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6小时-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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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静文听后便说：“那怎么可以呢，歌词里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
好吧？”
　　　　徐悲鸿说：“为什么不好？法国的《马赛曲》便是一支很悲壮的歌曲。它的原名是
《莱茵军进行曲》。1792年，法国马赛工人革命队伍高唱着这支歌曲挺进巴黎。后来，
便正式确定为法国国歌。”
　　　　徐悲鸿在法国巴黎留学期间，对这首法国国歌印象很深。他当即为廖静文唱了一遍：

　　　　前进！前进！
　　　　祖国的儿郎，
　　　　那光荣的时刻已经来临！
　　　　专制暴政在压迫着我们，
　　　　我们祖国鲜血遍地，
　　　　我们祖国鲜血遍地。
　　　　你可知道那凶狠的兵士，
　　　　到处在残杀人民，
　　　　他们从你的怀抱里，
　　　　杀死你的妻子和儿女。
　　　　公民们，武装起来！
　　　　公民们，投入战斗！
　　　　前进！前进！
　　　　万众一心，把敌人消灭净！

　　　　“你看，这歌词不也是很悲壮的吗？”徐悲鸿笑着对妻说：“人民在胜利中不忘记
过去的斗争，它能鼓舞人们永远以昂扬奋起的精神，继续前进。《义勇军进行曲》正是
这样，它歌唱了人民的意志，民族的自信，抗战时期这首歌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
投入抗日前线。今天，它仍将鼓舞人民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
　　　　廖静文信服地点点头说：“啊，原来是这样，那我太缺乏知识了。”
　　　　艺术是相通的。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和灵魂。
　　　　徐悲鸿不仅凭艺术感觉，更凭他一生中的磨难，真正认识了《义勇军进行曲》这首
非凡的歌曲。
　　　　开国大典时，徐悲鸿作为政协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亲耳聆听这首庄严的乐曲奏
响。
　　　　从那时起，这首昂扬的歌曲响彻神州大地。《义勇军进行曲》成了全中国人民奋进
的号角，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喷涌与呐喊！

　　　　2．珠联璧合成绝唱

　　　　195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聂耳》时，将片尾处理为：聂耳站在甲板上，轮船
向远方航行。周恩来看完样片后，建议将结尾镜头改成：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边行进边
高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是在开国大典上正式推出成为国歌的。周恩
来的建议寓意深刻。
　　　　由大画家徐悲鸿首先建议代作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多灾多难的30年代。
它原是剧作家田汉和作曲家聂耳在1935年为上海一家电影公司编写剧本《风云儿女》时
所创作的主题歌。
　　　　这首非同寻常的主题曲，记录了音乐天才聂耳和杰出戏剧家田汉珠联璧合的动人故
事。
　　　　30年代，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入侵中国，国民党当局大搞反共白色恐怖的时代。
　　　　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节节退让，而对中
国共产党和要求抗日的人民进行血腥镇压。
　　　　上海人民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掀起了抗日救亡
运动的高潮。在“左联”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战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宣传和动员了广
大人民群众。剧作家田汉当时在“左联”参加了戏剧、电影和音乐方面的领导工作。
　　　　1931年，聂耳从家乡云南来到上海。那年，他才19岁，已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感情
的音乐天才。
　　　　聂耳1912年生于云南长溪。原名聂守信，曾用过黑天使、王达平等笔名。出身清寒
医家。自幼受家乡民间音乐的熏陶，会多种乐器。1927年，聂耳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在这所进步学校里受到一些革命思想的影响，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活动。他的
