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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普眼中的世界-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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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生子的愤怒与爱：盖普眼中的世界 作者：＇美＇约翰·欧文
译序虚构与记忆（1）
张定绮
约翰·欧文历年来发表的评论与演讲中，始终坚持，好故事是好作品的必要条件。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个说故事人，他只在意如何把故事讲好，引人入胜。他笔下的人物有时性格不近情理、言行乖张，但读者不会认为这种人不可能存在；他描绘的情节经常匪夷所思，但我们不会说这种事不可能发生。
欧文认同的宗师是十九世纪小说大家狄更斯，秉承报章连载小说的流畅灵动，在社会言情的框架上掌控读者的情绪。“作家的任务就是身历其境地设想每一件事，使虚构也能如个人记忆般栩栩如生。”再加上生命的反省与圆融，欧文就确定了他文学家的地位。而且还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欧文的文字别具一种诡异的幽默感，能够把悲哀至极的场面，写得滑稽突梯，让读者笑中带泪，甚至哭笑不得，进而留下深刻的印象。
就文学形式而言，《盖普眼中的世界》前后呼应密切、四平八稳。书中至少呈现了三种不同的世界：马可·奥勒留眼中的世界、班森哈维眼中的世界，以及盖普眼中的世界。奥勒留是古罗马皇帝，也是后世景仰的哲学家，电影《神鬼战士》里那位知人善任却看不破人心险恶，被阴狠毒辣的儿子杀死篡位的皇帝就是他。他眼中看到一个悲观、消极、凡人无力改变的世界：“人生在世，一生不过一瞬，生命变幻不居，感官犹如微弱星火，肉体无非蛆虫饵食，灵魂乃不安的漩涡，命运一片黑暗，名誉难以捉摸。到头来，有形肉体似水循环复始，灵魂尽成梦幻泡影。”这段话被盖普多次引用，书中托盖普名义创作的短篇小说《葛利尔帕泽奇宿舍》，就是这种世界观的阐释。
《班森哈维眼中的世界》是另一篇书中书，也算在盖普名下，书里第一章全文照录，内容充满狂乱、暴力、愚昧、猜疑、疏离、无助。无论如何防范，悲剧总在最近的阴影里窥伺下手的机会，所有的人到头来都是命运的输家。不论如何强壮、机警、美丽、富有，都改变不了“一片黑暗”的命运；爱欲情仇“尽成梦幻泡影”，看不到妥协或救赎。它是盖普处于人生最低潮时期完成的作品。
“在盖普眼中的世界里，我们都患了末期绝症。”这是全书最后一句话，仿佛是盖棺论定。但《盖普眼中的世界》发展到最后一章《盖普身后事》，消极的色彩已淡化，大部分谈的都是盖普理想中的世界——虽然他自己无缘生活在其中（根据书中提供的数字，盖普出生于一九四三年底，死时三十三岁，他的命案大约发生于一九七七年初，《盖普眼中的世界》首次出版于一九七八年，却谈到他死后二三十年间发生在所有钟爱的人身上的事，这些事只能解释成作家盖普的临终之梦）。这一章的节奏明显地比较舒缓、祥和，对人生中无可回避的各种失望与伤害，采取比较宽容的立场；角色学会放下愤怒、自残，用比较豁达的态度迎接超乎个人意志力控制的阴错阳差和欲念拖磨，不再挣扎得遍体鳞伤。欧文在故事的大架构上，以精纯的文字，细腻真实地铺陈生命中的成长与学习，读完有股破茧重生的畅快。
ⅱ
