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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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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嫂子嫁到我家时的情形。当时她才12岁，跟我现在的女儿莎哈扎德一样大。我哥哥当时17岁。就这样的年龄，他们竟然要开始过夫妻生活。对我来说，让我12岁大的女儿在这么幼小的年纪就开始被迫过性生活真是不敢想象。嫂子当时还很小，母亲还得帮她洗澡，早上还要给她穿衣服。我在想，看到这个可怜的女孩遭到自己儿子生理上的摧残，母亲会有怎样的一种感受。小女孩她自己呢？会不会在看到这种不公的待遇之后惊恐得退缩？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就是女人的生活和命运。媒人上门说媒后，女孩子就该嫁人了，不照做，就会使家庭蒙羞。或许，我母亲能做的就是安慰我嫂子，给她分配轻一点儿的活儿。她也知道，正如其他年龄大一点儿的女人一样，这个女孩也会毫无怨言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正是这样的一种文化阴谋，将这些女人束缚在沉默和默许中。没有人能够提出非议，也没有人能够改变现状。
然而，我却敢于向社会传统发起挑战，敢于挣脱这种束缚，尽管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或许部分原因是我和七太太的儿子恩内亚特关系比较亲密。他只比我大了几个月，虽然刚生下来我们之间有那么一会儿在竞争谁更受父亲的喜爱，但我们还是很快成了好朋友，我们的兄妹之情一直保持到今天。他调皮，喜欢搞恶作剧，我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知道自己是女孩，有些事情不好做，就常常让他去代表我做，尤其是一些调皮的事。和我们一起顽皮捣蛋的还有穆基姆，比我大三岁，是我同父同母的哥哥。我们三个人简直就是三个小火枪手。
我老是让恩内亚特陷入麻烦中。我们常常潜入果园偷苹果，要不就是我让他去父亲的储藏室偷东西，然后分给我的朋友们。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厨房偷杏子，把衬衫塞得鼓鼓的。他让我尽可能多拿些。我把腰带系到藏杏子的部位，以便多装一些。然后我们偷偷溜回去，在花园台阶上遇到几个太太在准备做饭，我身上的杏子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往外掉。我背对着墙壁，只希望她们不要朝我看，不巧的是，就在这时，一大堆的杏子掉到了地上。我羞愧难当。恩内亚特见我把事情搞砸了，气得要命。好在几个太太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朝我们哈哈大笑。我们常玩的另一个游戏是偷蛋糕，先从底部开始吃，吃出一个洞，再把蛋糕放回到架子上，没有人注意，直到他们拿去吃的时候才发现少了一圈。
最近，我让恩内亚特回忆他当年对我的印象，他以惯有的那种大哥式的讽刺幽默回答我说：“你很丑，而且还非常令人讨厌。”现在，恩内亚特和我的其他兄弟都非常出色，是女孩子们追求的对象。他们支持我从事政治，帮助我竞选，还尽可能保护我。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知道他们是男孩，我只是个女孩，和库夫的其他家庭一样，在我们家，男孩子才是真正受器重的。男孩子的生日可以庆祝，女孩子的就不行，我的姐妹中没有一个人去过学校。女孩都是第二等的，我们的命运就是待在家里等着结婚，然后住到丈夫家去。
男孩子在家中占据领导位置，拥有一定的权力。兄长说的话或者命令往往比母亲的还管用。我母亲去地窖储藏室的时候，穆基姆会跟着她要糖果吃，母亲不会给他太多，因为这样的美食往往是给客人预留的，穆基姆就会生气，跺着脚离开储藏室。每每这时，母亲就会抓住我的手，看也不看，悄悄地把巧克力塞到我手中。如果穆基姆发现了，他会很生气，对我母亲说如果我吃了，他就不让我走出地窖。身为男孩，他有权控制我做什么，不准做什么，无论我母亲怎么跟他对着干。不能和朋友到外面玩是我无法忍受的，于是我就极不情愿地把糖果给了他一些，然后跑出去玩。
