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4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我知道，她说这话是从内心里庆幸我总算回来了，对于景超未能回来，仍谨慎地避而不谈。　
在报社这个我极为熟悉而又陌生的所在，人们对我的疏远冷漠，使我的感情也只能是相应地对应之，麻木冷漠，难以外露。　
我去看外祖母，只见她枯瘦如柴，穿着大红绸子的老衣围靠被子坐在炕上，外祖父过去可算是小康之家。外祖父的寿辰是阴历重阳节，外祖母的寿辰是阴历九月初七。过去，二位老人　家的寿辰常合在一起，都在重阳节这一天过。我小时候去外祖父家贺寿，每次都要磕头的。　他们的寿衣早在50多岁就做好了压在箱子里，在这样的大年馑里，需要时取出很方便。现　在，外祖父已辞世，看见外祖母穿着大红绸子的老衣坐在炕上，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她已完　全失聪，我无法宽慰她，也不知她心里在想些什么。看望她老人家，我提了一斤供应的饼干　，坐在她身旁。一会儿，我看到她用手指着桌子上切开的萝卜，说是要吃。姑姑切了一片递　到她手里，她抓起来就往嘴里送。我看见她满嘴上下牙一共也就五六个，可她硬是用残缺的　牙使劲咬着脆生生的萝卜　。她一定是肚中饥饿。　
又过了几日，外祖母咽气了。二位老人的生日只差两天，先后咽气在一个月内。显然，是无法抗拒的饥饿，先后夺去了他们的生命。　
我去外祖母家奔丧时，外祖母已穿好寿衣躺在一块木板上。我只流了眼泪，没有大哭。我见过的死亡太多，心灵情感都已麻木迟钝。任教于兰州大学地理系的表兄苏炳勋，年纪比我大得多，他跪在灵堂前，喊着：‘奶奶啊！‘大哭不已，悲痛不已。给外祖母送葬，我没有　去。抬埋老人，按兰州过去的规矩，主家都要准备酒菜，招待奔丧的所有亲友。现在，大家都饿着肚子，自然无法为亲友们准备饭，送葬的人就尽量减员。大家认为我连遭不幸，景超去世不久，身心的重负已难以承受，我便成为当然减员的对象之一。外祖父母都埋葬在兰州　西郊的晏家坪。　
父亲作为一家之主，过去家中一切祭祀天地祖先的大事，都由他操持。由于他没有子嗣，一　切祭祀活动中，跟着他磕头的常常只有我这个长女。我的妹妹们都小我许多岁，那时还无法　跟上我一块儿磕头。我从安西回来才两天就带着俩孩子去兰园看电影，父亲当时嘴里没说什　么，心里很生气。有一次在我为别的事和他发生顶撞时，父亲就借机怒气冲冲地发泄说：‘　你一回来就领上伐夏、小夏看电影，像啥样子嘛，谁家的人有像你这样的，狗东西！‘父亲　从来没有这样骂过我，他心里对失去景超的哀痛是很深很深的。我重返安西去取行李后，为　了纪念景超，他重操原来的行当，在方桌上为景超设了灵位，上写：‘爱婿王景超之灵位‘　，并摆了几样祭品。3个妹妹从未经见过这种祭奠活动，心里都清楚大姐夫是个右派分子，　就有些害怕。但父亲不管不顾，他按自己的方式纪念了爱婿。我只是在多年后才知道此事的　。三妹提起时，还说：‘不知道大大那时怎么就敢！‘父亲那时对于我没有对景超有任何的　祭奠，一定内心非常不满。在我去安西后，他便按自己的心意作了补救，按照他自己的方式　，作了他该做的事。可我在农场已看到了太多的死亡，任何一个‘钻沙包‘的难友，没有谁　会祭奠他，更无人悼念他。习惯成自然，我认为不祭奠，不作任何悼念，忘却一切，倒是正　常的。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同正常人的心态反差就是如此之大。　
