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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6小时-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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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开国大典那天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林治远的脑筋骨碌碌转动着。他灵机一动，想到了自来水管。
他马上赶到自来水公司，选了4根口径不一的自来水钢管，很快一节一节地套起来，
精心将它们焊接好。
但是，4根焊接起来的自来水管子，总长度没有达到设计要求，只有22．5米。
是不是再焊上去几根管子，凑足35米的长度？遗憾的是自来水管只有四种型号，再
没有大一点或小一点的型号了。而两根口径等同的管子，按当时的技术水平根本无法焊
接起来。
怎么办？林治远无计可施，只好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
指挥部经认真研究之后，又向上级请示，最后同意旗杆按22。5米高度修建。
第一个难关总算闯过去了。
林治远开始向第二个难关进发：设计自动升降设施并安装旗杆。
这时，他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助手。他找来了建设局从事机电工作的技术员梁昌寿，
俩人并肩研究自动升降开关设施。
自动升降开关的设计要求还是具有一定难度的：国旗能够自动升降；升旗速度与国
歌演奏时间相一致；国歌奏毕，国旗正好升到旗杆顶端并自动停止。
在重要任务面前，粱昌寿的聪明才智火花一样迸发出来。他先设计了一个简易的机
械装置用以控制升降速度，接着在升降旗用的钢丝绳两端各焊了一个钢球来控制升降开
关。一旦升降速度装置碰到两端的钢球，就可以自动停止升降并自动切断电源。
设计方案很快通过审查，得到批准。林治远和梁昌寿马上动手进行安装调试。
一试获得成功，试验升旗运行正常，升旗所需时间正好与要求相符。
一个月的辛勤劳动化作了成功的喜悦：国旗杆在天安门广场竖了起来。
为了开国大典那天，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就能操纵升降开关，林治远设计
从旗杆下引出一条导线，将它从整修天安门前东西长安街道路工程时埋设的钢管中横穿
而过，跨越金水桥河，再顺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上升至城楼中央，与天安门城楼上安装
的开关连接在一起。
举行开国大典的时间在一天天迫近。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林治远、梁昌寿俩人奔波于旗杆与天安门城楼之间，翻来覆去、
不厌其烦地进行试验。按动电钮，查看自动升降设施运行情况。动作近乎简单枯燥，但
他们知道此举意义非凡，因此具有高度的工作自觉性。他们乐意为此反反复复。
反复调试，一切正常。
任何问题都已经归零。
9月下旬，攀登旗杆的脚手架拆除了。
9月30日下午，由赵文瑞缝制的长5米、宽3．3米的第一面五星红旗，送到怀仁堂全
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让毛泽东主席过目。
接着，这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送到天安门进行预试。结果，五星红旗顺利升上了旗杆
顶端。
9月30日夜晚，林治远、梁昌寿为了保证第二天升旗绝对顺利，又来到天安门广场，
做最后一次试验。
意料不到的情况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
这些天来运行一切正常的升降机，偏偏这时出了故障：红旗升到杆顶端后，马达不
按设计要求停止运行，结果将一面试验用的红旗绞进杆顶端的滑轮里面，导致马达不能
再转动，旗帜也取不下来了。
林治远惊呆了。
梁昌寿也惊呆了。
此事干系重大，他们不敢隐瞒，急忙报告上级。
市建设局的领导惊闻后，火速赶到现场察看。
赵鹏飞副局长亲自指挥救急，打电话给消防队。
消防队赶来了，他们按赵副局长的指示，带来了云梯。然而，在高高的旗杆面前云
