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雄师:四野档案-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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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准备将其作为后院的那些偏远地方，匪患迭起，很多地方都成了“胡子”（土匪）的天下。“八·一五”之后，在东北，仅蒋委员长委任的“胡子”头就有百十余名。在北满地区，国民党国防部收编了四个旅的“胡子”。
东北民主联军在一份“情况通报”中说：在我南满基本地区，约有匪5万余人，较大股活动的有5000人、3000人不等，重点活动于通化、沈阳、安东三角地区，中长路以西直到热河各县数目较少，但平均每县有千人左右。北满匪数庞大，最少不下10万人，大股都经常盘踞在数个县境内，且装备优良，有野战重炮。
当时的东北，全境内共计有154个县，其中有100多个被“胡子”盘踞着，共产党占据的还不到50个县，还经常处在“胡子”的威胁下。
1946年6月，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在松花江以南的行动，北满境内“受封”的“中央胡子”发动骚乱，先后占据东宁、东安、同江等县城，截断了牡丹江至佳木斯的铁路交通线，并号称要与国民党军“会师哈尔滨”。
随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胡子”们接连洗劫了萝北和依兰两座县城。城内，大小店铺抢劫一空，县委、县政府包括萝北县长在内的共产党干部20多人，被集体枪杀。中共依兰县委书记的妻子遭土匪强奸后含恨上吊自杀。
8月15日，佳木斯各界群众在中心广场举行集会，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同时公审几名日本战犯和汉奸。正当公审即将开始时，场外枪声骤起，场内群众乱作一团。骚乱平息后，主席台和会场上血迹斑斑，传单还在随风飘荡，上面赫然写着：“欢迎国军”、“打倒共匪”、“共产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其景、其情，令老百姓不寒而栗。
“胡子”问题已经发展成共产党在黑土地上生存的重大威胁。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投入主力部队进行剿匪。在东北局扩大会议之前，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就发出了《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指出：
北满——特别是合江及牡丹江地区，为我党在东北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因此，必须争取在最短时期内，坚决彻底的肃清土匪，发动广大农民，建立巩固的后方，以支持长期斗争。
为贯彻《七七决议》，东北局与民主联军总部7月里又发出指示，要求各师和旅抽调三分之一的兵力执行剿匪任务，并要求各执行剿匪任务的部队作出全面计划，区分轻重缓急，实行集中兵力围歼和追打相结合，除恶务尽，避免以往兵去匪来的现象。为清除时腋之患，东北民主联军对北满的大股土匪进行了重点清剿。
7月间，牡丹江军区副司令员刘贤权率主力进剿穆棱、绥阳地区，消灭了在此盘踞多年的王枝林、“吴家三虎”等股匪，毙、伤匪800余人，解放了东宁、绥阳等县城，打通了牡丹江通往绥芬河的交通路线。
8月23日，民主联军三五九旅配合合江军区、牡丹江军区部队，分三路合围东安、密山一带势力最大的土匪谢文东。经二天战斗，共歼灭土匪千余人，其残部向宝清、富锦地区逃遁。继之，民主联军清剿部队穷追猛打，于虎林、绕河一带将逃窜之敌剿灭。
在剿匪斗争中，捕获匪首姜鹏飞，平息哈尔滨“八二八暴动”，则是一场保卫“心脏”的战斗。