处女作《省师附小校歌》，就是这个时候问世的。这支歌雄壮有力，富有朝气，初步显
露出他的才华。1930年，在昆明读中学的聂耳，因参加革命活动遭当局通缉，被迫流亡
上海。
　　　　1931年4月，聂耳经刻苦自学，以优异成绩和多方面才能，考入“明月歌舞剧社”，
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他每天坚持练琴6小时以上，不到3个月，就成了乐队的主要小提
琴手。接着，他又学习作曲，钻研民族音乐，并开始了他早期的音乐创作。翌年，他又
考入“明星歌舞团”任小提琴师。因他姓聂，又富有音乐天赋，同行们便称他为“耳朵
先生”。于是，他干脆改名叫聂耳。由于当时团里演出节目多半是靡靡之音，迎合小市
民的口味，与抗日救亡的形势格格不入，他对团里的演出方向颇为不满。
　　　　聂耳很苦闷。
　　　　他想寻找中国共产党。
　　　　正在这时，田汉出现在他的面前。
　　　　田汉是中国现代杰出的革命戏剧家和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当时，他已名闻遐迩。他
生于1898年，原名田寿昌，湖南长沙人，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家境贫寒，激发了他
奋发学习的热情。1912年，他考入省城长沙师范学校公费学习。当时，师范学校的校长
是徐特立。少年田汉曾得到徐特立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在那里，他受到了良好的教
育。1917年，田汉随舅父到日本求学。经宗白华介绍，他结识了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郭
沫若，他们之间信来函往，真挚、坦率地畅谈文艺、爱情、生活，探索人生，彼此以歌
德、席勒相期许，成为知己。后来，田汉与郭沫若、宗白华三人的通信公开发表，题名
为《三叶集》。
　　　　1925年，田汉创立“南国电影剧社”，拍摄了他编剧的第一部电影《到民间去》。
两年后，“南国电影剧社”改组，简称“南国社”，定宗旨为“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
有力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田汉的文学道路是曲折的，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追求的
步伐，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接受了马列主义和苏联普罗文学的影响，他逐渐摆
脱了唯美主义、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的情调和色彩，朝着人民大众的革命戏剧运动方向
前进。1930年3月，田汉在“南国社”遭反动军警查抄的情况下，率全体成员加入中国左
翼作家联盟，从此他的活动转入地下。1932年，田汉在沪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央
文委委员。他写下了大量剧作和电影剧，话剧《乱钟》，电影《母性之光》、《民族生
存》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同时，他还积极推动和组织革命音乐活动，创作了大量歌
词。
　　　　田汉慧眼识人，乐于助人。早在“南国运动”时期，田汉身边就聚集了一批有志青
年，大家勇于实践，锐意创新。“南国社”的影响很大，遍及东南各地，京沪杭一带涌
现了许多剧团，都根据“南国社”的剧本、风格来演出，其艺术之花不仅开遍江南，而
且远播南洋各地。当时熊佛西先生搞农村戏剧的影响也很大，当时人们有“南田北熊”
之说。南国艺术学院时期更是以培养人才为目标，严格区别于那种商业性办学，在经济
条件困难、政治环境险恶的情况下，田汉不取报酬，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为文艺事业培养
队伍。南国艺术学院的物质条件十分简陋，但它造就了像郑君里、陈凝秋、廖沫沙、张
谔、左明、保罗、陈白尘、金焰、吴作人、万籁天、顾梦鹤、赵铭彝、陈明中等一大批
骨干。在左翼剧联时期和抗战时期，田汉注意训练骨干、造就队伍，像抗敌演出队、歌
剧训练班等等。
　　　　一如既往，田汉无私地向苦闷彷徨中的聂耳伸出了热情的手。
　　　　他与聂耳详细谈了当前的形势和党的文艺战线任务。他们一见如故。此后，田汉又
介绍他参加了“左联”的音乐小组。由于聂耳的积极要求，1933年初，由田汉介绍他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聂耳的生命迸发出更加辉煌的光彩。
　　　　聂耳一生的创作，绝大部分是在1933年至1935年之间完成的。1934年是聂耳创作最
旺盛的一年。这一年，他为田汉的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创作了《打砖歌》、《打桩
歌》、《码头工人歌》、《前进歌》；为电影《桃李劫》谱写了主题歌《毕业歌》；为
电影《大路》谱写了主题歌《大路歌》和插曲《开路先锋》；为电影《新女性》谱写了
主题歌《新女性》；为电影《飞花村》谱写了主题歌《飞花歌》；还创作了儿童歌曲
