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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云雾-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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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塞”共产主义产生的“源泉”，为此，孙科提出要以积极的方法，“消除共产主义之根苗”。他大声疾呼：国民党必须利用刚获取政权后的“千钧一发的时机”，“转移目光”，“商量怎样把三民主义新国家建设起来”。二十年代以来，孙科虽然也谈到平均地权问题，但由于此时共产党武装力量刚刚兴起，孙科对解决民生核心的平均地权问题尚无紧迫感，相比之下，孙科更把“实业计划”、“发达国家资本”放在建设的首位。孙科声称：“本党今后经济建设第一件事，还是在乎建设国家资本。”
（二）三十年代初、中期，面对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孙科从巩固国民党统治的前提出发，转而把解决土地问题放到突出位置。
三十年代，面对“社会动乱，社会危机的加速”，孙科关于先发展国家资本、后实行平均地权的主张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孙科惊呼“国步艰危、民生凋弊”，“民国以来没有如今之甚！”广大农民由于“受不良政治的影响，苛捐杂税的勒索”，土豪劣绅的剥夺以及“水旱灾害荒的损失”，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外力压迫”，已“陷于破产之境”。他指出，“农村经济日益衰弱、……整个国民经济根本动摇”，“所以整个国家，竟陷入于震荡的状态中”。孙科以东南沿江沿海一带农村破产为例指出，由于“东南一带自耕农、佃农、……经济生活最为因苦、社会地位最为低下”，遂使“抗租风潮层出不穷”，而究其原因，“不可不谓租佃制度之不振、佃农生活之过于惨苦而造成。”孙科惊呼，土地问题不解决，对国家“前途是不堪设想的。”孙科承认国民党对于民生政策“不管是从积极建设方面，或是消极治标方面均没做到”，尤其对“平均地权”到“现在还没有实施”。孙科说，为此国民党“应该在总理遗像前请罪”。
孙科在分析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况时，对共产党力量在农村的发极为恐惧。他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壮大，“就是以暴动的手段，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夺取过来，分给一般无以为生的农民”，“农民得到经济上的利益，当然要参加他们的运动”。孙科声称，共产党“攻城掠地”“这完全是经济的原因”。孙科鼓吹对付共产党和红军“不能单靠军事力量来彻底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用政治的方法，尤其是经济的方法”。孙科强调，平均地权不实现，“非但革命不能成功，恐怕连现在努力所取得的结果，将来亦保不住”。此时，孙科已完全把“平均地权”放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前了。
孙科提出了他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设想。
孙科认为解决农村危机的方法在于“调正现有之租佃关系”。此时，孙科批评“地主侵取不当”，指出“农民经济之崩溃”最终原因，在于农民“无土地以资耕种”，“而地主坐享其成”。一方面，孙科承认农村大地主是反对平均地权的，“因为民生主义实行以后，他们垄断土地的益权，便要受到打击”，但又有意回避了地主土地所有制问题。孙科声称，土地所有制问题“错综复杂、颇难分析”。虽然他本人一再呼吁要“迅速实现”耕者有其田，然而在他看来，对于地主的“侵取不当”，只要适当予以“调正”即可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投机者无所取巧，劳动者各有其地”，这实际上是对国民党内地主势力的退让。孙科提出一系列改良主义方法，试图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的严重冲突，以稳定国民党在广大农村的统治。他回避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个要害，提出一些具体的改良方案。孙科的解决方法包括：从速实行累进地价税，向地主发行土地债券，由政府把从地主手中征收的转让给佃农，由农民分年摊派农产品，抵还所得土地的本息；政府组织土地金融机关，向农民发放耕地资金；成立各种类型的“农民产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等等。孙科认为，如此“不难使农民恢复其最低限度自给的生活”。
尽管孙科的这些主张出自维护国民党统治的苦心，然而在三十年代根本得不到蒋介石的重视。1934年1月31日，孙科提议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内设立中央地政署，要求从美国棉麦借款款项下拨出专款，用于土地法的实施。但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对孙科建议议而不决，不了了之。而在这不久，中央政治会议却决定，给在江西进行“剿共”战争的蒋介石提前拨棉麦借款一部分，作为“剿匪经费”。相比之下，孙科的改良主义主张降其格仅是“治标”的方法，因此，不可避免被束之高阁。孙科为加强国民党统治基础的一片苦心只能再次落空。
（三）