姜鹏飞，又名姜凤飞，辽宁锦州人。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曾任黑龙江省程志远部团长。九一八事变后，姜鹏飞率部投日，受训于日伪乙种专科学校、陆军大学，为日本人所重用，历任伪满奉天训练学校教导队总队长、佳木斯第七军管区少将参谋长。1940年，被派往华北任伪绥靖总司令部副司令、唐山行营主任、冀东特别行政区长官等职。在此期间内，指挥伪满“铁石部队”，对冀东抗日根据地反复进行惨绝人寰的大扫荡。华北的“潘家峪惨案”，就是其秉承日本主子的旨意而一手制造的。冀东的老百姓，一提起姜鹏飞这个名字，就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姜鹏飞还与国民党地下组织秘密勾结。日本投降前夕，他被蒋介石封为“冀东挺进军总指挥”。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又任命他为陆军新编第二十七军中将军长。1946年1月，杜聿明命姜鹏飞扰乱我后方，相机占领哈尔滨。姜鹏飞在北满先后收编了伪满散兵游勇、土杂武装、日军残余等十余个师，成为此地实力最大的“中央胡子”。7月，杜聿明命其“配合新一军进攻，同时进驻哈市”。姜遂又潜入哈尔滨，以期里应外合。直至8月10日姜鹏飞见新一军仍未发动进攻，决定自己单独动手。8月18日，姜命李华堂部集结蜚克图，刘昨非部集结阿城，刘松坡部潜伏于哈尔滨近郊，刘景山部待命于松花江北，对哈尔滨市取包围态势。在市内，姜策划在8月28日早晨，于三棵树、太平桥、道外、道里、顾乡屯等地举事。然而，姜鹏飞的这一切罪恶活动均在东北民主联军情报部门的掌握之中。决定当机立断，将敌匪一网打尽。
8月24日晚，在哈尔滨闹市区的光复饭店内，灯火通明，座无虚席，猜拳行令声此起彼伏。此时，在饭店二楼的雅座内。匪首姜鹏飞正在召见一位叛变过来的东北民主联军团长。酒过数巡之后，姜鹏飞乘着酒兴掏出了委任状，任命这位“反水”的“团长”为“师长”，并得意洋洋地宣布：“我们就要进驻哈尔滨了，诸位为党国立功的时候到了！”正当这伙匪首得意忘形之际，潜伏在饭店内的民主联军特工人员神兵天降，一举将这伙罪大恶极的匪首擒获。
接着，东北民主联军又穷追猛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捕获了参与指挥这场暴乱活动的大小匪首。此役粉碎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暴乱阴谋，保卫了哈尔滨这个中共在东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剿匪斗争，是一场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不同的特殊战斗，所以，有着一整套特殊的规律和战术原则。民主联军根据以往剿匪的经验，提出了“猛打穷追、钉楔堵击、彻底消灭”的方针。在以往的剿匪斗争中，由于土匪多为小股，聚散山林，不易打歼灭战，所以多侧重于击溃。久而久之，土匪亦摸透了我军的战术，他们撤出城市，避免对抗，保存实力，待机反攻。
自从制定了新的剿匪方针，各部队的斗争大见成效。在依南地区的战斗中，合江军区组织了精干的剿匪小分队，采取不停歇的追击与钉楔围困相结合的方法，穷追猛打，最终剿灭了谢文东、张雨新、李华堂等股匪徒。其中，剿灭李华堂的战斗，便是一场穷追不舍的恶战。
李华堂，河北栾县人，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军长。1939年2月，李在同日军作战时受伤彼俘，旋即投降日寇。日本投降后李又投靠国民党，被封为“东北挺进军第一集团军上将总司令”。1946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三五九旅在剿灭谢文东后，转至合江省的勃利、方正等地，兜剿李华堂部。在一个多月的战斗中，歼灭李华堂部1000余人，李仅以随身40余人逃遁。为了彻底肃清余匪，三五九旅派出了精干的小分队，跟踪追击，锲而不舍，穷追400余里，终于在11月下旬于刁翎山将李华堂击毙。
在围剿杨清海时，民主联军对逃入深山的杨匪实施久围长困，布下明岗暗哨，同时，组织部队进山反复搜剿，使杨清海无粮无宿，疲于奔命，最后彻底被歼。
在追剿实践中，各部队创造了寻踪和破迷两条经验。寻踪是追剿流窜股匪的重要手段，如同熟练的猎人凭借蛛丝马迹去寻觅野兽的走向一样。
寻踪，包括两种方法：
第一种，为秋末林中拨踪法。这种方法是通过堪察秋末森林中落叶被踏踩的痕迹，来判断土匪的去向。落叶被踏碎或被搓，且有比较宽的面积时，则证明是有人员走过。反之，如果痕迹凹道狭窄而较深，道面不平，则证明是野兽所践踏。
第二种，是春秋季草甸拨踪法。一般来说，当人和马从草甸上经过时，由于行走踏踩，必定要留下痕迹。而且往往草斜倒的方向，即是土匪逃遁之方向。如若踏过的道中，已有部分草立起时，即说明人马已经过去多时了；如若无草立起，则说明匪徒刚过去不久。破迷是一种识破土匪设圈套的方法。当土匪遭到追剿打击时，往往化整为零，沿不同方向逃遁，以迷惑对手，这时，如果停止追剿，则正中匪计。所以当遇到此种情况时应向最大一股逃匪追击，将其歼灭后往往可查知其联络记号与集合地点，再一一歼灭之。在北满的广大地区中，合江省是匪患的重灾区。合江省的南部和两南是崇山峻岭，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合江的东部和北部是大片的沼泽地和草甸子。在草甸子中，蒿草比人高，蚊虫肆虐。不熟悉路径的人，进去就别想再出来。如此荒芜之地，人迹罕到，成了“胡子”们的栖息地。
