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6小时-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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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哪些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l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
　　　　55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们集合
　　　　在天安门城楼后边的空地上。中
　　　　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率领大家
　　　　踏上了通往天安门城楼的台阶……

　　　　1．突然发现毛泽东的代表证丢了

　　　　天安门城楼与紫禁城端门之间有一块空地，上面站立着数棵历经沧桑的古柏。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55分，一支车队从中南海东门开出，来到这块空地上。他们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各位副主席和各位委员们。他们是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后，在中南海勤政殿门口上车出发的。从勤政殿到这块空地只花了5分钟时间。
　　　　这时，已经探雷完毕，一项重要的安全保卫任务刚好结束。
　　　　喜悦写在脸上。下车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领导人一个个又说又笑，互相招呼着集合起来。
　　　　之后，他们沿着城楼西头的古砖道楼梯，豪迈地向天安门城楼走去。
　　　　在此之前，天安门西侧已经安装了一架摇摇晃晃的土电梯。
　　　　但新中国的领导人没有乘电梯。他们要用自己的脚板登上天安门城楼。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56岁的毛泽东自然走在这支队伍的最前面。此刻，这位叱咤风云的伟人在想些什么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也许，伟人想起了赶考不当李自成的诺言，也许想到了逝去的峥嵘岁月，也许脑际翻腾着更为汹涌博大的风云……比毛泽东大7岁的红司令朱德随后走向天安门城楼，之后是比朱德小12岁的刘少奇，与毛泽东同岁的宋庆龄以及其他领导人按顺序一一跟上。
　　　　通往天安门城楼的古砖道有整整一百级。
　　　　毛泽东由卫士搀扶着从容地走向城楼。他不时停下来，等候身后那些比他年迈、行动远不如他灵便的领导人。
　　　　今天，毛泽东与18年前在中央苏区的“开国大典”上一样穿着中山装，只不过那时是布衣，今天是黄呢子。人逢喜事精神爽，他显得神采奕奕。
　　　　跟随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细心地打量着身边努力登攀着的伟人。他突然吃了一惊：别在毛主席胸前的烫金红绸条不见了！
　　　　这还得了！这红绸条可是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代表证，其重要性相当于“特别通行证”。
　　　　这个独特的代表证是周恩来指示书法家钟灵设计的。专门给每位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政协代表发了一个，上面分别印有佩戴者的姓名。代表们都工工整整地将它别在胸前。毛泽东主席与其他六名副主席的代表证是“特制”的，红绸条与别的代表一样，但他们的姓名是用金粉印上去的。
　　　　莫不是临时改变规定了？叶子龙回头一看、六位副主席的胸前都好端端地别着红绸条，别的代表也都佩戴着红绸条，只有毛主席胸前空空如也。
　　　　叶子龙知道，今天这个重大场合有苏联老大哥的摄影师来拍照片，他们拍的照片还是彩色的。毛主席肯定是他们聚焦的核心人物，黄呢子中山装上没有别这个红绸条，一定是十分扎眼的。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而且，这个缺憾不仅属于今天，它还会留给明天。秘书叶子龙当即掂出了此事的分量。
　　　　叶子龙于是立即噔噔噔下了楼梯，火速找到钟灵，要他以最快的速度制作一个代表证给毛主席戴上。
　　　　冷不丁冒出来的这桩事，是钟灵始料不及的。留给他的只有毛主席走完几十级台阶的时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必须再“特制”一个专供主席使用的代表证出来。
　　　　钟灵接受这个十万火急的命令后，顾不得想什么，跳上一辆吉普车，指挥司机朝他中南海工作室急驰而去。
　　　　谁也闹不清毛主席把这个红绸条弄哪儿去了。
　　　　今天早上已到6时，天已透亮，毛泽东还趴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办公桌上工作着。
　　　　菊香书屋，位于中南海勤政殿与颐年堂之间，是一处前后三进，每进都是四合院的宅院。
　　　　就在不久前，他从香山公园搬来往在这里。他保持着多年来养成的习惯：通宵工作，上午睡觉。跟他时间长一些的卫士都知道他这个习惯。
　　　　然而，今天他吸着烟，不停地忙碌着，忘记了休息。
　　　　此时，北京城内外的数十万群众正准备赶往天安门广场，去参加能够自己当家做主的共和国的诞生庆典。
　　　　今天是个非同寻常的日子。
　　　　周恩来特别关心毛主席的休息情况。他自己一夜未睡，又到天安门检查了开国大典的准备情况，指出了毛主席画像及天安门背景布置等不妥之处。从天安门返回后，周恩来多次打电话给卫士值班室，询问主席休息了没有。当卫士长李银桥又一次回答主席还没有休息时，周恩来有些着急了：“你们要想办法催他休息嘛！下午2点还要开会，3点还要上天安门，你们要想办法动他早些休息。”
　　　　周恩来对卫士用了命令的口吻。
　　　　卫士长李银桥走进毛主席办公室。里面烟味呛人。显然，毛主席工作中吸了很多根烟。李银桥小声将周恩来的话报告毛主席，并劝他说：“主席，早点休息吧。”
　　　　可是，毛主席等把所有文件全部批阅完毕，才离开案头。他没有马上睡觉，而是走到院子里，散了一会儿步，舒展了一会儿筋骨。
　　　　毛泽东在卫士们护侍下上床睡觉。睡前，他叮嘱卫士长李银桥：“下午1点钟叫我起床。”