盖普的故事非但没有在盖普死的时候就结束，甚至正值《盖普眼中的世界》出版的二十周年，欧文在一九九八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寡居的一年》中，假角色之口提出他的创作观，书中一位成名作家在新书发表会上宣称：“我的小说不讲观念——我没有观念要表达。我从角色开始写……一本小说不企图解释任何事，就只是一个故事。”他这样的强调，令人格外觉得有趣，因为《寡居的一年》在很多方面都可视为《盖普眼中的世界》的翻案。两书的主要角色同样几乎全都是作家与编辑、拈花惹草的父亲和一群苦闷的弃妇、父母为了弥补在车祸中失去的儿子而生育的女儿、年长妇人与年轻男孩通奸、根据欧洲嫖妓经验写的书、追踪与保护涉嫌谋杀的女子的警察、强暴受害人壮烈的复仇行动，甚至对“听不见的声音”、“不想出声的声音”背后隐含的危机感夸大的阐释……重复出现的元素不胜枚举，使人无法相信这仅是巧合。但这两本书却又真的是讲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译序虚构与记忆（2）
这么一来，欧文这番声明就有了自相矛盾的双重意义：一方面，两本书都真的只是为说故事而说故事；另一方面，却又是强调故事性比什么都重要的佐证。其实欧文在《盖普眼中的世界》第十章里，已经做了很好的示范。他给孩子讲床边故事，一个故事可以有无数个版本，只要听众提出质疑，讲故事的人就随时修改：“盖普玩这种把戏从来也不厌倦，但海伦早就觉得烦。他总是等她问：哪个部分？哪部分是真的，哪部分是编的？然后他会告诉她无关紧要；她应该告诉他，哪部分她不相信，然后他就去修改那个部分。她相信的部分都是真的；她不相信的部分都得改。如果她全部都相信，那就全都是真的。他是个棘手的说故事人。如果真相适合故事，他会毫不尴尬全盘讲出来；但如果真相妨碍故事的发展，他也会毫不犹豫把它改掉。”
对欧文（以及盖普）而言，“真实”决定于听到的人是否相信。我们生活在今天八卦、假消息充斥的世界里，天天有《罗生门》上演，早已见怪不怪。欧文高明的是：对他而言，“变动不居”不仅是人生的真相，也是一件趣味无穷的玩具和阅读乐趣的来源。
ⅲ
1慈济医院（1）
一九四二年，盖普的母亲珍妮·费尔兹，在波士顿的电影院里，因杀伤一名军人而遭逮捕。当时日本刚轰炸过珍珠港，社会大众对军人特别包容，而且忽然间，所有人都变成了军人，但珍妮仍坚持对所有男人（尤其是军人）的劣行绝不宽假。她在电影院里接连换了三次位子，但每换一次，那个军人却反而凑得更近，最后她被迫紧贴在散发阵阵霉味的墙角，正放映新闻短片的银幕，也大半被柱子遮住，这么一来，她打定主意，绝不再起身换位了。但那名军人却再一次挪过来，凑坐在她身旁。
那年珍妮二十二岁。她进大学没多久就办了退学，转入护校。她很喜欢护士工作，并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她是个运动健将型的年轻女郎，脸蛋总是红扑扑的；头发又黑又亮。母亲总看不顺眼她走路大摇大摆，手臂甩得高高的，像个男人婆；她的臀部瘦削结实，背影也像男孩。珍妮觉得自己的乳房太大；过于醒目的双峰，常使她觉得自己活像一个“容易到手的烂货”。
她才不是那种人。事实上，她之所以决定从大学退学，就是因为发现父母送她上韦斯利，主要目的无非是让她找个好家世的男人交往、结婚。韦斯利是她两个哥哥推荐的，他们向父母保证，韦斯利的女孩很受看重，在婚姻市场上行情看俏。珍妮觉得她的教育只不过是一种消磨时间的高级手段，好像一头母牛，一辈子就等着插人工授精管。
号称她主修的是英国文学，但在她看来，班上同学唯一想学的就是套牢男人的手腕，她弃文学改习护理，一点也不觉得可惜。她认为护理知识可以马上派上用场，而且学护理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后来她在那本著名的自传里，批评护士爱对医生卖弄风骚的时候，她已经不做护士了）。
她喜欢护士制服的简单不花哨；上衣可以掩饰她高耸的胸部；舒适的鞋子颇能配合她明快的步伐。值夜班时，她还可以读点书。她一点也不怀念那些大学男生，你要是不听他们摆布，他们就闹情绪，摆哭丧脸给你看，要是听呢，他们就跩上了天，不把你放在眼里。她在医院里碰到的男人以军人和上班族居多，这些人表达他们的企图比较坦率、不做作；你要是肯给他们一点甜头，他们再看到你时，多少还有点感激的意思。但忽然之间，所有的人都从军去了——通通变成那副大学男生自以为是的德行——珍妮就再也不跟男人打交道了。
“我妈妈，”盖普写道，“是匹独行狼。”
