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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雄师:四野档案-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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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人民自治军进入大城市，也不准东北人民自治军接收苏军缴获的日伪军用物资，造成了后续入关部队物资补给的极大困难。
鉴于此，黄克诚于辽西阻击战失败后向中央发去一个电报，直陈部队所面临的困难——“七无”情况，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锦州、山海关以西地区土匪极多，少数人不能通行，战场极坏。而敌人已占领锦州，将直达长春。我提议我军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体力，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12月17日，三师又给军委去电报：
“部队武器仅补充步枪1200支，轻重机枪44挺，山炮10门，野炮4门，尚不能补足。沿途留下之武器，且多破缺不全，为新部队丢下不用者。杨师，梁师稍多一点，干部战士对新部队装备完善，老部队破破烂烂，极不满意。”
电文中讲的“新部队，是指先期出关部队扩编组建的部队。因当时苏军还未限制东北人民自治军的行动，所以还算顺利。后续出关的部队则遇上“老大哥”的翻脸，什么也没拣着。
除了无武器之外，还缺少群众的支持和部队的给养，林彪在给“吕正操、李运昌、东北局、并报中央”的电报中反映：
“老百姓说：八路军和中央军都是为老百姓的，彼此不打好了，并认为国民党是中央，旧政权，旧武装人员，皆盼望找国民党接头。”
老百姓对共产党及其军队不相信，不理解，使部队处于被动状态。给养也成了大问题。部队驻在辽西一些城镇时，当地的商会、绅士或若干头面人物也组织一些“慰问”活动，可送来的“慰问品”尽是一些雪花膏、头油、手绢之类小百货，根本没有能够果腹的食品。新组建的部队兵员成份也有严重不纯的问题。“八·一五”后，先期出关的部队，根据中央的指示和控制东北的实际需要，扩编了大量的兵员，使部队迅速膨胀起来。当时参军入伍的，一是工人、学生；二是一些溃散的散兵游勇；三是成建制的伪满军队；四是打着八路军旗号、由国民党先遣军组织的武装。许多武装游杂，本是要配合与迎接国民党军接收东北的，那知共产党的队伍腿长，先于国军一步进了东北，他们不得不随机应变，也扯起了“共”字的旗号。准备时机一到，再掉转枪口。
即使是那些真正的工人、学生也有在关键时刻丢下枪不干的。因为，日本人在东北统治了14年，真正的东北老百姓当了14年亡国奴，不但经济上受剥削、压榨，而且，在政治上与人格上亦受到极大压抑。东北解放后，许多血气方刚的年轻工人、学生积极要求参军，有的想通过当兵混个一官半职。可是，当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后，这些人受到欺骗宣传，以为国民党军才是真正的“中国政府军队”，而八路军不是“正牌”，加之，“国军”装备的是飞机、大炮等崭新的美式武器，身着整齐的美制军装，足登皮鞋，肩章耀眼，而共军这边则破衣烂枪。于是乎，在战火迫近之时，弃枪逃跑、甚至反水的人渐渐多起来。
辽西阻击战失利后，林彪在发给“东北局、李、吕”的一封电报中说：“在东北新成立之十多个旅，成分皆极坏，皆缺乏政治认识，流氓、土匪、宪兵、伪军甚多，真正的工农成份，亦被带坏。这些部队所见之李运昌部（三个旅），亦元战斗力，对群众纪律极坏，不但不能发动群众，反而使群众对我不满；不但不能消灭敌人，反而助长敌人士气；不但不能打土匪，且受土匪勾引。”
从1945年12月底至1946年1月初，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统计，仅10天左右，“先后叛变者有：吉林1。2万人。合江5000人，龙江约3000人，牡丹江3000人，松江1万人，辽北3000人，嫩江3000人，李运昌部亦叛变不少，先后叛变共约4万余人。”
1945年12月底，东北人民自治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改变战略部署，决定：除将四分之三的主力部队集结于阜新、黑山地区之外，其他部队以师（旅）为单位，开始有重点地分兵于西满、北满、东满的广大地区进行剿匪及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其中，由林彪直接指挥的新四军第三师，山东军区第七师和第一师，作为机动作战部队，活动于法库、康平等地。
