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历史的云雾-第1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笔钡那榫埃Ｏ衷谟忠晃涣斓纪敬τ谡畏绫┑闹行模褪窃渭釉继秆钌欣サ呐碚嫱尽Ｖ劣谂碚姹黄渌斓纪驹技富埃馊ブ拔瘢蛞剿奈甯鲈乱院蟆�
1965年12月8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得知常委各同志都去上海开会去了！”这次会议就是中央“处理”罗瑞卿同志问题的上海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此时，杨根本无法想到这次会议会和自己有何关系，杨事先也无从获悉会议的内容，因为这次连刘少奇也不知道去上海开什么会。上海会议虽与杨无直接关系，但有间接关系，半年以后，杨尚昆被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同志绑在一起，成为子虚乌有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
1965年12月10日，杨尚昆整装登上南下广东的火车，这时，上海会议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杨心情黯然，告别送行的妻儿和中办的同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感慨甚多，非言语所能表达。”最后的一句话是：“十六年的北京生活，今天开始变了，一切只能等时间！”
杨尚昆历经党内斗争，见识广，心胸开阔，他的气度和忠诚在艰难的岁月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杨的“等时间”，不是一年两年，这一“等”竟长达12年。
1965年底杨赴广东后，1966年5月22日又被正式免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下放到肇庆任地委副书记，可谓一贬再贬。任命下达的次日，他以气候潮湿，身体不适，向中央申请转去西北、华北、东北的任何基层。
5月下旬，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宣布“揪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后的几天，中央批准杨尚昆转任山西临汾任地委副书记。但是，杨在山西还没有来得及工作，1966年7月3日，就失去人身自由，遭到“隔离审查”，此时距杨抵达太原仅一个月。不久杨又被“监护”了起来，一直被关到1975年，前后长达9年时间，邓小平复出，杨才被放出来，安置在山西临汾。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央重新起用杨尚昆，任命杨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两年后，杨回到北京，开始担负一系列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情怀
杨尚昆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他一生的历史已与党的历史融为一体。他是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杨闇公之弟，早年留苏，返国后曾任中宣部部长，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后不久，担任三军团政委，抗战爆发，旋又任北方局书记，1941年，杨调回延安，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以后主持中央办公厅工作，长达20年。杨尚昆对党的历史如数家珍，上个世纪80年代后，曾负责中央党史领导小组。
杨尚昆也是一位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共产党员，他通俄文，爱看电影（在日记中有其所看电影的大量记载）和戏剧。杨更坚持写日记几十年，临去世前几个月，他还写了回忆周恩来、彭德怀的文章，感情十分真挚，很少有这类文章常见的程式化的味儿。杨在1995年完全退下来后，写了他的回忆录的建国前部分，他原还准备写中办20年、“文革”前后和复出工作后3个部分，可惜天不假其年，这3部分已永远无法完成了。
即使在“文革”后期，杨尚昆在临汾流放期间，他也写了日记，近年发表的杨纪念周恩来的文章《几件难忘的往事》，就是依据杨尚昆临汾日记集纳而成的。
笔者长期治史，虽然只能从资料、影视中接触到杨尚昆，但亦可窥见他的个性之一斑。依笔者观察，杨是一个豁达、宽和、颇有人情味的老同志。他和夫人李伯钊结发于1929年的莫斯科，两人共同走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杨对其老夫人也呵护了一辈子，在其日记中有大量的反映。
1979年，杨在北京偶遇木刻家彦涵，此人抗战时期在太行八路军总部工作，是杨的老部下，1957年被打成右派，蒙冤几十年。杨对彦涵说：“当时你为什么不找我呀，我给他们打一个电话说一下就完了嘛。”（孙志远《感谢苦难——彦涵传》，页465，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彦涵是一介书生，不懂也不会请托，但杨的这番话却透出他关怀下属的性情。
1996年，杨尚昆已89岁高龄，带领王若飞、秦邦宪等“四八烈士”遗属100余人，专程去延安扫墓。杨尚昆去世后，2001年5月，那些“四八烈士”遗属和其他子弟们也专程护送杨的骨灰回四川潼南老家，只因他们的父母辈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后的岁月里，都曾得到过杨的关照。
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老共产党员，杨尚昆已走完他一生的路。他肯定是一位令世人难忘的人，他留下的这部《日记》，以及现在暂未发表、将来可能问世的文字，将长久被后人所研究和咀嚼。
（《杨尚昆日记》上、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论孙科革新国民党的努力及其失败