梯显得个儿太矮了，站在云梯顶端要够到旗杆顶还差好几米。
怎么办？怎么办？
大家急得直打转。
赵鹏飞副局长沉着冷静，亲自布置，找来熟练棚彩工的兄弟俩人。他俩穿上铁鞋，
冒着舍生之险，登上云梯顶端，再攀登到旗杆顶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绞在滑轮里的
红旗取了下来。
人们悬着的心放下了，林治远、梁昌寿悬在半空里的心却没有放下。他们立即动手
进行检修，然后反复进行试验。他们担心刚才那样的事故再次发生。
此时他们不仅难以相信旗杆，而且难以相信自己。
林治远、梁昌寿俩人一直忙活了一个通宵。直到10月1日凌晨，他们验证不再有什么
问题之后才罢手。
但林治远的心病没有因此去除。他怕重大紧要关头旗杆装置再出差错，在经得天安
门国庆工程指挥部同意后，派技术员梁昌寿守候在旗杆下，假如毛泽东主席按动电钮后
国旗升到顶还不停住的话，梁昌寿立即动手切断电源。
就这样，在天安门整容工程中，成百上千的人们就像修建旗杆一样高度负责、任劳
任怨地工作着。
为了开国大典圆满成功，为了新中国的门面容光焕发，他们甘愿汗水摔八瓣，他们
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作为一段伟大历史的见证，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旗杆和旗座，如今由中国革命博
物馆收藏并陈列在博物馆院内。
l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在天安门绽开了笑脸。
让祖国母亲欢笑，这是亿万中国民众的苦苦期盼。
4．天安门城楼的超级书法展览
1949年9月底，两条巨幅标语赫然悬挂于天安门城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标语是用繁体字书写的，每个字都有一个房间那么大，每个笔画上躺下一个人去还
绰绰有余。
从天安门城楼前经过的人们都驻足欣赏这两幅书法，为它的恢宏气势而惊叹，为漂
亮的线条之美而赞叹。
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这两幅巨型书法，实际上是一次超级书法展览。
这位超级书法家，就是钟灵。
钟灵是醮着延安的墨水，在书写革命标语的过程中成为名人的。
有一件事足以说明他在延安名气之大。
抗战爆发后，独生子钟灵一跺脚离开了故乡，瞒着家人逃到延安。时间长了，他也
想家。可是父母都生活在国统区，给他们写信十有八九会惹出麻烦来，他左思右想没敢
往家里发信。父亲见儿子失踪了，着急自不待说，寻找再三没有结果，苦思冥想一番，
猜测儿子有可能与其他热血青年一样，八成是跑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去了，便抱着试
试看的心理，发了一封信，信皮上写道：“延安中国共产党收。”也许他在发信时也明
白自己的收信地址写得太大，叫人摸不着边际，也没抱多大希望。可是，几乎未经什么
周折，钟灵竟收到了这封信。
在延安，钟灵写字漂亮几乎是家喻户晓。延安城墙上的标语差不多都出自他之手。
钟灵自幼就爱练字。楷体、宋体、篆书，他都下功夫临摹过。悄悄投奔革命圣地延
安那年，他是一个年仅17岁的电话接线员。到延安后，这位机灵的电话接线员又爱上了
宣传鼓动的有力武器——美术字。
从此，仗打到哪里，他就把漂亮的标语刷到哪里。
部队从延安开到北平城，他又把标语刷到了北平城。
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召开时，钟灵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泼墨挥毫。怀仁堂前的院
子大门、二门、垂花门都是他布置的。
接到在天安门城楼书写标语的任务后，钟灵的心灵世界真正是豪情万丈。他憋足了
劲，决心使出自己全部看家本领，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地方好好露一手。
他没有使用什么尺子，一步一步丈量了天安门城楼的长度。
天安门城楼的红墙那么长，看来标语上的每个字都应该有房子这么大。他从来没有
写过这么大的字。他喜欢向自己挑战。
这两幅标语是写繁体还是简体字呢？虽说解放区已经流行简化字，但北平刚解放，
大多数人还习惯于使用繁体字。为了照顾大多数，钟灵决定仍用繁体字书写这两幅标语。
在做书法家之前，他先要充当“裁缝师傅”。他操起剪子，用布剪出宋体字。然后，
他又充当木工教练，指导木工按照比例锯好木板，钉成字盒，外面装上一层毛玻璃，里