抗战后期，随着国民党腐败日益加深，农村民变蜂起，孙科呼吁打击地主豪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希望国民党统治集团声迅速采取革新措施来缓和农村的尖锐的阶级矛盾。孙科认为，国民党拖延实施平均地权和乡村基层组织全部被土豪劣绅占据，是危及国民党统治、造成新的社会革命的最大因素。孙科分析道，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蜕化和土地问题难以解决是互为因果的，因为“县以下基层组织都操纵在土豪劣绅手里”，尽管他们“作威作福”、“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是视同儿戏”，但国民党却把征兵、征粮授权他们办理，“更增加了他们鱼肉乡民的机会”。孙科质问道：“为什么拿这些土豪劣绅作基层的力量？”“为什么还是使土豪劣绅居其位剥削老百姓？”孙科断言，目前存在“很大的危险”，这就是“假使党将来果代表地主阶级和地方上的恶劣势力，我们的革命也要随之变质，国家也要变质”，孙科提出对此“要特别的警觉提防”。
孙科对国民党解决土地问题的保守态度极为不满，他批评国民党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既没有采取革命的方式，和平方式又行不了，十多年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指出，由于国民党在乡村依靠大地主和土劣，使“坏人潜伏在政府里面为所欲为”，“土地问题一千年都没有办法解决；即使依靠行政院地政署来办，再办一百年也不行”。孙科掩饰不住对国民党前途的焦虑，他慨叹土地问题无法解决，“这真是不得了”，“这将会弄到农民暴动，会发生新的社会革命！”他直言不讳道：“本党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和中共争夺群众的拥护。”国民党“已给反对党以可乘之隙”，“国民党愈不行，政治愈腐败，……就愈是他们宣传的机会”，国民党“已不知不觉在替人家造机会”，“造什么机会？革命的机会！革谁的命？革我们自己的命！”
那么有何种方法来解救国民党在农村的严惩危机呢？孙科提出“解决土地问题，一定要靠老百姓才行”。可是他又清楚，在“国民党现在的作风下”，平均地权根本无从实行。孙科呼吁革新基层政治力量，可是拿什么新生力量去替代基层的土劣呢？对此孙科更是一筹募展，尽管他曾批评过三青团“类似盖世太保”，但他还是提出派几十万三青团员“深入农村”，把土劣“换掉”，“镇压下去”。孙科认定“革命是不必的”，“因为政权还在我们手里”，但是，在既有的基础上又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孙科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因境。
（四）
1944年11月，孙科在《纽约时报》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他写道，中国要“实现孙逸仙博士的理想”，“必须先有贤明的政治领导，使中国及其人民迈向民主政治的目标前进”。孙科并十分具体地描绘了在“贤明的政治领导下”，中国未来的景象：“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扫除封建地主及富豪军阀压迫和剥削农民的行为，而鼓励其将精神和资本从事于现代工业”，“改变广大的农业人口使之成为中国未来工业的国内销场”。这些话反映了1928年后孙科自居“贤明领导”，主张以渐进的方式促进国民党革新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的思想特征。
孙科青少年时代在美国度过，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在个性、行为、作风上与蒋介石的矛盾既有争权夺利的因素更有思想政见上的分歧。孙科重视建立民主政治，反对过度强调权威，在国民党内主张用分权代替集权，反对个人独裁。在国民党与其他党派的关系上，主张采取灵活的而有弹性的方法，反对一味诉诸武力。孙科尤其重视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强调用改良的办法扩大国民党的社会基础。但是，孙科的这些主张始终不被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蒋介石所重视和采纳。1946年下半年，随着国内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孙科从自己原来的立场全面后退，停止革新宣传，转而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这样，孙科长期为之努力的革新国民党的活动也就失去了全部意义，宣告彻底失败。导致这样的结果的原因是复杂的，它是由孙科思想本身的内在矛盾以及当时政治环境等因素互为作用的产物。
（1）孙科的民主思想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由于较多地从形式层面理解民主的意义，导致歪曲民主政治的全面含义，从而形成了与国民党主流思想的沟通之处。
孙科在理念上一向欣赏英美民主制度，但他又经常显示出他的文化相对论者的倾向，孙科不认为中国一定要以西方政治发展形式为样板。孙科多次宣称，民主主要是法律制度与选举程序的完善，他尤为强调民主之所具有的手段功用。三十年代中期，孙科在主持起草《五五宪草》时，反复强调，一部宪法对于现代国家政治稳定的作用。从理论上讲这并不错，然而宪法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其具备完善的法律条文，宪法应以维护人权为前提，即在法律之后还应有一个更高的原则，正如海耶克所说，应具有“超于法律的信条”，表现为一种尊重人权的政治理想，所以宪法的价值并不仅在条文完备的立法形式。但是在孙科那儿，这一切均在考虑“中国国情”的托辞下，遭到严重的扭曲。孙科声称，中国只能从“中国国情”出发，“自出心裁”制定宪法。那么什么是中国“国情”呢？孙科说，国民党的“政治背景和革命历史”就是中国“国情”，结果根据这种中国“国情”制定的宪草，虽具法律形式，却无民主内容，只是给党治披上了法治的外衣，致使《五五宪草》“其极权趋势实超过现代任何总统制之民主国家。”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郭廷以指出的，中国现代化所以不够彻底，乃是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内容了解不多，认识不足，结果“西方文化的内容也就所剩无几了”。值得注意的是，孙科并非不了解西方文化，只是他一意为维护国民党利益而强调中国“国情”，恰在这点上，孙科与基于同样目的也强调中国“国情”的蒋介石构成了共识。
