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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云雾-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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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完全外行，但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却完全将军事系统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担任军事领导的周恩来、项英严格遵循共产党纪律，在作出任何重大军事部署前，均请示征得博古的同意。李德发挥的作用虽然很大，但他并不参与政治决策，其对红军的军事指挥往往也是首先向博古通报，并知会周恩来后，再发出作战命令，尽管他的个人意见一般均是最后意见。
长征前夕，战况瞬息万变，形势极端危急，为了适应战略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而中共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的“三人团”。遵义会议虽取消了“三人团”，但在1935年3月，又根据毛的提议，为便于“应付紧急军事行动”，重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然而，“新三人团”的体制却不同于老“三人团”，代表党的洛甫并不在“新三人团”之列。遵义会议原来决定，周恩来是代表党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毛泽东辅助周工作，但到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来与毛泽东调换了角色——周成了毛的辅助者！本来，王稼祥因伤重，很少参与决策，这样毛成了事实上的中共最高军事指挥者。毛与周角色的互换对毛有重大意义，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实际已溶为一体，当毛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事实上他己处于随时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毛泽东作为中共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开辟者，在中央红军中拥有广泛的干部基础。毛所拥有的与中共军队的这种特殊关系能够确保毛即便在政治上失意之时，也可以对军队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与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不同，毛还是参与建党的元老，他是硕果仅存的几个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党内历史之长、在军中基础之深厚，除张国焘之外，1935—1936年中共领导层中的任何人都无法与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就党的全局性的方针对策和其他非军事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致担心遭到越权的指控。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毛泽东在1935—1936年使自己在中共领导层中愈来愈处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地位。毛和洛甫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合作关系，但洛甫只是一个弱势的合作对象，其政治资源主要来自于莫斯科和他在1934一1935年在政治上对毛的支持。洛甫在军内还无基础，因而在毛、洛联盟中，天平必然向毛的方面倾斜。从毛这方面看，毛洛联盟的最重要成果就是通过与洛甫的合作，联合了暂时还占据党机关的“教条宗派分子”博古、凯丰等，运用党的权威挫败了当时毛的头号对手张国焘“另立山头”的分裂活动。在毛、洛双方合作共事的几年里，对毛个性已有了解的洛甫尽量避免与毛发生正面冲突，对毛的咄咄逼人和峭刻嘲讽一再忍让。洛甫之对毛奉命唯谨，主要是出于对共产党事业的考虑，在另一方面也与其性格温厚有关，但同时亦是因为他已为自己创造了毫无依托的虚弱地位。洛甫乃一“红色教授”型领导人，置身于严酷的战争环境，只能唯毛马首是瞻，尽管洛甫还坚持着最后一两个阵地决不轻易放弃。
在大敌当前、全力指挥军事的同时，毛对党的大政方针和全局性方面的工作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一方面，毛不敢冒任何风险，谨慎地在莫斯科划定的禁区前穿插迂回，努力维持着中央领导层的稳定；另一方面，毛又不失时机，利用战时状态提供的组织机构变动频仍的机会，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特殊地位，有条不紊、小心翼翼地对党的重要机构进行局部调整。
（1）在中央核心层，毛继续保持同“教条宗派分子”的合作，至少在形式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变（在正常情况下，大规模调整政治局需事先报经共产国际的批确）。但是，从莫斯科返国的干部的具体工作，大多只限于党的宣传系统、技术性的党务工作系统和地方工作系统，“教条宗派集团”基本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个别军队领导被吸收参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则逐渐成了惯例。
（2）毛将与周恩来等关系密切且和莫斯科有较探情感联系的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作其他次要工作，将原归政治局直接领导、因长征而不复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并派自己在江西瑞金时的秘书王首道担任该局领导，将这个关键机构予以恢复，并划归于自己管辖之下。