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后，作为国民党上层集团一员的孙科，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使国民党摆脱政治困境，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革新主张。
在国家政治体制问题上，孙科最早提出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在国民党内，孙科强烈反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呼吁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孙科从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前提出发，强调用改良的方法尽速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孙科的这些革新主张表现出一定的追求现代化的倾向。然而由于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阻滞革新的思想和势力十分强大，兼之孙科思想的内在限制，孙科的革新努力最终遭到失败。孙科的失败从一个侧面证明，1928年后在国民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新传统主义思想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
（一）
走党治国家的道路，这是包括孙科、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上层集团1928年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一致选择，这不仅是因为孙中山已为国家在进入宪政之前预定安排了一个由国民党以集权的党治形式管理国家的政治阶段，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上层集团认为，只有通过党治，才能应付国民党政权所面临的保障。
孙科曾是“以党治国”的积极拥护者，但是随着国内外矛盾的急剧变化和党治弊端的逐步暴露，孙科从一度对党治深信不疑，转而在国民党内最先提出结束党治、尽速实施宪政的主张，到了抗战后期，又进而发展到呼吁实现多党制的民主制的民主政治。孙科政治主张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他试图为已陷入困境的国民党政权重新调整政治发展方向，同时又表明孙科具有蒋介石迥异的迎合世界潮流的倾向。
对于党治问题，孙科的思想曾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1928…1931年，孙科对于蒋介石以党治确立国民党政治权威的主张和措施虽然在个别之处有所保留，但总的说来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孙科希望通过党治，“造成一个巩固的政局”。但是到了三十年代初，经过几年的强调权威的党治实践，孙科发现，国民党对权威的强调并未能使权威真正确立，在党治下，国民党所面临的困难非但未能被解决，相反，国民党却陷入了更为深重的危机。第一，以武力解决地方军事势力，虽有所进展，但终因战事不断，致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第二，与前一问题相联，国家的动荡和国力衰落，促使日本侵华步伐加快，而对于日本侵略，国民党束手无策，“没有丝毫办法”；第三，单纯依靠武力镇压中共，未能奏效，以前只有“几千支枪”的江西红军，“现在已有了十万”。国民党既要垄断政治权力。而事实证明国民党又缺乏能力维持这种垄断，党治弊端暴露无疑。孙科认为，唯一能使国民党摆脱困难的方法就是实行民主政治。
从1931年10月到1932年12月孙科在不同的场合提出了结束训政、“速开党禁”、加快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孙科呼吁从速实施宪政，是基于以下一个理念：首先，孙科把实施宪政视为争取抗日救国的一个重要条件。孙科认为，“今日最重要解决之问题，莫过于抗日救亡”，可是“要御侮，先要集中力量，培养实力”。然而由于国民党“政权不公开，言论不自由”，人民对国民党党治极度不满，因此国力无法集中。孙科指出：“欲挽危亡”，国民党应“使政权日渐公开，使国民有参与国事行使政权之权力”。他强调，只有“建立民主政治”，“于最短期间结束训政，筹备宪政之开始”，才能“团结国民、集中国力”，“使全国人民之心思才力，咸能贡献与国家之生存。”＇6＇孙科说：“主张促成宪政，也就是御侮的方法之一。”
其次，孙科还把促成宪政看成是加强国民党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手段。孙科深感“国难日深”，使国民党前途“可胜栗惧”。孙科指出，“数年来之党治，……效率低微，国民触望既深，而本党之信仰，亦不免渐致惰失。”因此人民“批评国民党垄断政权，这是不应责怪的”。孙科说：“以党治国并非以党专政来支配国家，使中华民族在党的训政下讨生活，而是要实施宪政，使人民能够运用直接民权，完成民主政治。”他进而强调，为了“挽回人心”，国民党必须“进行政治党务改革”，“恢复党的民众立场”，“切实履行本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各种自由论纲，禁止一切非法干涉，滥行拘捕”，国民党各级党部“绝对不许干涉地方行政及人民组织或言论。”孙科指出：党治之弊，使“国力无由集中，外侮不克抗御”，唯一的“补救之法”就是促成宪政，否则“本党难辞之咎”。与国民党内反对实施宪政，认为结束党治将危及国民党统治的人相反，孙科对实施宪政后国民党前途表示乐观。三十年代初，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不便在公开场合明确反对孙科的主张，但私下却极不赞成孙科的主张，暗中表示“希望他与国民党有较长时间来领导国家”。蒋的亲信黄郛、杨长泰曾建议蒋介石采纳孙科的主张，以减缓国民党所面临的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求开放政治的巨大压力，但遭到了蒋介石的“积极反对”。与蒋相反，孙科认为，实施宪政对国民党不是危险而是提供了一个机会，因此对国民党的前景“可以不必顾虑”。他确信只要实施宪政，国民党的政权必能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国民党的政权，一定可以更加巩固的。