我还小的时候，经常听到“度和塔拉克”这个词。这是一个常用的贬义词，翻译过来的大致意思是“连个女孩都不如的东西”。当然，我是非常讨厌这样的说法的。有一次，我还不到5岁，一个堂兄说我是度和塔拉克，还命令我给他泡茶。我站了起来，面对满屋子的人，双手叉腰，回答他说：“堂哥，我给你泡茶可以，但以后你再也不能这么叫我了。”在场的人被我这句话逗得哄堂大笑。
我也曾听到父亲亲口对我说这个词，不过也就那么一次。那天，他在花园里组织一场政治集会，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新闻。他在树上装了大喇叭，自己对着话筒说话。那是我们小孩子第一次听立体声，所以很好奇，就悄悄潜藏到树边偷听，尽量靠近喇叭而不被发现，但很快我就听得烦了，开始发出吵闹声。当时父亲正在讲话，被我的尖叫声打断了。他停了下来，朝我们转过身，盯着我看。我一下子愣住了，一动不动，仿佛过了好几分钟，接着便听到父亲咆哮：“度和塔拉克！丫头们！走开，你们这群小丫头！”我们拼了命地跑。那之后，我非常怕他，甚至都不想再见到他。几周之后，我甚至还担心他要是看见我一定会生气得想杀了我。
在我童年的幻想中，我根本没料到很快被杀的那个人是他，也没料到我的金色童年很快就这样残酷地结束了。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我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长大的。我知道那段时期对你们来说可能有点遥远。那时，世界各地政治变革此起彼伏，阿富汗人民正饱受来自苏联和无法无天的伊斯兰教圣战游击队头领的压迫之苦。
在那些岁月里，阿富汗人民和我童年的灾难刚刚开始。革命爆发时我才三岁，正是一个孩子需要爱、安全感和家庭关怀的年龄。但是，那时候我大多数朋友的父母都在讨论移民去巴基斯坦和伊朗，准备到这两个国家避难。家长们所说的许多东西，像坦克和直升机，孩子们闻所未闻，只是在一旁听。
我们无意中听到一些诸如“侵略”、“战争”、“伊斯兰教圣战游击队”的词语，但我们全然不懂它们的含义。虽然孩子们不懂，但从母亲在夜里紧紧抱着他们的方式来看，隐约觉察出有什么不对劲。
我很高兴你们不用经历那样风云变幻的时局，不用担惊受怕。作为孩子，本来就不该承受那样的苦难。
挚爱你们的妈妈
痛失父亲
1978年
1978年，伊斯兰教圣战游击队员和苏联人开始在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当时仍是冷战时期，苏联迫不及待地希望展示自己的实力，与此同时还企图实施一个扩张计划。阿富汗刚好位于莫斯科和巴基斯坦温水港之间，苏联早就想把海军舰队停放在那里，因此它很想控制阿富汗，便开始发挥大国的影响力，以达到这一目的。最终，它入侵了阿富汗。
之后几年，阿富汗的战士，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伊斯兰教游击队员，击退了苏联人，成了民族英雄。但此刻，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些游击队员只不过是反对政府的叛军，活跃在北部的巴达赫尚省。
喀布尔的政权再次发生变动。篡夺王位、迫使国王流亡国外的达乌德当总统和哈菲祖拉 · 阿明接管了政权。紧接着塔拉基成了阿富汗第一位由苏联支持的总统，但几个月之后，苏联政府方面下令，让阿明杀了塔拉基。
阿明接管了政权，他是阿富汗历史上最残忍的总统之一，统领着一个苏联扶植的恐怖政权，逮捕和严刑拷打是家常便饭。他试图清除一切反对政府或者敢于对他说不的人士，包括知识分子和宗教领袖。这些人要么在夜里从家里被带走，要么直接被送到阿富汗最大的监狱——普利查希监狱，要么面临审问和严刑逼供，要么干脆被丢进河里。那段时期，阿富汗的河流暴涨，就是因为堆满了成千上万的尸体。这些人均遭到无缘无故的谋杀或者审判。
在这样的白色恐怖时期，父亲依然坚守岗位，力图帮助巴达赫尚省渡过这一难关。尽管面临酷刑和监禁之虞，他依然保持言无不尽的本色。或许政府知道，留他一条活命比让他死更有用，所以后来就命令他回到自己的省份，让他平息伊斯兰教游击队员之乱。政府跟他讲得很清楚，完不成任务就是死罪。
爱好和平的父亲相信自己能够和游击队员理论，毕竟他们也是阿富汗同胞。他深知时局充满变数，也看到了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这些游击队员来自他所在的巴达赫尚省，所以他深信自己能够消除他们的恐惧、倾听他们的抱怨、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以换取他们与政府的合作。