（3）毛任命王首道负责刚刚恢复建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将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的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之下。
（4）毛深知掌握与莫斯科来往秘密电讯对其政治生涯的极端重要性，从1935年底开始，毛就直接控制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而不容其他任何领导人插手，从而确保自己在讯息掌握、研判及利用上获得任何人无法得到的优势及便捷。
1936底—1937年初，毛在求“势”的过程中，熟练操用各种谋略，已将许多重大权力集中于其个人手中。然而毛的胸臆仍难以抒解——在以其道易中共路线方针方面，毛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莫斯科和中共党内的压力下，他只能强忍内心的不满，被迫长期违心接受对中共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
“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是横亘在毛面前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不仅因为它来自莫斯科，也因为它是遵义会议参加者所一致拥护和接受的正式结论，它同样是毛泽东与洛甫政治结合的基础。在军事压力紧迫和毛急于出山的1935年1月，他为了长远目标和出于现实的考虑，可以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到了1937年，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再继续然持这个结论，就愈发显得强人所难了。
这个结论之所以要修正，是因为它关系到毛泽东能否实现其“道”，从而在政治前途上开辟一新的境界。不推翻此结论，便无从催毁“教条宗派集团”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更无法打破令毛感到压抑的、弥漫于中共党内的浓厚的俄化氛围，毛就难以顺利地推行他改造党的一系列设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更无从建立。
然而，推翻此结论存在很大的难度，除了共产国际这一外部障碍外，在国内最大的障碍就是毛的政治合作者洛甫。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中共领导人，洛甫几乎本能地将自己政治前途与这个评价联系在一起，断言“党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将直接打击他和其他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威望，严重动摇日前洛甫在党内的地位，因而必然遭到洛甫强烈的反对。
1937年初，党的发展、毛和洛甫的政治结合，以及毛的思路皆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变化过程中，随着国内和平局面的到来，国民党军事压力的舒缓，解决战时状态下无暇顾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机遇正在出现。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主军、洛管党的格局早己发生重大变化，洛甫显示出他的作用仅限于党的理论和宣传教育领域，而毛与周恩来也建立起融洽默契的合作关系。现在毛己十分具体地感受到洛甫给他带来的困窘，在新的时空环境下，继续违心接受令其厌恶的对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将越发勉强，可毛又惧于在条件尚未达到之前，和盘托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从而将自己置于和洛南及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发生正面冲突的尴尬境地。就在这关键的时刻，1937年春夏之际，刘少奇站了出来，就党的十年路线问题向洛甫发起挑战。
一向末被史家注意的1937年的刘、洛之争对中共历史有着重大影响，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中共1927—1937年的政治路线及是否改组中共领导构成的问题。尽管毛泽东完全赞同刘的观点，但囿于党内的强烈反对和洛甫激烈的抵拒，毛只是有节制地表明了自己对刘少奇观点的支持，而未全面阐述他个人对十年路线的总体看法。刘洛争论虽以洛甫意见占上风而告结束，但毛洛联盟从此正式解体，而毛刘长达30年的政治结合的基础却因此次争论而告奠定。
（二）
对于30—40年代中共党内的斗争，毛泽东所采取的一贯策略是决不打无把握之仗：当形势对己有利时，主动出击，能斗则斗；而当形势晦暗不明时，则退避三合，决不采取正面对抗的姿态，以避其锋锐。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内形势急剧转变，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党内又就与国民党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问题发生了新的分歧，毛泽东陷入了1935年以来最严重的困境。
1937年8月下旬，在洛川会议上，毛提出的利用抗战时机全力发展中共及其武装、八路军不采取与日军正面对抗态势而以游击战为其主要作战方式、将军队主要力量用于开辟敌后中共根据地等一系列主张遭到中央核心层部份成员冷遇，周恩来且带头对毛的主张表示异议。这是遵义会议后，毛在中央核心层所遇到的第一次挫折，此次事件不仅标志着毛的政治权威尚未完全确立，更预示与毛密切合作己3年的周恩来极有可能与将要回国的王明重新会合，从而严重动摇1935年后毛在中共核心层己获得的政治优势。这一事件对毛造成的另一冲击是，由在党和军队中享有崇高威望、且在军内拥有较深干部基础的周恩来等提出的“运动游击战”方针受到军方领导人的一致拥护，毛面临军方与其疏离的现实危机。
