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6小时-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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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这天，爱泼斯坦被歌声所吸引，不由自主地来到了体育馆。听着听着，爱泼斯
坦深深感到，歌曲的每一句都是战斗口号，都是不屈的灵魂。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刘良模在教唱，又像是在呐喊。这歌声不正是中国四万万五千同胞的共同呼声吗？
当时的天津，日本人已有一支4000人的军队，并且还有一支远比军队人数多的特务队伍，
就在刘良模教唱歌曲时，特务已经潜入了会场刘良模发现有特务混入场内后，停顿了一
下，坦然对大家说：“会堂的大门，对任何想进来学我们歌曲的人是大开的，假如有人
不是为了唱歌，那他一定另有打算——可能是来捣乱的。现在，我要大家看看自己周围
的人，是不是在唱？”他盯住两个日本人看了一小会儿，然后挺直身躯，又开始教唱。
　　　　几分钟之后，在激越、高昂的歌中，四百多双愤怒的眼睛都集中在那两个日本特务
身上——“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在怒火喷涌的目光的逼视下，两个日本特务的脸顿时变成了猪肝色，很快狼狈地逃
出了大门。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几十年来，以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的品格和
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共同前进的深刻思想，教育、激励着全国人民。
　　　　不仅如此，《义勇军进行曲》还以高扬的曲调、震撼人心的歌词，飞越国界，激励
着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为自由解放而战。
　　　　1940年，正是中国人民为民族生存而进行艰苦斗争的岁月，世界著名黑人歌唱家保
罗·罗伯逊，在纽约一个露天音乐厅里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保罗·罗怕逊是从刘良模那里学会《义勇军进行曲》的。
　　　　1940年，刘良模赴美国，在会见罗伯逊时，介绍了当时中国革命群众歌咏运动的情
况。罗伯逊听了刘良模唱的几首中国革命歌曲后，要走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不
久，他就在一次演唱会上演唱这支歌，向中国人民表示敬意。第二年，他又和刘良模合
作，灌制了一套中国革命歌曲的唱片，片名叫《起来》。宋庆龄欣然为这套唱片集作序。
　　　　这时，刘良模收住思绪的僵绳，起来发言：“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它的产生应该
有历史背景，像法国的《马赛曲》，还有《国际歌》。这些歌曲在法国大革命、苏联十
月革命中唤起了广大人民。《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向日本侵略者
进行了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还有，这支歌也可以用来纪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
耳。此外，这首歌在国际上也有它的地位。我们在美国时，一次同美国最勇敢的黑人歌
手罗伯逊见面，他对我说，他爱唱《义勇军进行曲》。美国的中学生、小学生从广播电
台和电影中学会了这支歌。无论在娱乐场所还是朋友间都唱。罗伯逊又问我：是不是你
们的国歌。我说，不是，我们的国歌是丧歌。当然，是指国民党时期。这样看，《义勇
军进行曲》在国际上确已建立起伟大的历史地位。从一支歌曲本身讲，好不好不能单靠
几位专家评判，而是需要广大人民评判。《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国外人民中获得了一
致的颂扬，所以根据它自身的价值，也应采用作国歌。当然，歌词可以按新的国内外情
况编拟，这是我本着在国外做宣传工作的经验，谈的一点看法。我建议采用聂耳的歌谱，
歌词另拟。”
　　　　刘良模的建议得到许多人赞同。
　　　　讨论时，也有人说：“新中国即将成立了，中华民族已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
世界东方，而这首歌词当中却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不符合现在情况的句子，是
