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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血的年代-宋朝军事故事探秘-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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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朝廷催战的指令不断下发，并以“逗挠”罪名指责种师中。种师中叹道：“逗挠，兵家大罪，我结发从军，今天老了，怎能忍受担当此罪呢？”于是立即动身，和姚古、张灏另两路人马约好会战太原，由于缺乏准备，辎重也未能带上。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五月，种师中在离太原百里的榆次遭遇了金军主力，而原先约定的姚古、张灏军均未赶到。种师中令麾下队将张俊进战。张俊，字伯英，曾在西军名将刘法麾下效力，后投靠秦桧，参与陷害岳飞，其铁像至今仍跪在西子湖畔。不过早年的张俊还的确是位骁勇善战的猛士，他领兵出击，一阵砍杀，金兵被砍得哭爹喊娘，死伤累累，宋军单战马就缴获了上千匹。张俊向种师中建议乘胜追击，但小种性格比较稳健，所以没有同意，参谋黄友说：“地非利，将三面受敌。”种师中也不听，黄友仰天长叹“大势去矣”。次日，金国铁骑数万，黑压压冲了过来，矢石如雨。宋军由于辎重未行，军赏和粮草不足，且新兵较多，军纪较差，据说不少军士拿随身军器马甲、神臂弓、箭枪牌之类到市肆换取熟食。三日内官府就查收得器械四千二百余件，因此金军主力一冲击，种师中大阵前列的右军和前军就很快被击溃。种师中带领亲军死战，最后身边只剩下百人，身被四创，绝望的他放弃了逃生的机会，选择战死来捍卫种家军最后的荣誉。幕僚黄友被擒后也遇害了，张俊带领数百名士兵，拼死杀开了一条血路，冲出了重围，得以脱险。种师中战死后金兵各个击破了张灏和姚古，宋朝援救太原行动受挫。金朝见宋朝战败，遂以宋朝没有履行和约为借口，再次发兵侵宋。种师道拖着病体，忍受着丧亲之痛继续在为抗金积极努力。他向宋钦宗建议赶紧离开开封，去长安暂避，这一个理性的建议却又再遭否决。面对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面对政治上的失意，身患疾病，操劳过度的老种终于耗尽了最后的一点精力。靖康元年十月二十九日，种家军最后的传奇人物种师道病逝。老种、小种悲剧性的死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北宋帝国的辉煌终于化成了灰烬。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开封被攻破，次年四月宋徽宗、宋钦宗二帝随金兵赴塞外，最后在五国城（黑龙江省的依兰县）度过了凄惨的余生，北宋王朝经历了一百六十七年后宣告灭亡。然而宋朝军民的抵抗并没有停止，岳飞、韩世忠、刘锜、吴阶等新一代优秀将领，脱颖而出，最终力挽狂澜，建立了南宋王朝。
北宋一朝在文化、经济、也包括军事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是一个值得中华民族骄傲的朝代。北宋周边强敌林立，契丹、西夏、吐蕃部落等虎视眈眈，他们之间多次爆发了战争。为了抵御外侮、开疆拓土，北宋王朝涌现了一大批英雄豪杰，他们中不少人的名字在民间以评书、戏曲等方式传颂，激励着后人，比如杨家将、狄青等。也有一些人，他们的名字因为各种原因往往少为人知，比如秦翰、田重进、章楶等。本书介绍的一些人物，可能大家会稍有陌生，但是他们同样值得我们传颂。南宋王朝建立后，又相继和女真、蒙古进行了殊死较量，这其中的故事将在南宋部分中进行介绍。
南宋部分
第十四章 富平之战
