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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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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黎明时分我们动身起程。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战斗声，我们直接进入了前线。大路因为猛烈的炮火已经变得不安全，我们坚持走小道。天亮之后，我们看到前方有一座桥，连接两座村庄，桥下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发出的响声就像有炮火在逼近。就在我们到达桥边的时候，一颗迫击炮弹落到桥上，将桥炸得粉碎，金属碎片和木片四处乱飞。
我们没得选择，只好下车步行。我嫂子最近刚刚怀上了孩子，身上还背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她根本没想到我们还要走路，而且，她还非常不明智地穿了高跟鞋。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要走路。这条小径并不笔直，而是蜿蜒迂回的。我们还得爬过一座嶙峋的山，穿过玫瑰花园和桑树林，然后沿着小径下来，因为两边都有炮火袭来，我们险些成了被袭击的目标。好几次，许多火箭弹就从我们头上嗖嗖而过。每每这时，我们只好停下来，躲到灌木丛里。偶尔我们还可以叫一辆出租车，载我们一程。这些车子不是正规出租车，都是普通人开车载人要钱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拉人，因为实在需要钱。
有一辆车带我们进入塔利班和马苏德交火的前线。那是舒马里平原上的一条道路，横穿加布萨拉区。过了之后，就来到了喀布尔的外围。正常情况下，这条路上车辆很多，但现在几乎没有出租车敢开到这里来。我们只好加入步行大军，这不就是塔利班占据喀布尔当日逃难的人们吗？这真是个天大的讽刺。现在，曾经寂静的城镇成了战场，喀布尔倒成了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饥饿的野狗在平原上奔走，不时朝人们咆哮。我在草上走的时候，差点儿踩到了一条蛇，我被吓了一大跳，因为蛇之于我就跟火箭弹一样恐怖。
就在这时，我嫂子哭了起来，她穿的是高跟鞋，怀里的男孩伊尔沙德快抱不动了。我穿的是平底凉鞋，于是主动提出跟她换鞋子。不知怎的，我穿着高跟鞋也能走健步如飞，即使在战场上也是如此，我还跟他们开玩笑说这是我的一大才能。
就在我们停下来换鞋子的那一刻，火箭弹来得更加密集了，我们只好再次找地方躲起来。我躲到了一棵树下，享受难得的片刻休息。我们看到树上有几个苹果，正想伸手去摘，树开始晃得厉害，接着便听到一阵长长的呼呼声—— 一枚火箭弹刚好从头上飞过，我僵在那里一动不动。几英尺之外，火箭弹炸开，苹果树应声而倒，叶子也被炸得粉碎。
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一秒钟前，我还在树下坐着，一秒钟后树就不见了。我已经不知道这是第几次死里逃生了。
我们接着走，发现很多妇女和孩子没我们那么走运，死于火箭弹之下。我哥哥看到尸体尖叫着催促我们不要停下来。两个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那里曾经是野炊圣地，就位于萨雅德河边上。这个地方溪流湍急，瀑布流淌，颇有一番田园风味。
赶了那么多路，我们个个筋疲力尽。高跟鞋让我双脚发疼。有一户人家看到我们来了，出门招呼我们进去，还上茶、上面包和桑葚，最后还给我一双凉鞋穿。像这样来自陌生人的好心帮助我都牢记在心。
