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回忆录-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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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笔者屡次为江西鸣不平，说的也是事实。王勃在《腾王阁序》里说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从两晋南北朝衣冠南渡后，江西的秀丽风景吸引了不少的北方士家大族在江西定居。
两宋时期，江西的发展很快，明朝更是达到鼎盛。明朝时的谚语说，“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在建文二年（1400）庚辰科和永乐二年（1404）甲申科中，鼎甲三人均为吉安人。庐陵子弟连续两科包揽前三名的现象，在中国的科举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轰动一时，几乎让全国性的殿试成了江西人的乡试。在随后的永乐三年（1405年）选翰林院庶吉士时，二十八名江西人入文渊阁，其中吉安人十名。
明清时期，全国有三大商帮，一是徽商，二是晋商，三是江右帮。江右帮就是指江西的商人，很多城市现在都有江西会馆的遗址，就是当年江右帮曾经辉煌的写照。但是到了近代，特别是到了晚清，江西确实衰微了，成为了红色革命的故乡。
为什么要革命，穷嘛。
江西的衰落并不是偶然的。鸦片战争后，中国被逐渐卷入全球化时代，在新的竞争面前，以下两个因素大大影响了江西的发展，一是交通要道（或者说商路）的更替，二是工业化生产资源的缺乏。
在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以前，中国北方和中西部地区的货物，多经大运河和长江运输，但要继续南下的话，往往都是经赣江走水路，翻越大臾岭后南下广州，江西在明清时期经济繁荣，赣江这个贸易通道起到了很大作用。加上江西的农业发达，在明清时期经济繁荣，人才辈出，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口岸，内地的贸易方向开始由“南下”改为“东向”，贸易主干道移往长江，这导致赣江的地位一落千丈。加之江西可用于发展工业的资源如煤炭钢铁矿产相对缺乏，多年来只能固守农业传统，后来修建的京广线又取道湖南，江西经济更是一蹶不振。
如果从地图上来看的话，京广线从北京到广州，本经过江西到广州是最短的距离，但很奇怪的是，京广线却从湖南经过了，明显的绕过江西拐了个弯。江西转型的最后一次机会，无情的流失了。一直到上世纪末，中央政府才想到要在江西修建一条京九线改变江西的交通困境，但此时的江西，已经困窘了一百多年。
虽然笔者无意挑起湘赣人士之间的争论，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湖南的崛起和江西的衰败和太平军的那场运动有莫大的关系。恰因为太平军起义，湘军才因势顺起，三湘子弟也得天下风气之先，湖南人在近代历史中驰骋天下，让人好不羡慕！而作为湘军和太平军主战场的江西，却为此付出沉重代价，饱受生灵涂炭之苦。
我的家乡吉安地区，正好是平原和山地相接的丘陵地带，此地进可攻，退可守，历来兵家都会在这里进行拉锯战。太平军在这里拉锯过，当年红军和国民党军也拉锯过，本地区一直在红区和白区中互换。
这可就苦了那些老百姓。只要是战争，不管是起义也好，征讨也罢，对老百姓来说，都是兵祸。我小时候记得大人吓唬小孩子的话，就说：“长毛来了，长毛来了，再吵就把你抓起来了！”
长毛就是太平军嘛。
在小孩子的心目中，长毛就是长头发的魔鬼。老百姓是朴素的，他们既然这样说，那想必是后期的太平军已经军纪败坏，所过之处，扰民害民甚至是虐杀百姓，才会有如此口碑吧？早年的美国人，只要一说“印地安人来了”，稍懂事的小孩子马上停声不闹了。
印第安人可是会活剥人皮的。
杀人的当然不仅仅是太平军，湘军也没少干，一半对一半。经过这十几年的来回拉锯战，人烟稠密的长江流域，满是瓦砾，遍地白骨。繁华如江南地带，竟然也会有二三十里地不见人烟的情况发生，可见人口的减少是何等的严重。
当时人的记载：“浙江一片劫灰，道殣相望，昔时温饱之家，大半成为饿莩。号称天堂的杭州，居民由八十余万减至数万”；皖南地区“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皖北地区“但有黄蒿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江西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
在这场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1883年，一个美国传教士称，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中国人口的损失为5000万，而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则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为2000万。根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的户口数，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1。6亿；而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研究认为，从1851年到1865年，十四年的战乱导致减少了1。