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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雄师:一野档案-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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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师源在中共西北局和绥德地委的安排下，以八路军参谋的身份，假借谈判边界问题，到榆林探听胡景锋的下落。在榆林，他通过胡景锋的五哥胡景通得知胡景锋已任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在横山波罗堡驻防。
为了尽快与胡景锋取得联系，师源回到绥德后即写了一张便条：
我有要事和你见面，可否？请速回信。
他派武启政化装成小商人进入波罗堡找胡景锋。当胡看过字条后，喜出望外，急忙用毛笔在一张信纸上写了三个字：望快来！
接到回音后，师源即以八路军参谋的身份，借谈判边界问题到波罗堡与胡面谈。胡当即表示：“我再不吃蒋介石的饭了，我要跟共产党走，率部队起义，把部队拉到解放区。”
“我早就等你这句话了。我代表共产党欢迎你，欢迎你们的部队。”师源非常高兴地说。
“这次起义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希望你回去后向习仲勋汇报，并请共产党派人进来，支援我们部队枪支、弹药，协助做起义的准备工作。”胡说。
“没问题，我们尽全力协助你们。”师源让胡放心，并与胡确定了联络人员及联络的办法。
习仲勋在绥德听了师源的汇报后，立即组织地委的同志共同研究了协助胡景锋部起义的准备工作。根据胡景锋的要求，西北局先后给胡部派进去30多名同志，并提供了一些枪支、弹药和活动经费。派进去的同志，于6月底以前陆续进入胡的部队。他们根据分工，下到各个连队，有的当兵，有的当班排长，从不同角度向士兵和连排军官做工作，联络起义人员，培养起义骨干，掌握部队动态，做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胡景铎按照共产党的指示，对所属部队的人员特别是大队（营）以上军官进行了全面分析，确定了可以依靠的对象、可以争取的对象以及需要提防的顽固分子。他通过多种途径向可以依靠的对象交底，让他们再联络起义力量。而对顽固分子，则封锁消息，监视他们行动，防止他们告密。我党派进去的同志还和保安指挥部参谋姚绍文一起，把思想比较倾向革命的战士、班长集中起来，举办训练班，进行民主和反内战的教育，使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训练班结束时，胡景铎还找每个人谈了一次话，使他们心中有数。
6月26日，蒋介石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央西北局于7月1日在延安花石贬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习仲勋、马文瑞、李卓然、马明方、张德生、贾拓夫、欧阳钦以及范明等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当时的形势和我党对付蒋介石全面内战的方针，并研究了组织横山起义的条件。
多数同志认为，组织横山起义的主客观条件基本成熟。从政治上看，横山起义可以证明人民是要求和平的，就是国民党内部也不是铁饭一块，也有一些部队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不满。从军事上看，洛川以南为胡宗南大军盘踞，随时可进攻延安；北边榆，横敌二十二军和保安团队，虽力量薄弱，但如配合行动，也会对我后方造成威胁。特别是横山境内石湾、高镇、武镇三地，像一把利刀直插边区，不仅平时阻我绥德通往三边要道，而且战时部队也少回旋余地。不拔除这个钉子，终必受其影响。从起义部队来看，胡景铎部有一定的思想基础，依靠我党我军态度很坚决，加上胡景铎在陕北国民党部队中有一些特殊关系，不易引起怀疑，因而起义成功的把握较大。会议决定组织横山起义，派当时任中共西北局自区工作处处长的范明同志直接同胡景锋协商起义的具体事项。
7月下旬，范明到绥德，向地委传达了西北局关于组织横山起义的决定和开展北线工作的计划，并组织做好进入胡部的各项准备工作。