休息了一会儿，我们恢复了体力，在向主人家道谢之后我们继续赶路。这次我们要穿过一条河流，唯一的办法就是走一座人工搭成的颤悠悠的人行桥。这座桥由一块块木板用绳子和金属丝简陋地联结而成，一些板块之间的缝隙很大，看上去随时都会塌下来的样子。我哥哥的一个保镖站在桥头，帮助大家一个一个地过桥。而他的口袋里藏着我们所有人的护照和文件，保镖抓住我的手，劝我踩在第一块木板上。这时已是黄昏，风很大，人站都站不稳。抓了他的手后，我总算到对岸去了，抱着孩子的嫂子也过去了。可就在她离开最后一块木板的时候，把我跟她换的一只凉鞋掉进了河里。她又开始哭了，哭得震天响。等所有人都过桥了，保镖自己才开始走，因为没有人牵着，他只好一个人独自过桥。走到了桥中间，脚下的一块木板晃了一下，他掉进了河里。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我突然闪过一个令我难过的念头：他要是淹死了，我们的护照也全没了。幸运的是，这个可怜的保镖突然从水里钻了出来，一只手还高举着伸出水面，手里拿着护照。神奇的是，他竟然安全地回到了岸边，我哥哥马上把他从水里拉上来。护照在他手里一点儿都没湿。所有人都喜出望外，包括保镖自己。我哥哥还抱了抱他，向他表示感谢。
这个保镖一直以来都是我哥哥最喜欢的部下，人很忠诚。遗憾的是，我哥哥去了国外，他被迫改投塔利班。因为没有别的收入，他别无选择，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被迫加入这个组织的。他们或许并不赞同塔利班的意识形态，但是，当塔利班是唯一愿意支付他们薪水、供养其家庭的人时，他们就加入了。
又走了30多分钟，我们来到了塔利班控制的区域，叫了另外一辆出租车。我实在太累了，瘫倒在后座，然后就睡着了。等我醒来，天色已黑，车子也已经进入我心爱的喀布尔的大街上。米尔沙卡伊让司机开到马克洛里安。我们不在的时间里，他的姻亲留守在那里。公寓温馨又熟悉，洗完一个热水澡，吃了一顿像样的饭菜之后，那种轻松真的是难以言表。穿着高跟鞋走了一天的路，一边走一边躲避火箭弹和子弹，然后能回到家吃一顿最简单的菜，这样你就会吃得特别香。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我喜欢母女间亲密无间的关系。
每当听到你们喋喋不休，我就想起我们这一代人跟你们这一代的差别是多么巨大呀。你们讨论从电视上看到的野生动物纪录片，向我展示从印度电影中学到的宝莱坞舞蹈。还跟我讲起电脑，在网络上搜索到的资料，你们接触外面世界的方式是我那个时代根本不具备的。
我喜欢听你们讲朋友的故事，即使有些故事听上去叫人悲伤，比如舒拉的那个与她父亲和继母共同生活的朋友。继母对那个女孩很不好，舒拉为此还伤心得哭了。
我也喜欢和你们分享故事。我小的时候没人听，因为没人对我的生活感兴趣。我的哥哥们不喜欢听我谈梦想，不喜欢听我谈白天发生的琐事。或许他们唯一有兴趣听的是当我带回家一张成绩单，告诉他们我得了班级第一、第二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会为有我这么个聪明的妹妹而自豪。
每次听到朋友谈论生日礼物或者他们邀请我参加生日会的时候，我就特痛苦。我一直都很希望也能给自己庆祝生日，然后在他们面前炫耀一番。有时我真的很想对同学撒谎，假装自己举办过一场有音乐有舞蹈的生日大聚会。可是我担心她们会邀请我去参加她们的生日会，而我却不能赴约，因为这在我们家是不被允许的。在我们家，庆祝女孩的生日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希望这样的情况在你们身上能有所变化。无论你们俩谁生日，我都会花好几个星期来筹划。我会给你们买气球和蛋糕，还派车去接你们的朋友。能为你们俩做这些，我很乐意，因为我想让你们热爱庆祝活动。我希望你们既能庆祝大事，也能庆祝小事。
记住，无论环境如何，生活中总是有一些事情值得我们庆祝。
挚爱你们的妈妈
一场塔利班式的婚礼
1997年
每个女孩都憧憬婚礼，我也不例外。
我一直认为生活就是一系列重要时刻的集合，这些重要时刻决定了我们的个体特征。我们都会珍惜生命中的重要时刻，无论它是一场欢乐的派对、雨后花草的一阵清香、河边的一次野炊、大学的毕业典礼、和爱人谈笑风生的一个良宵，抑或是宝贝孩子的出生。
新娘选择婚纱的日子就是这样的重要时刻。可是，那天我穿上衣服去集市的时候，却感觉自己像个行走的幽灵。