不是过时了？”周恩来说：“这首歌在抗战中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尽管新中国成立了，
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我们还要居安思危。”参加座谈会的人基本同意《义勇军进行曲》
作为国歌。最后，毛泽东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
定下来吧。”
　　　　但是，对是否要改歌词，意见仍不一致。最后决定，由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主席团
研究决定。为了供政协常委、主席团研究时参考，大家公推郭沫若等人修改出几份歌词。
　　　　郭沫若修改的歌词共分为三段，于9月中旬发给小组成员和常委。
　　　　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后，全体代表于9月23日分为11个组讨论国旗、国徽和国歌
等方案。
　　　　代表们对国歌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但歌词是否
修改，依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参加了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协商国旗、国歌等问
题的会议。
　　　　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
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出席了会议。彭光涵做记录。
　　　　在讨论国歌时，毛泽东说：“大家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
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我看也用原来的。”
　　　　马叙伦报告说：“我们第六小组都同意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完全赞同主席
的意见，但现在仍有人要求修改歌词。”
　　　　周恩来很明确地表示：“要么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起感情。修改了的歌词唱起
来就没有这种感情了。”
　　　　听了周恩来的发言，其他人感到很有道理，也表示不要修改歌词了。
　　　　最后，毛泽东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现在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
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
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
　　　　毛泽东说完，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负责修改歌词的郭沫若也表示，完全赞成
采用原来的歌词。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大家合唱《义勇军进行曲》。
　　　　丰泽园里，传出了嚎亮激昂的歌声。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
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全体政协代表都处在一片欢愉之中。
　　　　聂耳在天之灵有知，当为之欢呼。
　　　　田汉喜上眉梢。
　　　　徐悲鸿笑容满面。
　　　　10月1日，徐悲鸿应邀出席开国大典。大典上，毛泽东和颜悦色地对他说：“俗话说，
文如其人。看你笔下奔马那气势，又听说你走路其快如飞，我想，这里面是不是有辩证
法哟！”说罢爽朗大笑，徐悲鸿也被逗笑了。毛泽东又问：“你们学校办得怎么样？”
徐悲鸿心里有许多话想说，可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忙回答，“我们师生自己动手，在
操场四周种了好多菜……”毛泽东赞许道：“好哇，你把延安抗大精神发扬了。”
　　　　听着《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奏响，一种独特的感觉在徐悲鸿身上升腾起来。

　　　　4．新中国礼乐之神

　　　　开国大典上的军乐队，由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的军乐队担任。
　　　　罗浪为正指挥，王建中为副指挥。
　　　　一段有趣的故事，道出这支军乐团的来历。
　　　　1947年10月，晋察冀军区野战兵团在罗瑞卿指挥下，取得了著名的清风战役的重大
胜利。此役，聚歼了国民党第三军主力及其军部，并俘虏了该军军长罗历戎、军部及军