事实上，在大饥馑的日子里，父亲有了很大改变，他的精神已有些失常，神志已不很清楚。　一次，我的亲叔伯兄弟和良来看我们。我和景超还在报社工作时，他作为调干学生在西北大学历史系上学，暑假期间回家，到报社看过我们。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他作为学生也被　划为右派，也不知他的处分如何，他倒是主意很正地回到兰州家中自谋出路，找了份工作干　上了。现在，他的生活还是安定的。他来到父母家中，我们闲话一阵，主要是说了说我和景　超的情况，农场死人的情况，等等。在他告辞前，父亲竟然提出五六种报章杂志，要和良为　他到邮局代订。父亲大半辈子都有阅读习惯，爱看杂书。可是，在大家都饿着肚子的日子里　，他不提别的要求，却要和良为他代订五六种报章杂志，真让和良哭笑不得。就是替他代订　了，那些日子里的他，饿着肚子又哪有精力去看。这已是他神志不清冒出的妄念。　
妹妹们说，此时的父亲常将家里的衣物背着家人拿到街上卖了买吃的。景超的一件短皮大衣　已很旧了，原来他一直穿着，因天气已暖，就拿到街上卖了不知多少钱，用13元买了1斤高　价水果糖拿回家来，只给了母亲一两块，别人一概不给，就一个人吃了。他脾气变得非常暴　躁，而且不讲理，动不动和母亲、妹妹们大吵大闹，以至后来发展到向母亲、妹妹们寻衅闹　事。母亲和妹妹们不胜其烦，在外祖母去世后，就干脆躲到了外祖母家，住在了外祖母的房　子里，不回自己的家。　
父亲作为有历史问题的人，一向对中国共产党敬畏尊崇。就在我们去河西劳动之前，他对甘　肃省委要把河西走廊建设成为全省的粮棉基地满怀信心，对我们去劳动的前景充满希望。他　曾热情地说：‘你们先走一步，过几年河西建设好了，干脆我们全家都迁到河西安家落户。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他仍然一片赤忱，曾狂热地写信给我，打算把俩孩子的名字改为超英　、超美，被我拒绝。两三年过去，大跃进失败了，全民挨饿，人人长年累月吃不饱肚子。这　一场灾难的出现，是他所始料未及的，他内心掀起的风暴雷霆，他的躯体神经都无法承受，　他又不敢把愤怒怨恨用语言作丝毫的表示。他的爱婿、女儿正是由于因言获罪，爱婿又被　活活饿死在劳动教养的农场。他不能，他什么话都不能说！这样，灵魂的车裂，饥饿的折磨　，终于使他精神分裂，神志不清。　
我从四工农场拿回的那块牛肉，家里人并没有立即煮熟吃了它，而是先放在了母亲的衣箱里　，用一把老式的黄铜锁锁了起来。此时，母亲和妹妹们都在外祖母家住。只有伐夏、小夏和　父亲仍住在一起。父亲知道箱子里有一块牛肉，就急不可耐地想把牛肉取出煮了吃。夜里，　伐夏、小夏都已睡了。父亲就想方设法要把箱子打开。此时，衰弱的他已没有多少力气，　一　次又一次的努力，都使他摔倒在炕上。伐夏、小夏都醒着，都不敢说话，就看见他一次又一　次摔倒在炕上。折腾了半夜，他到底也没把箱子打开。　
伐夏第二天把父亲为取牛肉折腾了半夜的情况给大家一说，我们就为俩孩子担心，万一他在　愤怒和神志不清中对俩孩子做出了什么，可怎么办。　
后来，在报社的院子里路遇叶滨，我就要求报社分给我一间房子，我说：‘我3年没管过孩　子，现在回到报社，我要和孩子住在一起，照管教育孩子。孩子们需要我，住集体宿舍，孩子们见不到我，哪行呢？‘叶滨应允。这样，我在报社附近力行新村56号的职工宿舍有了一　间平房，把孩子们接来住在了一起。孩子们转学到酒泉路小学，伐夏上三年级，小夏一年级　。　
我们的这间小平房坐南朝北，非常阴冷。我们搬进去后向报社借了个铁皮小火炉，领煤还得找管理科的张炯。张炯就住在后院里，我向他说了说。他问：‘你啥时候领？‘我说：‘明天行不行？房子阴冷，我想马上就把炉子生着。‘张炯一口答应，说：‘行，明天上午10点　左右，你到炭场上来，我给你发。‘第二天是个星期日，我借了个架子车去领煤。到了炭场　上，张炯已等在那里，见了我说：‘今天我本来不上班，见你要领，我才特意赶来。‘话虽不多，我心里一热，几乎流下泪来。1949年，我初到报社的那个冬天，就是张炯发的煤。那　时，作为城市女孩的我，毫无劳动能力，我的同室女伴也一样，张炯发煤，是他自己用筐挑　着煤送到我们宿舍的。他也是同景超一起从西安行军到兰州的。听说行军途中，他打前站，　给大家办理伙食住宿都很能吃苦。在报社共事的这些年里，我和景超成立了家庭，有了俩孩　子。一场反右派斗争后，景超去农场劳教未能回来，我们孤儿寡母落得如今的下场，他心里既同情又难过，所以很乐意在星期日为我发煤。　
