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云雾-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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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著中还提到建国初，中共将知识分子编入各种协会，“参加这种团体……有固定工资可领”（陈著，页688），事实也不是这样。当时被吸收进各协会的多为知识分子中的头面人物，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被编入各学会，被接纳进学会主要是一种政治荣誉，各学会并不给知识分子开工资，开工资的是他们各自所属的单位。另外，50年代初不少知识分子处于失业状态，以后或被政府安置就业，或通过参加革命大学，经过审查、重新分配工作才领到薪金。

陈著中提到刘少奇在1962年提出“三和一少”（陈著，页741），这是文革期间批判刘少奇的说辞，此主张实际上是由时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提出，与刘少奇无涉，尽管刘少奇倾向于接受王稼祥的意见，但版权归王而非刘。

陈著说，文革期间，“无论城市和农村，老百姓都基本无失业之虞”（陈著，页849），在城市，此说还可以成立（事实是当时城市也有少量无业人员），但在农村，就业、失业的概念似乎用不上。

又言，“70年代初，因为与美国恢复关系，中国大陆电视观众已经注意到中国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陈著，页850），实际情况并非如此。70年代初，中国电视节目和电视机的数量都极少，一般百姓根本看不到电视，而且电视上的所有节目都已作了彻底的政治过滤，从电视上，观众根本无法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笔者在70年代初看过中国乒乓球队访日、访美的记录片，这两部记录片都在当时的电视台播映过，所有镜头都在比赛场内，几乎没有一个场外的镜头。

以国人而言，站在民间立场研究中共历史，确是一项艰难而寂寞的事业，治史尤如在攀登高山险岭，山间道路崎岖，云雾环绕，说不尽艰难苦涩，治史者只能小心翼翼，迂迂而行。然而这又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正如陈教授所言，凡我国人，怎能忽略中共革命这一本世纪最重要的现象呢？陈教授有感此问题之重要，特别有感于台湾岛内不少人有与大陆渐行渐远的心态，以一人之力，历时数年，完成这一扛鼎之作。陈教授秉持学术中立的立场，努力贴近中共革命，在宏观把握、专题分析、理论开掘等方面，皆获很高的成就。笔者这篇文章仅从史料运用的层面对陈著发表了一些意见，陈著的重大价值还有待专门论及，这是特别需要加以说明的。陈著中的若干缺失，与全书的成就相比，只是个别小疵，丝毫不影响该书的整体价值。走笔至此，深深感到，写信史难，写中共信史更难，转念又思之，难，固然是也，可是这其中何尝未另有一番研究乐趣呢？

　

注释：

＇1＇毛泽东：《总前委的一封答辩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85年），第14册，页634。

＇2＇＇3＇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合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页89、144。

　

（本文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

　
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
——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




　

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学有很大的变化与发展，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对我们认识过去、吸取历史的经验，推动近现代史的研究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检视近二十年有关近现代史的叙述，不难发现它们大致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上述两种叙事方式占据了近二十年近现代史叙事的主流地位。

所谓“革命叙事”产生于20至40年代，即左翼革命主义的史学，瞿秋白、张闻天、何干之等一批“有机化”或“组织化”的新知识分子，从苏联和日本左翼新理论中引入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建构了左翼革命力量对中国的现实，过去，和未来的认识和解释的体系，其主要命题是论证中国近代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阶级战争”、“革命”、“人民群众”、“工农专政”、“经济的决定因素”等成为这种叙事的基本主题。〈1〉〈2〉〈3〉

所谓“现代化叙事”最初产生于西方，八十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其主题是论证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传统与现代、社会变迁、经济增长因素、制度创新与政治参与、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等成为观察，认识现代化问题的框架。〈4〉这两种叙事方式都从各自的角度对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作出了概括和分析，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实质。

“革命叙事”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第一次引入了苏联革命理论的基本概念，既强调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变革生产关系，推翻旧有秩序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强调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痛苦记忆，把中国近代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中国人民抵御西方侵略、扩张的反抗过程。在这个叙事框架中，突出彰显了反帝，底层造反，革命组织，革命领袖人物的思想和领导对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作用。

“现代化叙事”是叙事方式的全面转换，它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置放于一个与世界紧密联系的视野下来认识，而这反映了一百多年来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中国是在深受外国影响的背景下，展开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化叙事”也把100多年来的中国历史置放于社会变迁的大过程中，通过对现代化动力、范围、速度、现代化的主体与客体等的研究来展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层面相。这种从八十年代引入的叙事方式对现时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有直接的启示作用。