乐队。
　　　　当时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战友文工团的前身）乐队队长的罗浪闻讯后很高兴，
赶紧请示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致祥，对俘虏的军乐队如何处理，他的意思是想
把军乐队留下来，不要遣散。张致祥同意他的意见，但他不敢做主，赶紧请示聂荣臻。
　　　　聂荣臻同意了他们的请示。张致祥要求罗浪对原有的军乐队人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争取全部留下来，改编成人民解放军的军乐队，以备将来派用常罗浪便担任了这支军乐
队的指挥。
　　　　两年多后，军乐队果真派上了大用场！
　　　　开国大典需要一支军乐队进行演奏。开国大典前一个月，已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
主任的张致祥，传达了组织一支联合军乐队的口头通知，指定由罗浪、王建中负责组织
训练。
　　　　这支联合军乐队由晋察冀军区近80人的军乐队、华北人民文工团近20人的管乐队、
受阅部队军师两级100人的军乐队组成，共200人左右。
　　　　军乐队问题解决后，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
　　　　9月初，阅兵指挥部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部队负责人会议，会上对使用什么乐曲
为阅兵典礼乐曲定夺不下。
　　　　当时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用旧军队的乐曲，如欢迎曲、阅兵进行曲、分列式
进行曲等，基本是德国、日本所采用的乐曲；第二种意见是主张采用苏联乐曲，认为我
们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用资本主义国家通用的乐曲；第三种意见是罗浪提出来
的，主张用石家庄军政大学结业典礼阅兵时演奏的乐曲，这些乐曲是由解放军一些歌曲
改编的。
　　　　但是，意见一时难以集中。
　　　　杨成武司令员指示罗浪，写一个阅兵乐曲曲名及群众游行的乐曲曲名交给阅兵指挥
部。
　　　　指挥部将三种意见上报总指挥，总指挥又请示军委主席、副主席。经毛主席批示
“以我为主”，决定采用所报的曲目为开国大典乐曲。
　　　　当时所报的曲目是：
　　　　（1）阅兵式奏《东方红》、《军政大学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
进行曲》。
　　　　（2）分列式为《解放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等。
　　　　（3）群众游行为《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
是力量》、《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等。
　　　　（4）烈士碑奠基奏《哀乐》。
　　　　在阅兵式之前，当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走上天安门城楼时，演奏三遍《东方红》，
以便让群众知道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下午3时开始，奏三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奏完国歌，28
响礼炮刚刚鸣完，国旗正好升到旗杆顶，迎风飘扬。
　　　　然后才举行阅兵式，军乐队演奏阅兵式乐曲。
　　　　国歌虽于9月27日已经通过，但到9月30口才正式通知，因排练匆促，只用主调加空
八度低音伴奏。
　　　　演奏哪些乐曲及其顺序问题解决了，但当时没有报话机之类设备，当毛主席登上天
安门时，城楼上怎样通知罗浪开始奏《东方红》呢？
　　　　张致祥偶然看了一下城楼上的红旗，计上心来：何不用块小红绸子在城墙上向罗浪
挥一挥，以示让他开始指挥奏乐？
　　　　这虽是个落后的法子，但能够解决问题。张致祥与罗浪约定：就这么办。直到1955
年以后，城楼上与军乐团的联系信号才正式改为挥动小红旗。
　　　　当时训练时间比较紧，大约只有三周时间，最后一周要跟部队合练。各军乐队还在
东总布胡同集中，在外交部街一所中学操场排练，每日还到东单广场练分列式，最后跟
部队合练，在黄寺华北炮兵司令部大院进行。
　　　　阅兵指挥有不少苏联顾问，每次合练后都提出不少意见。比如，他们认为军乐队的
乐器太不统一，建议要整新。
　　　　怎么解决苏联顾问提出的问题呢？军乐队根据指挥部指示，把大小军鼓都喷成银白
色，并且排列在第一排，这样就整齐划一，而且鼓音突出，便于进行徒步分列式的部队
听鼓点。这种队形后来一直被保留下来，并为历届国庆大典阅兵时军乐队所采用。
　　　　9月30日下午，队员们加紧进行准备工作：擦号、着装检查，准备好开国大典的演奏。