　　　　按嘱叫醒毛泽东，并准备好他参加开国大典要穿的黄呢子制服。卫士们知道，这件礼服的料子，当初是秘书叶子龙送来让毛主席过目的。毛泽东像往常那样，在床上看了近一个小时的书才起来。
　　　　毛泽东吃过饭，下午2点整准时出现在勤政殿。此时，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李济深和其他委员都已集合在这里了。
　　　　勤政殿，就在这所已经赋予了全新含义的大殿里，在开国大典前夕的短暂时间内，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很快开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这充分体现了紧张、高效的办事作风。
　　　　当选的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和其他各位委员，在会上宣布就职。
　　　　会上，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成为即将诞生的共和国政府的第一任政府首脑。这位走上东方大国首脑岗位的人物，年仅51岁。
　　　　结束这次重要会议之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与各位副主席、委员们在勤政殿门口上车，赶往天安门城楼。
　　　　也许，代表证红绸条是被毛主席忙丢了。
　　　　钟灵急匆匆赶回工作室后，屏声敛息，很快在一张红绸条上写下“毛泽东”三个仿宋字。接着，飞快地喷上金粉。他等不及墨迹风干，跑出屋子，跳上吉普车就往回赶。
　　　　幸好，毛泽东还没登上天安门城楼。眼下，他已经走了一大半台阶，仍像刚才那样，走走停停，等着后边年长的领导人。要不是毛泽东边走边等，他没佩带代表证的这个缺憾怕是难以弥补了。
　　　　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注定是要圆圆满满的。
　　　　于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开国大典纪录片中，留下了这样一个镜头：一位着军装的小伙子，突然来到叶子龙面前，交给叶子龙一个红绸条；叶子龙当即上前帮毛主席将红绸条别在左胸口袋上方。
　　　　这位着军装的小伙子就是钟灵。
　　　　别好红绸条的毛泽东带着其他领导人继续向上登攀。
　　　　一百级台阶并不长。
　　　　然而，为了登上这一百级台阶，中国共产党经过了漫漫28年前仆后继的浴血奋斗。
　　　　为了登上这一百级台阶，中华民族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英勇斗争。
　　　　别着红绸条的新中国领导人一步一步走上去，他们深深懂得脚下每一级台阶的非凡意义。

　　　　2．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

　　　　许多人以为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间，就是1949年10月1日。
　　　　其实不然。
　　　　那么，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究竟是哪一天呢？
　　　　有人作过统计，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次数总共是45次。他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间是：1949年7月7日夜晚9时20分。
　　　　这一天是“七七事变”12周年纪念日。
　　　　为了纪念“七七”抗战12周年暨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天安门作了精心的布置。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7盏大红宫灯，飘扬着20面鲜艳的红旗。城楼中央悬挂着毛泽东与朱德的巨幅画像。两位伟人画像之间，挂着一颗巨大的红星，光彩闪烁。
　　　　7月的北平是多雨的季节。7日这天，北平城又是风又是雨。大雨哗哗地下个不停，仿佛一年之中要下的雨，都要集中在这一天全部倾泻完似的。
　　　　然而，风雨没有阻挡住20万群众前来参加庆祝会的步伐。他们顶风冒雨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参加这个意义重大的活动。他们分别来自北平市党、政、军各机关团体，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65个单位以及各界市民。
　　　　当天下午，纪念和庆祝活动在49响撼天动地的礼炮声中开始。
　　　　接着，奏响了《义勇军进行曲》。
　　　　礼炮声和乐曲声盖过了风雨声。
　　　　在20万群众的热烈掌声中，通过成立了由董必武、薄一波、聂荣臻、彭真、叶剑英、李锡九、许德珩、吴晗、韩卓儒、肖明、李连山、张晓梅、钱端升、薛成业、许立群、古奇踪、杨伯箴、鲍国宝、刘一峰等人组成的会议主席团。
　　　　尔后全体起立，向抗战中死难的烈士默哀。
　　　　接下来由主席团主席彭真发表讲话。之后，董必武、薄一波、叶剑英、李济深、沈钧儒、许德珩、吴晗、肖明等人，相继在天安门城楼上演讲。
　　　　晚上9时20分，毛泽东与周恩来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于是，纪念和庆祝活动掀起了高潮。
　　　　“毛主席万岁！”20万群众情不自禁地高呼起来。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听到人民这样称呼他。
　　　　人民是多么朴实可爱！
　　　　人民是多么坚强伟大！
　　　　毛泽东早就断言，真正的伟力蕴藏于民众之中。
　　　　1937年7月7日深夜，侵华日军向宛平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开火，二十九军将士奋起还击，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爆发。芦沟桥反侵略的枪炮声，吹响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战斗号角。