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初一，南宋的东京留守宗泽病逝。宗泽是婺州（今浙江义乌）人，出身农家，年少时发奋求知识，年长后发奋得罪人。他先是得罪了主考官，结果考公务员时被置为末等。后来又得罪了当朝皇帝宋徽宗，他明知宋徽宗是个狂热的道教“粉丝”，可奉命建道观的时候不光是消极怠工，还有很多的腹诽，徽宗听闻后龙心大怒，直接把他从官籍中“除名”。直到金国开始全面伐宋，徽宗才想起已是六十八岁高龄的宗泽，把他派到前线河北磁州任知州（今河北磁县）。但宋朝的糜烂，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金军很快攻破开封，掳走了徽、钦二宗，史称“靖康之难”。
随后徽宗的儿子康王赵构在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即位，成为南宋的开国皇帝，庙号高宗，赵构即位后，便实行了“划江而治、退避东南”的政策，跑路，成了他和他的朝廷的唯一重心，以至于他和左右两个宰相黄潜善与汪伯彦一路从北方狂逃至扬州，浑然忘了爸爸宋徽宗正穿着青衣给金人上酒，浑然忘了妈妈韦太后正在浣衣局里搓衣，也浑然忘了哥哥宋钦宗正在咬破手指写着血书。开封的防守大任便降到了宗泽的身上，宗泽一边整顿城防，联络两河义军，收编溃兵散勇，创立了东京留守司军，这支军队以后成了南宋军队中的精锐部队。一边不停地上书要求高宗从行在扬州还都，主持北伐大计。
这一年当中，宗泽每个月都按时按量地上两份奏章，一共上了二十四份。面对着这些慷慨激昂的奏章，高宗的应对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不报”，就是不理会，装傻。第二种是“忧诏答之”，就是先敷衍一通，隔天再继续装傻。到了建炎二年的六月，这个月宗泽再没有上过任何奏章，背上毒疽的疼痛尚且可以忍受，但心力的交瘁已经熬尽了他的生命。瘦弱得如一截枯木的宗泽半仰在床榻上，喃喃自语道：“千古之羞，千古之羞。”他混浊的眼睛里滑出两滴清泪，一再长叹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最后逐一环视屋内的部将和下属（当时年轻的岳飞也在其中），大呼三声“过河”，然而他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回音，一个时辰后，宗泽怀抱着满腔的悲愤离开了人世。
宗泽死后，朝廷先将原北京留守杜充改为东京留守。杜充是两宋之交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和宗泽一样，也是哲宗朝的进士，“靖康之难”时正任沧州知州，宋金交战期间，沧州地处前沿，有很多从燕云十六州逃难过来的汉人百姓来奔，杜充考虑到其中有细作，便充分发挥了“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的精神，凡是来奔百姓，统统杀死，不留一个。杜充不但如此严格要求别人，对自己也是高标准、严要求的。金军第二次伐宋时，他负责镇守北京大名府，他四处宣称自己的主张“方今艰难，帅臣不得坐运帷幄，当以冒矢石为事”，可当完颜宗望的金国东路军一来，杜充仍然没有打破自己亲临战阵为零的纪录，后人吕中评曰：“（宗）泽在，则盗可为兵，（杜）充守，则兵皆为盗。”杜充继任后，既不修城，也不练兵，致使两河的义军被金军逐个击破，他唯一的法宝便是开决黄河的堤坝，妄想用滔滔的河水来阻止金军的日益逼近。这非但没有阻止金国东路军，反而淹死了很多百姓。
高宗一伙躲进扬州后，便日日醉生梦死，他大概是吸取了爸爸徽宗的教训，所以在玩乐的同时大力标榜自己的清心寡欲，勤政爱民。他先是要太监把一袋珍珠投到河中，随后又要太监在扬州最热闹的地方把一套高级桌椅给焚烧了，以表示自己是多么的勤俭持家，爱民如子，并用那炉火纯青的演技再三地宣布自家“天生就不喜与妇人相处”，可实际上，就在前几天，便有几位大臣上奏劝高宗不要在民间大选秀女。高宗的回答是直接把他们流放了。到了建炎三年春夏之交，金军左副元帅完颜宗翰派完颜拔速离和耶律马五等军急袭扬州，得到消息的汪、黄二宰相连忙告诉正在行宫中胡天胡地的高宗，高宗当场就吓得魂飞魄散，这次的惊吓，着实威力很大，导致了高宗龙脉的断绝，从此阳痿，没有了性能力。尽管高宗痛不欲生，但逃命仍是最要紧的，所以他又一路狂奔到了杭州。