然而这两种叙事方式都各有其不足：在“现代化叙事”中，中国内部的因素经常会被不经意地忽略，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具有普适性；但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更有其特殊性，从西方社会发展的经验中产生的某些概念，不一定能涵盖和解释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与“现代化叙事”相比较，“革命叙事”对我国历史学的影响更大，在长达几十年中，它是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述，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革命叙事”产生于革命斗争的年代，具有强烈的思想政治动员色彩，在革命胜利之后，如何将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叙述和深厚的学术性加以有机融合，是一个新的紧迫的课题，勿庸置疑，史学界在“融合”方面曾取得重要的成就，但遗憾的是，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革命叙事”就逐渐走向僵化和教条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形成了某种根深蒂固的传统，阻滞了学术性研究的展开和深入。

“革命叙事”逐渐教条化是和它过分追求“宏大叙述”而紧密联系的。反映在传统的中国近现代史和党史研究领域，“宏大叙述”的基本特点是：

1。预设立场，无限制地扩张历史学的宣传、教化功能。以权威论述或权威文件为指导，有选择性地剪裁史料，来论证某种权威性论述，对复杂的历史进程做简化的“必然性”的解释，遮蔽了许多丰富鲜活的历史层面。而事实是，历史进程有它的多重面相，历史学家应给历史的偶然性留下空间。

2。在叙述方式上，频繁性地使用某种不言自明或无法证明的集合性语汇。

3。在语言运用上，过分诉诸感情，具有某种居高临下，训导式的语言风格。

如果对“宏大叙述”作出一些结构性的调整，“革命叙事”仍有其重要意义，它表达了左翼革命主义的世界观，为人们认识这个纷繁而多元的世界及其来源，提供了一个不可取代的视角；增强“现代化叙事”的本土性，也会有助于发现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这两种叙述方式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选择的问题。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态度可以把不同的认识框架置放在一个平台上，为叙述者提供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在这个开放性的平台上，一种中立、客观的历史观，即“灰色的历史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新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或许能够成为人们认识，分析历史现象的新的工具。

黑格尔称，历史是“灰色的记忆”。即如有的史家所论述的：人类生活，人的性格和思想，人们的社会活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那么单纯……那样容易地被转换成这种或那种简单抽象的角色符号和概念化身。〈5〉（p。191）“‘灰色历史观’反对在历史分析时时‘忘记’那些互相冲突的资料和观点”，在对重大现象研究中故意回避事实，只进行概念的推理和演绎：“灰色的历史观”强调吸取其他社会学科的资源，同时注意运用的范围和界限，防止滥用社会科学方法，以至过度解释，深文周纳，而主张研究者在运用社会科学概念时不露痕迹，“滋物细无声”。所谓“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就是避免“宏大叙述”对研究的支配，克服在资料选择上的价值判断，重视对各种史料——包括内容上互相冲突的史料——的收集、鉴别和广泛地运用。〈5〉（p。195…196）“新实证主义”也强调对历史细部环节的注意，宏观叙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需要的，但更应通过细部研究来反映事物的特性。注重从事实出发而不是概念先行，运用各种分析框架又不固步自封，强调总体把握也重视历史的细节和差异，显而易见，这些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当代史都是极为重要的。

二

所谓“当代中国史”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1949年后中共成为执政党，故而“当代中国史研究”要探讨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诚然，1949年后，由中央体现的党与国家是社会的主导方面，但是主导方面并不就是一切，还有被主导的方面，也应是当代中国史的的研究对象——1949年后中国的地方，基层，社会，人民生活，理所当然也应在研究的视野之内。

“当代中国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明显的区别：“国史”以政治为主线，在研究对象方面，侧重于上层政治和政策的演变：“当代中国史”的研究范围较为宽广，对社会的主导方面和被主导方面都持一视同仁的态度，不仅关注全局性的决策及其运作，也注重地方对决策的反映，更注重考察上层和下层的互动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当代史强调对基层和社会进行实证性的研究，故而重视吸取社会科学多种学科的资源。