面安上电灯泡。这样，使得标语挂上去并通电后，即便是夜晚从远处看，也能一清二楚。
延安攒下的经验，使他驾轻就熟，获益匪浅。
但是，两条标语的字数不一样多，一条是9个字，另一条却只有8个字。写出来挂上
去则两边应当是对称的。如何使它对称？这叫钟灵大伤脑筋。
他在实际步测中发觉，天安门的九间门楼其实宽窄不是等同的，实际上门楼的中间
部分最大，四六间稍宽，三七、二八、一九间依次递减，但在人们的视觉中，却感到左
右四间是对称的。这肯定巧妙地运用了视错觉原理。五百多年前的城楼设计者竟有这样
的智慧！
有人考证，天安门设计者是蒯祥；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设计者是蔡信。
蒯祥生于明洪武年间江苏吴县一个木匠家庭。他父亲就是逻迹闻名的大木匠。子承
父业，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蒯祥到而立之年时，木工艺术造诣就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永乐十五年（1417年），明成祖朱棣征集全国能工巧匠云集北京，大规模兴建宫殿。
蒯祥以其精湛手艺而入眩因蒯祥具有“两手握笔画双龙，合之如一”的绝技，深得主持
工程的建筑师蔡信、杨青的赏识。
永乐十八年（1420年）宫殿盖起来了，论功行赏，蒯祥被提升为工部营缮所丞。正
统年间，蔡信、杨青等相继去世，北京许多营建工程，如重建三殿、修南池子一带、改
建诸司衙门于承天门前两侧、新作西苑殿亭轩馆、兴建裕陵，特别是景泰年间营建大福
隆寺等，均由蒯祥主持，作出了重要贡献。所谓“正统以来，凡百营造，祥无不预”之
说，确实不是言过其实。他在建筑上的超群技艺，赢得了“蒯鲁班”的赞誉。现在南京
博物馆的北京宫殿样图，还把蒯祥画在上面。
因蒯祥后来定居北京，长期担任建筑宫室的官吏，官至工部侍郎，建筑方面卓尔超
群，名声赫赫，因此都认为是他设计了天安门。
但据年近古稀的故宫博物院古建筑高级工程师于倬云先生讲，天安门的设计者应该
是蔡信。实际上永乐十五年紫禁城宫殿已进入施工高潮，当时蒯祥才随明成祖从南京来
到北京，主持宫殿施工，在此之前，故宫和北京城的规划、设计均已由蔡信完成了。
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不管是谁，其高超的建筑艺术水平充分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
聪明智慧，对钟灵写好两幅超级书法作品，也是巨大的激励和鞭策。
天安门设计的智慧之光，也射进了钟灵的心灵：两条标语的字距不也可以利用视错
觉原理进行安排吗？
一个难题从理论上得到了完全解决，拿了一个高分。但因为时间太紧迫，不容钟灵
细细琢磨、再三推敲，标语写出来后，钟灵觉得尚未达到自己的理想程度，主要是字距
不够均匀，从远处细看，“政府”两字显得过于紧凑了一些。
接着，天安门城楼重檐中间，也就是后来悬挂国徽的地方，挂出了一个巨幅红布，
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17个大字，这也是钟灵的书法杰作。
不管钟灵的大名后来是否被录入各种各样的书法名人辞典，他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展
出的书法杰作，使他当然地拥有不朽的声誉。
钟灵的超级书法，是共和国诞生史诗中一行美丽的诗句。
5．中日美术家联手制作大红宫灯
开国大典临近之日，天安门城楼上，突然挂出了8盏大红宫灯。
宫灯硕大无比。每一盏至少3个大人才能环抱过来。这些宫灯在随风飘荡的黄色流苏
的衬托下，显得愈加红火。
人们很难想到，这8盏宫灯是中日美术家联手制作的杰作。
1949年9月30日，北京有家大报报道说：“天安门城楼顶上金碧辉煌，栋梁也粉刷一
新，栋梁中间分悬着8个巨大的红灯。”这篇现场报道描写和叙述得过于平淡。实际上，
这8盏宫灯是颇有一番来历的。当时，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把城楼的布置装饰任务，下
达给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
宣传部长张致祥对此很重视，亲自到天安门考察了一番，又把大红宫灯的设计工作
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舞美队。