御营前军军官苗傅和刘正彦随着高宗东躲西逃，早就窝了一肚子的腹诽，在杭州后还要陪着笑看那些皮肤白皙，体态臃肿的宦官们射鸭，最主要“美官”老没自己的份。随后在钱塘观潮那天，各领着兵爆发了。他们以三国时期的袁绍为榜样，围住了皇宫，“凡无须者皆杀之”，杀得仅留下了十五个非常有福气的宦官，苗、刘同时逼迫高宗下位，把隆祐太后请出来垂帘。这次政变，震动了朝野上下，当时的礼部侍郎张浚正在平江府督兵，闻变后立即联络武将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发兵勤王。苗傅和刘正彦便派了一个深明大义、义字当头的好刺客去刺杀张浚，张浚是进士出身，从小也没练习过黑砂掌和轻功水上漂，打不过，亦逃不了，遂准备引颈就戮，刺客便说：“我知你是好官，今夜不是来杀你，而是特意来警告你，我走之后，你应该多招聘几个保镖，苗、刘二人还是会继续派人来杀你的。”刺客的话音刚落，便“摄衣登屋，屋瓦无声”地飞遁了，足可知是一个武林高手。
章回体的小说中，经常说办大事的人是一计不成，眉头一皱，又生一计，可惜苗、刘不是这类型的人，刺杀一计不成，眉头皱又了又皱，皱得一塌糊涂，却再也生不出另外一计，两人对坐互相埋怨了半天后，便领兵出城逃命去也。可惜跑路的能力又远不及高宗，没逃多远，便被韩世忠捉到了，上了刑台。张浚等人进城后亲至后宫中把高宗请了出来，高宗先是抓着韩世忠的手大哭了一番，随后又满腔哀怨地把自己手上被开水烫伤的伤痕给张浚看，大骂苗、刘二人不光虐待了自己的肉体，还摧残自己的精神。
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年仅二十三岁的高宗便经历了丧失性能力、政变、追杀等人生惨事，受到了非常沉重的打击。建炎三年的六月，他终于下了一到罪己诏，向全天下臣民承认“朕躬凉德，未经远图”，接着把张浚提升为知枢密院事，这年张浚才三十三岁，宋朝自从寇准之后，就再没出现过如此年轻的执政。当时南宋的国运已经跌倒了谷底，退逃到东南地区的南宋朝廷甚至连一个暂时安稳的容身之所都没有，为了救国，更为了保命，当时无论是抗战派还是主守派都提出了很多的主张，比如有人提出要宰了黄潜善和汪伯彦，这样军队的战斗力便会大大的提升，有人提出杜充是一个强大的硬汉，把抗金大任交给他一人便足矣，有人提出且战且避，有人又提出了边战边和，有人提出了迁都鄂州，有人又提出了要迁都杭州，总之吵吵闹闹，莫衷一是。
平定苗、刘之乱的张浚，已经获得了高宗最大的信任，一跃成为抗战派的领袖人物。他集中了大多数抗战派的主张，提出了经略陕西，从侧翼出击金国，以缓解金国对东南的直接压力的主张。高宗正在担忧金军对东南即将发动的攻势，所以对于这个主张便很快地同意了，并给予大力的支持。命张浚为宣抚川陕，并拥有便宜行事的大权。
富平会战（三）
在宋朝人的眼中，陕西是出精兵良将的地方，南宋初期许多的名将，如韩世忠、吴家兄弟、刘琦、杨政、李显忠等都是陕西军出身的，陕西的兵，被称为“西军”，所谓西军，是指在北宋中后期，由于和西夏的连年交战，朝廷在陕西一带前后部署了兴军路、鄜延路、环庆路、秦凤路和熙河路等六个军区，使得陕西成为宋朝精兵健马汇集之处，西军也渐渐取代河北军与河东军成为宋朝最精锐的部队。
金军攻击陕西，是从建炎元年开始的，金帅完颜宗翰亲率西路军强渡黄河，攻克洛阳，随后分兵以完颜娄室率领西路军近一半的兵力进攻陕西。完颜娄室先率部驻于河中府，自率万余骑兵趁夜踏冰过黄河，攻下了京兆府，陕西大震，一些大将和守臣纷纷投敌，但泾原路的将官曲端却在这时脱颖而出。在南北两宋之交的乱世中茁壮成长的曲端，身经百战，有丰富的临阵经验，也有着非常出色的战略眼光和战术素质，可惜他的大部分精力并没有放在抗金救国上面，他每天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的事情便是如何广结善缘，保存实力。他挤掉了中央的特派员王庶后，吞并了地方义军和许多山贼，经过几次陕西军政官员的大洗牌之后，他不但没有被洗掉，反而越来越强大，实际上已经坐上了陕西大军第一把手的位置。张浚到来之后，便马上让曲端实至名归了。