同院还住有原甘肃农民报的马占海，他曾是我在二版编版时的助手，回民，现全家人都住在这里。我们原来相处就好，反右派斗争中，他对我的揭发批判，只是迫于形势作了作姿态。　他如今也没有表现出和我划分政治界线。我去他家坐了坐，说起做饭无锅台，那时家家都自己起灶　，无锅台就无法做饭。初次见面的他母亲看到我年纪轻轻拉扯俩孩子很忄西惶，热情地说：‘占海会泥锅台，叫他星期日帮你泥上一个，你和　两个娃娃，在房门口小小地泥上一个就行了，用不了多少土坯，找些旧砖也行。‘这样，找了些旧砖、土坯，马占海在星期日为我砌了个锅台，当下就生起了火。　
我总算有了一个家，一个残破不全的家。　
初到报社，党员干部汪星主动和我有来往。　
反右斗争之前，我们一贯友好。我和景超结婚时，我们同住一排平房。他的前妻郭霜青和我　同龄，在资料室工作。作为邻居，又是差不多先后作了年轻的母亲，我和郭霜青在一起有许　多共同的话题，常有来往。后来，郭霜青不幸因病早逝。　
汪星是从延安来的年轻干部，极有才华。他二胡拉得好，有一次报社办晚会，男女同志有个　小合唱，他是我们的领唱，歌声嘹亮，且极有感情。报社举办舞会时，我去跳舞，他常是我　的舞伴，舞也跳得好。但他性格耿直，在各种会议上总要直话直说，所以，50年代在编辑部　处境不算好。　
在反右后期，景超和报社别的右派分子已到小西湖的二厂劳动去了。有一天，汪星说，他有　事晚上要找我谈。晚上，他来到家中，第一句话就笑着说：‘尕老婆犯错误了！‘这句话使　我几乎流出了眼泪。因为我结婚时只有18岁，当时把结了婚的女同志叫‘老婆‘，我年纪小　，有的人说我是‘尕老婆‘，有些熟人就都亲昵地叫我‘尕老婆‘，汪星也叫我‘尕老婆‘　。后来，我有了孩子，叫‘尕老婆‘的现象自然消失。大家随后都叫我的笔名‘和桑‘。两　个字的名字叫起来方便顺口，也亲切些。到反右开始后，大家为了和我划清政治界限，‘和　桑‘没人叫了，无论会上会下，人们用‘和凤鸣‘呼来喝去。汪星一见我张口就亲昵地仍叫　我‘尕老婆‘，使我立即想到了我们做邻居时亲密无间的岁月，他没有和我划什么政治界限　，而且语气流露的完全是抚慰，我心里涌动着热流，眼泪差点掉下。　
当时，汪星在记者部负点责。1955年我在天水农村田家庄、湾子一带采访时，记者部有个摄　影记者也去那里采访，后来当地有人来信揭发，说这位摄影记者生活上不检点，同一位军属　出了问题，并指出当时我也在那里采访。汪星找我谈话，其目的就是进一步落实一下，那位　摄影记者是否真有此类问题。经我回忆，实在想不起那位摄影记者有那种问题，至少当时我　毫无觉察。汪星听完我的回答，再没多说什么话就走了。他走后我还想，他为什么要专门　登门问我呢？琢磨再三，我转而想到，汪星是个极聪明极正派的人，他对我的了解不谓不深　。反右以来对我的批斗，他心里一定打了个问号，他没参加过对我的批斗会，在运动中什么　话都不能说。多日来，我们一直未遇面，他想要对我有点抚慰也没机会。这次为了解那位摄　影记者的问题，他就有机会同我单独见面了，别的话不能说，叫我一声‘尕老婆‘，我肯定　会心领神会，我们之间的距离立即就拉近了。就这样，我铭记住了我们这次短暂的见面和谈　话。　
我身单影只地从安西的农场回到报社，有一天见到汪星，汪星说：‘小毛住在贤侯街，哪天　我领你去找她，你就有说话的人了。‘小毛原名陈雪鸥，是我在甘肃农民报编二版的伙伴　，我们相处得好，工作上合作得也好。她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去了台湾，母亲是地主分子　，离了婚的丈夫历史有问题。但她性格活泼，走路总是跳跳蹦蹦的，所以有人给她起名小猫　，书写时为简便起见，便写小毛。当时全报社的人都叫她小毛，原名倒无人叫了。反右　前，她已调到兰州报社，鸣放时没啥言论。但她在甘肃农民报和我编二版时，对不懂行的副　总编辑×××有不尊重处。×××记恨在心。到反右开始后，×××数次到兰州报社，找兰　州报的领导进行撺掇，以各种理由认为陈雪鸥是个够格的右派分子，最后就将她划成了右派　。3年前，我和景超去河西劳动改造，兰州报属市级单位，陈雪鸥留在了兰州市。