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6小时-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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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端升、曾昭森、雷洁琼、沈体兰，由胡乔木任秘书长，阳翰笙、冯乃超任副秘书长。
　　　　政务院设人民监察委员会，委谭平山任主任，刘景范、潘震亚为副主任，委员有张
秀岩、张慕尧、朱蕴山、韩兆鹗、董鲁安、张难先、何橘时、宁武、郭任之、安子文、
许立群、刘达潮、丘金、帅孟奇、肖明，由李世璋任秘书长。
　　　　上述四个委员会之外，政务院下设以下各部、委、院、署、行，主持各该部门的国
家行政事宜。
　　　　设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副部长武新宇、陈其瑷。
　　　　设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副部长王稼祥、李克农、章汉夫。
　　　　设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
　　　　设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副部长戎子和、王绍鏊。
　　　　设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副部长姚依林、沙千里。
　　　　设重工业部，部长陈云，副部长何长工、钟林、刘鼎。
　　　　设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副部长李范一、吴德。
　　　　设纺织工业部，部长曾山，副部长钱之光、陈维稷、张琴秋。
　　　　设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副部长宋裕和。
　　　　设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副部长杨卫玉、龚饮冰、王新元。
　　　　设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副部长吕正操、武竞天、石志仁。
　　　　设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副部长王净。
　　　　设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副部长李运昌、季方。
　　　　设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副部长罗玉川、吴觉农、杨显东。
　　　　设林垦部，部长梁希，副部长李范五、李相符。
　　　　设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
　　　　设劳动部，部长李立三，副部长施复亮、毛齐华。
　　　　设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周扬、丁燮林。
　　　　设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钱俊瑞、韦悫。
　　　　设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副部长贺诚、苏井观。
　　　　设司法部，部长史良，副部长李木奄。
　　　　政务院又设法制委员会，任陈绍禹为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曙时、许德珩、陈瑾
昆为副主任委员，委员有沈钧懦、张志让、李六如、谢觉哉、史良、李木奄、何世琨、
李达、孟庆树、吴昱恒、王之相、戴修黎、吴传颐、李祖荫、李光灿。
　　　　设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李维汉为主任委员，乌兰夫、刘格平、赛福鼎为副主任委员，
委员有张冲、吴鸿宾、奎璧、朱早观、天宝、巴迭尔汉、阿里木江、朱德海、王国兴、
田富达、刘春、杨静仁、吕振羽、翁独舰马思义、鲜维峻、马玉槐、王悦丰、王再天、
特木尔巴根、札喜、郭锐。这些委员分别是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朝鲜族、
彝族、苗族、哈萨克族、高山族、黎族等少数民族代表和政协委员。
　　　　设华侨事务委员会，委何香凝为主任委员，李任仁、廖承志、李铁民、庄希泉为副
主任委员，委员有陈嘉庚、司徒美堂、陈其瑷、戴子良、费振东、蚁美厚、黄长水、周
铮、候寒江、庄明理、赵令德、林棠、张殊明、叶剑英、张运逸、张鼎丞、邓子恢、叶
飞、李初梨、连贯、许敬诚、陈任一、王雨亭、蔡廷锴、彭泽民、官文森、王任叔、邵
力子、萨镇冰等人。
　　　　政务院下设中国科学院、情报总署、海关总署、新闻总署、出版总署和人民银行等
机构。委任：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
　　　　邹大鹏为情报总署署长。
　　　　孔原、丁贵堂分别为海关总署署长、副署长。
　　　　胡乔木为新闻总署署长，范长江、萨空了为副署长。
　　　　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周建人为副署长。
　　　　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胡景法为副行长。
　　　　10月28日，政务院又发表了32名参事名单。他们是：吕集义、郑坤廉、罗子为、章
无善、盛康年、张云川、严信民、王深林、曹孟君、许宝驹、吴茂苏、于振瀛、谭冬菁、
林一元、严希纯、袁翰青、吴藻溪、周士观、李侠公、孙苏荃、庄明理、卢于道、李蒸、
卢郁文、汪世铭、许闻天、邓昊明、程星龄、刘承烈、范朴斋、刘仲华、李俊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一个阵容强大、空前坚强的政府。
　　　　从各机构负责人员的数字看，到1949年10月底，就包括了以下人选：中央人民政府
主席1人，副主席6人，委员56人。
　　　　政务院总理1人，副总理4人，政务委员15人，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5人；四个委员
会的主任、副主任、委员共170人；各部、委、院、署、行的部长、副部长，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委员，院长、副院长，署长、副署长，行长、副行长等共175人。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共30人。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委员17人。
　　　　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副检察长、委员14人。
　　　　加上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共5人，不包括政务院参事，整整500人。
　　　　如此阵容，负责人达到500名的中央政府，不但在当时中国是空前的，在当时世界上
也是少有的。
　　　　组成如此强大阵容的中央政府的政治基础，就是由各革命阶级各革命党派构成的统
一战线。