　　　　当天，军乐队派40人的乐队参加政协闭幕式及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在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时，哀乐由张则恭指挥。
　　　　10月1日，就要举行开国大典。当天早晨，队员们起得较晚，以便多休息一会儿，精
神饱满地迎接伟大时刻的到来。
　　　　中午12时军乐队进入天安门东侧军区库房大院休息，1点钟集合列队，按规定检查着
装及携带乐器，有阅兵指挥部参谋及保卫干事参加。
　　　　检查完毕，即由总领队和总指挥罗浪、副总指挥王建中率领，分两队，一队由张则
恭分指挥带队，另一队由张仁辅分指挥带队进入天安门，于下午2时向总指挥部报告列队
完毕。
　　　　当时，军乐队第一排紧靠电车道南轨道北侧、面对天安门，分指挥手执指挥红旗站
于轨道前。
　　　　下午2时30分之后，张致祥一直守候在城楼西侧毛主席拾级登楼处，看着毛主席和中
央领导同志一级级往上登。
　　　　总指挥手戴白手套，站于电车道北侧，面对天安门，注视着天安门左侧第一旗杆下
的典礼指挥张致祥。
　　　　当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时，张致祥立即向乐队挥动了红绸子。
　　　　顿时，军乐队奏响了第一支乐曲《东方红》。这是9月30日指定的欢迎曲。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天安门前的部队及群众挥帽致意。
　　　　下午3时，典礼司仪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现在开始。”
　　　　这时，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当时气氛严肃、热烈又紧张，司仪只提“升旗”、“鸣礼炮”，而没有宣布“奏国
歌”。
　　　　毛泽东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的声音一落，罗浪指挥军乐队准备演奏国歌，等待司仪
发命令，但未听到声音。约半分钟后，他只好按预先规定程序，临机处置，指挥奏起了
国歌。
　　　　这时，全场欢呼雷动。
　　　　司仪宣布阅兵式开始后，军乐队奏响了《解放军进行曲》。聂荣臻代总长从东三座
门乘敞篷车到东华表，朱德总司令乘敞篷车从天安门出来过金水桥，在东华表两车相会，
乐声暂停。聂代总长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列队完毕，请检阅！”朱总司令还礼
后，驱车自东向西检阅部队。
　　　　军乐队奏响《军政大学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等解放
军乐曲。
　　　　阅兵式结束后，朱总司令、聂代总长登上天安门城楼。朱总司令发表了继续进军、
解放全中国的命令。
　　　　紧接着，分列式、徒步方队行进时演奏《解放军进行曲》；骑兵部队行进时演奏
《骑兵进行曲》；炮兵部队行进时演奏《炮兵进行曲》；坦克部队、飞行大队行进时演
奏《战车进行曲》和《航空员进行曲》。
　　　　最后，联合军乐队纵队向东，至东三座门列队击鼓向天安门前进。到敬礼线奏《解
放军进行曲》，总领队行举手礼，副总指挥王建中执旗指挥，到西三座门奏乐毕。至此，
全部阅兵结束。
　　　　这时乐队从西三座门南侧排列成纵队向东，到天安门前原军乐队位置为群众游行演
奏，曲目有《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
《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灯塔》、《解放区的天》等。
　　　　当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进入东三座门时，为了突出游行的学生，军乐队停止了演奏。
清华大学的管乐队奏响了《团结就是力量》，昂首阔步走过天安门。
　　　　这时，毛主席等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领导人及观礼台上的观礼者，兴致勃勃地观
看着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的学生游行队伍，并频频向他们挥手致意。
　　　　群众游行结束后，天安门前红墙内外的群众欢呼着涌向金水桥，军乐队则演奏着
《团结就是力量》的乐曲，以密集队形走向金水桥，场面热烈，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的心灵。
　　　　开国大典后，军乐队的演奏得到部队与社会的广泛好评。全体队员都为之感到兴奋。
　　　　但是，不久兴奋就消失了。
　　　　组建军乐队后，部分团员对专职演奏军乐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将自己与旧社
会办红白喜事吹吹打打的吹鼓手划等号。谁都知道，吹鼓手在旧社会是最底层的行业，
遭人冷眼。