研究当代史有若干困难。以中国传统而言，当代人不修当代史是一个约定束成的习惯。从大的方面讲，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深厚影响；在另一个方面讲，当代人研究当代历史确实存在着资料开放不足、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判断是否节制、利益关系的牵制等诸多因素的局限。然而1840年后，“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被打破，魏源等首开先河，研究本朝史。民国以后，社会自由度大大提高，李剑农的名著《辛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即是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典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修当代史提不上议事日程。这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已有一个高度统一的新意识形态，已经提供了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全部解释，形成了对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对历史研究者的统一的认识和叙述的要求。这种统一性的认识和叙述规范以“大叙述”、“大概念”为基本框架，在其指导下，再辅之以简明化的材料，以凸显“历史的铁的逻辑演进规律”，其特点是高屋见瓴，以点带面；不足之处在于：易忽略差异性和历史面相的多重性。当然，对某些正在发生和不久前发生的事实，人们的认识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而不宜过早定论，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大叙述”、“大概念”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更具多元性的新叙述概念从两个方面被发掘、引入到历史学研究领域，这就是中断数十年的中国史学中的私人著述传统，以及强调作者自主性的西方历史学理论。随着新叙述概念越来越被人们接受，故而当代人写当代史已成为可能。另一个更重要的积极变化是，党和国家为了总结建国后的历史经验，进一步配合和推动改革开放，一些档案馆陆续向社会开放，官方机构在80年代以来也相继整理出版了许多当代史的重要文献，从而为研究当代史提供了基本条件。由于建国后的历史全面、深切地影响到亿万百姓的生活和命运，社会各界对探讨当代史的一些问题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坊间也出现了大量有关1949年后的各类出版物，外国相关研究也被逐步介绍到中国。

总之，社会有需要，也具备了研究的初步条件，故而当代人可以研究当代历史。这种研究虽然存在着某些客观限制，但也有诸多便利条件，例如距今时代较近，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可保持较鲜活的个人感受；在资料搜集方面，也因距今不远而较为方便。

对50年代历史的研究在当代史研究中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50年代是当代史的开端。研究当代史从五十年代起步，不仅是研究时序展开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或从更久远处启动的一切，仍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我们当下的社会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马克。布洛赫认为：理解活生生现实的能力是历史学家最基本的素质。〈6〉（p。36）50年代为今日之基础，影响既深且远，今日之结构，框架，均奠定于此时期。以往在国内的学科分类谱系中，将这一时段的研究划归于政治学范畴，时光已进入到21世纪，50年代的历史应属于历史学范畴了。其次，把研究范围置放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还是因为自那以后的年代距今天较近，某些事情还在发展中，人们认识它，不仅需要更多的，今天仍没公布的历史资料，还需要一个认识沉淀的阶段，即研究者主观感情因素的冷却，而50年代，已慢慢隐身于历史厚重的帷幕之中，成为渐离渐远的过去。

应该如何研究50年代这个距今不甚遥远而影像又相对模糊的历史时期？长久以来，对50年代至60年代初历史的研究，在“革命叙事”的视野下，就是“凯歌行进”、“艰苦探索”、“挫折调整”；而“现代化叙事”则将这十多年丰富、复杂的历史简化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在这两种叙事的视野下，我们有时就难以看到历史的全貌，对那个时代无法获得生动、具体的影象。

站在21世纪的历史门槛，回顾和研究50年代的历史进程，在充分肯定新国家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还应看到50年代的多重面相：大环境的巨变确实对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但有没有不同与主流的潜层意识？即年鉴学派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所说的历史进程中的潜因素和隐蔽的趋向；〈6〉（p。11）民众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是怎样变化的？改变到什么程度？宣传对民众精神生活的塑造，是否全为国家强制行为？塑造或建构之所以有效，与知识分子有无联系？如果说，新知识分子参与了塑造，老知识分子是否就置身于外？事实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都参与了新叙述的建构，这在近年问世的宋云彬日记《红尘冷眼》中得到了印证。宋云彬是著名的民主人士，1949年他给柳亚子写信，以老朋友身份批评柳亚子不顾场合，乱发牢骚，担心柳的言论被美国或蒋介石所利用，作为攻击中共的口实。宋云彬对新秩序、新变化衷心拥护，但也保持个人看法。1949年5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歌颂“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却在日记中自贬其文为“八股”。他一方面钦佩周恩来，又在日记中委婉批评领导同志把民主人士看作五年纪小学生，动辄做大报告五六个小时。宋又批评所谓“学习讨论会”，实际是党八股训话会。某次一重要领导同志做报告，听众达三、四千人，宋不堪其冗长，想溜出去，被警卫挡回。尽管宋和他的好友叶圣陶都不喜欢他所称之为的“党八股”和“人民八股”，却又积极参加新叙述的创造，他们都成为1949年后第一批大中小学课本的撰述者。〈7〉（p。136，125，126，139，152，167）如此种种，都显示历史是非平面化的。