8月初，国民党榆林特务机关发现胡景铎频繁与我军接触，并在部队中开办训练班，便向榆林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部总指挥胡景通密告胡景铎最近的行动可疑，要求对胡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胡景通接到告密后，并没有找他的弟弟谈话。他想：即使他弟弟有投靠共产党的企图，找他谈也未必了解真相，要了解实情，只有从部队中调查，才能抓住把柄。于是，他把驻横山的中层军官逐个召到榆林谈话，了解其弟胡景铎最近有些什么动向，但由于事先工作做得周密，胡景通没有抓到其弟的把柄。不过，针对国民党的注意，起义部队根据党的指示，采取了相应措施，做好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9月中旬，范明化装成富平县立中学的教员进入波罗堡。他将习仲勋的亲笔信交给了胡景铎，向他传达了共产党对形势的分析和西北局关于组织横山起义的决定。胡听后，完全同意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西北局的决定，表示自己就是在要党暂时困难的时候参加革命。两人商定了起义的十条计划：
（1）起义日期为1946年10月10日。
（2）起义部队番号称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
（3）在起义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由胡景锋提出名单报中央批准。
（4）提出了起义后的干部任职名单。
（5）确定了在起义时由我方派出接应部队。
（6）拟定了起义的行动计划。
（7）决定了起义的口号是：打回关中去，驱逐胡宗南。
（8）制定了起义后的三种方案。一是乘势夺取榆林；二是只解放无定河以南地区，使榆林之敌失去屏障，直接暴露在我军威胁之下；三是一旦出现不能控制的情况，胡景锋立即撤出原防，率领骨干进入边区。
（9）起义中的其他问题，如扫除地方反对组织，监视、扣压反动军官等。
（10）联络办法。
第二天，范明返回边区，直接向习仲勋和张德生同志汇报了起义计划，并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点头批准了这个计划，并决定乘势夺取榆林。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我西北局与北线总指挥王世泰、政委张仲良等一起研究了配合起义的战役部署，调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新四旅、警备第三旅等部队配合。
10月初，胡景通突然召胡景锋去榆林。但胡景通并没有抓到证据，所以胡景铎在起义前安全返回了。由于我军调动需要时间，加上一些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原定计划10月10日起义的计划推迟了。10月11日，共产党通知驻横山境内各点准备起义的部队，起义时间为10月13日。
10月12日晚，驻石湾的部队首先行动。石湾位于横山县东南方向大理河北岸，南与子长县交界，是延安经子长到榆林的咽喉要道，也是伸入我解放区腹部的一个突出部，敌人称其为南线要塞。敌保九团团长张子亚及团部和一个大队在石湾驻防，总兵力600多人。张子亚是总指挥胡景通的亲信，在蒋介石举办的庐山特别训练班受过训，对国民党很忠诚。而保九团少校团副张亚雄和少校军需主任范止英以及机枪中队上尉中队长许秀岐等人，一直对上司不满。起义前，胡景铎曾多次到石湾，向他们了解情况，向他们交底，共同分析研究了要依靠的对象和应提防的顽固分子，对起义的准备工作作了详尽的布置和安排。
为了确保起义成功，张亚雄等人乘团长张子亚丧妻之际，极力促成他娶了一个比他小20岁的女子。张子亚得到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整天与妻子情意绵绵，无心工作，便将军务都交给张亚雄承办。张亚雄对妨碍起义的敌对分子以各种借口能调换的调换，能派差的派走，并将石湾街道上的狗都赶到山上。起义部队在石湾城东门北边，特意挖了一条暗道，供解放军进城用。
10月12日晚，张亚雄出城外和我接应部队的负责人、绥德分区副司令员高朗亭接头。按预定时间，张当晚带两个营的解放军至石湾东门北边的暗道前，范止英、许秀岐已在洞旁等候，互相介绍后，我军即由暗道进城。
当我军成批部队臂缠白毛巾从暗道涌向城内时，被在东门北边的敌一中队一名士兵发现，这位士兵当即返回报告，一中队中队长马上下令部队向我开火。起义部队见事已暴露，一面用火力压住一中队的反抗，一面打开东门。城外的解放军一拥而进，很快控制了制高点，将所有抵抗分子全部缴械，并包围了张子亚的团部。
第二天，范止英到团部规劝张子亚：“团座，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团部，希望你同我们一道投靠共产党。”张子亚无可奈何，只好听命。
我绥德分区副司令员高朗亭决定留下一个营，协助石湾起义部队做善后工作，亲率一个营开往高镇。高镇是石湾通往波罗堡的必经之道，是西线起义的中间环节，这里易守难攻，保九团中校副团长秦悦文率一个大队在此驻守，并负责吴家园侧面的防务。