但是，父亲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以为自己很了解的阿富汗、爱国主义价值观、伊斯兰教传统以及他深信不疑的公平公正，已经湮灭殆尽。
他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巴达赫尚省执行这项任务的。对于阿明政府他根本不喜欢，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才是阿富汗人民的最佳选择。他召集了省里的长老，举行一个吉尔加会议（即部落首领和长老会议），向他们讲述自己在喀布尔的所见所闻：政府滥杀无辜，谁也拿他们没办法；政府阻止青年人接受教育，以防他们成为异己，这一制度令知识分子担惊受怕；政治上的异己遭到镇压。沙哈国王在位期间，阿富汗曾经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滑雪胜地如雨后春笋而起，旅游行业蓬勃发展，现代电车公交系统再加上商业主导的民主制度，曾经是那么令人陶醉。可如今，看到阿富汗的社会现实，真叫人心碎。
一些跑到山上追随游击队员的阿富汗人真心觉得他们是为阿富汗的未来而战。尽管父亲是国家工作人员，但他理解并尊重游击队员的努力。他向长老们征求意见，吉尔加会议争论了好几个小时。一些人想加入反叛组织，另一些则希望支持政府的统治。最终，当地的迫切形势占据了上风。一名男子站了起来，清晰而又大声地说：“先生，我们已经穷得不行了，再也打不起战。我们应该去跟游击队员谈判，让他们下山来。”大家最终还是同意去跟反叛分子谈判。父亲决心为他所代表的人们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且从不推脱，因此他深受支持者的喜爱。等到了谈判那天，他叫上全省各地的长老代表一个不受尊敬的政府去跟游击队员谈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拒绝。他们都高高兴兴地一起去了。
就这样，一群长老在我父亲的带领下，骑上马，往叛乱分子的营地走去。美丽的帕米尔山脉又高又险，肥沃、青葱的山谷转眼间就变成色彩斑斓的岩石——蓝色的、绿色的、橙赭色，一切随光而变，接着便是高耸入云的雪峰和高原。即使在今天，巴达赫尚省也没通几条公路，在那时只有驴、马道，有些又窄又陡，人只好下来，紧紧抓住坐骑的尾巴，跟着走，还要闭上眼睛，在心里面祈祷前面的坐骑步履千万要稳健，不要有什么闪失。一旦掉下去，必死无疑——你会落入山腰，掉进冰冷的河流，被湍急的河水冲走。
经过一天半的艰苦跋涉，队伍终于抵达帕米尔的最高点，来到了一处天然平地，几乎与天比肩。冬天的时候，省里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来玩“布兹卡西”运动，也就是西方的马球的起源。这种运动很能考验骑马人和坐骑的技术。骑马的选手跑过去捡起一具奶牛尸体，然后将其放到场地上一块标了记号的目标区。只不过，在古代，尸体用的是囚犯的尸体。这项运动速度很快，惊险刺激，有时成百上千人骑马参赛，甚至会持续好几天。这项运动狂野、危险、机智，正如参与这些运动的选手，它把阿富汗勇士的本质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是父亲骑马上山的时候脑子里根本没有去想布兹卡西运动有多好玩。他头戴羔羊皮帽，骑着白马走在队伍的前面，依然像往常一样沉着冷静。突然，路中间闪出三个人，用步枪瞄准队伍。
其中一个大声喊道：“果然是你，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为了杀你，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好久了。”父亲冷静的大声回答说：“请听我说，阿富汗的政府很强大，不是你们可以战胜的。我来这里是希望劝服你们为政府效力，站到我们这边跟我们合作。我会倾听你们的诉求，将你们的意见传达给国会。”那人只是笑了笑，然后二话不说就开了一枪。接着，从山后又有几枪射过来。人群顿时大乱，手无寸铁的村民四散逃命。