由于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儿，我姐姐和母亲老早就讨论过我会有怎样的婚礼。几年来，她们一直在聊个不停，从我穿什么样的婚纱，到什么样的发型，到酒桌上的菜品。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家相对富裕，所以大家都认为我的婚礼会很有排场，四面八方的宾客云集。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这样的排场，但是，真的到了自己快结婚的时候，我是多么希望有这么一天啊。此刻，我什么也不想听，只想听母亲再一次讨论她对我的婚礼的计划。失去了她依然是我心中无法弥补的伤痛。
还有一件事我从来没想过的就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竟然会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度过。因为他们的统治，婚礼上不能播放音乐，不能拍录像，不能跳舞。所有的饭店和婚宴大厅都关闭了，欢庆仪式也遭到禁止。我想，所有的女人，无论她生活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希望婚礼举办得完美无缺。这听起来像是少女的口吻，有点傻气，但是在婚礼之前的几个晚上，我伤心得哭了，因为失去母亲而哭，为失去当个漂亮新娘的机会而哭。
尽管当局立法强迫妇女穿蒙面长袍，我还是一百个不情愿去买件新的。每当不得不出门时，我就穿上母亲生前穿的那件。她的蒙面长袍比起如今常见的在巴基斯坦设计并大批量生产的蓝色便宜货漂亮许多。在母亲那个时代，妇女们视长袍为身份，母亲有一件与她权贵之妻身份极其相称的长袍。这是一件深蓝色丝绸长袍，浅浅的折痕随着她的步伐发出柔和的沙沙声。遮脸部分是一层银色细网纹，眼睛刚好可以从这里透视。衣服脏了，母亲会交给一个专业洗衣工，将每一个折痕用蒸汽熨斗熨回原样。对她而言，拥有这件衣服是值得骄傲的事。可是，对我来说却是一大耻辱。即使我结婚了，穿的还是母亲的蒙面长袍，可如果我不得不穿一件，那么至少这件衣服应该能够让我回想起母亲来。
出门购物的那天，我由未婚夫陪伴。这是好几个月来我第一次跟他重逢，上一次我正面看到他的脸的时候是在大学里，当时塔利班还没掌权。那天他来普勒胡姆里找我哥哥确定婚事时，我躲在窗帘后面只看到他的后脑勺。在大学的时候，游击队还控制着时局，他刚长出的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但是，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他的头发和胡须都蓄长了，看起来也不那么英俊了。透过讨厌的蒙面长袍，我不停地偷看他的胡子，长在他脸上真叫人不喜欢。我再一次深深感受到阿富汗在倒退，谈不上有任何进步，唯有文盲统治下的黑暗。
塔利班这时开始实行一项新规：任何女性外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必须有一个与其有血缘关系的男性陪伴。这条规定与其他规定一样，不是阿富汗文化，倒是更像阿拉伯文化，我奶奶那一代的女性才不单独外出。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传统在阿富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任何其他文化的自然进程一样。可如今，塔利班又把人们带回到旧时代。
塔利班在市内到处设置关卡。如果他们拦下你的车，就会盘问个不停，要你说出名字，你父亲的名字和亲戚的名字，问题多得数也数不清，直到他们认为男的跟女的确实不是朋友而是亲戚关系时为止。“恶习与美德部”就是负责执行这些政策的，而且尤其喜欢毒打妇女。在婚礼集市上，他们打的就是像我一样去买礼服的女子。有一个女孩子穿了白色的裤子，或许她不知道穿白色是禁令，或许她没受过教育，或许是太害怕了，而不敢出来，一直躲到今天的缘故。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我听到一个阿拉伯人朝她大声叫喊（这时很多阿拉伯士兵加入塔利班组织，并居住在喀布尔）。几名士兵拿着一根橡胶皮鞭，把女孩按倒在地，抽打她的双腿，女孩疼得号啕大哭。我不忍看，转过脸去，咬紧了嘴唇，都咬出血来了。这样的不公令我义愤填膺，而我却无能为力。