1937年11月底，王明身负莫斯科要求中央转变方针的重大使命，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书记的身份飞返延安。王明返国，打破了1935年后逐渐形成的以毛为重心的中共政治格局，党内关系立即开始了新一轮的转折和重组。12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实现了1931年后党的政治局委员（国内部份与国外部份）的首次会合。从形式上看，政治局作为集体领导机构，其权威得到了恢复，军方人员列席政治局会议的惯例宣告结束，一时党权猛然上升。王明且以天子门生自居，口衔天启，传达斯大林要求中共全力加强与国民党合作的新方针，受到周恩来等的一致拥戴。周且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不指名批评毛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而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
面对来自莫斯科的巨大压力和政治局内的一致声音，毛泽东虽然隐约其辞，但最终还是迫于无奈，只得取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相一致的立场，对王明的新方针随声附和，此亦所谓“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毛甚至还能放下其极强的自尊心，少有的对王明吹捧几句，将其誉为“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
1937年底毛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主要是由于他的思路与斯大林及中共政治局绝大多数同事相冲突。在对抗战与中共前途关系之认识上，毛的眼光确比周等看得更深远，用毛的话说，即决不做赔本买卖。在毛看来，拿中共历经千辛万苦才保存下来的这一点血脉——不到三万的红军——去和日军拼命，岂只是头脑简单，简直是发政治热昏症！可叹的是，大多数政治局同事被“爱国主义”冲昏了头脑，竞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抗战前途若不与“人民的胜利”相联系，那又与中共有何意义？中共难道还要重蹈大革命时期为国民党作“苦力”，旋被国民党打入血海之覆辙？
对于在中共最艰苦的岁月躲在莫斯科作寓公、如今又“挟天子以令诸候”的王明，毛从心底排斥与厌恶。而从王明这方面看，却颇有自知之明，王明知道自己在党内基础薄弱，倒也一贯注意与毛加强和改善关系。早在1934年，王明就对毛作出一系列亲善举动，在莫斯科主持出版了烫金的毛泽东讲话集，又多次在共产国际大会的讲台上盛赞毛泽东。1937年后，王明与毛意见相左，实缘于两人背景、思路、处境及个性之悬隔太远，却非王明蓄意对抗毛。
王明返国对毛泽东造成的冲击既深又远。1937年12月后，在中共党内事实上形成了毛、王共治的局面，毛的影响相对下降。继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后，在1938年2月底至3月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由于得到周恩来等的支持，王明的意见又一次在政治局占了上风。中共出现了两个并行的中心，即由毛泽东、洛甫、刘少奇、康生、陈云等组成的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和以武汉长江局为中心的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组成的事实上的“第二政治局”。令毛尤其不安的是，华北八路军领导人彭德怀竟主动向武汉长江局请示工作，而远在皖南的另一政治局委员、新四军政委、毛的政治老对手项英更是一切听命于武汉长江局，毛几乎丧失了对新四军的影响力。
1937年未至1938年夏，这是毛在遵义出山后政治上最失意的时期。毛自称，在这段时间“鬼都不上门”。此话可能言过其实，因为，毛始终牢牢控制着中央的保安、机要和组织部门，毛也不遗余力地加强对华北八路军的指导，但其政治影响相对减弱却是事实。
虽然毛泽东在政治上遭到严重的挫折，但他并未就此罢休。“道法自然”了，在暂时处于孤立状态的这大半年里，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以后的卷士重来。
1937年底至1938年夏，是毛韬晦养气、以力逆境、以“道”造势的重要阶段。在王明、周恩来等正轰轰烈烈、频频曝光于国内和党的政治舞台的日子里，毛一则不动声色、潜心观察，随时注意各项事态的发展，另则，他又进行各项准备，为挽回颓势竭尽一切努力。
在毛的各项准备中，理论的准备占据重要位置。毛深知“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若不建立起自己的有说服力的概念系统，便无法在新的形势下使其同事折服。而要拿出这一套概念系统，又必须在莫斯科的菜单里进行精心选择，并加以自己的佐料，使其既有莫斯科可以接受之外观，又有自己的灵魂。
此项工程难度甚大，非大手笔无以完成。1935年前，毛尽管已萌生种种想法，但多属对当时党政策之直观反应。只是到了抗战阶段，当毛已研究了一批列宁、斯大林著作，毛的一套想法才在与其政治对手的较量中逐渐系统化和概念化。与王明等的分歧更刺激了毛理论思维的活跃，促使他创造出几个极具攻击力的概念术语：
（1）“阶级投降主义”或“新陈独秀主义”。针对洛川会议后中共党内逐渐占上风的主张全力与国民党合作的主张，毛从列宁和中共历史中寻找到依据，发明了此新语汇，将其赠与王明及其追随者。
（2）“速胜沦”。毛针对已被八路军华北军分会接受的“运动游击战”方针，和王明、周恩来在武汉为配合国民党而展开的“保卫大武汉”之种种活动，反复强调开展游击战对发展中共和进行持久抗战之极端重要意义，并将王明等的观点概括为与“亡国论”相对应的“速胜论”。
匆庸讳言，毛决非一单纯学院式观念思想型人物，他首先是一个实践家，其发明的说辞主要是针对其现实中的政治对手的。
新口号既已发明，但仅有“道”而无势，则“道”之不行。于是，以术谋势就成了1938年春夏之际支配毛之一切活动的兴奋中心了。