起义前，胡景铎曾到该部找秦悦文，秦表示愿一起行动。10月13日下午，胡景铎派人送一封密信给秦悦文：
现在决定起义，具体行动方案高朗亭副司令到高镇后告诉你。
为了使部队得到有效控制，秦悦文把通信员喊来：“立即通知各据点连以上军官晚上7点到大队部开会。”晚上7点，连以上军官都到了大队部，秦悦文派士兵在会场外面站了岗，并告诉警卫人员：没有他的允许，不准放任何人出去。
“今天，把各位找来，是要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这项决定，将决定我们部队的前途，也决定你们每个人的俞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坚持打内战，不得人心，我们不能做历史的罪人。我们决定投奔共产党，今天晚上举行起义。你们当中有没有不愿意的？”秦悦文说完，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全场，没有人吭声。
“我赞成起义！”突然，一位连长站起来，坚决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的话音刚落，其他军官陆续站起来，表示拥护起义的决定。
“那好，我们现在就迎接解放军进城！”秦悦文很高兴地说。这样，高镇、吴家园侧的700余国民党官兵全部起义了。
13日晚上，在起义主要领导人胡景铎指挥部所在地波罗堡，胡景铎将事先确定的敌对分子逐个召集到指挥部，下了他们的枪，将他们软禁起来。并派兵抓获了波罗堡的反动地方头子。随后，胡景铎亲自到波罗堡城外，迎范明、师源和解放军入城，并由解放军换防。至此，横山起义宣告成功，胡景铎发表了《反对蒋胡卖国、内战、消灭异己，拥护邓宝珊将军等为和平建国奋斗》的通电，宣布退出内战。
10月14日，党中央、西北局发来贺电，任命胡景铎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师长，李振华为参谋长，张亚雄为第一团团氏，魏茂臣为第二团团长，杨汉三为第三团团长，姚绍文为副参谋长，范明为政治部主任，师源为副主任。
我配合部队于13日在东线扫清了镇川及武镇外围，14日全部占领以上两镇及鱼河堡，15日攻克万佛洞，完成东线战斗。我包围横山县城的部队13日将驻横山县城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军王勇清骑兵团包围，14日攻击未克，15日胡景锋派人带信劝降王勇清，16日王勇清到波罗堡，表示愿意起义，横山县城即告解放。
波罗堡部队起义后，胡景铎命其攻占了五龙山，海流兔庙新编十一旅杨汉三将一连人马全部拉到波罗堡。而偷袭响水堡的起义部队，因叛徒告密，未能成功，只将敌人包围。
我北线指挥部连夜召开会议，决定用晋绥联防军新四旅、教导旅打主攻，拿下响水堡。
响水堡守敌被包围后，即向榆林发出求救电报。胡景通接到电报，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他弟弟果真率部起义，投靠共产党了，而且这件事来得如此突然。他亲率两个营的兵力增援响水堡守军。
晋绥联防军获悉胡景通亲率军队增援的情报后，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先打援，活捉胡景通，对响水堡守敌暂缓攻击。
20日晚，新四旅、教导旅以一部分兵力继续包围响水堡，大部分兵力投入打援，歼灭了胡景通两个营的援兵，但胡景通逃跑了。21日，攻克响水堡。
本来，中央原计划继续夺取榆林，给敌以沉重打击。但考虑到邓宝珊部还有争取的可能，加上榆林守敌已作好了准备，所以中央决定放弃原方案，结束了这次战役。
起义部队按计划，把防区移交给解放军，尔后向武镇集结。10月27日，榆横新区建立民主政权。11月4日在武镇召开了骑六师成立庆祝大会。但是，由于这支起义部队成份较复杂，约5000人的起义部队陆续跑掉一些。党中央为了保存和培养这支部队，于12月初下令南调延安。
12月17日下午2时，起义部队2100多人到了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12月22日上午，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接见了骑六师连以上干部并作了重要讲话。24日下午4时，全师营以上干部在枣园小礼堂受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颖超、康克清、习仲勋、王世泰等领导的接见。
24日晚8时，毛泽东主席出席了欢迎骑六师的大会，他在热烈的掌声之后说：“骑六师的起义，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美蒋那只船虽然大些，但是一只破船，一遇风浪就会沉没。我们这只革命的船现在还小些，但是崭新的，能够乘风破浪，胜利前进。欢迎你们下大船上小船，克服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有三年时间就可以打垮国民党，我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说完，又是雷鸣般的掌声。