《卖报歌》等。1935年，为话剧《回春之曲》谱写了《梅娘曲》，又为电影《逃亡》作
主题歌《自己歌》和插曲《塞外村女》；还创作了《采菱歌》《打长江》等歌曲。短短
两年多，他创作了三十余首体现劳动人民感情的优秀歌曲。
　　　　1934年7月，田汉创作的反映码头工人反帝斗争的新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在上海
青年会礼堂公演。聂耳不但作曲，还担任导演和主演码头工人老王。在这个歌剧演出时，
当码头工人发现搬运的货物是日军用来打中国人的军火坚决不搬时，日本兵凶残地开枪
镇压，田汉的儿子田申扮演的老王的小孙子被打死了，老王悲痛万分将小孙子抱在怀中，
带领码头工人把军火箱抛人黄浦江中，井愤怒地向日本兵冲去，向敌人怒吼道：“我们
并不怕死，不用拿死来吓我们，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全剧高潮骤
起，观众群情激昂，纷纷站起来，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雷鸣般的口号声经久不息。
　　　　田申躺在聂耳的怀里，感到聂耳的热泪一滴一滴地落在自己的脸上。聂耳哪里是在
演戏啊！他是将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到了抗日的特殊战场上！聂耳并未受过正规的音
乐教育，但由于他聪明、勤奋，天赋的音乐才华，强烈的民族感情，特别是他对党和人
民的无限忠诚，在短短的两年中，创作了许多为人民广为传唱的歌曲，而且绝大部分是
和田汉合作的。《开矿歌》、《毕业歌》《梅娘曲》等歌曲，至今还广为流传。他不愧
为现代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
　　　　1934年，田汉应与党有密切关系的电影公司之约，创作了电影剧本《风云儿女》，
反映“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后，知识分子觉醒了，坚决走向抗日民族战
场的故事。剧本共15章节，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是作为剧中诗人辛白华所作的《万
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首。他原本想将歌词写得长一些，由于时间仓促，他在酝酿构思
时，将想到的前面的歌词随手写在一张香烟锡包衬纸上，连同已写好的电影故事先交给
公司。歌词写道：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田汉还没来得及写电影剧本，就在1935年2月19日夜，在与梅兰芳剧团研究合办演出
的剧目后返家时被捕了，以后电影剧本只好由夏衍完成。
　　　　《义勇军进行曲》的原词，也由夏衍和孙师毅从烟纸上仔细地抄录下来。
　　　　聂耳听到田汉被捕的消息后，找到夏衍同志就说：“听说田先生的《风云儿女》剧
本后面有一首主题歌，请交给我作曲吧，我相信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他拿去后很快完成了谱曲。不想，这竟是他与田汉的最后一次合作。
　　　　《义勇军进行曲》这支雄伟的战歌，很快唱遍了全中国，在抗日战争中鼓舞了无数
爱国志士。
　　　　聂耳的创作之所以能够深刻地反映现实，给人震撼心腑的力量，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深入人民的生活，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在北平时，他常到天桥看贫苦人的各
种演唱，用心倾听他们的心声，体验他们的思想感情。他在1932年9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这里充满着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有的在卖噪子，有的在卖武功。
这些吼声，这些真刀实枪的对打声、锣鼓声……这是他们生命的挣扎，这是他们向敌人
进攻的冲锋号。”他每写一首歌，都一次又一次地到群众中去体验生活。写《新女性》
时，他花了不少日子，在风寒霜冷的秋夜，步行一个多小时赶到沪西纱厂，观察了解女
工们的生活和思想。为了写好《码头工人歌》，他经常到黄浦江码头，倾听搬运工人的
苦难呼声，认真记录劳动号子的节奏和音调。聂耳反对文艺脱离生活，脱离人民，“为
艺术而艺术”。1932年7月13日，他曾以“黑天使”的笔名写了一篇《中国歌舞短论》，
发表在《电影艺术》第一卷第三期上。虽然只有数百字，但内容丰富，论据精辟，辞锋
犀利，击中要害。他揭露了当时中国歌舞“鼻祖”率领下的一班红男绿女，打着“艺术”
与“教育”的幌子，实际上卖弄“香艳肉感、热情流露”的“软功夫”，其社会效果只
能是：“被麻醉的青年儿童，无数！无数！”他不顾黎锦晖是当时音乐界的权威、自己
的顶头上司，尖锐指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实枪的硬功夫！”“亲
爱的创办歌舞的鼻祖哟！你不要以为你有反封建意识便以为满足！你听不见在这地球上，
有着无穷的一群人在你的周围呐喊、狂呼；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