费尔兹家族靠卖皮鞋起家，不过费尔兹太太娘家是波士顿望族，姓威克斯，嫁过来时也带了点钱。费尔兹家族经营鞋业有成，多年前就不住在鞋厂里了，他们搬到新罕布什尔州狗头港一栋铺木瓦片的滨海大宅。珍妮不值班就回家住——主要为了讨母亲欢心，也为了证明给这位家主婆看，她的谈吐与道德水平丝毫没有退步，因为母亲总说她“当护士是作践自己”。
珍妮经常在波士顿北站跟哥哥们会合，一块儿搭火车回家。他们遵守费尔兹家训，每逢搭火车从波士顿去缅因州，一定坐车厢右边，回程时一定坐左边。这是老费尔兹先生的意思，他也承认车厢这一边的风景难看无比，但他坚持，每一个费尔兹后裔，享受自由自在、丰衣足食的生活之余，必须饮水思源，面对供给他们优渥生活的丑陋财源。费尔兹鞋业的总批发仓库设于哈维希尔，当火车驶离波士顿时，它位于车厢右侧，回程时则在左侧，挂着一面高高的广告牌，画一只迎面踏来的大工作靴。硕大无比的广告牌，君临铁路调车场，无数条铁道的缩影反映在鞋厂窗户里。那只气势慑人、直逼而来的大脚下方，有这么几行字：
费尔兹体贴足下
无论在工厂
在田野！（译注：“田野”原文fields，与费尔兹为同一词。所以这句广告口号以“费尔兹”始，也以“费尔兹”终，这，大概就是它最大的特色。）
费尔兹也生产护士鞋，每次女儿回家，费尔兹先生都会送她一双护士鞋；珍妮积了总有一打。而一口咬定女儿离开韦斯利是自毁前程的费尔兹太太，每当女儿回家，也都会送一份礼物。费尔兹太太给的是一个热水袋，至少她是这么说的，珍妮也是这么相信的——她从来连包装都没拆开过。母亲总问：“亲爱的，我上次给你的热水袋还在吗？”珍妮会思索一下，估计自己多半把它忘在火车上或扔掉了，于是答道：“可能弄丢了，妈妈，不过真的不需要再给我了。”费尔兹太太就把藏着的包裹拿出来，硬要女儿带走；里头装什么东西在药房包装纸下完全看不见。费尔兹太太会说：“拜托，珍妮，多加小心。千万要用它啊！”
1慈济医院（2）
身为护士，珍妮觉得热水袋实在没多大用处；她以为这玩意儿无非是种予人心理慰藉的旧式道具，让人窝心，却也蛮可笑。但总是有几包这种东西，会被她带回波士顿慈济医院附近租赁的小房间。她把它们搁在壁柜里，里头已塞满了一盒一盒的护士鞋——也都还没有拆封。
她觉得跟父母很疏离，每每念及他们在她小时候多么悉心照顾她，然而，一到某个特定时刻，就忽然中断亲情，开始对她有种种要求，不禁百思莫解。好像人都被要求，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吸收足够的爱，然后在更长的时间、更严酷的环境里，完成某些义务。珍妮离开韦斯利，选择护士这么平庸的职业，就等于是打破循环，自绝于家人，他们也都好像不由自主地逐渐断绝了跟她的联系。对费尔兹家族而言，如果珍妮去当医生，或念完大学，设法找个医生嫁，就会恰当得多。她每次跟哥哥、母亲、父亲见面，彼此都觉得不自在。大家都有股愈来愈陌生的尴尬。
珍妮想，所谓家人，想必就是这么回事了。她想，如果自己将来有小孩，即使他们长到二十岁，也一定要像他们两岁时一样疼爱他们；他们到了二十岁，说不定还更需要你。两岁需要什么？医院里，小婴儿是最好伺候的病人。年龄愈大，需索愈多，也就愈发没人理、没人疼。
回想自己的成长过程，珍妮觉得像生活在一艘大船上，却不曾看过轮机室，更不懂里头搞什么花样。她喜欢医院的方式，一切都简化为进食：东西吃了是否有益，吃下肚会到身体哪儿去。小时候她从没见过脏碗盘；事实上，她一直以为，女佣清完桌面，就把碗盘都扔了（这是她获准进厨房之前的事）。牛奶车每天早晨送瓶装牛奶来，珍妮总以为那辆卡车也把当天要用的碗盘送来——那声音，玻璃瓶乒乒乓乓碰撞，跟女佣在紧闭的厨房门后头、清洗碗盘时弄出的声音很像。
珍妮五岁时才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浴室。她是有天早上，尾随父亲古龙水的味道而找到地头的。她发现一座蒸气腾腾的淋浴间——以一九二五年的标准而言，算是非常现代化——专用的小便器，一大排跟她母亲的梳妆用品截然不同的瓶瓶罐罐，珍妮还以为找到的是一个偷偷在她们家居住，多年未被发觉的神秘男人的巢穴。事实也确实是如此。