骑六师经过一段时间整训后，加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序列，增强了我军的力量。
1946年11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取消晋绥军区之雁门军区，将所辖第五军分区、第十一军分区划归绥蒙军区建制，所辖第二军分区、第六军分区直属晋绥军区领导。同时还决定，取消晋绥野战军和晋北野战军番号，将两野战军部队统一组成晋绥军区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其编制序列是：
第一纵队，张宗逊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治委员，下辖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委员朱辉照）、第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政治委员余秋里）。
第二纵队，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三五九旅（旅长郭鹏，政治委员李铨）、独立第四旅（旅长顿星云，政治委员杨秀山）。
第三纵队，许光达任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委员，下辖独立第二旅（旅长唐金龙，政治委员罗志敏）、独立第三旅（旅长杨嘉瑞，政治委员盂昭亮）、独立第五旅（旅长李克夫兼，政治委员王赤军）。
11月中旬，鉴于国民党军即将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央决定将晋绥军区第一纵队调驻陕甘宁边区，以迎击敌人的进犯。
六、让出“红都”
胡宗南出动两个精锐旅入侵“囊形地带”，企图“引蛇出洞”，为进攻延安做准备，没想到“偷鸡不着蚀了一把米”。当胡宗南的王牌部队进入延安时，城内早已空无一人。然而为了邀功情赏，胡宗南谎报战功，没想到一场闹剧竟给新闻记者揭穿了。。
1946年，是蒋介石最疯狂的一年，也是他开始走下坡路的一年！这年秋天，他突然领着陈立夫、白崇禧等人飞抵西安，还专门到胡宗南东仓门一号官邪去转了一下。他看到，胡宗南会客厅的正面，悬挂着他与孙逸仙当年在中山舰的合影，下面是他的签字：蒋中正赠。他心中很得意，胡宗南这个自己培植起来的亲信是追随他的。
在西安绥署总部，蒋介石一行召集胡宗南、李铁军、罗列、董钊、盛文、刘戡等人进行密谈。蒋介石说：“今春以来，我们出动数百万军队，对共匪实施勘乱，可以说全面出击，打得共匪无处藏身。将士们都很努力，当然也包括在座的诸位。为了保卫大西北这座堡垒，保卫抗战成果，完成民族革命，你们正在进行艰苦的奋战。。”
蒋介石之所以极力鼓吹所谓的大好形势，是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其实，1946年，蒋介石出动大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十来个月的时间，就被人民解放军吃掉了35个旅，机动兵力明显不足。现在，他已决心在西北向共产党的指挥中枢——延安发起进攻。他继续说：
“大西北固若金汤，三十四兵团占领北平，这是我们党国的光荣。但是，我们局部也有些失利，美国在给予军援方面最近也有些麻烦。还有人借口指责我们军事上无能，政治上腐败，经济上危机四伏。。这真令人愤慨！因此，我和立夫以及中常委商定，下一步准备于两件大事，一是准备召开国民大会，搞民主选举领袖，看我们是否还为全民所拥戴？二是下决心攻下共匪最顽固的保垒——延安。我们这次来，就是希望西北将土振起反共精神，负起攻克延安的艰苦卓绝的使命，使西北成为我们反共救国的一个中心。”
蒋介石谈到这里，胡宗南插话说：“委座，我们已制订了一个引‘蛇’出恫，进占延安的详细计划。”
蒋介石眼睛一亮，忙说：“快说说看。”
西安绥署参谋长盛文马上汇报：“我们总的意图是吸引陕甘宁主力于陇东，形成决战态势，而乘机袭击延安。具体来说，就是以整编第二十九军向陇东的庆阳、合水进攻，将延安主力部队引出“洞”来，然后轻而易举地占领延安。。。”
蒋介石听完，脸上露出了笑容。他针对这一计划说：“对延安作战的关键是消灭共匪的有生力量。据可靠情报，延安兵力加起来，也不过几万人，你们可以出动十倍于他们的兵力，以压倒多数消灭对方。他们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是飞机大炮加机枪，应当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给共匪以重大杀伤。共军就那么几个旅，好打！我看，有三至六个月时间，这战场，这天下，又是另一个样啦！现在你们要着手准备，务求必胜。”