　　　　当年8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写的一份宣传鼓动提纲中，就英明指出：“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芦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他在这份宣传鼓动提纲的末尾断言：“只要四亿五千万同胞一齐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抗战的胜利来之不易，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了漫长而巨大的牺牲。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他所以能得出这一远见卓识的结论，是因为他深刻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侮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吼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抗战胜利之时，国民党却来抢夺人民赢得的胜利成果。于是，毛泽东代表人民作了著名的“桃子该由谁摘”的形象、精辟的论述：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批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彻底打败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胜利，实在值得纪念，实在可庆可贺。
　　　　然而，令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极其愤慨的是，1949年1月26日，南京中央社1月26日发表了这样一条电讯：“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26日由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举行复审后，于16时由石美瑜庭长宣判无罪。当时庭上空气紧张。冈村肃立聆判后，微露笑容。”
　　　　冈村宁次，是日本侵略中国历史最久、罪恶最大的战犯之一，他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让罪大恶极的侵略者最后得到的是“微笑”，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接受的。
　　　　中国共产党立即作出反应。l月28日，发表了《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为日本侵华派遣军一切战争罪犯中的主要战争罪犯，今被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声明：这是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牺牲无数生命财产，幸而战胜，获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擅自宣判无罪……我们现在向南京反动政府的先生们提出严重警告：你们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中共发言人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企图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你们释放冈村宁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国民党反动政府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丑恶行径，只有一个解释：他们为了抢夺解放区军民天天浇水得来的“桃子”，已经以敌为友，不择手段；他们明目张胆地充当了历史的绊脚石。
　　　　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是针锋相对：坚决夺回自己的胜利果实，坚决搬开一切敢于阻挡历史车轮的绊脚石。
　　　　因此，1949年7月7日，纪念“六七”抗战12周年并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意义重大而深刻。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20万群众不约而同地高呼着。口号声此起彼伏。
　　　　此时此刻，具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马上领着全体与会人员高呼：“中国人民万岁！”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
　　　　“建设新中国！”
　　　　在惊雷般的口号声中，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接受大会献旗，朱德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接受大会献旗，沈钧儒代表新政协筹备会接受大会献旗。
　　　　在20万群众的热烈欢呼声中，毛泽东激情澎湃，挥起指点江山的巨臂，领着大家纵情高呼：“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反动派！”
　　　　“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签订和平条约！”
　　　　“争取全世界的和平民主！”
　　　　“全国人民团结万岁！”
　　　　风越刮越猛，雨越下越大，但天安门广场上的20万群众情绪越来越高昂。
　　　　毛泽东领着崇敬爱戴他的人民，在风雨中连续喊了一个多小时的口号。
　　　　晚上10时30分，已经宣布散会了，但20万群众依然在瓢泼大雨中，在军乐的伴奏下，在秧歌的震天鼓点中，纵情高歌着，纵情欢呼着。
　　　　这是一个值得永载史册的情景：“毛主席万岁”与“中国人民万岁”交相响起。
　　　　这是一扇风景独好的窗口：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从中看到了中国人民立志建设新中国的巨大热情与力量。
　　　　这个雨夜告诉人们：新中国已经呼之欲出。

　　　　3．国母最快活的一天

　　　　宋庆龄在天安门城楼的古砖道上登攀着。她在这支参加开国大典队伍中的位置十分显眼。
　　　　她走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之后，是这支队伍中的第四号人物。