（1）运用一切方法，全力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自1935年底莫斯科与中共电讯交通恢复后（初期电讯仍不稳定，1936年初即完全正常），莫斯科就成了套在毛头上挥之不去的金箍咒。尽管毛控制了与莫斯科的电讯，从而在讯息获得及解释方面赢得了比较充分的主动权，但当王明返国后，面对参与新方针制定的王明，使毛原己获得的解释上的自主权，顿时相形见绌。中共政治局的大多数同事，如久旱望云霓般，将王明传达的斯大林指示视为甘霖，而将毛的肺腑之言撇之一边。若要改变这一状况，其重要途径就是加强毛在莫斯科的影响力，对王明实行釜底抽薪。1938年苏联正处于“肃反”大风暴中，政治的发展瞬息万变，王明的后台米夫己遭斯大林清洗，此事己为毛在莫斯科的活动提供了空间。1938年3月5日，任弼时被政治局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自王明返国后中共执行新方针的工作。在任弼时向莫斯科提供的汇报提纲中，主要反映的是中共政治局12月会议精神，但也同时夹进毛有关加强在统一战线中独立性的意见。当这个折衷性的汇报提纲被共产国际通过后，毛在争取莫斯科的支持中就已取得初步胜利。而当王稼祥与季米特洛夫会面并获得季氏对毛支持之口信，则不啻为毛的巨大胜利了。季氏之口信在1938年的中共发挥效力之巨大，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它简直就是一份莫斯科对毛之政治地位的承认书。至于王明，一旦遭莫斯科之冷遇，则完全丧失了政治上的回旋余地。
1938年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轻慢有其复杂的原因。尽管季氏与王明私交甚笃，王明唯一的女儿在其返延安前即托付给季氏，但在1938年席卷全苏联的大恐怖之血风腥雨中，饱受寄人篱下之苦、且常遭斯大林之轻侮的季氏于惊恐中钦羡毛泽东之功业，尽在情理之中。季氏与斯大林毕竟非一人，从各方面资料看，斯大林对王明关怀备至几十年可谓不变。1938年季氏搞的小聪明竟把斯大林也蒙混了过去。这也是毛以后念念不忘季米特洛夫的原因。
（2）积极引导军队领导人，促使军方改变战略方针。1937年洛川会议后，毛不断急电彭德怀等，指示彼等尽最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而将主要工作用于开辟根据地和群众工作方面。但当八路军依运动游击战方针配合国民党军取得平型关之役胜利后，毛也表示嘉许。在毛的耐心争取下，1938年春夏，华北军分会主动将运动游击战的方针转变为深入敌后、全力开辟中共根据地的游击战方针。在发展中共武装力量这一关键问题上，军方与毛原就完全一致。自太原失守，日军强敌压境，国民党军队撤退殆尽，中共军队失去友军配合作战的客观环境时，八路军事实上就采纳了毛的战略方针。当八路军在不到一年内从不足3万发展到30万人后，军队将领业已主动信服于毛。
（3）加紧联络党的高级干部。在王明返国、新政治格局出现的形势下，毛鉴貌辨色，小心谨慎地发展与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的政治联系。1938年3月底，毛将刘少奇调回延安，刘成为毛在政治局中最亲密的盟友，而刘领导的原北方局从此成了毛向长江局“斗争的根据地”。毛同时还拉紧洛甫，不仅使洛甫在对国民党之方针的意见上与自己完全一致，而且加速了洛甫与王明等的进一步分裂。对于和自己素无交往，且与王明长期共事的康生，毛也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考察，让康生在延安的中央职工委员会坐了一阵冷板凳，在证实了康生对自己的忠实后，与康生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1938年3—4月，毛联合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与以王明、周恩来为首的长江局，就中共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贺电事，展开了电报战。虽然一时难分胜负，但毛却在此次交锋中，巩固了与在延安政治局委员的团结，打破了王明在政治局曾一度拥有的完全支持。
（4）推迟召开中共七大。自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举行六大后，由于环境极其险恶，中共迟迟未能召开七大。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成了合法政党，1937年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并成立了由毛和王明共同主持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再次重申近期召开七大的决定，洛甫并代表中共中央专门就此于3月10日起草了“告全党同志书”。然而，毛决不愿意在形势对己不利的状况下召开七大。洛甫已经拟就的“告全党同志书”被束之高阁没有发出，于是，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近期召开中共七大的决定被一再推迟。
由于毛在固守既有阵地的同时不断出击，其政治之优势逐渐形成，毛的韬晦养气终获成功。1938年8月，王稼祥返国带来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为中共核心的口信，毛乘势立即召开中共六中全会，就此出台一系列重要举措：
（1）利用有利时机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新概念，将其“道”在全党和全国完全公开。毛明确表示，中国不仅从马列主义，而且还要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吸取精神资源。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其荦荦大端而言，即在于他吸取、运用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苏共党的组织结构形式，将其与中国历史重大遗产——农民造反、“马上打天下”的传统融汇统一，使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的、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现代农民大革命。作为中共摹本的俄式革命理论及经验，虽在毛将中国传统遗产转化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俄式理沦及其经验与毛的观念和行动又常有不合之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民族主义的活力和色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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