从现代化的要求看，对意识形态的频频强调，往往会扼杀民主之需要的思想多元化的发展。在诉诸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与蒋介石等相比，孙科确实较为灵活，但是还是最终难以摆脱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桎梏。孙科相信只有三民主义作为社会的统宰思想，这种立场具有排斥其他倾向，并极易演变为政治上排斥异己的行动。孙科既诉诸意识形态，排斥思想异端，这就为和共产党关系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2）国民党内的新传统主义主流思想的力量过于强大，构成了妨碍改革的巨大阻力，由于孙科缺乏广泛的党内和社会的支持，在新传统主义的进逼下，只能步步退缩，无法在国民党内形成对决策有影响力的压力集团。
1928年后，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形成了一种保留了大量传统痕迹，试图在现代与传统中寻求妥协的新传统主义并不主张复古，但强调认同传统，倾向于以传统的方式建立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在统治方法上具有中国传统政治的浓厚色彩。面对时代的压力和现代化的要求，蒋介石可以赞同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管理、技术层次，如三十年代蒋启用一批受西方教育的专家主持经济工作），但更强调用确立国民党权威的方法来维持既有秩序的稳定。1928年后，国民党试图在内外压力的环境下建立一个新秩序，以权威的确立为国民党的首要任务。蒋介石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孙中山作为整合社会的精神资源，强烈地排斥共产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三十年代以后，面对国土的破碎，蒋介石更重视用传统文化来弥补民族主义的缺损，这种文化上的本土主义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关系十分密切。在蒋介石、戴季陶、陈立夫等推动下，新传统主义成为国民党内的主流思想，成为国民党决策层的基本理念。1933年，孙科在制定宪草初稿时主观上是希望确立某些民主原则的，但遭到保守派的限制，戴季陶写信给孙科，告诫要考虑中国“国情”，“立法不可作悬想”，逼迫孙科在宪草中减少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在戴季陶等的压力下，孙科只得步步退让，草案每修改一次，总统的权力就扩大一步。与国民党主流思想拥有广泛的党内基础相比，孙科的基础极为薄弱。
五四以后，英美自由主义在中国虽然一直受到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拥护，但无法深入民间。随着中国政治的剧烈变化，自由派知识分子分化十分明显，其中大部份人投入激进的革命运动，而少量温和的知识分子又因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功能的分化不够，难以形成一种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具有独立思想倾向的自治团体。因此，孙科无法从这些人处得到有力的支持。孙科在国民党内本来就势单力薄，尽管他长期身处上层集团，然而始终未成为国民党的重心。在他身边的一个政治圈子是基于利益追求、政见相似以及慕仰孙科显赫的家庭等因素结合起来的，一旦缺乏利益保障，其成员流向主流派势在必然。更重要的是国家统治权已掌握在蒋介石手国，孙科既不希望重起炉灶，那他只有获知于蒋介石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其理想。为了不与蒋破裂，孙科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这就使他政治态度游移而善变，虽然谈了许多政治理想，但在现实上却更倚重于与蒋介石的关系。加之孙科既有西方色彩，又具有中国特色，两者之中和产和产生的能量有限。诸种因素相互作用，所以，孙科及其政治圈子在国民党内注定难以形成对决策产生影响的压力集团。
（3）孙科面临一系列无法摆脱的矛盾，这些矛盾使孙科陷入困境，只得屈从于国民党的主流势力。
首先孙科无法解决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扩大政治参与，和国民党认为民族危机加深应加强权威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三十年代初，孙科开始进行积极的民主宪政的宣传，然而此时民族矛盾日益加剧，国民党内兴起一股模仿德意法西斯的极权主义运动，一批蒋介石的亲信、学生在“复兴民族”的旗号下，散布“在中国实行民主还不成熟”的论调，制造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与此相呼应，社会舆论界也存在一股要求实行极权的思潮，部份知识分子赞同国民党为加强权威而采取的措施，认为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强权政治或许是抵御外来侵略的有效途径。三十年代中期，关于中国走民主或独裁道路的讨论即反映了一部分人对民主政治的怀疑的困惑。这种以“复兴民族”的面目出现的要求实现极权的社会氛围对孙科形成很大的压力。面对这种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向民主主义的进攻，孙科无力抵御。