　　　　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辉煌结晶。
　　　　在中央人民政府下设的各种机构中，有大量党外民主人士担任领导职务。
　　　　进北平后，毛泽东多次说：“我们不能再长征了，我们要千秋万代坐北京，没有党
外人士进入政府就不行。”
　　　　从党的长远利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考虑，党和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从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上，这一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6名副主席中就有3人是党外人士。
　　　　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
　　　　李济深是40年代国统区民主人士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张澜是民盟领导人。
　　　　在中央人民政府的56名委员中，党外人士27名，所占比例近50％。他们是：何香凝、
赛福鼎、陈嘉庚、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
锡九、黄炎培、蔡廷锴、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
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
　　　　政务院的人事安排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2名：郭沫若、黄炎培。
　　　　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9人：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
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宏。
　　　　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委、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达14人，其中郭沫
若还兼任两个正职。他们担任的职务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人民监察委员会主
任谭平山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农业部部长李书城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林
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
司法部部长史良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物色
政务院及下属委、部、委、院、署、行主要负责人时，为尽量安排民主人士，周恩来做
了大量复杂细致的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已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委员中有傅作义。但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
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历史名城北平有特殊贡献，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一个大功劳，
便打算给他安排个部长职位。
　　　　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傅作义时，特意问他建国后打算做些什么。傅作义说：
“搞水利可以直接为民办事。”
　　　　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在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面做过许多工作，便
决定由他担任水利部部长。
　　　　物色农业部部长人选时，周恩来想到了李书城。
　　　　李书城是同盟会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担任黄兴的参谋长，后来又
参加过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过很大作用。1921年中国共
产党成立时，就是在他家里开的会。他的胞弟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为党的事业
和人民解放斗争做过有益的工作。
　　　　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李书城同张难先等人在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的帮助下，将原来
的和平促进会改组为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白崇禧撤出武汉前后，保护水
电厂、张公堤等重要设施，阻止搬迁物资档案，维持市内秩序迎接解放军入城。
　　　　武汉解放后，李书城接到毛泽东的亲笔信：“李老先生：见信后速来京共商国家大
事。”不久，他赴北平参加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随即被任命为农业部长。
　　　　在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精心安排下，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主要领袖、社
会贤达、知名人士几乎都安排进人民政府了。
　　　　这种广纳民主人士参政执政的做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不谋党派和个人私利的坦荡胸怀，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拥护和高度赞扬，调动了他们建
设新中国的积极性。
　　　　10月21日，周恩来召集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告政务院成立。
　　　　中央人民政府的其他机构在此前后也分别建立，展开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
建立后，立即着手进行新中国的各项内政外交事务，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器正式运转起
来。
　　　　于是，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华民族以全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东方睡狮醒了！

四、国歌内幕

　　　　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洪亮声音
　　　　在天安门上空久久回荡。开天辟