12亿人（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如果只从人口上来说的话，这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即使是动用了包括原子弹在内的现代化装备、战场遍及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很难与其匹敌。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仅造成了5000万的过量死亡。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之所以能激起共鸣，证明了其中的揭露部分属实，他说太平军“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抓进去后，“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与妇人都被驱使作战或者为作战服务，不服从的就“斩其足以示众”妇；有逃跑的，往往要“倒抬其尸以示众”。
清人沈隽曦在《金陵癸甲摭谈补》里说，太平军攻下天京后，“杀人盈街，三五为群，入人家搜括财物，加刃于颈，索金宝，如是者累日。”“伪女官皆大脚蛮婆，入人家掳妇女归馆。搜掳各人家衣饰手扣金银玉镯，尽带手臂。身穿上色花绣衣，或大红衫，或天青外褂，皆赤足泥腿，满街挑抬物件，汗湿衣衫，而不知惜，亦不知丑。”“贼人入家搜掠什物，最爱金银首饰，及绸缎上色衣服。至古书，名人字画皆不识，或掷，或撕毁，较秦火尤甚。”
太平天国最初实行“男行女行之令，令男女分馆”，把老百姓强迫编入不同的馆，禁止家人团聚，夫妻同居，看到人家的小孩子，即抢去作“义子”，弄得老百姓妻离子散，也是人间罕有。这种完全违背人伦的暴行，据笔者回忆，大概也只有二战时犹太难民营和上世纪七十年代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是作如此安排的。
清人陈徽言在《武昌纪事》里说，在占领武昌期间，太平军天天派人在阅马场搞“讲道理”活动，每次都要敲锣打鼓，让大家去仔细临听，主要内容是宣讲“天父功德”、“天王勤苦”、“东王操劳”等，让大家跟随“天王”打江山，去天国享福。
但是，“讲道理”时，也出现过不和谐之音。根据陈徽言的记载，他亲眼看见一个人高声抗辩，驳斥太平军的宣传是离经叛道。太平军的演讲家老羞成怒，“讲道理”变成“不讲道理”，此人很快被太平军士抓住，要处以“五马分尸”。但抓来的五匹马没有受过“分尸”的专业训练，搞了半天也没把人弄成五块。最后，演讲家不耐烦了，跳下台一刀砍死了这个不知好歹的“封建卫道士”。
五马分尸是古代的酷刑，古代叫“车裂”，商鞅后来就死于此刑。中国历史上的刑罚都是不痛快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让这些人死得极为痛苦，二是震慑那些良民。太平军被俘虏的将领，后来大都被凌迟处死。
凌迟，也就是通常说的“千刀万剐”，行刑时，把犯人的身体划为寸许区域，一小刀一小刀的割，最后才在心脏部位给予最后一刀。碰到技术高明的侩子手行刑，犯人甚至要到第三天才死。这样的刑罚，在心理上对行刑者和受刑者都是巨大的考验，特别受刑者临刑时发出的骇人声音和可怖的表情，足以让旁观者双腿战栗发软！
但是，太平天国的刑罚也一点都不逊色于凌迟。时人张汝南《金陵省难记略》里记载，太平天国里的“毒刑有跪磁，跪火炼，踩木棍，竹筱鞭背，上鹰架，绳缚手足将指而悬之，纸燃烧油滴鞭处，烁铁熨背，锥刺臂股，种种楚毒，呼号怨惨。”
这还不算最厉害的，厉害的还有“五马分尸”和“点天灯”，“五马崩尸，用五绳结人之项及手足，每一绳系一马，痛鞭各马使狂奔，鞭停马止，而人已死。复刀割项及肩与髁，仍前鞭马，而五体脱矣。又用棉絮卷人而绷之浸以油，置巨木倒缚于上，燃以火名‘点天灯’。”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门前的一条路，原来叫天灯路，后来改了名叫天等路（大概2003年以后）。最初起名的这个人，实在是无知加白痴。
双方的屠杀几乎是同比例的。湘军在攻下九江和天京后都进行屠城，杀得人头乱滚，片甲不留。太平军也对天京、杭州等地进行过屠城，特别是满人和在清朝做官的，更是一个都不能放过。民间相传，长毛侮辱并杀死了不少满人少女，据围观的西人记载：“那些人把鞑靼处女大腿分开，绑在驴车上，残忍虐待。。。。。他们粗暴的撕去满洲处女的旗装**。”
柳亚子曾经作诗，“帝子雄图浑幻梦，中原文献已无征。”这句话用来形容太平天国的文献最恰切不过了。后人引用的太平天国之著名印书，很多都是出口转内销，都是各位学者从英法等国的博物馆复印回来的。如《天朝田亩制度》，是二十世纪初北大教授程演生从巴黎东方图书馆摄影抄录回来，1935年末他又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发现了《资政新篇》，这都是此前国内研究者闻而未见的印书。北大刘半农教授也曾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撮抄了《太平条规》带回国内研究。
由此，《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才编进了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广为人知。作为常识，这也说明太平天国的两个重要纲领性文件都是纸上谈兵，并没有真正广为流传和实施。尽管很多人辩解说，这是因为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军尽可能的焚毁了太平天国的一切器物，但这些东西是否真的实行过呢？