张相公陕西之行，用赵鼎的话来说，是“半天下之责”，赵鼎这话略带着酸意，后来他自己去主持川陕政局时，要钱没钱，要人无人，气得他破口大骂：“张浚入蜀时就可以拿那么多钱，我今天连一分钱都拿不到，这不是让我像个叫花子一样入蜀吗？”赴任后的张浚马上在川陕政局展开了一轮大洗牌，他把川陕的钱粮兵马都交给有经济大才的赵开打理，让他作后勤部长，接着先后罢免了熙河军区的长官张深，环庆军区的长官王似，提拔了一大批西军中的少壮派，如名将刘仲武的儿子刘锡和刘锜，曲端手下的爱将吴玠和吴璘等人。最后他登坛拜将，拜曲端为威武大将军。此时的张浚是真心诚意地想在军事上倚重曲端的，所以当他看到曲端上坛受封，坛下将士欢声雷动的景象时，感动得一塌糊涂，认为自己已经完全改变了从北宋末年开始西军六路各自为政，互相掣肘的局面，而他的“天下可定也”伟大宏愿也已经迈开了最坚实的第一步。
看上去很美好，其实往往是脆弱的，正如张浚和曲端的关系。从推崇备至到恨之入骨，只有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具体的事件有二，第一是张浚在川陕大洗牌之后，曾派心腹张彬去试探曲端的战略意图，张彬对曲端说：“您常觉得西军六路互相不合，财用不足，现在张相公已经改变了这种局面，应该举行一次会战，以完全消灭在川陕的金军。”
曲端却回答说：“你这个想法就错了，现在张相公虽然已经合并了六路之兵，但兵还是从前的兵，和一向善战的金军相比，没有必胜的把握，我觉得应该按兵据守，再经常派奇兵去袭击金军的据点和屯田，几年之后，才能一举得胜。”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两点，第一是张浚一直有要举行会战的想法，第二点张浚是个“军事小白”，他所在乎的是兵力的多少。而曲端的发言无疑更俱专业水准，他所依据的是兵力的强弱。再者，西军以步军为主，其强项是山地的运动战，金军以骑兵为主，其强项是平原的野战，西军如在平原地区和金军展开大规模的野战，是非常吃亏的，曲端所说的“按兵据险”是符合实际、知己知彼的经验之谈。
第二件事情，便是陕州的失陷。当时的金军虽然占领京兆府、凤翔、延安等陕西重镇，但是各地百姓纷纷组织义军打击金军，许多城镇又先后被西军或义军收复。其中宋将李彦仙率兵收复了控制着陕西与河南之间的交通重镇———陕州。李彦仙收复陕州后，与金军前后大小交手了两百多次，多次重创金军。远在东南的宋高宗得知李彦仙的战绩后，喜气洋洋地说：“近日得知彦仙与金人战，再三获捷，朕欢喜得睡不着觉。”
后来完颜娄室集中兵力攻打陕州，李彦仙多次向陕西方面求援，张浚连忙飞鸽传书给曲端，命令他率军救援陕州，可“威武大将军”曲端再次发挥了坚决不服从命令，坚决袖手旁观的风格。始终不发一兵一卒。到了建炎四年的正月，陕州已经开始断粮，李彦仙把马吃的豆子煮给士兵吃，而自己只喝豆汁。金军派人前来劝降，李彦仙大骂说：“我就是死也是宋朝的鬼！”正月十四日，完颜娄室指挥金军发起总攻，陕州城破。李彦仙率众巷战，“中箭如猬”，左臂也受刀伤，最后投河而死，壮烈殉国。李彦仙部将五十一人全员战死，无一人投降。
富平会战（四）
完颜娄室攻克陕州后，马上西进增援在彭原店的撤离喝军，曲端的爱将吴玠一直在彭原店一带和撤离喝部鏖战，撤离喝军屡战屡败，屡败又屡战，可驻扎在吴玠后方的曲端却自己先撤退了，害得吴玠军被金军迂回包抄，伤亡非常大。突围后，两人大吵了一架，曲端降了吴玠的官，但张浚却把吴玠升官，他的这一举动，已是在非常明显地挑衅曲端了，他撕破了那层薄薄的面子，准备高举旗帜，鸣鼓而攻之了。
大部分事情的大部分烦恼都是因为钱，张浚要打大会战，首先要保证的便是钱粮，关于这一点，他首先想到的便是“财神”赵开。赵开身为四川人，熟悉当地情况，其理财能力在当时是一绝，有“一趾步而能运百货，一咳唾而能济三军”的美誉。张浚命令他向四川百姓贷五年的款，集中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和钱粮，完全保证了大会战的后勤。后来的大儒朱熹评价张浚曾说“张魏公才极短，虽大义极分明，而全不晓事。扶得东边，倒了西边；知得这里，忘了那里”。其实张浚还有一个优点朱老夫子并没有说，那便是知人善任，比如提拔赵开，比如提拔吴玠、吴璘和刘锜，还有他来陕西之前提拔的韩世忠，以及他离开陕西之后提拔的虞允文、王十朋等人。不是一代名将，便是一代名臣。
解决了烦恼的张浚，信心已经满到了爆棚，漫说直捣黄龙，便是径取幽燕也是如探囊取物，不在话下了。看，他飘飘然地似乎要飞去了！