然而，在合江军区司令员贺晋年的领导下，历经半年时间，即基本肃清了这里的匪患。
贺晋年在延安就积累了剿匪经验，1946年12月他同《东北日报》记者座谈时，介绍了合江军区使用的战术。贺晋年说：“根据合江的具体情况，我们在战术上采取了以下这些办法：（一）当敌人集中时，我们要开始集中优势力量给敌人以致命打击，这样容易造成消灭敌人的机会，同时，也使敌人失去战斗意志。（二）当敌人逃入山林时，应立即跟踪追击，力求连续战斗与追剿，使敌人没有喘息的机会。（三）敌人逃入山林时，应迅速将其包围、在周围钉起钉子来。在土匪必经之路上，应设优势的阻击部队，再派出精干的部队带上干粮和锅，到山里露营，连续反复清剿。这虽然不能完全歼灭敌人，但容易使敌人溃散、瓦解与投降。（四）为了断绝敌人粮食，必须很好地坚壁清野，使土匪无粮可觅，自行溃散。（五）如敌人失去战斗意志溃散时，我军部队即可以大胆分散搜山，有时可化装成便衣搜索。匪首谢文东就是这样被捕获的。（六）在山林中清剿零散匪徒时，不宜使用大部队，尽量以小分队清剿。”
西满军区还将政治攻势与军事进剿相结合，组织工作队开展政治攻势，同时调查土匪的家属、亲戚和朋友，宣传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动员土匪悔过自新。
在松江地区的50余股土匪中，投降自新的就达3000余人。除了匪患严重的北满合江、松江等地区外，西满和东满的剿匪工作也取得进展。到1946年底，西满共瓦解土匪100余股，击毙被国民党任命的东北挺进军第一军副军长王乃康以下惯匪3000多人，东满亦消灭股匪600余人，稳定了根据地的局势。
在分兵剿匪的同时，东北局发出了《动员干部下乡发动群众》的指示，组织大批的军政干部下乡，开展反霸除奸和土地改革运动。
与开展剿匪工作的同时，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极短的时间内，抽调出了数万名干部，组成了大批的农村工作团，深入广大乡村，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运动，实现“耕者有其田”。剿匪、土改和“反好清算”三项工作的开展和军事方针、政策获得的成功。使北满、西满和东满的民主联军渡过了最困难的阶段，根据地一天天巩固起来。
国共两党在东北的斗争是一场军事力量的较量。从山海关、锦州到四平、长春，林彪之所以一退再退，主要是苦干手头无兵。杜聿明苦战拿下四平、长春，一举“饮马”松花江边后，需防守城市和交通线，使机动兵力锐减，也失去了大规模进攻的能力。
于是，国共两党的军队形成了一个暂时的对峙局面。从1946年7月开始，在东北局的领导之下，民主联军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军队建设，扩充兵员。
此次在扩充兵员的工作中，联军总部、各军区及主力兵团均先后召开了会议，总结了建军初期收编伪军、土匪部队和成分不纯人员的教训后，作了新的规定。这些规定包括：
在扩兵中以基本群众成分为主，大批地吸收经过群众斗争的农民到部队中来，不得吸收伪国兵、伪警特、兵痞、流氓、土匪、会道门等分子；扩兵对象都要经过审查，政治纯洁，来历及其家庭清楚者，方可吸收并进行细致登记；对来历不明，家庭情况不清者，不得收留。
为了确保新增兵员的质量，合江省委具体规定：“新兵须要经过一定的审查，成分要纯洁，年轻力壮，不能不经审查马虎凑数。”借助着土地改革的威力，扩兵工作波及每一户贫苦农民。据统计，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土改兼扩军运动中，仅人口稀疏的合江省，就有5000余人参加东北民主联军。而人口稠密的辽宁省和辽北省，参军人数达到3万人以上。
由于广大农民群众踊跃参军，使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部队获得了比较大的补充。到1946年底，北满根据地共补充兵员3万多人，使得四平保卫战后遭受损失的主力师均达到1万至1。2万人左右，有的师还增编了补充团。各部队的装备也得到了改善。兵员的扩充，使机动作战部队得以加强。1946年8至10月，为了适应作战需要，更大地发挥主力部队机动作战的能力，民主联军总部将北满部队编成了三个野战纵队又七个独立师。