因她已调　出甘肃日报社，我们之间3年断绝音讯。我回到兰州后，就不知她的住址，无法和她联系。　小毛原来和郭霜青同在资料室工作过，和汪星也很熟。汪星一见到我就主动要领我去贤侯　街找小毛，让我有个说话的人，这话正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我在孤独中是多么需要有个有着　相同命运，可以互诉衷肠的人呵！汪星一见到我就想及此，并要领我到小毛家中去见她，这　真是雪里送炭，这情谊真是太珍贵了。此时，我和小毛都还没有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是　阶级敌人。汪星作为党员中层干部此时他已调兰州电影制片厂工作，竟如此不避嫌，还　一如既往地关心我，考虑到在我不幸和痛苦的生活中，最需要有个说话和来往的朋友，这只　能用‘人间真情‘来说明。几天后，他就领我到了小毛家中，因小毛家中已有客人，他　把我领到后就告辞了。从此，我和小毛相知很深的一对难友就有了来往，互相关心，互诉衷　肠，在共度苦难的岁月里减轻了许多孤独寂寞，增添了许多慰藉。　
夏天，汪星和他再婚的妻子余润珠带着女儿去五泉公园游玩，回来时路经我家，还进屋坐了坐，闲话一阵。在我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之前，汪星到我家看望我，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我和俩孩子住在一起后，常来看望我们的是杜博智。他在农场当过炊事员，现在又在报社　食堂当了炊事员。　由于当时副食供应仍短缺，报社食堂的副食来源较多，我们在报社食堂也打饭，去打饭的常　是孩子。和杜博智一起的有个炊事员冯得贵，是我们去安西后才来的，杜博智和他对孩子们　打饭多有照顾，主要是菜打得多，有时付一个菜的钱，打给两个菜的量，如菜有剩余，则打　得更多。我有时因事去伙房，也会受到炊事员们的特殊优待，如王银福、范生荣，看到我进　了伙房，就让我吃菜案上洗净了正在切的西红柿。我吃了一个又一个，在不好意思　再吃时，范师傅仍热情地一再劝我：‘吃，吃，再吃，再吃！‘我就再吃上几个。他们对劫　后余生的我非常同情，特别是想到我还要拉扯俩孩子，过日子难着呢，就伸出他们援助的手　，在一旦有机会时就帮我一把。　
杜博智在下班后常来我家聊天。在反右期间，我就听说他和食堂管理员张志杰的女儿张玉　荣相好。在挨批判期间，他们仍一起逛马路，看电影，在双城门的小吃店一起吃八宝稀饭。　这些情况当时是作为批判他的材料揭发出来的。我问起这些情况是否属实，他说：‘有这事　。‘他还说：‘咱们去安西时，荣她妈给我炒了几个菜，烙的馍，用菜盒子装了，我就是从　她家动身上卡车去的火车站。‘他总是把张玉荣亲切地叫‘荣‘或‘荣荣‘，几十年如一日　。　
我们到达安西县城的那天正是‘五一‘，杜博智和难友们在街上闲转，看到商店里有卖的条　绒，不要布票，当时兰州无条绒可买，就和几个难友一起各买了几尺，后来托蒲廷珍带回兰　州送到张玉荣家中和各自的家中。　
回兰州后，杜博智已打听到张玉荣在青海湟源畜牧学校上学。有一天，他就在我家的桌子上　给张玉荣写了封信，问她现在是否有男友，是否还愿意和他继续好下去？在安西的农场3年，　他俩没啥联系。这封信使他俩中断了的关系又接续上了。　
在此期间，有些难友陆续打听到我的地址，先后来家中看我。他们有：省劳改局的欧阳夏、　公安厅的符文虎、李德寰、梁正光、李鸿元、谈宇波等，还有杨得春、赵芝贵等，徐福莲、　梁富杰夫妇此时都住在兰州，也先后几次来看我。　