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黎锦晖以后曾说过，
聂耳“对我个人曾贡献过许多宝贵的意见，我深为感动……他对我热情善意的劝勉，终
于使我结束了坏歌曲的写作”。
　　　　一个甘为民众喉舌的音乐家，一个敢向权威挑战的人，才能写出时代的最强音。
　　　　聂耳在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之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在“左联”的党
组织遭破坏，田汉和阳翰笙相继被捕后，聂耳也被列上了黑名单。党为了保护这位年轻
有为的战士，派他出国学习。聂耳遂于1935年4月离开上海东渡日本，准备转道苏联到西
欧去加深他的音乐修养。到日本后，他曾不断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的进步文艺工作，还计
划写一个大型歌剧。不幸，这一计划还没实现，他就于这年7月17日，在日本藤泽县鹄沼
海滨游泳时被汹涌的海浪吞没，年仅23岁。
　　　　闻讯，留日学生和华侨悲痛不已，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公推聂耳生前好友张天虚赶
赴现场收殓，并在当地火化，负责将骨灰送回祖国。1936年，张天虚几经辗转，将骨灰
送回上海。1937年8月，回到家乡，次年安葬于昆明西山高峡山麓华亭寺附近的山坡上。
墓前竖有徐嘉瑞撰“划时代的音乐家聂耳之墓”的墓碑。
　　　　一代音乐天才聂耳，用音符鼓舞人民作战的斗士，永远离开了人间。
　　　　《义勇军进行曲》遂成千古绝唱。人民音乐家聂耳，他的灵魂和生命全部溶入这首
乐曲中了。
　　　　田汉被捕后被解往南京，因患背疽，经徐悲鸿保释，出狱就医，软禁于南京。
　　　　田汉在南京狱中听到聂耳淹亡的噩耗后，顿时感到极大的震惊和悲痛，热泪纵横，
写下一首挽诗，寄托他对这位忘年知己、亲密的战友的哀思：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青年聂耳化为黑色的海燕，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迎着暴风雨飞去，永远永远地飞
走了。
　　　　一定要完成战友未竞的事业！出狱后，田汉活跃于南京、长沙、武汉等地，对国民
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给予猛烈抨击和无情揭露。抗战初期，他创作和改编了《新儿女
英雄传》、《江汉渔歌》等大量戏曲剧，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创作热情。抗战胜利后，田
汉回到上海，先后写出了话剧《丽人行》、电影《忆江南》、《梨园英烈》等剧。《丽
人行》后来还被改编拍摄成电影。
　　　　“一二·九”运动后，《义勇军进行曲》很快传遍中国大地，鼓舞、激励着中华儿
女奔赴抗日前线。
　　　　一天，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路过天津青年会堂体育馆时，远远就
听到一阵阵豪放昂扬的歌从会堂里传出来，爱泼斯坦凭着自己对中国社会和民族艺术的
深刻了解，立刻感到：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新型的中国风格的曲调，他驻足聆听，心驰神
往，被歌所吸引，走进了会堂。这是他第一次目睹人们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动人场
面。当时教歌的，是一位青年，他叫刘良模。后来，他专门著文评价《义勇军进行曲》
说：“这种类型的歌曲只要听到一次就会终生难忘。它那急促而充满胜利信心的词句，
像是一位紧张得喉咙沙哑的指挥员在战斗打响之前作动员报告。”
　　　　爱泼斯坦的感觉十分准确。
　　　　爱泼斯坦不愧是中国人民的知音。
　　　　在中华民族抗战烽火中，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中，这支歌曲很快传遍全球。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海外华侨义愤填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在侨居地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
　　　　194o年以后，《义勇军进行曲》经世界著名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的热情演唱和灌制
唱片，传遍全世界，成为激励所有无产者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
　　　　1942年，日本侵略魔爪伸向南洋群岛。于是，在南洋的椰林、橡胶园就唱响了《义
勇军进行曲》，鼓舞着东南亚战士打击日寇。
　　　　1944年，马来西亚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在零兰莪州的一个根据地，有