父亲的马中了枪，痛得后腿一蹬，这一来父亲的脚就离开了马镫，掉落马背，被马拉着跑。受伤的马朝一条小河奔去，那小河就在布兹卡西运动场的边上。一些年轻人企图跟着父亲，但他大声劝他们逃命。“我是个长者，”他一边被马拖着跑，一边大喊，“他们会跟我好好说话的，但他们不会对你们手下留情。你们尽管快逃。”游击队员在后面追，后来追上了我父亲。他们俘虏了他，让他做了两天的人质。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给他谈话的机会，听他理论，考虑他提出的条件，我也不清楚他们有没有打他，羞辱他。我只知道，两天后他们用一颗子弹射进他的脑袋，残忍地处决了他。
父亲牺牲的消息很快传遍全村，虽然位置偏僻，但消息还是传得很迅速。因为这里有一套发达的紧急消息传递系统，一路上，消息在小村与小村之间进行接力传递。一些随我父亲去的人已经回到家，将马匹遭到射击的情况报告给了村民听。按照伊斯兰教的礼仪，人死后，24小时之内必须朝着麦加方向安葬。我们家不忍心让父亲的尸体被孤零零地留在山腰，得不到安葬，他的尸体一定要运回来。而游击队员放出话来，警告我们说，谁胆敢把尸体取走，他们就杀死谁。没有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取一具尸体。
英勇取尸的重任最终落到了一个女人身上。我的大姑妈佳达带了几件裙子，穿上长袍，对在场的男人们说，她将前往山中取回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的尸体。看她疾步走出房间，径直朝山上走去，她的丈夫和我父亲的一个堂兄也只好跟了出去。
他们走了13个小时之后发现了父亲的尸体。原来，游击队员把它扔在村子与营地的半路上。
那时我才三岁半，清楚地记得他被害那天大家的悲痛。村中男男女女无不哭泣，村子里弥漫着恐惧和骚乱。那一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彻夜难眠，还竖起耳朵听。直到凌晨两点，我终于听到大姑妈走进村子高声说话的声音。她扛着父亲的棺材，然后啪的一声放到地上。
“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回来了，大家都起来欢迎，我们把他带回来了，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回来了。”我从床上一跃而起，心想：他还活着，我父亲还活着。
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父亲回来了，他知道怎么恢复秩序，他还会安慰大家不要流泪。
我光着脚跑上街，一看到母亲在哭泣，立马停了下来，惊恐得紧紧抓住她的衣服。接着，我从她身边飞驰而过，便看到了父亲的遗体。他的头盖骨，就是挨了一枪的地方，被打飞了。
我号啕大哭，虽然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但我很清楚，今后我们的生活将大不相同。
父亲的尸体被运回呼利大宅，摆放在巴黎套间，等待安葬。母亲前去看护尸体，一直守灵到第二天下葬。所有妻子中，她是唯一一个进去跟父亲遗体做最后道别的。在这个房间里，她怀上了我和其他孩子，也就是在这里，父亲和妻子们曾经好不容易躺在一块儿说说话，营造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天地。母亲默默地肩负起父亲入殓前的准备工作，正如她在艰苦的生涯里默默忍受其他一切一样。她是那么有尊严，那么负责任。她没有尖叫，也没有号啕大哭，只是默默地按照真主的旨意替他擦洗身体，整理衣服。即使父亲已经走了，母亲也没有负他，正如他活着的时候一样。
到了上午，当地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入库夫村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人们脸上的悲痛，加上对他们未来的担忧，使得整个气氛异常凝重，仿佛天就要塌下来砸到头上。
头发灰白、满嘴胡须的老人，戴着缠头巾，穿着绿色外套，坐在花园里哭得像小孩似的。父亲后来安葬在呼利大宅后面的一座小山峰上，朝向麦加和他所钟爱的库夫山的一个峡谷。
对村民来说，失去这么一位捍卫他们的事业、支持他们的诉求的人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同时这也标志着政治动荡的开始。很快，阿富汗迎来了一场全面的战争。