医院里，每件东西的去向珍妮都一清二楚——她也逐渐明了每样东西毫不稀奇的来源。但在她自小长大的狗头港，家里每个人都有专用的浴室、私人的房间，每个人专属的房门背后，都挂着专属的镜子。医院里不重视个人隐私；没有秘密这回事；想照镜子，就得跟护士要。
珍妮小时候获准独个儿去探索的神秘所在，就只有地窖和每星期一例行装满蛤蜊的大陶缸。珍妮的母亲会在周一晚上在蛤蜊上洒玉米粉，每天早晨再拿用管子引进地下室来的新鲜海水冲洗。到了周末，蛤蜊都养肥了，沙也吐净了，每只都肥到原来的壳装不下，伸出淫猥的肉柱，懒洋洋地浮在盐水上。星期五晚上，珍妮帮厨子拣蛤蜊；碰触肉柱不会缩回去的，就是已经死了。
珍妮要来一本介绍蛤蜊的书。她阅读各种有关蛤蜊的知识：它们如何进食、如何生殖、如何成长。这是第一桩她完全了解的事——它们的生活、性、死亡。狗头港的人类可没那么容易理解。珍妮在医院里弥补了失去的时间；她发现，人类其实不比蛤蜊更神秘，也并不会更有吸引力。
“我的妈妈，”盖普写道，“对很多微妙的差别都麻木不仁。”
蛤蜊与人之间至少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她应该能分辨，那就是多半的人多少都有点幽默感。问题是，珍妮没什么幽默感。当时波士顿的护士圈子里流行的一则笑话，珍妮听到后一点也笑不出来。珍妮工作的波士顿慈济医院，简称波市慈济；马萨诸塞州立综合医院，则简称马州综合。另外在布莱姆还有一家彼得·班特医院。（译注：彼得·班特应为这家医院创办人或要纪念的对象的姓名，但在美式俚语中，彼得〔peter〕一词亦指男性性器官，班特〔bent〕则有“弯曲”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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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慈济医院（3）
笑话说，有一天，一个波士顿的出租车司机载到一名男子，客人从人行道跌跌撞撞走过来，差点就双膝跪倒在街上；他痛得脸孔胀成紫茄色；不知是呛着了，还是一口气转不过来，看得出他说话也有困难。司机替他开了门，把他扶上车。男子一头栽在后座椅子前的地板上，胸口压着膝盖。
“医院！医院！”他喊道。
“彼得·班特吗？”司机问。那是最近的一家医院。（译注：亦可理解为：“老二弯了吗？”）
“比弯了更糟，”男子呻吟道，“我猜摩莉把它咬断了。”
珍妮很少觉得笑话好笑，这则尤其无聊；珍妮的态度非常明确：老二笑话一概谢绝。老二可能碰上的麻烦，她不是没见识过；小孩还不是最糟的。她当然也见过不想要小孩的人，一旦怀了孕就愁眉苦脸；珍妮想，不该硬要他们生小孩——虽然她主要是同情那些生不逢辰的小孩。她也见过真心要小孩的人，看了他们，她自己也想生一个。珍妮想，有朝一日，她也要个小孩——一个就好。但问题是，她竭尽所能避免跟老二打交道，男人她更是连边都不想沾。
珍妮目睹的老二治疗都是在士兵身上。美国陆军直到一九四三年才享受到发现盘尼西林的好处，很多士兵要到一九四五年才有机会注射盘尼西林。一九四二年上半年，送进波士顿慈济医院的老二，通常都施打磺胺药剂和砒素。磺胺噻唑治疗淋病——要喝大量的水。盘尼西林发明前，治梅毒是用新六〇六；珍妮认为，性行为的后果大抵就是如此——把砒素搀进人体化学机制，设法把原有的机制清理干净。
另一种用在老二上的局部治疗，也会用到大量的水。珍妮经常从旁协助这种消毒手术，因为手术过程中需要密切注意病人；有时甚至得抱紧他们。手术很简单，就是注射约一百CC的液体到###里，让它在流回来前，对尿道系统来个突击大扫除，每个人经过手术，都不免有点疼痛。发明这种治疗器材的老兄，姓范伦坦，跟情人节纪念的那位范伦坦是同宗，所以这种器材就叫大情人灌洗器。范伦坦医师的灌洗器经过改进，乃至被其他灌洗工具取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波市慈济的护士还是把这种手术叫做大情人治疗术——珍妮想，这倒是对大情人一种很适切的惩罚。
