子里睡觉的长土台上，依然堆放着不少死难者的被窝，依然没有一根麦草。我们都 哭得乏力了时，便胡乱地拉开那些被窝，胡乱地又铺又盖，在梦中去寻觅自己的亲人，继续 那没完没了的痛苦与悲伤去了……
大约在第三天早上，就得到通知，吃过上午饭后去火车站搭车回兰州，那姐弟俩是途经兰州 后回天水。那男孩子愤愤地说：‘多少人的牺牲，才换来了少数活着的人回去；人不死这么 多，农场里别的人还不能回去，这也太惨了！‘我只觉悲戚不已，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我们已在这里吃了四五顿饭，今天吃最后一顿饭，要结算粮票饭钱了，姐弟俩不知从哪里听 说，来这里探望亲人的家属凡是没见上亲人面的都不付饭钱和粮票，并表示：‘我们也绝不付粮票饭钱，我们哪有粮票饭钱给他们！‘当时粮票极为珍贵，每个人都处于半饥饿状态， 谁也愿意省下自己的粮票。何况在这夺去了自己亲人宝贵生命的所在，尽管大家不怎么敢发 泄自己的愤怒和怨恨，对于管教过自己的亲人，又眼睁睁地把自己的亲人送往死亡的那些干 部，谁心里都愤恨万分，不交粮票饭钱又算什么！我们忍气吞声负垢受辱，在临离开这个害人性命的地狱之前，也得有所表示。所以，4人一致决定，拒付粮票饭钱。
这天上午的饭依然是胡萝卜、洋芋丁熬稠粥，几天来的饭顿顿如此，毫无变化。我们按掌勺人分配的数量吃完了自己的一份，有个干部果然结算这几日的粮票、饭钱，依次向每个人收要。姐弟俩先表示粮票钱都丢了，交不出来；那位年轻的女职工也说丢了；最后问到我， 我也说：‘丢了！‘那干部说：‘你们怎么都丢了？‘我说：‘人的命都能随随便便地丢了，丢了粮票饭钱算什么？‘那个干部没有料到我会这样回答，气急败坏地说：‘你，你！你和他 们还不一样，你怎么，怎么敢这样说话！‘我冷笑一声，并不理他。他想了想，好像也没了词。他当然清楚我的右派身份，在以往，依仗管教干部手中的权力，对付我这样一个女右派 ，他有的是招数。而现在，他知道不能把我怎样，所以便也不再说什么，闭住了他那惯于骂 人的嘴。我们几人一起回到地窝子里，准备行装。
我离开四工农场时带的小行李卷，里面包裹着五六斤饼子，来到这里的当夜便放在了队上。 第二天我转到现在的这个地窝子时，由队上派人送了过来，送来的人当然是劳教人员。我打 开行李卷取饼子吃时，发现一半已不翼而飞。丢了的饼子无法再要回来，我只好什么也不说 。我打点自己随手提的帆布提包，才发现那个装了大半瓶牛羊肉的玻璃瓶，因为走得匆忙， 竟忘记带上，留在了四工农场的宿舍里了。这使我心疼不已，那是我每天从饭盆里一块块拣 出，从自己的嘴里省下来的牛羊肉啊，景超已无法享用，带到兰州给孩子们吃也是很稀罕的 。我相信兰州的供应一定也很紧张，孩子们一定很馋，而我在匆忙中竟没带上，我真恨自己 的粗心。
我带的衣物不少，小行李卷有些分量，队上干部在上火车前还派了个难友帮我提行李卷到车站。我送了个花卷给提行李的难友，以表示感谢。他原来也是部队战斗文工团的。以后又几 经沧桑，到1989年，听说他担任甘肃省歌剧团副团长，同另一位改正了右派问题的同志高平 ，共同创作了歌剧《咫尺天涯》，在北京调演后得奖。此人个头很高，身材魁梧，我们只简 单交谈了几句，他的名字叫王志。王志后来对我的一位熟人说，他看到当时的我凄楚痛苦的 神情心酸非常。30多年后，我们再相遇时，他说，他一直记得，我曾给过他一个花卷。
大地仍一片白茫茫。我从白茫茫中来，又在白茫茫中离开了这个恐怖的地狱。
这次，我们向西边的高台县车站走去。
我一点也没想到，在去县火车站的大路上，竟然巧遇四工农场于前一年9月底派到高台的许 多难友。他们大约有三四十人，报社的杨骁、汪志英、风琴手周至德、省委组织部的关维智 ，还有武威步校的王洪勤许多熟人都在其中。他们都亲热地走来和我打招呼，惊讶地问我怎 么也在这里？我悲伤地说出了景超的噩耗及我来此的缘由，他们一个个便不再说什么了。他 们已见过了太多的死亡，心肠铁硬，麻木不仁。
只有王洪勤走上前来，送给我装有1斤多炒胡麻的小布袋，也算是对孤苦无告的我的抚慰罢 。我含泪接下了这珍贵的礼物。他们也是去火车站准备回兰州的。因为另有带队的人，走了 一段路便分开了。
到了车站，西来的火车刚一停下，人们像是逃难的一拥而上，呼喊着，互相推搡、抢挤着爬 上了火车。火车的停站时间被迫推迟了几分钟。在一个车厢门口，来自临洮的难友高仲英迈 着浮肿的双腿刚踏上火车的脚踏，就被蜂拥而上的人挤倒，摔在了车下，在这最后的一刻， 他没有能够再爬起来。
王志帮我挤上了车。
车厢里，人挤得满满当当的。坐定以后，我才发现全车厢都是农场里的难友，也有少数像是 家属模样的。火车启动前进了，这里已不再是死寂的活地狱，人们大声说话，像沸腾了的开 锅水，暂时自由了的人们自由地述说起各自经历过的苦难，感喟不已……
王志没有上车来，他还有些事没办完，要停留几天。我身边没有一个认识的人。难友们从我 的神情相貌上有所猜测，有人试探着问：‘听说王景超的家属也来了？‘我急忙回答：‘我 就是。‘这一应声，立即有三四个人凑过来和我搭话。这第一个试探着和我说话的人，穿一 身黑棉布制服，30多岁，名叫邹春生，河北口音。我问：‘你认识王景超？‘他热情地说： ‘认识，咋不认识呢，我们在一个小队，平常我们都叫他‘眼镜‘，他为人不卑不亢，我们 挺合得来。他没有能够回来，真是……‘他咽下了心中的遗憾。另一个原临洮供销社的干部 告诉我，我的亲人临终时因水泻送了命，他在景超病倒时曾问过要不要给我发个电报，回答 是：‘不要。‘这个回答使我的心又流血不止……他明知自己行将赴黄泉，却还在为他可怜 的妻子着想，他知道妻子无能为力，他怕同样在挨饿的妻子精神上承受不了这打击，他怕处 境危险的妻子会因此而出问题。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成全他可怜命苦的妻子……啊，我 的亲人，那个电报你原该发的，只要收到电报，就是拼命我也要为营救你想尽一切办法，何 况那时政策已有松动，抢救人命的呼声已开始受到上面的注意。但是，你已被禁锢得太久了 的生命想不到这些，你已被摧残得太久的躯体支撑不了多久，你终于悲壮地倒下了，你可怜 命苦的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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