黄克诚带着新四军三师一部，由阜新北上，分散于西满的洮南、通辽、彰武、库伦；杨国夫的第七师一部及刘其人渤海军区新编师，分散于北满的肇州、肇源、肇东等；罗华生的第二师，冀鲁豫军区第二十一团扩编之第二十五旅，分散于盘石、双阳、海龙、敦化等地。由山东军区第三师和第六师及第五师一部组成的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第三纵队分散于南满各处。由抚顺抽调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三五九旅，则开往哈尔滨、牡丹江和佳木斯之间广大地区，执行剿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等巩固战略后方的任务。1946年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当时黑土地上冒出了很多号称“自治军”“救国军”的武装。这些武装打着“救国”的旗号，干的是土匪的勾当。共产党开进东北的部队也以“自治军”自谓，造成鱼龙混杂，良莠难分，在老百姓眼里，共产党的武装就是“胡子”（土匪）中的一股大“胡子”。所以才改旗易帜以示区别。
新改称谓的东北民主联军，仍以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任政治委员，周保中、吕正操、萧劲光为副司令员，罗荣桓、陈云任副政治委员，萧劲光兼参谋长，陈正人为政治部主任。为了前线作战和后方建设的需要，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分为“前总”和“后总”，林彪带“前总”在辽西前线指挥作战，罗荣桓主持“后总”的工作。为了适应军事、政治斗争的需要，东北民主联军对各部队和各军区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将陆续成立的锦热、辽宁、辽东、辽西、吉林、辽北、松江、三江、嫩江、北安十个军区，重新调整划分为北满、南满、东满、西满四大军区，并下属若干省军区和军分区。此时，整个东北民主联军的部队，除了山东一师和新四军三师第七旅仍归“前总”直接指挥外，其余主力部队均划归各军区指挥。其中，东满军区所属部队有：以八路军山东军区二师为基础扩编的第二十二旅、二十三旅；山东滨海支队为基础扩编的第七纵队，下辖第十九、二十旅；原第二十五旅改编为警备第二旅；以及第二十四旅和吉黑纵队等。
西满军区则以原新四军第三师的部队为基础，进行扩编和整训，另外还辖有由晋绥部队第三十二团和冀热辽部队第十五团扩编而成的保安第一旅。
南满军区的部队有：以八路军山东军区第三师、警备第三旅及冀热辽第二十一、二十三旅合编而成的第三纵队；以山东军区第六师、第五师及胶东地方武装各部合编的第四纵队；另以原晋绥第三十二团一部为基础扩编的保安第三旅。
北满军区则以原冀热辽第十九旅及松江军区一部编入山东第七师，下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旅；原陕甘宁三五九旅扩大为六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此外，新成立的有嫩江警备第一、二旅，北安警备第一、二、三旅。
如何组织、协调、指挥这支新组建的军队，这副沉重的工作重担，压在了罗荣桓的身上。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后，罗荣桓的职务虽然从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改任副政治委员，可实际上的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工作，仍然由他负责。
自罗荣桓受命后就经常考虑着各部队之间的团结问题。只要见到自己的部属，不管是老部下或新部下，罗荣桓总要告诫他们注意各部队之间、各地区干部之间、新老部队之间、先后到达东北的部队之间、以及总部指挥机关与各部队、各地区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
12月下旬，在罗荣桓的建议下，总部发出了以彭真、罗荣桓署名的电报，要求各部队一定要加强团结，互相支持。在电报指示中，还特别强调指出：“先到东北的部队应照顾全局，竭力帮助后到的部队；主力部队应以最谦虚的态度去团结扶助新编成的部队。”随后，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又发出了《关于目前部队政治工作的指示》，进一步强调了各部队之间的团结问题。