　　　　地的湖南口音刚落，军乐队立即
　　　　奏响了庄严激越的国歌《义勇军
　　　　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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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徐悲鸿的重要建议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走上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成立时，近200名军乐队员在天安门城楼下，面向天安门，站成两队，各以10行横队和1
0列纵队的宏伟气势，演奏了庄严激越。威武雄壮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此时，天安
门广场成千上万的群众为之洒下了激动的热泪。
　　　　为什么《义勇军进行曲》会被确定为新中国的国歌呢？这首歌曲又是怎样被确定为
国歌的呢？
　　　　在筹备新中国的过程中，确定国歌经历了一番曲折的过程。
　　　　众所周知，世界上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歌。
　　　　国歌是象征国家的歌曲，为其政府所制定或采用。通常在隆重集会、国际交往仪式
等场合演奏或演唱。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民众共同心声的表达和共同意志的体现，能起
到统一人们思想、激发民族爱国情感、催人奋进的巨大作用。但要创作或确定能代表一
个国家全体民众共同心声的国歌，确实不易。
　　　　清朝以前，中国历代王朝都没有国歌。
　　　　我国最早的国歌，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当时有人编过一首《颂龙旗》，有词无曲。
　　　　19世纪80年代，出使英、法、俄的大臣曾纪泽第一次向朝廷上呈了“国乐”的草案，
但没有得到允准。1895年，新建陆军制定了国歌，需要演奏时就权作替代。
　　　　我国由国家颁布的国歌，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1896年，清政府派遣北洋大臣、直
隶总督李鸿章作外交特使，赴西欧和俄国作礼节性访问。在那些欢迎会上，按照国际惯
例，要演奏宾、主两国国歌。但当时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哪有什么国歌！为了应付门面，
只好临时编制一首，不过逢场作戏而已，也叫不出什么名称。但因它是李鸿章最早使用
的，后来人们称它为《李中堂乐》。这首歌的歌词是一首陈腐不堪的七绝诗：金殿当头
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
　　　　太平天子朝天日，
　　　　五色云丰驾大龙。
　　　　从此以后十多年内，清政府在与他国交往以及国内大典中，都袭用这首歌。因此，
实际上它在某些场合起了国歌的作用。
　　　　20世纪初，风雨飘摇之中的清王朝为了挽救灭亡的命运，欺骗国内日益高涨的民主
呼声，竟然几次下诏宣称要“立宪”了。1911年，清政府还煞有介事地颁布了一支国歌，
名为《巩金瓯》，歌词是：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嗥，
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这首国歌是曲礼院选派镇国将军薄侗和当时在海军部任职的严复负责编制的。纯粹
是为清政府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就在此国歌出笼后一个月，辛亥革命爆发了。这首所
谓的国歌，也就成了清王朝的殉葬品。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南京设立临时大总统府，立即征集国歌。1912年2月，临时政
府的公报上登载了沈恩浮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为《五旗共和歌》。这首
国歌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立国的理想：亚东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
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山河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维新运动领袖人物、才华横溢的梁启超，民国初年也曾写过一首国歌，歌词是：泱
泱哉，我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22省为一家，物产腴，甲天地，天府雄国言非夸。君
不见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况乃堂堂我中华！结成团体，振我精神，20世纪新世界，雄
飞宇内兴伦？可爱哉，我国民！
　　　　这些美丽的幻想，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无法使之变为现实。结果，
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
　　　　1915年5月，袁世凯政府以政事堂礼制馆名义，将一首名为《中华雄踞天地间》的歌
曲定为国歌，为袁世凯恢复帝制制造舆论。歌词是：中华雄踞天地间，廓八霆，华胄以
来昆仑巅，江湖浩荡山绵连，勋华揖让开尧天，亿万年。
　　　　袁世凯擅自下令，把歌词中的“共和五旗”改为“勋华揖让”，暗示民国政府将采
用唐尧、虞舜的禅让制，暴露出他复辟帝制的尾巴。次年，袁世凯登基称帝。千夫所指，
不义自毙。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皇帝就命归黄泉了。
　　　　可是，这首国歌，在袁世凯垮台后，仍为历届北洋军阀政府袭用。1920年，段祺瑞
政府命教育部出面，专设了一个“国歌研究会”，征集曲谱。最后采用著名作曲家肖友
梅的用亡调长旋法与中国姑冼宫调井用的曲调，所填歌词为中国古诗，相传是虞舜所作
的《卿云歌》：卿云烂兮，纪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1920年10月，这首歌曲由当时的教育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定为国歌，并下令于1921
年7月在全国施行。但是，这首文词古奥的东西，大众是决然接受不了的。可以说，它诞
生之时，就是死亡之日。因此，很少有人知道有过这首国歌。
　　　　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则把国民党党歌改为国歌。有识之士对这一做法早就提出了反
对意见，但国民党当局却置若罔闻。
　　　　1949年7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征集国旗、国徽、国歌的启事。
启事对国歌的要求是：（甲）歌词应注意：（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新民
主主义；（4）新中国之远景；（5）限用语体，不宜过长。
　　　　（乙）歌谱于歌词选定后再行征求，但应征国歌歌词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须用五