“恶习与美德部”的汽车声我永远都忘不了。这种车往往是海拉克斯牌的皮卡，走街串巷，上面载着读《古兰经》的祈祷人，通过扩音器大声宣传。一听到车子的声音，在户外的女人们马上找地方躲起来。即使是最微小的错误或者一丝儿的不端行为，只要被塔利班发现，你就会遭到毒打。有时候，他们甚至就看着你，然后无缘无故用鞭子打你。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女孩子被打，她的母亲和姐姐见状就扑了上去，试图保护她。塔利班就把三个人一起打。这一幕真是疯狂至极。
那天我们一行四人外出：我嫂子、我未婚夫，他的姐姐和我。幸运的是塔利班分子没理睬我们。我们买了婚戒，至少也得有个能从中获取一点儿小小的快乐回忆的物件吧。我敢说，哈米德透过蒙面长袍的网眼一定看得出我开心的笑容，当时他正为婚戒付钱。由于婚礼活动管得甚严，集市上大多数的衣服店都没进新货，东西少得可怜，我只好用心慢慢寻找。我一直想拥有一件蓬袖礼服，可如今裸露手臂也被禁止了。
在婚礼上，阿富汗的新娘通常先后换三到四次礼服，每次的颜色均不同，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在“海娜之夜”①，我选的礼服是浅绿色的。在“尼卡”②环节，也就是仪式的第一部分，新娘常常穿深绿色的衣服，但我想与众不同，所以就选了粉红色。这是一种带有玫瑰色的粉红，它代表的是一种欢乐的色彩，给塔利班的灰色统治带来一丝亮丽，光看着这粉红色的礼服就让我精神振奋。“尼卡”环节之后新娘再换一次礼服，进入接待晚会环节。通常在这个环节里，新娘穿的婚纱是白色的连衣裙和面纱，与西方国家的新娘穿的类似。
如果是在正常时期，我的婚礼可以按照传统想办多大就多大。不但亲戚、朋友，还有政治上的同盟、支持者、巴达赫尚省的老乡都会受到邀请。在我们的文化里，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政治之家，婚礼兼具大型社交功能。可是，由于眼下婚礼宴会厅关门了，我们没地方举行大型宴会。再说，战争时期，我们的经济条件也大打折扣，我怀疑是否还能办得起那么大的婚礼。即便如此，我家还是邀请了1000人来参加我的婚礼，到后来，真正到场的来宾数接近1500人。
阿富汗的婚礼一般也遵循严格的隔离制度。女人和孩子在一侧，男子在另一侧。如果在一个婚礼宴会厅里举行，这就意味着要么给男性女性各自单独一个房间，要么就在大厅中央用大窗帘布隔开。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将婚礼放在两栋房子举行：一栋是我哥哥的房子，另一栋是邻居家的。婚礼前夕，我们举办了传统的海娜仪式。按规矩，新娘的双手要涂上海娜墨水，我们是去美容店做这件事的。本来我很喜欢去这种美容店，但在这样的特殊时刻我提不起一点儿兴趣。这场婚礼，无论是礼服的质量还是我的发型，都不是我自己的选择，也不是我所期望的。我已经尽了力，但在内心里总觉得很粗糙，顶多算凑合。
海娜仪式持续了大半个晚上。通常这一仪式在婚礼前几天举行，以便新娘有几天的休息时间来准备婚礼，我们没得选择，只好在婚礼前夕举行。几个女子围成一圈，击着“戴拉”（一种类似鼓的乐器），唱着歌。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已经累得没有一点儿力气。但说实话，即使“海娜之夜”提前一个星期举行，我在婚礼前夕也一定彻夜难眠。
我的婚礼既甜蜜又痛苦。母亲已经归西，健在的姐妹们分散在全国各地，不能来参加婚礼。曾经刚生下我来就想让我死的母亲，这么多年来干得那么起劲为的就是我能有个好未来，在病榻上，趁弥留之际给我挑个好丈夫的母亲，竟然不能参加我的婚礼。准备婚礼的时候，没有她在场握着我的手，对我说鼓励的话语，真的比走在滚烫的钉子上还令人心痛。
早上六点，发型师用卷发器给我卷发。她嘴里不停地发出啧啧的叹息，说我面色很憔悴，应该多睡一会儿。坐在椅子上我都快睡着了，一直睡到十点半，然后才开始化妆。发型师看到我这副模样，依旧用啧啧声对我表示同情。照了镜子之后我才意识到她说的一点儿都不差，我确实很难看，黑眼圈，满脸痘痘。还有一件令我异常失望的事就是，我本来打算偷偷地用录像机或者让专业的摄影师将婚礼全程拍摄下来，塔利班禁止人们录像，但一些录像从业人员愿意冒险，只是服务价格比以往贵两倍，因为他们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可是，我哥哥不允许我这么做。他的一些老朋友在政府部门地位卑微，他就怕这些人会向塔利班当局告发我。所以，我的婚礼没留下任何形式的纪念，只有几张朋友们用自己的照相机偷偷拍的粒相快照。