当然，要求下面部队领导做到的，他这个东北民主联军的政治委员首先应该做到。对于罗荣桓来说，严于律己，不仅是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所形成的工作作风，而且也是数千年中国传统对他的熏陶与染濡。罗荣桓自幼饱读诗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领导者或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王道”之术，应该从自身做起，强调以“德行”、“操守”立威，以个人的人格力量去影响驾驭部下。在调整、组编民主联军的工作中，罗荣桓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
一次，他的老部下，山东军区第一师副师长李梓彬来看望病中的罗荣桓。在汇报工作的谈话中，李梓彬谈到了部队所面临的许多困难：缺少装备、新枪都被别的部队拿走，没有经费、给养严重不足等等。
罗荣桓沉思了片刻，缓缓他说道：“你们是山东来的老部队，是主力，一定要做出好样子，发扬老传统，同兄弟部队搞好团结。不管是对老部队或新扩编的部队，不管谁指挥，都要主动搞好团结，听从调遣。内部团结搞好了，才能打胜仗，打好了仗，什么都有了。关于这个问题，我要给梁兴初和梁必业同志写封信。”
梁兴初、梁必业分别任一师的师长和政委，是部队的主要领导。罗荣桓写信给他们二人，并不是不相信李粹彬，而是要让下级有个准确的文字依据，完整准确地理解上级的意图。红军时期，罗荣桓在红一军团当政治部主任时，梁必业还当通信员。一次，梁必业送一份文件给罗荣桓，罗荣桓收下文件后，梁必业非要罗主任打一个亲笔签名的收条不可。可当时战斗正激烈，手头连张纸都没有，于是，只好让梁必业伸出手来，在他的手心上签了个名才算完事。
今天，罗荣桓在亲笔信的末尾，端端正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好让自己那位十分认真的下级一丝不苟地遵命办理。
正当处在后方的罗荣桓大做部队间团结工作的同时，在前线的总司令林彪，却正为辽西的战事绞尽脑汁。
部队撤出锦州后，在锦州至义县间的小镇——上下齐台，林彪又部署了一次作战。结果，伤亡大不说，还打成了击溃战。在节节退却的路上，林彪冥思苦想着对付国民党军的良策。
自进入东北始，作战对象与作战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部队由过去那种依托根据地打游击战转变为打没有根据地条件下的运动战。过去打日本鬼子，老百姓全力支持，游击战打得得心应手。如今作战对象是代表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的美械部队，不但火力强，情报也准确。在此形势下，部队在作战方针、战术指导和部队编组等各个方面，都必须与当前的情况相适应，才能打败敌人，扭转不利的战局。
12月下旬，为了进一步总结山海关防御战失利以来作战的经验教训，明确下一步军事斗争的方针，林彪在辽宁阜新召开了一次营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林彪首次提出了“等、忍、狠”的作战指导方针和三条战术原则，即：“一点两面”、“三三制”、“不打主观主义的仗”。
什么是“等、忍、狠”的作战指导方针呢？林彪解释说：“等、忍、狠”的方针，是指在目前形势下，军事行动要等待一下，等待土匪的肃清、群众的发动和根据地的建立；对于敌人暂时的猖狂进攻，要忍耐对付，避免过早地使用主力进行决战，让敌人占去一些地方，以分散敌人；一俟条件具备，则坚决大举反攻，狠狠地打击和消灭敌人，恢复与扩大解放区。”
三条战术原则的内容是：“三三制”战术，是指在一个班内，将全班战士编成三个小组，每组3人，由正副班长和军政素质较好的战士担任组长，目的在于加强班的领导和指挥。这种编组，平时便于训练管理，战时利于指挥，且机动灵活，能够避免因队形拥挤所造成的伤亡。
“一点两面”战术，主要是针对辽西作战中各级指挥员不善于集中兵力对敌进行包围迂回攻击的情况而制定的。林彪还专门分析了近期进行的上下齐台战斗，其弊端在于队形密集、一面平推，不敢对敌军分割包围，结果，以较大的代价打了一场击溃战。在“一点两面”这种力求分割包围全歼敌人的战术中，“一点”，指的是应当集中优势兵力于主要的攻击点——当然这一点是敌人的要害和弱点，保证打垮敌人，反对在各个攻击点上平分兵力的做法；“两面”，是指必须大胆地采取至少两面——兵力多时可以三面、四面——的攻击部署，并力求将主攻方向选择在敌人侧面或后面，使其不敢顽强抵抗和不致突围逃跑，避免击溃战的结果。为了保证“一点两面”战术的正确运用，各级指挥员亲自侦察敌情与地形就显得十分重要，特别是地形的选择，对主攻方向的确定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林彪又提出了“不打主观主义的仗”的原则。