对我们家人来说，父亲的去世意味着失去一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家庭领袖乃至我们生存下去的理由。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没听说过“战争”、“火箭”、“受伤”、“杀戮”、“弓虽。女干”等字眼。令人悲哀的是，今天的阿富汗孩子对这些字眼再熟悉不过了。
四岁之前，我知道的都是描述幸福、快乐的字眼。
我真的很怀念一家人躺在叔叔家平坦的屋顶一起睡觉的夜晚。他的房子挨着我们的呼利大宅，在屋顶能看到最美丽的峡谷风景，所以大家都喜欢到那里去。我母亲、婶婶们、还有我的“小妈”（父亲的第四个妻子，也就是我母亲最好的朋友）坐在一起儿，讲着老掉牙的故事，直到半夜才罢休。
我们这些孩子们安静地坐在夜空下，或者沐浴在淡黄色的月色里，听这些甜美的故事出了神。夜间我们从来不关门，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那时候根本没有盗贼，也无需担心其他危险。
在那段时期里，生活在爱的包围中，我几乎没想到我的生活是在母亲对我的厌恶和悲叹中开始的，也根本没想到自己曾经被放到太阳底下暴晒并差点儿死去。
我也从来没觉得自己的出生是个错误。我只感觉到自己被人爱着。
但这样的幸福生活持续不了多久，我不得不尽快成长。父亲的遇害只是降临到我家的一系列悲剧和死亡的开端。我的童年也随着我们被迫离开库夫美丽的花园而结束。我们告别了花园里清冽的井水和枝叶茂盛的大树，成了自己国土上无家可归的难民。
唯一不变的，是我的母亲，也就是你们外婆的笑容。
挚爱你们的妈妈
新的开始
1979~1990年
尽管母亲为失去心爱的男人痛苦不已，但父亲的死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母亲的成熟与老练。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母亲就展现出了天生的领导能力。她执掌家中大小事务，组织资源，决定孩子们的命运。正是有了之前辅佐父亲的经历、高效的家庭管理能力和营造大家庭和谐的能力才让她成功地带领我们走出那一段黑暗时期。不让一个孩子走散，确保他们的安全总是她的首要任务。那时也有很多人向她求婚，但是，出于当初不同我父亲离婚的同样目的，她拒绝了所有的追求者，因为她不想冒失去孩子的风险。
在我们的文化里，继父没有义务接纳女方在前一段婚姻中所生的子女。恩内亚特母亲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父亲死后，恩内亚特的母亲依然年轻，再加上有点轻浮，她改嫁给了一个曾经给我父亲牧养过奶牛的英俊男子。那男人去伊朗找过工作，刚从那边回来，带回来一些新奇的消费品，比如磁带录音机之类的玩意儿，这在我们这种乡下地方是根本看不到的。他向她求爱，对她讲了许多自己在伊朗的经历，还送她时尚的小玩意儿，最终俘获了她的芳心。
除了恩内亚特之外，父亲的第七个妻子还给他生了另外三个孩子：一个女儿，名叫娜济；两个儿子，分别是希达亚特和萨菲乌拉。她坚持要带着孩子们改嫁，但新丈夫就是不给孩子们吃穿。我母亲很同情她，于是几个星期之后就去拜访她。我母亲发现，三个孩子都在屋外的院子里哭泣，原来他们的继父不让他们进屋，让他们挨饿，衣服脏了也不给他们洗。母亲见到这番情景马上就带他们回家。
但是，那年轻的女人不肯放弃婴儿萨菲乌拉，于是，母亲只好把他留下，而正是这么一留，令她抱憾终身。几天后，萨菲乌拉发高烧，没人给他吃，也没人安慰、照顾他，就这么孤零零而又凄惨地死去了。后来我们听说他一连哭了好几个小时，小脸蛋上都是苍蝇，而他的继父竟然不允许他母亲去抱。恩内亚特一直没有走出这一悲痛的阴影，为了纪念这个小弟弟，后来把自己的大儿子取名为萨菲乌拉。
和我母亲非常谈得来的哈尔太太幸运多了。她改嫁给了当地的一名领袖，人很善良，没有孩子。他竟然视哈尔的两个孩子如己出，甚至在死后还把财产留给他们，这在阿富汗的文化里真是闻所未闻。
跟我母亲合不来的尼亚兹太太嫁给了一位老师，依旧住在库夫。尽管尼亚兹太太和我母亲有矛盾，但多年后，当我参选议员时，那位老师却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为我安排交通，还在竞选途中一路护送我。这么庞大的家庭结构对西方人来说很难理解，但在我看来这是件好事：这种关系纽带超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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