婚礼上的很多人我不认识。来宾中很多是我哥哥的朋友或者他们的妻子，还有他的同事。我开始有点生气，心想，他们是不是为了吃免费大餐而来呢？很显然，他们不是真正为了向我道喜而来的。
婚礼中的宗教仪式部分是由一名毛拉主持的。哈米德、我，还有两位证婚人被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那天，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哭了起来，当然那绝不是最后一次。结果可想而知，我所化的妆——那天唯一令我看起来显得迷人一些的东西，开始顺着脸颊滑落。我忘情地抹了抹眼睛，自然而然地把睫毛膏抹到了粉红色的礼服上来。幸运的是，仪式结束之后，我就换上了白色长袍。在花边袖子和长长的网眼之下，我觉得自己稍微漂亮了些。
当晚迟些时候，按照传统，家中的长者，要么父亲要么兄长，拿着一些布，包一些糖和布料，绑到新娘的一只手腕上，这象征着新娘将被送往新郎的家。这是一个感人的场面。米尔沙卡伊拿饰带往我手腕上绑糖果的时候我哭了，他竟然也跟着哭了起来。于是，我们兄妹俩就相拥而泣。我们哭并不是出于仪式的需要，而是为那么多理应在场却不能在场的人而哭：母亲、穆基姆、父亲。我们为大家庭失去的一切——失去的身份和地位，失去的家园和生活方式而哭泣。在这短短的几分钟私人时间里，兄长和我相拥，默默哭泣，深深体会到失落的苦楚，继续前行的喜乐，生活变故的苦痛。到了后来，他止住了哭泣，来了一句“来，法齐娅宝贝”，然后摸了下我鼻尖，微笑着将我领出房间。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你们的父亲是我此生最爱。对我这个“可怜的女孩”来说，他不仅仅只是般配，和他结婚确实是我最大的幸福。
婚姻是女人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仪式，但我也清醒地意识到婚姻不该阻止女人去实现梦想。恰恰相反，她的梦想也应该成为她丈夫的梦想，而她丈夫的梦想也应该是她的梦想。作为新人，他们应该风雨相依，打造一个属于他们的世界，一个专属于他们的世界。
有时候，我渴望看到你们结婚，但是，另一些时候，我又不希望这样，因为，真到了那么一天，你们就不再是我的小女儿们了，而是真正成了女人。我不希望那一天这么快就到来。
当然，我希望你们有一天能找到真爱。爱是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但并非人人都这么想。许多人认为责任、尊重、宗教信仰和纪律相较于爱情更为重要。
而我认为，这些事情并非不能相容。爱情可以和责任并存。因为责任，爱情长青，因为尊重，爱情永恒。
挚爱你们的妈妈
准备迎接新生活
1997年
婚礼当天标志着我的人生从此开始了新的篇章，我将为人妻，但我万万没想到这注定是一个短暂而悲惨的段落。
我丈夫住在马克洛里安第四街区一间三卧室房子里，房子简朴、结实、功能丰富。他确实花了一番心思（我怀疑他的姐妹们一定帮过忙），把我们的卧室打扮得漂漂亮亮，购置了粉红色窗帘，粉红色枕套，就连床头的粉红色花瓶里也添置了几朵粉红色丝绸花。每一个摆设都很到位，只是一切看起来是如此的……粉红。第一次看到房间的布置，我几乎不禁要咯咯发笑了。到了新婚之夜，我已经整整24小时没合眼。真是谢天谢地，经过一整天忙碌，我丈夫也筋疲力尽，并没有向我提出性要求。我们一躺下就呼呼大睡。
第二天早上，我先醒过来。有那么一刻，我感到一阵恐慌。睁开眼睛，我看到了粉红色的窗帘，外面是朦胧的日光。在陌生的床上，我身边躺着的竟然是一个男人。就在一刹那，我在想自己究竟身在何方，但很快就想起来了。我嫁给了哈米德，嫁给了躺在我身边安然入睡的这个男人。他轻轻地打鼾，我忘情地看着他，微笑着，伸手去抚摸他的脸颊。这是我身为人妻之后的第一天的开始。
哈米德的姐姐和她的两个孩子也跟我们一起住。她刚刚守寡，没地方可去。我却为有这么个女人在身边而觉得安慰，她曾经当过老师，聪明优秀、精神饱满。我们相处也很融洽，终于我也过上了较为惬意的日子了。哈米德温和善良，跟我一直以来对他的印象完全吻合。我们很享受朝夕相处的日子，整天有说有笑，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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