鉴于眼前的对手——国民党军第十三军等部队炮兵、自动武器多、火力强的特点，林彪及其“前指”参谋人员提出：“必须以熟练的夜战、近战和发挥手榴弹与炸药的作用，作为战胜敌军的手段。阜新会议所确定的这些战术思想和军事方针，对东北战场军事斗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在重庆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同时，国共两党各向所属部队发布了停战令。
但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的军事发展顺利，不愿就此罢手，便单方面宣布：“国共停战，东北除外”，拒绝和中共谈判东北问题，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任何地位。
就在国共两党代表签署停战协定的当天，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密电，称：停战令将于10日下达，于1月13日午夜生效，着令各将领督率所部星夜攻击前进，务于停战令下达生效前占领平泉等重要城市。
平泉，属热河，位于东北与华北结合部，拿下了平泉也就解除了进攻东北的侧翼隐患。1946年2月初，东北国民党军队在得到了新六军、新一军等精锐部队增援后，分兵三路向东北民主联军控制的地区大举进攻。南路，为新六军第二十二师，沿沟帮子、大虎山一线进攻。此路为新近调入东北的国民党精锐部队，自恃武器精良火力强大，一路快速推进。10日占领盘山、台安，14日进抵辽中。
中路，为第五十二军，从黑山、北镇出发，占领新民后，以其第二十五师继续推进至沈阳市郊。
北路，是第十三军的八十九师，自山海关开始就一直尾随东北民主联军，特别是打过几次胜仗后，各级军官的胆子也大起来。分别由阜新、彰武出动，向阜新东北的骛欢池和彰武、法库间的秀水河子开进。
2月11日，八十九师的一个加强团一路疾进，到达秀水河子时。已远离其主力部队，闯入了东北民主联军设下的罗网。秀水河子，位于彰武到法库的公路上，是一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镇。北南流向的秀水河子从镇边淌过，小镇因此得名。林彪在此精心部署了一场战斗。
当东北民主联军“前总”发现国民党军一个团孤军深入后，林彪当即决定：集中位于秀水河子以北、以南的山东第一师、新四军三师七旅和保安第一旅第一团，共七个团的兵力，歼灭秀水河子的国民党军。
山东军区第一师和新四军三师第七旅，都是原八路军一一五师的老班底，尤其是七旅，同林彪的渊源更深一些，早在红军时林彪就在这个部队当过连长。
2月12日，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师和第七旅神速地将国民党军的这个加强团包围在秀水河子，因地形开阔、敌装备精良，未能实现分割、压缩歼敌的目的。
13日，林彪从法库到达秀水河子，调整了部署，由七旅十九团和一师二团，担任主攻；七旅二十一团和一师一团做辅助攻击；一师三团为预备队，兼打可能西窜之敌；七旅二十团和一个保安团负责打援。
是日黄昏，东北民主联军再次发起攻击，在秀水河子北及西北高地与敌反复争夺。入夜后，国民党军被压缩于村镇中，逐街逐房负隅顽抗。次日凌晨2时敌一部企图突围，一部退向后街西北角死守，拂晓前我军解决了战斗。
秀水河子战斗共毙伤俘国民党军160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是东北民主联军成立以来对国民党军作战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林彪也在此战中实践了他的“等、忍、狠”的军事方针，并检验了他在阜新会议上提出的战术原则的有效性。
1946年3月，国民党政府利用政治协商会议和国共停战谈判所创造的时机，将6个军18个师的正规部队调至辽宁沈阳及其周围地区，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手下的兵力达到31万人，基本完成了在关外放手大干的军事部署。
3月22日，苏联政府照会国民党政府，通知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将于4月底全部撤回（大连除外），届时，东北的行政权将全部移交给中国政府。
尽管苏联政府曾多次表示，中国东北的行政主权交给国民党政府，但国民党政府不敢相信这一承诺。于是，在苏联撤军之际，国民党特务机构频繁组织反苏反共示威游行。在重庆的闹市区和苏联驻华使馆周围雇佣一些人喊反苏口号。