《资政新篇》因为是处于太平天国已经处于危难时期，没有实施已是定论，也情由可原。在土地制度问题上，《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平分土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有无实行也存在争议，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太平天国自始至终都未推行过这一政策，而是大体上实施“照旧交粮纳税”政策，这也是目前多数学者的观点。
“照旧交粮纳税”，那不过是换了个皇帝、换了个地主而已。当然，洪秀全的“老三篇”（《原道醒世训》）里有“男女平等”、“解放妇女”的新东西，但天王府里数以万计的妇女沦为性提供者兼保镖甚至奴隶劳工，又说明了部分真相。这些新兴的万岁、千岁们，在女人的问题上，并没有比满清的皇帝和王公们有更大的进步。正如学者袁伟时指出的，“人为涂抹的油彩，无论有多么艳丽，总有一天会脱落并恢复它原来的形状。”
当人们了解了天国的事实真相的时候，总会感到一种被欺骗的悲哀。善良的人们要问，以残暴对残暴，难道就是中国人的宿命？
英国人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里却说，“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面目愚蠢、装饰恶劣的民族；而使面容变丑的剃发不能不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太平军则相反，使人立刻觉得他们是有智慧的，好钻研的，追求知识的。太平军是聪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们的自由风度，特别具有吸引力。你可以看见被鞑靼人所征服的中国人的奴颜婢膝；但是太平军纵使面对死亡，也都表现了自由人的庄严不屈的风度。”
呤唎给了太平军很高的评价，但伟大导师马克思却发表了完全不同的意见。1850年，当马克思得知中国广西发生了革命时（天地会），他兴奋的认定，“（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原文三个词为法语）”。
而在得知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马克思更是信心满满地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连恩格斯也感染了这种兴奋，他说：“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但是在1862年，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马克思已经对这个太平天国完全失望了。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马克思毫不容情地斥责道：“（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象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想要真正客观的评价一个历史事件非常的难，特别是象太平天国这样在历史上富有争议的敏感题材。笔者没有能力去评价，只能引用一些历史大家的观点，供读者参考。
智者梁启超的评价一针见血，他说：“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演中，扼要地提出了一些对太平天国的看法：“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是一个民族革命，但实际也不尽然。至少他们太不懂政治，他们占了南京十多年，几乎没有丝毫制度上的建树。”“他们对下层民众，想推行均田制度，大抵是粗浅一些的社会主义，他们是有此想法的。但说到政治就太低能了。”“他们国号太平天国，早可预示他们的失败。这样一个国名，便太违背了历史传统。正因为这一个集团里，太没有读书人。”“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的失败了。当时洪杨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有失败。”
钱穆先生是大家，他的评论是平和公允的。台湾历史学家陈致平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华通史》里，却严厉的批评了太平天国与洪秀全：“定都南京后，它所能统治的地方，不过江南一隅与安庆、九江、武汉几个据点而已。太平天国的政权完全建立在军事上，而不能与政治配合。其作战的‘冲击’、‘屠戮’、‘裹胁’与‘流窜’的行动颇类流寇，而中国历史上的流寇政权是没有能成功的。”
“天国的法令森严，刑律惨酷，凡犯天条者，一律处死刑。天条以外之罪，也非杖即死。死刑中又有‘点天灯’‘五马分尸’‘割肉’‘抽肠’等非刑。行刑之前，往往先鸣锣聚众，讲说道理，宣布罪状，然后当众行刑，令观者惊心怵目，自然俯首听命，而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统治，完全违背了当初革命救世的人道宗旨，自然要归于失败。”
“洪秀全等人，起自草莽，既缺乏政治学术，又不能罗致政治人才辅弼，而始终建立不起一个健全合理的政治组织。人性弱点，往往能共患难而难共安乐，早年誓同生死的患难兄弟，一旦享富尊荣，经不住物欲的诱惑，与权势的冲突，竟自斗而亡。最为讽刺的，是他自己揭橥的革命宗旨，常自行推翻；自己所订的天条，已自行违犯。”
孙中山先生曾一度以洪氏自许，但后来他却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单纯的造反并不解决问题，“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近代史学者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