新编成的三个纵队，分别为：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和第六纵队。以原山东军区八路军第一、二师和东满第七纵队合编而成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下辖第一、二、三三个主力师，万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由原华中新四军第三师主力组成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下辖第四、五、六三个主力师，刘震任司令员，吴法宪任政治委员；以原华中新四军第三师之第七旅和渤海第七师之第二十、二十一旅等部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下辖第十六、十七、十八三个主力师，洪学智任司令员。
新编成的七个独立师分别是：以原八路军三五九旅改编的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一师；以原松江军区之地方部队合编的独立第二师；以原东满军区所辖之曹怀中部及合江军区之地方部队合编而成的独立第三师；以原西满军区保安第一旅改编而成的独立第四师；以辽吉军区的三个地方团合编而成的独立第五师；以原新四军第三师所属两个警卫团及嫩江军区之一个警卫团合编而成的独立第六师；以东满警备二旅及第二十四旅合编而成的独立第七师。七个独立师共约6万余人。
除上述用于机动作战的主力部队外，东北民主联军在解放区还组建了地方独立团和大量的县区武装，且这些地方部队均经过了比较彻底的改造，成为主力部队可靠的后备力量。这些部队有：西满22个独立团，北满15个独立团，东满有9个独立团，加上各县的县大队、区中队在内，共有3至4万人。
此外，在南满根据地坚持斗争的还有东北民主联军的第三、四纵队和3个独立师及一个支队。
到1946年11月，东北民主联军兵力有了相当的发展。林彪、罗荣桓还十分重视炮兵建设，把炮兵作为骨干兵种来发展。
早在林彪、罗荣桓率部进入东北之初，利用缴获的日伪军装备，开始建立了炮兵旅，下辖二个团。当时人不过千，炮不上百，且都是中小口径的山、野炮。炮兵属技术兵种，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准根本玩不转。所以山海关之役后，这个新组建的炮兵旅基本上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1945年11月，延安炮兵学校的1000多名学员到达东北，成为东北联军的首批技术骨干，但当时部队一退再退，组建炮兵困难很大。
日本投降后，关东军在东北的大批军用仓库成为“全民所有”。老百姓抢吃的、拿穿的、搬用的，管这叫“捡洋落”。受当地老百姓启发，民主联军也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捡洋落”比赛。
从延安炮兵学校来的人成了“捡洋落”工作队中的骨干，负责发现和鉴定工作。他们翻山越岭，走乡串屯，走到哪问到哪，一旦看见老百姓大车上有汽车、火炮或者是飞机轱辘，就追上去商量，花钱买下来。这些从四野八荒寻觅回来的装备，大都残缺不全。战士们发挥聪明才智，将其拆散了再重新组合。炮校警卫连的副连长周天才，一个人就搜集了山炮、野炮20多门，被命名为“搜炮英雄”。一次，周天才在镜泊湖边，发现了一座孤零零的新坟，坟前的木牌上写着“战马之墓”。他感到很奇怪，带人扒开一看，是一门日军留下的90野炮，用油布包着，零件一个也不少，是个完整的“洋落”。
正是凭藉着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东北民主联军在半年多的时间中拼凑了各种火炮700多门，坦克10多辆，编成了八个炮兵团和一个战车大队。
为了解决炮兵分散、不统一的问题，东北民主联军成立了炮兵调整处，负责统一协调。
7月中旬，民主联军总部又颁发了关于炮兵建设的第一号命令，强调建设炮兵的重要性，确定了“普遍的分散发展与适当的集中使用相结合”的炮兵建设方针，并提出要把炮兵建设成为一个重要兵种。
10月19日，联军总部作出决定：“以延安迁往东北的炮兵学校为基础，成立炮兵司令部、政治部，以统一炮兵的组织、训练和作战指挥。至此，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兵种。
除了炮兵建设而外，东北民主联军还加强了工兵和骑兵部队的建设。工兵，是一个与炸药、地雷和工程障碍打交道的专业兵种。特别是在缺少炮兵的情况下，攻城略地、炸堡毁桥，几乎全靠工兵。所以，民主联军除在少数主力部队中建立了工兵分队外，还大力开展工兵技术的普及工作。
骑兵，是随着剿匪和土改过程发展起来的。剿匪需要长途奔袭，随着剿匪战果的扩大，俘获的马匹也加入到骑兵队伍中，加上土改所获得的部分马匹，使得骑兵总数达到4000余人。