3月下旬，蒋介石密电在北平医院刚动完肾脏切除手术的杜聿明，“望速指挥部队收复东北领土主权”。同时，国民党国防部下达作战训令，命部队以沈阳为基地，分路向南满和北满发动进攻，以期控制中长路两侧和辽东半岛。
此时中共也在东北运筹部署，3月中旬，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将领在抚顺研究下一步作战行动与斗争方针。
按中央估计，苏军撤出东北后，东北国民党军必然要向中共控制区发动进攻，俟停战前控制战略要地，取得优势地位。中央指示东北局及民主联军总部，一定要在停战前打几个胜仗，争取停战前东北处于一个较为有利的态势。
由于当时战局变化不定，与会领导人在抚顺会议上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多数人主张坚持中长路沿线，并认为在四平堵住敌人在战略上具有很大意义。
然而，林彪却有自己的看法。他在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之后认为，东北斗争要作长期打算，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农村和发动群众上，作战应以运动战为主。
为了更进一步表明自己对东北战局的看法，林彪于3月15日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在国共谈判中，中共必须坚持如国民党在东北不停战则华北、华中也不停战的原则。否则，如关内停战东北不停战，任国民党自由进攻东北，其后果不利，华北暂安局面也不会持久。”
与此同时，在大连治病的罗荣桓也致信东北局和林彪，就东北未来战局及军事方针发表自己的意见：
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的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而应发展全面工作，要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应很好地接受最近与内战时的教训。
部队作战须要保持有生力量，就是和平，也须要有本钱，不要发生拼命主义情绪。东北局要努力加强主力，以保持元气。应巩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队，以造成主力进行运动战的更有利条件。
3月24日，中共中央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说：“苏军4月份撤退完毕，国民党必由沈阳出兵向北争夺长春和哈尔滨，我党方针是就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应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消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3月26日，东北局制定了《东北大会战部署》，提出：“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并将决战地点选在了四平。
四平，地处松辽平原中部，是贯通中长、四（平）洮（南）、四（平）梅（河口）铁路交通的枢纽，在军事上有着重要战略地位。该城东北山丘绵延，城西沟壑纵横，地形险要，同时，它又是著名的粮食集散地。
1945年8月苏军进入东北时，兵不血刃解放了四平。国民党利用其“接收”东北的“合法”身份，向四平派去了接收大员，收编了当地的伪满武装。
东北民主联军于1946年3月18日攻克了四平，一鼓荡平国民党这个“敌后据点”。蒋介石则逢人便说，四平乃是“党国命运所系”，“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国民党新一军在3月22日攻占铁岭后，蒋介石令该军在东北停战协定生效前拿下四平。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参政会上发誓，不夺下四平，不停止战争；不打到长春，不商谈和平。他命令杜聿明，“迅速率部向北推进，尽快拿下四平、长春”。
此时，杜聿明己将部队集中于两个方向，南攻本溪，北犯四平，四平是用兵重点。
东北民主联军也拉开架式，本溪方向由辽东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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