　　　　她今年56岁。1893年1月27日，她出生于上海。她与毛泽东同岁，算小账，比毛泽东大11个月。
　　　　她虽年近花甲，历尽世事沧桑，但容光焕发，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今天，她穿着整洁的节日服装，步履轻盈，“看上去仿佛只是30多岁”。
　　　　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不能少了宋庆龄。
　　　　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工作，各项准备基本就绪。但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有一桩心事：宋庆龄仍在上海，仍没有函告北上参加新政府的日期。
　　　　宋庆龄是国人敬重的国母。
　　　　她1913年毕业于美国威斯理安女子大学，归国后于1914年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1915年，她与孙中山在日本结婚，成为国母。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她曾创办红十字会、伤兵救护会、妇女政治训练班，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大革命的热潮。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她坚贞不渝地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谴责国民党右派，支持北伐战争，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而奋斗。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她毅然与国民党右派决裂。
　　　　l929年，她当选世界第二次反帝同盟大会名誉主席。
　　　　1931年，她与鲁迅、杨杏佛、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爱国者和革命者。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她发动上海群众支援第十九路军，并奋不顾身在枪林弹雨中看望十九路军伤兵，穿着护士服给年轻的伤兵喂饭。
　　　　1938年，在抗战烽烟中，她发起并组织保卫中国同盟，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向全世界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她还介绍、联络国际友人到抗日根据地采访和工作，成为国际友人通往红区的一把秘密“钥匙”。
　　　　抗战胜利后，她创建了中国福利基金会。
　　　　1948年，她担任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
　　　　在国人心目中，端庄娴静、朴实无华、柔中有刚、意志坚强的宋庆龄，是中华民族伟大女性的卓越代表，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英勇斗争中一面不朽的旗帜。因此，即将举行的开国大典上如果没有宋庆龄的身影，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缺憾。
　　　　毛泽东非常重视邀请宋庆龄离沪北上参加新政权这件事。为此，他与周恩来多次商量，并十分审慎地展开了工作。
　　　　当时，上海还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之下。
　　　　早在1949年1月21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就联名电邀宋庆龄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电文言词十分恳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正作垂死挣扎，他们加紧了对革命势力的迫害，上海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宋庆龄身边放着两枝手枪。一枝是孙中山先生留下给她的，一枝是她自己使用的。平日里，她把这两枝手枪放在一个重要的抽屉里，形势吃紧时，她就把手枪放在身边。
　　　　毛泽东、周恩来深知宋庆龄处境的艰难，没有将电报直接送给她，而是通过地下电台，先将电文发到在香港的潘汉年和刘晓。这份密电指示说：“兹发去毛、周致宋电，希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的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谢。”
　　　　发出电文时，周恩来还再三嘱咐地下电台工作人员：“要注意：第一必须要秘密，不能冒失；第二必须要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廖梦醒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女儿，她当时在香港。金仲华曾在香港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又在上海积极支持宋庆龄组织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深得宋庆龄的信任。金仲华又是周恩来心目中“最可靠的人”，当年日军占领香港时，金仲华由时任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亲自布置登上一条渔船，悄然离港抵达桂林，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并于1943年加入中共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后来，他进入美国新闻处担任译报部主任，一直在这个特殊岗位上工作。
　　　　当廖梦醒出面将电文告诉宋庆龄时，宋庆龄十分警惕地提醒廖梦醒：“你也上了黑名单了，赶快走吧。”
　　　　廖梦醒立即将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