随后他召开了一次大型的军事会议，和搜刮钱粮的顺利不同，这次会议中，张浚的主张遭到了几乎一致的反对。首先发难的仍然是“威武大将军”曲端，他也没什么新意，仍然是说：“在平原作战，有利于金军，我军难以争锋，应该先厉兵秣马，十年后才能进行反攻。”
张浚自己带过来的八字军首脑王彦也表示：“陕西六路现在仍然存在着不团结、不和谐的现象，不能轻易发动会战，万一失利，则后果不堪设想。”
而张浚一手提拔上来的吴玠不好意思明着反对，只是非常曲折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我西军擅长在高山深谷之间作战，金骑兵虽然强悍，但不能在山地上冲锋，我军只要扼守陕西，金军是绝对打不进来的。”
众将的劝说，并不能把已经飘飘然飞在云端的张浚拉回来，散会后，张浚最为亲信的“首席智囊”刘子羽甚至搬出了高宗来劝说，也不能撼动他举行会战的决心。
几天后，张浚便开始把陕西军马和钱粮向陕西关中平原的富平一带集结，但曲端却仍然拒不执行，这一次，曲端错了，错得无可救药，张浚并不是王庶，陕西四路中永兴帅吴玠已经跟定了他，环庆帅的赵哲是他的亲信，熙河帅刘锡是他最为倚重的少壮派，至于秦凤帅孙渥也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西军比起王庶时代，无疑已经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指挥中枢。这个指挥中枢的张浚的风格是“我的地盘，我做主”。
张浚随后亲自去拜访了曲端，在这次“曲张会”中，张浚再次申明一定要举行会战。曲端的回答只有四个字“必败无疑”。
张浚问：“我若不败，又如何？”
曲端说：“你若不败，曲端愿意伏剑而死。”
张浚气极而笑：“你敢立军令状吗？”
曲端马上立了一份军令状，并说：“你若不败，我甘伏军法。”
张浚说：“很好，非常好，我如果败了，我也把头割下来给你。”
经过这次类似小孩耍赖斗气似的对话之后，张浚果断的把曲端贬官，安置在阶州闲居。不久，再贬为海州团练副使，又安置到万州闲居。曲端的心腹张中孚、李彦琪等人都同时受到了打压和处分。
张浚战前无端排斥大将，开始了第一错误，第二个错误跟随而来，他把曲端的部队交给了少壮派将领刘锜。刘锜尽管是一代名将，而且年轻的他已经显示出了作为一代名将的能力，但曲端经营泾源军多年，根基很深。刘锜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泾源军内真正建立起自己的人脉和威信是不可能的。
富平会战（五）
这个时候的西军，在雄心万丈的张浚指挥下，已经开始反扑，夺取了陕北地区和延安府等地，把娄室金逼退到了狭长的关中平原东部地区。永兴军帅吴玠、环庆帅赵哲、熙河帅刘锡、秦凤帅孙渥以及新进的泾源帅刘锜正在富平一带集结。按照惯例，身为督阵的大帅张浚是不在最前线的，他驻扎在离富平很远的邠州。他想要举行大会战的企图正下金军的下怀。金军也慢慢地向离富平约八十里的下邽进驻。直到这个时候，张浚仍然以为完颜娄室是一支孤军，浑然不知道完颜兀术和完颜讹里朵军进入了陕西。远在后方的他多次更新赏格，以至于更新到了“能生擒完颜娄室者，赏节度使，银、绢各以万计”的高度。完颜娄室自然是不甘示弱，他马上宣布：能生擒张浚的，赏驴子一匹，布一匹。
完颜娄室的恶搞也许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宋军当时有人提议，要送一套女人的衣服给完颜娄室，张浚没有答应，这虽是灭敌军威风的壮举，但却不符合他的风格。张浚的风格是下战书。他一连下了好几封，正在忙于集结兵力的金军自是不肯马上就举行会战的，直到完颜兀术等会师后，完颜宗辅回书张浚，约定双方在九月二十四日会战。而九月，是鹰飞草长，弓劲马肥的季节，也是金军最为活跃适应的季节。
富平位于关中平原终端的北部边缘地区，地势平坦，战略位置重要，素为京散腹地。当时宋军在富平的营寨位于地势偏低的今富平县城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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