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建国后改名为战友文工团。
当舞美队长苏凡从张致祥部长那里受领任务时，距举行开国大典只有20天时间了。
张致祥感到时间紧迫，问苏凡对完成任务有什么困难。苏凡显得不慌不忙，好像早
有准备，胸有成竹似的。
苏凡虽是搞舞美的，成天乐呵呵，但接受任务时的表态决不是盲目乐观。
他在部长面前没有和盘托出，有意打了一些埋伏。原来他手下有两个身份特殊的
“才子”：一个叫肖野，年纪40开外；另一个叫森茂，年龄30开外。他们俩人原来都是
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对城楼的布置装饰来说，称得上是科班出身。
肖野是一位左翼美术作家，30年代日本法西斯统治日益猖獗，他遭受迫害，被迫漂
洋过海，逃亡到中国避难。他踏上中国土地不久，先在北平日伪满电影公司找到了一份
美工师的工作。没多久，他与北平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撇下那份工作，通过敌工部分
配到张家口人民剧院工作。这个剧院实际上就是抗敌剧社，“张家口人民剧院”是为工
作方便对外称用的化名。肖野在剧院干得很出色，相继为《战斗里成长》、《戎冠秀》、
《白毛女》等戏剧画了场景，还为剧本《战斗里成长》作了舞台美术设计，被行内奉为
经典之作。
森茂走出校门以后，穿上了军服，当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宣传部的一名士兵。上司给
的任务是绘制反共宣传画，规定不准他阅读马克思、毛泽东的著作。这反而激发了他的
好奇心。结果，他心甘情愿地当了毛泽东著作和共产主义理论的“俘虏”，最后投奔了
八路军。
两位喜爱绘画艺术的日本美术家，发挥自己的专长，在八路军队伍里积极从事中国
的反法西斯正义事业。他们成为八路军队伍里的一员，不论到冀西小村，还是到冀中原
大地，他们都走到哪里画到哪里。
科班出身，长期的舞台美术创作实践，再加上汲取了中国北方农村风俗的丰富营养，
使他们在进行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的美术设计，能够得心应手，灵感勃发。
他们分秒必争地分头忙碌着。张致祥和苏凡拿出大皮尺，到天安门测量各种需要的
数据；肖野和森茂则开动脑筋忙于构思。为确保设计的准确性，两位日本美术家对一些
重要的数据和尺寸，往往还要亲自前去测量。
为提高工作效率，两位日本美术家的工作室，就开在天安门里面的西厢房。乍看上
去，这里显得忙碌而凌乱，各种数据、资料和图纸都汇聚、堆积在这里。肖野和森茂不
分白天黑夜地干着，很快设计出了20幅各式各样的宫灯草图。
张致祥连夜把这些草图送到周恩来办公室。
深夜，在柔和的灯光下，周恩来审阅着一幅幅草图。看着看着，周恩来的眼睛不禁
为之一亮，露出了欣赏和赞美的神情。张致祥一直观察着周恩来的表情，现在他那颗悬
着的心总算放下了。果然，周恩来看上其中的一张图案：8盏太阳般宫灯的设计。
周恩来端详了一会儿，拿起笔，对这幅图案的局部作了一些删改。
他一边抹去金水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一边对张致祥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
就行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
肃庄重的气氛。”
周恩来的一席话体现他的大智慧。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就事论事。他所把握的基调，
就是整个开国大典的基调。
末了，周恩来要求张致祥，一定要在开国大典前两天就把8盏大红宫灯挂到天安门城
楼上。
张致祥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周恩来亲自下达的任务。
开国大典前两天就要把8盏大红宫灯高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就是军令状。
宫灯设计已经得到周恩来首肯了，下半篇文章还很艰巨。宫灯叫谁去制作呢？
舞美队长苏凡这些天享受起了宣传部长的待遇，他坐着配给张致祥的那辆小车，在
整个城里满世界地跑。一嗅到一丝线索，他就坐车轰轰地赶过去，登门求才。然而，一
次次的希望变成了失望。人家一听说这么大的宫灯就惊惊咋咋的了，见都没见过，更甭
提制作了。
一天接一天地跑。但总是一个希望后头跟着一个失望。