9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下达了建立与扩大骑兵团的命令，要求把骑兵逐步建设成为能独立进行运动战与配合步兵作战的重要兵种之一。
在这一时期，还成立了护路军司令部，将各地的护路部队集中组编为七个团，共3400余人。
此外，还成立了航空学校，培训飞行、机械、场站等技术人员。这为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的成长壮大，特种兵部队的建立和发展，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和转入反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可靠保证。1946年9月中旬，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召开特别军事会议，研究、部署各个战区的作战计划，以期实现“三至六个月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会后参谋总长陈诚衔命飞往沈阳，召见杜聿明、郑洞国等东北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贯彻庐山特别军事会议的战略计划。经过几天紧锣密鼓的磋商，陈诚、杜聿明、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和长官部参谋长赵家骤等人，炮制出一个“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作战方针。
这一作战方针，一改长驱直入、全线进攻为重点进攻。企图集中主力，首先进攻南满，摧毁南满根据地，然后再北上，夺取北满，最终占领全东北。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拟定了具体计划，于10月初调重兵打通了沈阳至海龙的铁路线，分别攻占了南满根据地的柳河、金川、辉南、清源、永陵、兴京等地。10月19日，郑洞国集结了八个师约十万之众，分三路向南满根据地的东部地区发起进攻，重点指向安东。
在用兵南满的同时，杜聿明令新一军及六十军一部防守松花江南岸各个要点，并不断派遣小股部队向北满边缘区“蚕食”袭扰，形成南攻北守的局面。
9月19日，东北局致电各根据地，对国民党军即将展开的战略行动及东北民主联军的任务作了明确的分析。电报指出：
日前，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特别军事会议之后，陈诚飞沈，东北敌顽高级将领集会，各地顽军调动频繁，一切象征证明反动派即将向我哈尔滨、安东、通辽等地大举进攻，并在南满、辽西已开始试探性进攻，东北暂时的休战状况即将为大规模的战争局面所代替，我全党全军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准备粉碎反动派的进攻。
南满根据地面临着巨大压力。这一根据地是在东北最先开辟的解放区，濒临黄海、渤海，背靠朝鲜，处在沈阳、辽阳、本溪、鞍山的东侧，这一地区地形狭窄、城市稠密，又是杜聿明经营东北的重要地区，所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南满根据地的部队，主要是由萧华带来的山东部队和冀东曾克林部进入南满发展起来的新部队合编而成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四纵队，另加三个独立师，总兵力4至5万人。
面对着多路进逼的国民党军部队，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华决定：不以保守城市、看家为主，而以集中兵力以运动战歼敌有生力量为主的方针，暂时主动地放弃一些地方，诱敌深入，迫敌分散，集中优势兵力，攻打敌之一路或小股敌人，求得各个歼灭，达到最后战胜敌人的目的。
这个方针，使南满民主联军摆脱了单纯防守城市的包袱，大踏步的进退，积极寻找战机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
10月2日晚，当郑洞国率新六军等部队沿沈海线发动攻击时，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突然进攻西丰，经一日两夜激战，攻克该城，全歼守敌二○七师工兵团。
10月下旬，国民党军沿沈海线继续向安东方向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