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史的专家简又文先生，认为“以破坏性及毁灭力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仅亚于现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盖无匹也”，并由此得出太平天国“大破坏”论，而同世代的罗尔纲先生却热情讴歌了太平天国的革命精神和反抗精神，甚至是创新精神。简与罗，两位同治太平天国运动史的专家，同样有着极高的史学造诣，得出的观点却是如此的迥然不同。
“大破坏”，就是对人口和社会财富的巨大破坏，而这种破坏又是中国历史可悲的历史循环率使然。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说，大自然消灭过多的人口只能通过瘟疫和战争。这场部分因为人口太多而引发的内战，终于消灭了大量的中国人口，这样的结果，是不是为后来的中兴提供了条件呢？
如果答案是的话，又何尝不是一种壮烈的悲凉？
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里说的，太平天国就是一场“揭竿不起的大运动”，以暴制暴，从来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愿中国不再有农民式的造反。
三、1871：伊犁记…百年领土争端血泪
　　　　鸦片战争后，英法美等强国一向被清朝统治者视为大患，其实这些欧美国家，大都奉行商业殖民主义，商业利益最为主要，倒没有什么大的领土野心，即使是香港，最初也是为了贸易的方便。但俄国和日本就大不一样了，这两个国家推行的是土地殖民主义，动辄就要中国裂疆割土，据为己有，那可是会导致中国亡国亡钟，开不得玩笑的。本章即以伊犁事件为介入口，说说中俄领土的历史争端和问题。
人守其土，先占先得，国土必须要本国的人去据有，俄国人钻了这个空子，才占有了黑龙江下游地区。倘若满族统治者在十八世纪后早点让富余的人口闯关东进入东三省，假以时日，中国人就自然会占有整个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那时哪有沙俄的机会呢？苏联解体后，俄国人如今对中国人大量进入他们的远东地区，不也是抱有十二分的警惕吗？！
3．1、来邻不善，沙俄的鲸吞蚕食
　　　　沙俄原被叫作“罗刹国”（Russia的译名），本不与中国接壤。直到公元820年，在基辅一带才建立了一个名叫“罗斯”（Ross）的公国，13世纪蒙古人西征的时候，罗斯公国分崩离析，归附于当时的金帐汗国。为了获得蒙古人授予的“俄罗斯大公”封号，罗斯公国的各王公不惜奴颜婢膝，相互倾轧，最后莫斯科公国脱颖而出，并日渐强大，最终摆脱了蒙古人的羁绊。1547年，伊凡四世正式加冕沙皇，由此，沙皇俄国走上了四出扩张的道路。
对于沙俄侵占中国的大量领土，满清统治者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当然，这并不仅仅是指的那些和沙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事实上，那些条约的签订，一来是因为大清孱弱无力有所逼迫，二来是因为统治者对疆域领土概念的盲目无知无所作为。但最关键的是，因为满族人的自私，将东北三省和新疆当成是满族人的最后依附之地，在非常之时留给自己的一条退路，而禁止汉族和其他民族向这些地区移民，这导致这些地区人口极度缺乏，这才给了沙俄可乘之机。
晚清时期被沙俄割去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都是人口稀少的地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满清统治者禁止人口向这些地区迁移的错误政策导致。约瑟夫。弗莱彻教授在《剑桥中国晚清史》里不无遗憾的说，“清帝国丧失了最东北的广袤而宝贵的土地，因为清政府没有看到这些土地的价值，并且依然坚持把汉人限制在中国本土这一过时的政策”。
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清政府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放开汉人迁移的限制，这才有了“闯关东”、“走西口”的移民浪潮，而这也是中国东北和西北部的人口充实化、实体化过程。不然的话，东三省和新疆都难以保住。
早在十七世纪的时候，沙俄势力已经扩展到西伯利亚地区并逐渐接近了中国领土。1650年到1680年间，俄国的哥萨克雇佣兵多次侵到雅克萨和松花江口一带。当时康熙帝见来者不善，便于1685年到1686年下令清军水陆并进，在雅克萨重创俄军，双方便在1689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尼布楚条约》规定，以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外兴安岭以南为中国领土；在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未及划分的土地，待两国查明后，再作决定。《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额尔古纳河以东、外兴安岭直到鄂霍次克海以南的黑龙江流域，及乌苏里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领土，都属于中国的疆域。条约还特别规定，俄国在雅克萨所建的城堡全部拆除，所有俄国人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