“我妈妈，”盖普写道，“没什么浪漫情调。”
电影院里那名军人刚开始换位子——刚开始蠢动——的时候，珍妮就很想用大情人灌洗器对付他。但她没有随身携带灌洗器；那东西太大，不好塞在手提包里，而且还需要病人相当程度的配合。她身边只有一柄小手术刀；她随时都带在身边。那可不是她从手术室偷的；刀已经被丢弃，刀尖有道很深的豁口（可能曾经掉在地板上或水槽里）——做精细的手术已经不成了，但贯彻珍妮的要求还不成问题。
起先，它戳破过她皮包里的丝质夹袋。后来她找到半截温度计的旧套子，扣在刀尖上，就像自来水笔的盖子。珍妮见那名军人坐到她旁边的位子上，大模大样把手臂搁在他们应该共享（真荒谬）的扶手时，就取下了盖子。他把长长的手臂伸直，搭在扶手上晃动，像马匹为了赶走周围的苍蝇而不停抽搐身体那样。珍妮一手捏着皮包里的手术刀，另一手用皮包紧压着白制服的裙摆。她想象自己那身护士制服像一面神圣的盾牌般闪闪发光，旁边这败类却基于某些恶毒的动机，深受她的光芒吸引。
“我妈妈，”盖普写道，“一辈子都在防备企图抢她皮包和图谋不轨的人。”
电影院里那名军人要的倒不是她的皮包。他摸她的膝盖。珍妮提高声音，清清楚楚地说道：“你的脏手别来碰我。”好几个人回过头来。
“唉，少来啦！”军人咕哝道，他的手飞快探入她的制服，发现她大腿紧紧并拢在一起，也发现他整条手臂，从肩膀到手腕，忽然间像西瓜般被划开一道口子。珍妮干净利落地割裂了他的徽章和衬衫，割开了他的皮肤和肌肉，在手肘处露出了骨头。（后来她告诉警察：“要是我真想杀他，我会割裂他的手腕。我是护士，我知道怎么让人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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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慈济医院（4）
军人哇哇大叫，站起身又倒下去，他举起没被割的那只手臂痛击珍妮，重重打了她一耳光，她整个脑袋都嗡嗡响。她用手术刀回击，从他上唇割下一片形状、厚度都与大拇指差不多的肉。（“我没打算割他的喉咙，”后来她告诉警察，“我只想割掉他的鼻子，可是没得手。”）
那军人哭嚎着，四脚着地，摸索到走道上，冲向光亮的门厅寻求庇护。电影院里有个不知什么人吓得嘤嘤啜泣。
珍妮在电影院座椅上把手术刀擦干净，放回皮包，并用温度计套子将它盖好。然后走去门厅，那儿传来大声呻吟，经理从门口向黑压压的观众探问：“这儿有医生吗？帮个忙！有医生吗？”
护士是有的，她去尽己所能提供协助。军人看到她，就昏了过去；并非因为失血过多。珍妮很清楚脸部伤口流血的情形；那是骗人的。他手臂上的裂伤倒是很深，得立刻处理。这名军人绝不至于流血致死，但除了珍妮似乎没有人知道——血流得那么多，又有那么多喷溅在她的白制服上。他们很快就明白是她下的手。电影院服务员不肯让她碰昏厥的军人，有人拿走了她的皮包。疯护士！疯狂刀手！珍妮很冷静。她以为，只要花点时间，等真正的主管机关了解情况，就会真相大白。但警察对她也很不客气。
“你跟这家伙交往很久了吗？”第一个在回分局的路上问她。
另一个稍后问她：“你怎么会以为他要攻击你？他说他只不过是毛遂自荐。”
“这小武器还真厉害，蜜糖，”第三个对她说，“你不该带着它满街走。这是自找麻烦。”
所以珍妮等她哥哥来厘清一切。他们都在一河之隔的哈佛法学院。一个还是学生，另一个已经开始教书。
盖普写道：“两人都一口咬定，律师这行业很低俗，但研究法律却是至高无上。”
他们到达时也没带来安慰。
“妈妈的心粉碎了，”一个说。
“要是你留在韦斯利就好了，”另一个说。
“单身女子自卫，”珍妮道，“还有更理所当然的事吗？”
但一个哥哥问她，能否证明她不曾跟这男人来往过。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另一个悄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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