三十年代初，孙科对于民主价值内容虽有涉及，但更多地是从准备抗日的需要谈民主宪政。孙科思想的这个倾向到了1937年有所变化，抗战后期转向强调必须追求政治现代化的趋向。
首先，孙科肯定了人之应有思想和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建成的思想基础，主张政府应对各种思想以平等的宽容。孙科针对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的种种事实尖锐指出，“无言论自由的国家，一定要陷于失败。”孙科批评国民党对“人民从事爱国活动，或发为政治言论者，动辄指涉嫌疑，目为反动”，要求国民党对于“人民言动，应予涵容”。他指出除了有关国防军事秘密外，“对于国内政治的主张、意见和批评，……都应该可以公开发表”。他指出，“无限度的新闻检查是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言论统治太严”，“这就是革命因素”。他呼吁国民党迅速实行言论自由，“绝不能走向法西斯的覆辙”，不要“制造新的革命”，“自寻苦吃！”
第二，如果承认政府应尊重保护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那么对谋求实现民主目标的政治参与活动，政府也应承认其有活动的自由。基于这个理念，孙科认为，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多党制的确立。他提出，“一党专政不是民主”。孙科批评国民党“政治没有上轨道”，造成中国政治出现“几种特殊现象”：
（１）“一党统治”，“国民党在朝，不容在野党存在”，中国之“政治、军事领导权是握在一个强有力者，即蒋委员长之手”。
（２）政府非有人民普选产生。
（３）“共产党未能获得法律上的存在。”孙科指出，这些情况，有可能使中国“成为一个极权国家”。他表示希望“战后中国政治将由几个政党来运用，如果国民党能够保持其真正革命传统，在各政党仍然是一个最强大的政党，共产党将占第二位，其他政治团体则联合成为一个较小的第三党。”
孙科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观察，从支持“以党治国”转变到呼吁民主政治的道路，为国民党政权重新设计了一个摆脱困境，走向政治现代化的方案。但是对国民党而言，它自身必须首先具备领导国家走向政治现代化的素质，无庸质疑，国民党的现代化应是实现国家民主化的最重要条件。
（二）
1928年后，国民党成为中国社会的重心。国民党之成为执政党，并非由选举和议会中产☆奇书网の。Qisuu。★生，即它不是一般西方型的“内在政党”（insideparty），而是由某个政治权威人物领导的政治运动扩大发展，以武力获得政权的“外在政党”（outsideparty）。对于这样的政党，在取得政权后，要使党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１）党的民主化问题，即党的组织不是由少数人控制，广大党员必须有自由选择党的领袖后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２）对于党外其他的党派，应允许其存在并和执政党竞争，只有在解决这两个问题后，“外在政党”才能逐渐向“内在政党”过渡，党的基础才能不断巩固，并促进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简言之，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是走“革命民主政党”道路，抑或是“民主政党”，或是强化“革命”色彩，决定了国民党政权是否巩固和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
1928年的国民党，党的组织结构形式上承接的仍是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后的形式。孙中山吸取苏共建党的经验，确立国民党内实行民主集权制，并使党的意识形态趋与系统化，1927年后，国民党所谓“革命”已变质，“革命”成了专政的代名词，已经实际控制了国民党的蒋介石使民主集中制在实际运用中，完全集中于突出党的领袖权威，自居领袖的蒋的权力不受任何力量的约束，同时蒋介石竭力完善党的意识形态系统，以防止其他政治力量接近权力中心。蒋介石的这种方针造成了两种现象：第一，在蒋的个人独裁下，由于缺乏党内民主，国民党党内的各派间的斗争持续不绝；第二，官方意识形态的教化和僵化，使国家政治生活缺乏活力，由于阻滞思想多元化和压制政治参与，国家长期限于政治危机之中。
针对这两种现象，孙科主张，在国民党内应分权制代替集权制，以选举方式推举党的领导人，防止权威人物以个人权力控制党，对于党外其他政治力量，孙科倾向于在意识形态上持弹性方针，反对单纯依靠武力来解决党派问题，主张为取得对方信任，国民党必须先行“改造心理和作风”。
孙科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对蒋介石的独裁一向不满。孙科与蒋介石的几次冲突皆是由于孙科对蒋的独裁“忍无可忍”、“望无可望”才爆发。在蒋介石个人独裁地位不断加强的形势下，继续维持和蒋的合作局面，使得孙科难以摆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1931年宁粤分裂，孙科对蒋介石多年的不满如大坝泄洪，一时全部释放出来，他发表了大量抨击蒋介石独裁的言论，痛斥蒋介石“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把党“改成独裁的党”，声称：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