公安厅、劳改局都有基层的劳改单位进贡，他们的副食供应就较充足。一次，我去公安厅他　们的宿舍，符文虎虽已回到自己家中，这天也在场，他指着一位从夹边沟农场回来的难友介　绍说：‘此人是高尔基的弟弟高尔泰。‘他就是20年后在美学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著名学者　高尔泰，其主要著作有《论美》，曾轰动一时。当时我已知道他的名字，而且知道他曾在　新添墩劳动教养。他幸免于难，是由于公安厅办公安展览，他会画画，就被抽出来在兰州搞　展览，他当然得吃饱肚子才画画。就说这次我在他们宿舍，难友们知道我平日里吃得不及他　们，就留下我吃饭，一次再次地劝我吃，让我饱餐了一顿，饱得几乎弯不下腰来。这天，他　们还分到猪肝等肉食，符文虎用报纸包了一包，当然，他们也让我沾了些光，送给我一些猪　肝。只记得符文虎说：‘猪肝沾上了苦胆汁，吃以前要用水泡一泡。‘符文虎有幸去了玉　门黄花农场，没去四工农场，所以我们受过的苦他连边也没沾过。　
赵芝贵只来过一次。他进门就数了26元钱给了我，我觉得数目太大，不好意思拿，因为我知　道他也是降了几级工资的人，手头不宽裕。但他说：‘我老婆孩子都在天津，不要我负担，　你就留着用。‘仍态度坚决地把26元给了我。　
杨得春买了5元1斤的高价点心留给我和孩子，情义可感，因为此时大家都手头拮据，1斤高　价点心是很珍贵的礼物。我和杨得春相识在十工农场的演出队，当时我是演员，他是乐队的　。我们都回到兰州后，他重操旧业，在五泉公园的露天舞场的乐队又当上了伴奏。五泉公园　离我的住处很近，有时也会有难友邀我去那里的露天舞场跳舞。到了70年代，当我再次身处　逆境之时，经卢全福指引，我在他母亲家里找到他，他又热情地帮助了我，为我家搭了个厨　房小棚，砌了个做饭的锅台。可到80年代后，他母亲住的平房拆迁后不知去向，我再也找不　到他了，只知道他在兰化公司，不知他在兰化哪个厂。我苦苦找他，还想从他那里了解他们　在高台时受苦受难的情况，而最终未能找到他。现在高台的一章在全书中写得最简略，就是　由于我无法了解得更多，而成为遗憾。　
武威步校的原军官们，只有徐保安来看过我。他来到我家，看到我正好买到一卷可作卫生纸　用的大张白纸因为当时卫生纸脱销，就说：‘我老婆快生孩子了，买不到卫生纸，干脆　，把你这些纸都送给我吧，你又用不了多少，自己再想办法去。‘硬是把我才买来的一卷白　纸拿走了。以后我也再没见到他。只是听张露玲说，杨爱珍生了个男孩，为了不忘记在安西　四工农场经受的苦难，他们给孩子起名叫‘记西‘。　
武威步校的原军官们后来都未安排工作，在招待所住了一年半载之后，都各回各的家乡，自谋出路去了。此后，我和他们也就断了音讯。只有留在玉门黄花农场的陈明还和我有过来往　，到打倒‘四人帮‘后，他调来兰州，在省人民政府任职，后来官至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在火车上认识的‘三八‘式老干部邹春生，以及后来在兰州认识了的参加过长征的官锦文，他俩都是在部队上犯了事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据说，官锦文在农场因忍受不了饥　饿，曾大发牢骚，表示不满说：‘长征时也没这么苦啊，长征时没啥吃时大家都挨饿，射杀一头野牛，大家就能饱饱地吃上几天，这里长年累月地挨饿，从来也吃不饱肚子，这种苦日子才真难熬得很呀！‘管教干部对待他们这种人多少还有点区别，所以他俩作为幸存者后来都回到了兰州的部队上。据邹春生说，他们一回到部队，单位上就把他们每月的生活费增加　到了100元，这在当时就够宽裕的了。后来，官锦文还和几个年轻人重返夹边沟农场，去取回他们迁场到高台明水时留在夹边沟的东西，他们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我，我就委托他们去时　把景超留在那里的箱子也捎回。　
过了几天，他们就捎话说景超的箱子已取回，就放在他们住的甘肃军区招待所，要我设法取　回。我只好写了封信，委托杜博智下班后去取。他大概是用绳子捆绑后把箱子背到我家里的　。　这天晚上又停电，二妹和三妹正好来看我，看到杜博智把箱子背回，二妹连忙说：‘谢谢，　谢谢你了！‘帆布箱是上了锁的，自然是没有了钥匙。我们硬是用剪子把锁撬开，打开箱子　，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