一支由华侨和其他各民族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他们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的
“中华民族”改为“马来西亚族”，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同时，还将歌词译成马
来西亚文、印地文。《义勇军进行曲》被各地民众译成各种语言，唱遍了打击侵略者的
各个战常一次，在日本侵略军疯狂围剿抗日队伍时，有位叫阿乜的马来西亚抗日战士不
幸受伤被捕。刑场上，他视死如归，面对死亡的枪口，用马来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从容就义。
　　　　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在一次谈话中说：“《义勇军进行曲》，不仅中国人会唱，
外国朋友也会唱。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东南亚，马来人、印度人和我们一起唱着‘冒
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示威游行，开展斗争。”有位美国朋友曾写信给田汉，说：“美
国也很流行这首歌，有很多人都用口琴在马路上吹奏。”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由欧洲回国途经埃及时，在金字塔下听得有人唱这支歌，为
之惊喜不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时，由一位著名音乐指挥家建议，经美国国务院批准的一
套“盟军胜利凯旋之歌”的节目中，有贝多芬、柴柯夫斯基等世界音乐大师的作品，
《义勇军进行曲》也在其列。

　　　　3．为什么不改原歌词

　　　　新政协筹备会召开期间，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座谈会上，徐悲鸿刚说出自己的建议，
周恩来立即表示支持。
　　　　周恩来说：“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很好。《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雄壮而豪迈，
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合演奏，也适合于大家演唱。用这首歌作国歌是合适
的。”
　　　　著名建筑学家、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梁思成教授，在周恩来说完后，站起来发
言：“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我赞成。我想起了以前我在美国时，有一次上街，听见有
人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骑自行车的美国青年，这说明
这首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用这支歌代国歌很好。”
　　　　接着，大家纷纷发言，提出自己的看法。
　　　　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此刻陷入了沉思，他的思绪一下回到了那个烽火连
天的岁月。
　　　　1934年，百代公司出版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由袁牧之、顾梦鹤演唱，百亚
夫配乐，很快唱遍了全国。
　　　　1935年5月16日出版的《电通画报》第一期，登载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影写谱。电
影《风云儿女》也于同年7月正式上映。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伴随着救亡运动的热潮，
传遍了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当时，日本侵略者正在酝酿大举侵略中国，天津笼罩着紧张的气氛，整座城市实际
上已经陷入日军和他们的特务的控制之下，但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进行着不屈不挠
的抗争。
　　　　1938年5月的一天，天津青年会秘书刘良模在天津青年会堂体育馆教唱《义勇军进行
曲》。体育馆的大门敞开着，馆内约有四百多人站着齐声合唱。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
百姓——中学生、小学生、工人、小职员、报童，甚至还有洋车夫。大家的表情严肃认
真。刘良模先重点教他们唱歌曲的单句，然后两句合起来，再整段连唱。
　　　　正是这天，爱泼斯坦被歌声所吸引，不由自主地来到了体育馆。听着听着，爱泼斯
坦深深感到，歌曲的每一句都是战斗口号，都是不屈的灵魂。
　　　　中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