孙科面临的又一个困境是，民主政治实现所要求的稳定的社会环境与现代中国缺少这种环境的矛盾。孙科尽管一直醉心于英美式民主制度，但民主成长所要求稳定的社会环境在中国三十―四十年代根本不存在。托克维尔说：“民主不能在风暴中产生”。四十年代后期，国共双方冲突加剧，国统区政治经济日益不堪，形格势紧，在危机中，国民党的权威性格更加明显，孙科等只得噤口。在国民党统治即将陷入总危机的状况下，由于孙科与国民党的深厚历史渊源，孙科在感情上和国民党已难解难分，孙科只能选择与国民党政权共沉浮的道路，孙科的革新主张遂丧失全部功能，最终汇入国民党主流思想。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孙科的主张尽管未能实现，但他仍显示我们以意义：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时期，在中国错综回流环境下，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在追求实现民主政治的目标上所能达到的高度。孙科有其政治抱负，有所追求和期待，但囿于环境、地位的制约，他有时能固守自己的观点，有时又向现实妥协，然而这种矛盾在孙科那里可以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孙科的思想缺少内在的统一性与一贯性，常常一波三折，前后互异，这恰恰是他的地位、性格、与环境等因素互相作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正是这些表现使孙科具有现代政治人物的若干特征：多变、不固执、不独断、对事物持弹性态度；这种态度活跃了政治过程，向社会公众展现了政治生活的一个侧面，有助于人民培养对政治参与的兴趣。
孙科的失败证明，新传统主义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1928年后，国民党排斥了中共，试图单独领导中国现代化，以新传统主义作为政策导向，在维持现存的社会结构的前提下，作出有限度的变革。但国民党显加强一党对权力的垄断，竭力限制变革的范围、规模、速度，阻滞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国民党不能正确处理权威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忽略了现代化对民主政治的要求；同时不能正确处理权威与乡村土地改革的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并非一味因循不变，而满足农村多数人对土地的要求，即可带来政治稳定。本来权威之建立是现代化进行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是，对权威的强调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影响到对现代化其他条件的调适。五四以后，民主的要求并非是一局部的现象，但国民党以种种借口（诸如人民缺乏实行民主的心理准备等）拒绝迅速开放政治。尽管在时代压力下，国民党曾被迫许诺开放宪政，但是却尽量推延，对民主实是口惠而心不至，弃之如敝履。蒋介石自任肩负实行孙中山理想的历史使命，对一切要求自由的力量均视为对自己的威胁，不惜诉诸武力，一一消灭，选择的是一种类似集权主义的统治方法。实施极权在特定条件下只能是一权宜之计，但终非长久之策，况且国民党完全缺乏实施极权所必须具备的权动性和高度效率。面对这样的状况，国民党并不思转变和自我改革，结果导致政治经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客观上促成了反对力量的成长。国民党一直试图借助民族主义的若干符号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抗战初期，全民拥戴国民政府，使国民党的权威接近于形成。但权威即使形成，也很脆弱，还需要发进一步的革新措施来培植权威的基础。国民党对此不予努力，“一切因循守旧”，于是当民族主义的最初冲动沉寂后，国民党制度上的保守与僵化很快就耗尽了民族主义的感情，造成人民普遍的心理受挫，引发了人民对国民党的失望。
实践证明国民党融合传统与现代化的努力未能成功。由于国民党丧失了自我改革的能力，无法作出适应现代生活所需的变通，国民党统治终至崩溃。中国人被一新的强大的社会运动所吸引，1949年，在中国又开始了另一种形式的具体化的实践。
关于南京十年（1928…1937）
国民政府的若干问题
本文针对南京十年（1928一1937）国民党的党治国家体制，“安内攘外”政策及专家参政问题，集中探讨国民党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及与“安内攘外”政策的关系，兼及阐析专家参政的范围与性质。作者认为，由蒋介石歪曲性地吸取苏俄一党制经验建立的国民党党治国家结构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安内攘外”的失败不仅在于其政策的错误，也在于国民党政治结构不能推动其政策的贯彻与实行，征用少数专家参政只是国民党对党治国家粗糙的外部形式所作的少许修饰，它没有改变国民党独占政治体系的局面。本文指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南京十年的统治是失败的。正是国民党政治结构和基本政策中破坏性因素在这一时期的不断增长，最终阻滞了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
南京十年（1928—1937）在中华民国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它是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奉行“以党治国”方针，推行“安内攘外”政策，逐步实现对全国统治的年代；也是国民党内外政策中的一系列予盾积累、演化并酿成激烈冲突的历史时期。八十年代以来，台湾一些学者围绕南京十年发表了不少论著，它们研究的领域虽不相同，但却表达了一种基本类似的观点，这就是认为南京十年国民党在政治上取得了重大成功，若非外因，国民党完全可以依据南京十年的经验，走出一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这种观点无视国民党各项方针、政策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严重消极影响，美化了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历史实际。
本文将集中探讨受到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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