线谱）。
　　　　截止8月20日，共收到国歌应征稿件632件，歌词、歌谱694首。
　　　　应征稿件中国歌歌词较多，其中有郭沫若、马叙伦、欧阳予倩、冯至、柯仲年等知
名人士的作品。小组评选了一部分歌词、歌谱印发给大家，有的还组织乐队演奏过，但
大家都感到不理想。
　　　　在讨论时，大家都认识到，要在短时间内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的确比较困难。
　　　　但是，新中国诞生之时不能没有国歌呀！
　　　　商议结果，大多数人倾向于在国歌未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大画家徐悲鸿，是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作国歌的人。
　　　　新政协筹备常委会接到马叙伦和沈雁冰关于国歌选评情况的报告称：“经本组慎重
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
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可以完成。”
　　　　应该说，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然而，没有国歌的开国典礼，至少会使大典气氛和人们的情绪受到影响。
　　　　政协筹备委员会的常委们着急了。
　　　　毛泽东亲自来到勤政殿，召集常委成员和第六小组成员以及有关专家顾问、各界人
士座谈，专门研究国歌之事。
　　　　座谈会一开始就冷场，没人发言。
　　　　沉默。大家都在思考。
　　　　国歌既要有大众性，又必须具有庄严性，如此雅俗共赏的歌曲创作确实不易。而且，
国歌代表一个国家，特别是代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国歌！用一支什么样的歌曲才
能充分体现它的特点，反映亿万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心声呢？
　　　　这时，一位个子高大、面容清瘦的中年男子站起来发言，打破了沉默。
　　　　他说：“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
　　　　此人就是徐悲鸿。
　　　　毛泽东欣赏的目光落在他身上。
　　　　徐悲鸿比毛泽东小两岁，毛泽东却称他“徐老先生”；他担任中央美院第一任院长
后，毛泽东即为美院书写了第一块校匾。
　　　　徐悲鸿是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师。1895年生于江苏宜兴。少时随父学画，17岁开始当
中学图画教员。1914年人复旦大学。四年后赴法国巴黎，先后在法国朱利安艺术学院、
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及德国柏林美术学校学习素描和油画。1927年回国后，先后任中央大
学艺术系教授、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绘画系主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1933年，曾携带中
国近代名家作品600余件赴欧洲各城市巡回联展，引起轰动。抗战时期，随中央大学迁到
重庆。抗战胜利后创立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出任校长。
　　　　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开始对北平展开包围，徐悲鸿的挚友田汉，从解放区秘密抵
达北平徐悲鸿家里，他带来了毛泽东、周恩来对徐悲鸿的嘱托。田汉欣喜地告诉徐悲鸿：
“我来北平前，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希望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
并尽可能在文化界多为党做些工作。”听到正在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毛泽东、周恩来，
戎马倥偬之际还惦念着北平的文化界人士，惦念着徐悲鸿，这令徐悲鸿夫妇感动不已。
　　　　1949年，古都北平终于迎来了解放，徐悲鸿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俩人进行了亲切
交谈。毛泽东虽比徐悲鸿大两岁，但他还是尊称徐悲鸿为“徐老先生”。他关怀地询问
了徐悲鸿的工作和健康情况。
　　　　1949年7月，徐悲鸿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首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美
术工作者协会主席。7月6日晚7时20分，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怀仁堂，
看望与会代表，发表了鼓舞人心的即席讲话。在谈到文艺“中西”结合问题时，毛泽东
特别以徐悲鸿先生的绘画为范例，认为他既保持和发展了中国文化艺术的传统，又吸收
了西方优秀的艺术营养，把两者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取得了杰出的成绩。
　　　　翌年4月1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门口装饰一新，正式挂出了毛泽东亲笔书写的
“中央美术学院”的牌子。学院入口处正面墙上是徐悲鸿的手书——毛泽东《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句名言：“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
没有力量的。”
　　　　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第一任院长的徐悲鸿常对学生说：“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
艺术家，首要的任务是表现人民大众的精神面貌、愿望和时代精神，要做到这一点，必
须到实际生活中去锻炼。”这些已是后话了。
　　　　当时，站在勤政殿上发言的徐悲鸿，其身份不仅是大画家，而且是国旗国徽评选委
员会的专家。
　　　　这位身为画家而非音乐家的中年汉子，对国歌的建议堪称不朽的大手笔。
　　　　实际上，徐悲鸿来勤政殿参加座谈会之前，当天在家里与夫人一起，已就选国歌之
事展开了一次家庭讨论。
　　　　他对夫人廖静文说：“我准备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作国歌。”
　　　　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在没有正式国歌前，往往把一首得到民众认可、合乎国情民意
的歌曲当作国歌。苏联在建国之初，就曾将著名的《国际歌》作为国歌。
　　　　徐悲鸿是经过好几个不眠之夜、对此进行深思熟虑之后，才提出这个建议的。
　　　　廖静文听后便说：“那怎么可以呢，歌词里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
好吧？”
　　　　徐悲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