按周恩来下达的军令状，最迟要在9月28日将大红宫灯挂上天安门城楼。时间飞快地
流逝，眼看离这个期限只有10天时间了。
一直沉着冷静、颇有大将风度的张致祥也有些着慌了。他上了火，甚至嘴唇上也长
了泡。
肖野见状出了一个点子：“北平城里过去不是经常制作小宫灯吗？找一个扎灯艺人
来帮忙，我们自己干。”
这是一个好主意！张致祥和苏凡当即直奔故宫而去。
故宫里的管理人员满心想为新政府出点力，因为他们都是人民政府留用的。可他们
一听说要制作这么大的宫灯，惊奇得直吐舌头，连连说：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宫灯！他
们谁也不敢贸然接下这活儿。
有人建议说，这活不妨求教城里的老艺人。
张致祥立即叫人去故宫检索清宫档案。
清宫档案史料浩如烟海，查找起来很不容易。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史料中发
现了一位扎灯老艺人，按档案记载推算，此人已经七十出头了。
张致祥和苏凡在西城区丰盛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果真找到了这位健在的老艺人。
他们不禁释然吐了一口气。
老艺人接过图纸一瞧，吃惊不校他干这一行几十个年头，从来没见过如此大胆的设
计图。可他没有回绝，亲自赶到天安门城楼转了三圈。他对陪同他的苏凡队长说：“这
么大的官灯，我这辈子甭说做过，就见也没见过。让我做可以，不过你们可要答应我一
个条件。”
苏凡见老人没有拒绝接活已别提有多高兴了，现在听他说要提一个条件，他当即痛
快地答应：“老师傅，你说，什么条件，我可以答应。”
老艺人略一沉吟道：“你们要的这8盏宫灯，我可以找我的徒弟一块来做。但是，这
么大的宫灯就是做成了也抬不上去。所以，宫灯只能到天安门城楼上做。”
原来是这么一个条件！苏凡当场满口答应下来。
中日艺人和美术家开始联手制作大红宫灯。
老艺人找来徒弟，叫苏凡买来绿竹、红布等材料，他自己亲自找木匠定做宫灯圆托。
几天几夜连轴转，老艺人、他的两个徒弟、苏凡和两位日本美术家，拼命抢进度，吃住
在天安门城楼上。
他们携手配合，合作得很和谐。老艺人和他的徒弟制作宫灯时，肖野和森茂就到一
旁美化宫灯的云头，制作金色的流苏。
宣传部长张致祥关注着宫灯的制作进度，每天都要登上天安门城楼，看看宫灯制作
情况。
周恩来要求开国大典前两天将大红宫灯挂上天安门城楼的要求，眼看没法实现了。
时间如同野马一般狂奔，飞快地向开国大典接近。
离开国大典只有一天多一点时间时，制作大红宫灯总算大功告成。
张致祥部长马上调来十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搬来一些梯子，把8盏大红灯笼挂到天
安门城楼的栋梁上去。
要把这么大的宫灯挂上去也不是一件易事。大家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宫灯弄到10根
廊柱之间。
宫灯又大又重，送上去了却不知如何将它们悬挂起来并固定好。对于8盏大红宫灯来
说，小小的钉子怎么能将它们固定和吊挂住呢？
这些大红宫灯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每盏宫灯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
重达80公斤。
肖野东张西望琢磨了一番，突然有了主意：将宫灯拴在横梁上，两旁再砸两个铁环
受力。
他这招果真管用。
8盏大红宫灯终于挂在了设计的位置上。
宫灯挂好以后，需要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守，以保证绝对不出问题。苏凡自告奋
勇，晚上搬到城楼上值班，把新婚不久的妻子独自留在洞房里，自己陪伴着这些来之不
易的大红宫灯。
50年代，肖野和森茂两位日本美术家回到了祖国。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尤其是为新
中国开国大典设计制作宫灯的经历，成了一生中最自豪、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8盏大红宫灯诞生的意义远在宫灯之外。
天安门城楼上8盏红红艳艳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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