蒋介石早就视延安为“眼中钉”，他觉得现在是拔除它的时候了、为此他寄希望于他的得意门生、嫡系同乡胡宗南。
国民党的重点进攻政策是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因胡宗南集团在陕甘宁解放区南线仅有六个旅，为完成进攻准备，胡宗南决定首先夺取位于陕甘宁边区南面的突出部，以消除进攻延安时侧背之威胁。
这个突出部是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从宜君向南折经同官（今铜川）、耀县，向西经淳化再向北折经旬邑至甘肃的正宁，形成一个向南的囊形。以马栏为中心，宜君、正宁为袋口，国民党军称之为“囊形地带”。
这个“囊形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像一把尖刀直插国民党的关中地区，对关中、陇东两大地区的各个城镇和陇海铁路西段以及陕甘宁公路交通线构成严重威胁。而陕甘宁边区利用这个地带的缺口捷径进出一切物资，打破国民党政府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蒋介石、胡宗南对这个“囊形地带”十分头痛，早就想侵占，只是因为时机未成熟，未敢贸然动手。
现在，蒋介石已决定向延安大举进攻，因而夺取这一地带就显得特别重要。蒋介石想，为了便于从陇东、关中和晋南向宜川、洛川一带安全集结军队，消除进攻延安大军左侧背的威胁和保证后方补给线的安全，这块“囊形地带”非夺不可。
1946年12月31日，胡宗南以整编第十七师之第四十八旅、整编第三十六师第一二三旅、整编第十五师第一三五旅及两个保安团，先后占我关中军分区西坡店、巩家斜、长舌头、武王山等地，后扩大占领区，进占我关中要地。为恢复与巩固关中分区，我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以新编第四旅及警备第一旅第三团，警备第三旅第七团向进入关中分区之敌展开反击。
1947年1月17日，警备第一旅第三团攻占旬邑城，歼敌一部。敌第四十八旅第一四三团驰援，我即以新四旅及警一旅第三团分三路向宁家至金池之敌碉堡线攻击，26日攻占黄甫、梁庄、白子头、金池、龙高等据点，突破敌70余里封锁线。敌又以淳化第一二三旅第三六八团及进入旬邑之第四十八旅第一四三团从南、北向我进攻，企图夺取梁庄，恢复封锁线。29日，敌三六八团抵通润，一四三团进至金池、龙高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决心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三六八团于梁庄附近，遂以警备第七团于魏家机动防御，诱敌至梁庄附近后固守梁庄；以新编第四旅第七七一团于高家方向截敌退路，并侧击其一翼；以新四旅第十六团位于黄甫、腰里之线阻敌一四三团前进。
1月30日，敌向我发起攻击，敌第一四三团被阻于黄甫、腰里，敌第三六八团分两路攻占魏家后，向梁庄攻击前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七团将其诱至梁庄附近展开抵抗，新四旅第七七一团分三路对敌合围，将三六八团包围于宁家、梁庄之间，经激战，将其团直属队及两个营93O余人全歼。敌军攻占关中的计划破产。
胡宗南在第一次攻击关中失败后，又抽调兵力准备再次进犯。1947年2月9日清晨，胡宗南乘专车来到三原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召集参加对“囊形地带”作战部队旅长以上的军官举行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西安绥署副主任裴昌会、副参谋长薛敏泉、参谋处长汪承钊、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参谋长文于一、整编第三十六师师氏钟松、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整编第十二旅旅长陈子干、整编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新、整编第四十八旅旅长何奇、整编第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以及其他高级幕僚共20多人。
胡宗南主持会议，他首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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