　　　　罗浪于1951年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第一任团长兼总指挥时，他的老父亲
就来信说：“老家的乡亲们说你参加革命那么些年，原来是个吹鼓手。”字里行间流露
出不屑。
　　　　军乐队有的演奏员，甚至不敢将自己的职业告诉家人，只说自己是个技术兵。有的
给家里写信时，连信封上都不敢写“军乐团”字样，信由驻地老乡转发。
　　　　可是，往后每年“五一”、国庆节等重大节日都不能没有军乐团助威呀！
　　　　总指挥罗浪决心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传统偏见，在全团叫响了“甘当革命吹鼓手”的
口号，对全体军乐队员说，技术兵是革命的需要，干军乐队这一行同样是革命的需要。
军乐队员只有自己看得起自己，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他引导大
家从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项工作也会不断发展，
也会越来越吃香，社会也必将需要更多的乐队队员。
　　　　与此同时，总指挥罗浪要求大家把军乐当作艺术来看待，用功苦练，尽快提高演奏
技艺，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艺术家。
　　　　后来，这支军乐队的许多队员，成长为新中国音乐事业的栋梁之材。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军乐团成长的关心，成为军乐团不断成长壮大和军乐队
员甘当革命吹鼓手的不竭动力。
　　　　1950年国庆，当联合军乐团走过天安门接受检阅时，毛主席挥臂高呼：“军乐队万
岁！”
　　　　毛泽东主席这句重似泰山的评价，使全体军乐队员为之振奋。
　　　　接着，毛泽东主席还指示说：“我们国家这么大，要有一支千人军乐团嘛！”
　　　　1951年，有关部门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派罗浪和王建中等人筹建一个千人乐团。
当时国家经济很困难，经费拮据，聂荣臻硬是从有限的经费中拨出旧人民币80亿元用于
建设军乐团。军乐团用40亿元向捷克斯洛伐克订购了1000件乐器，余下的40亿用于扩建
营房。1952年乐器全部到齐，同年7月10日，军乐团以晋察冀军区乐团为基础，扩编为1
000人的大型军乐团。
　　　　这支大型军乐队最拿手的乐曲是国歌。
　　　　国歌从奏响到结束的时间长度为2分07秒。

五、国旗是怎样诞生的

　　　　随着响彻云霄的国歌声，礼
　　　　炮轰鸣，毛泽东庄严地按下升旗
　　　　电钮。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
　　　　红旗在天安门城楼前的旗杆上冉
　　　　冉升起……

　　　　1．拆下“越南国旗”

　　　　开国大典在即，新中国领导人十分重视国旗的确定和布置情况。
　　　　国旗是象征国家的旗帜。
　　　　国旗的式样、图案和使用办法，由宪法或专门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1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
　　　　国旗的式样、图案有其独特含义。我国“五星红旗”的旗面为红色，左上方缀着五
颗黄色五角星，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有人认识到了旗帜的作用，从而出现了旗帜的雏形。那时，
原始部落逐渐扩大，围猎、战争、联系都迫切需要一种信号和标志，他们就用树杆或长
树枝绑上一个东西，作为一个部落的象征和对部落神灵的崇拜。
　　　　旗帜在古代，曾是城邦的标志。《周官·司常》中有“日月为常”的句子，疏：
“天子之旗有日月星辰，诸侯旌旗无日月星。故有开龙降龙。”“旗五日、旗四日之区
别，系爵秩、尊卑不同之徽帜。”《说文解字》上说：“旗，旗有众羚以令众也。”可
见，旗帜在中国古代是册命诸侯、大夫的封物之一，是诸侯、大夫权力和封邑的象征。
按爵秩高低，旗帜又分为不同的等级。
　　　　到近代，国旗成为国家的象征。它是指国家独立之后，作为国家或民族独立的一种
标志。国旗是与一个国家的尊严紧紧连在一起的。
　　　　但是，临近开国大典的那个凌晨，要不是周恩来的博识和细心，国旗问题差点造成
国际性的影响。
　　　　10月1日凌晨，又是一个通宵未合眼的周恩来敲开了值班室的门，想再了解一下开国
大典的准备情况。
　　　　值班员一下愣了，瞪着一双迷迷蒙蒙的眼睛，一个问题都讲不清楚。
　　　　看到值班员这副神态，周恩来不禁皱了皱眉，再没说什么，抓起电话直接打到天安
门城楼，口气很严肃。
　　　　天刚蒙蒙亮，周恩来又登上天安门城楼。
　　　　在天安门城楼上值班的是苏凡。他问了苏凡几句话，又在城楼上转了一圈，然后走
下石阶，来到天安门广场，从远处观察天安门城楼布置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