抗战后期孙科出与对国民党前途的严重忧虑，再一次猛烈抨击蒋介石的独裁，要求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孙科批评国民党从1923年后，“只是作到集权，却忘掉了民主的意义和方法”，“不允许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甚至不允许本党同志的自我批评”。孙科要求健全全党的选举制度，孙科批评道：“所谓选举，不管是中央抑或是省部党选举”，“还不是由中央的代表选举自己做代表吗？”他指出，只要党能民主化，国家民主化就可实现。为此，孙科呼吁国民党立即改弦更张，“应该坦白地承认过去二十年来，党的机构和作风实在是走错了路”。在对于其他政党的关系上——这主要具体表现为对待中共的态度，从1928－1946年，孙科虽历经几度变化，但总的基调上，和蒋介石相比，孙科表现得较有弹性，较为灵活。从大革命失败至三十年代初期，孙科虽表现反共立场，但程度与国民党保守派有异。在这之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孙科与中共的关系逐渐缓和。1932年4月，在《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中，孙科提出：“除现役军人外，全国人民在不违反三民主义原则下，皆得自由组织政治团体，参加政治。”此已寓对中共态度的变化。在党化氛围浓厚的三十年代，孙科在对有关三民主义的解释上，表现出一种新的灵活性，也为在实际层面渐趋缓和与中共的关系作了准备。1934年，孙科提出对三民主义“一定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转向“作客观理智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虚心态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接受欧洲现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对三民主义“所包涵的各个问题切切实实下一番研究和补充工作”。既然要“接受”欧洲最现代化的思想，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回避不了，孙科称赞“马克思能发出前人所末见”，“给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一个具体的实权行方案”。孙科在三十年代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不能也不愿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但是他在意识形态上善于变通，在他力所能及的工作范围内，曾有意无意地庇护一批左翼分子，曲折地反映了他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成为下一阶段公开呼吁国共合作的前奏。
抗战前夕，孙科共产党态度发生重大转变，他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下，与宋庆龄等联名提案，呼吁恢复三大政策。抗战前期，孙一度对中共怀有疑惧，并曾公开追随蒋介石攻击中共，但到了抗战后期，当预感反共将危及国民党政权前途时，孙科随即改变态度，公开呼吁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反对再打内战。
孙科深知，有武力不能“消灭”共，“所谓剿共其实是没有法子去做的，因为头一件事未必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所以，“再打内战的时机已经过去了，再走回头做这个工作是不可能的”。为此，孙科强调，对于中共，只能求“政治解决”，而政治解决的障碍即在于国民党具有浓厚的“党国特殊集团”的心理与作风。
孙科批评国民党1928年后“自视为一特殊集团”，国民党的政治宣传与其政治实践严重脱节，使全党“大失信于国人”。孙科指出，“大凡一个党，或是政治上的一个势力，一旦大权在手，如果不能保持民主的态度，自成了统治阶级，便会成了革命的对象”，提醒国民党：“不要以为我们的党有几十年光荣的革命历史……便应该永远占着执政党的地位，永远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孙科警告道：“这种独尊专制的态度，是当今普天下的人民，不惜流血牺牲，以求其毁灭的。”
抗战后期，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士希望通过国民党的民主化，在党内形成一股民主力量，从而分割蒋介石的权力，乃至最后排斥蒋介石，把国民党改造成民主的政党。孙科的关于国民党民主化的主张，反映了这种寄希望于现有基础上实行国民党自我革新的思想倾向，它的提出，活跃了国民党的政治过程，反映了孙科追求政治现代化的努力，对于孙科的这种政治态度，中共曾给与一定的肯定，董必武就曾指出，国民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其中肯讲话而又能讲话的要算孙科。”
（三）
对于1928年后的国民党，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要求，是重视发展经济，关心解决民生问题，抑或是仅维护现存社会结构的稳定，忽视经济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的紧迫性，对国民党政权的前途必定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国民党上层集团中，孙科是谈论经济和民生问题较多的人。从二十年代未起，孙科或撰文，或演讲，不断呼吁国民党注重经济建设，抓紧解决民生问题，从积极意义上讲，关系到国民党能否与共产党争取群众，能否巩固国民党政权的基础。孙科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有如下特点：
（一）二十年代末，孙科呼吁发展国家经济，以经济建设防止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人民革命的发展，对于“平均地权”问题，还没有放置首要地位。孙科认为，北伐完成，统一实现，为“国家改造”提供了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他强调，“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和因镇压了共产党而踌躇满志的国民党内大多数人相反，孙科认为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断非一味以消极的武力镇压就能扑灭下去。”在孙看来，只有经济建设才能“永塞”共产主义产生的“源泉”，为此，孙科提出要以积极的方法，“消除共产主义之根苗”。他大声疾呼：国民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