马克。布洛赫说，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6〉（p。36）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有其延续性的，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始了一个新纪元，但一些近代以来的重大命题依然存在：追求中国的工业化，维护中国的疆土的统一和独立，提高人民的教育和科学水平，等等。〈1〉在20世纪前半业，国共两党都致力于中国的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两党的理念，方式和道路不同，所取得的结果也不同，两党在争取各自目标的过程中形成的理念，方法，都延续到1949年之后，其间虽有流变，但基本方面都继续保存，对海峡两岸的社会发展都起到支配性的影响。因此，了解1949年之前的中国是研究当代史的前题。

对50年代进行历史学的研究，应跨越1949年的间隔。所谓“间隔”，即是将20世纪的历史截为两段，视彼此毫无关联，而实际上一些历史性的长时段因素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并没有因1949年而中断。应将20世纪的中国历史置于一个长时段演进的背景下，进行各个侧面的研究。马克。布洛赫说：真正的时间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又是不断变化的，而历史是持续发展的过程，不同的时代休戚相关，〈6〉（p。25）要研究历史就不能人为割断过去和现在。

在这个基本方面，以往党史学界多认识不足，对历史长时段因素的影响及其表现，确少应有的敏感。在某种模式化的叙述中，只看到“变革”的一面，对“延续”的一面往往不予重视。这种模式化的认识方式不仅存在于史学界，也存在于人文和社会科学更广泛的叙述中。胡风于1949年10月发表的《时间开始了》的长诗就表达了这种观点，胡风是从欢呼新纪元的角度表达他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心情的，但他不是历史学家，而研究历史肯定需要观照两个方面：变革是从何处出发的，延续在变革中的流变及其走向。需要指出的是，在很长的时期里，“截然分开”已相沿成习，且这类叙述不甚注重具体史实之发现与考辩，而只从政策研究着手，多为宏大叙事和文本解释，从中很少看到基层，也看不到社会的众生相。近20年来，一些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者越来越多的涉及当代中国的研究领域，例如社会学对“单位制”的研究，对改革前后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状况的研究。

台湾学者刚刚起步。1949年后两岸长期对峙，90年代前，台湾对大陆50—60年代的叙述，除少数外，都属于意识形态解释学。近年来，台湾又有“去中国化”思潮之兴起，目前只有陈永发教授等学者，本着中国情怀，坚守学术立场，关注、着手于50—60年代历史的研究。2001年12月，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召开了“50年代海峡两岸研讨会”，旨在倡导对五十年代历史之研究。

三

检视50年代历史，一个最重要的的特征就是在冷战格局下，新国家、新制度的创立。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中国出现了新的面貌：民族独立国家地位的新确立，工业化的展开，全社会的高度组织化，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全社会共同意识、共同价值观的建立等等。它的纲领确实符合近代化的主题：追求国家独立、社会公正和解放，推动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10〉（p。xi）

社会革命也有后遗症的问题。革命要求政治有能力全面进入社会和个人的一切领域，其结果是限制了个人自由和社会自主发展，这就是国家力量无所不在，社会自主性和个人自主性受到限制并最终完全消失，〈10〉（p。xii）最后只剩下一个强大到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即列宁说过的所谓“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邹谠认为，20世纪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包含两个互相矛盾、冲突的方面：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空前地释放了无数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产生了中国新型的知识精英、社会精英和自由个人及团体；但另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使得中国这些新型知识精英和社会精英恰恰痛感迫切需要尽快达成“国家制度重建”。在20世纪上半叶外来侵略的巨大压力下，“国家制度重建”的目标以“社会革命”为手段而强有力地达成，但同时却极大地牺牲了个人自由的目标。〈10〉（p。xii）

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术界普遍高度评介1978年后邓小平领导的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进程，认为改革的实质就是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治权力从社会经济领域逐渐退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大社会、小政府”。从国家主导方面来讲，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