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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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途中一路护送我。这么庞大的家庭结构对西方人来说很难理解，但在我看来这是件好事：这种关系纽带超越了世代，消除了小分歧，跨越了地理隔阂。家毕竟是家。
祖尔迈沙哈，哈利法的孩子，也是我父亲最大的儿子，继承了呼利大宅。后来他遇害，二儿子纳迪尔——五太太（被我父亲休了的老婆之一）的儿子，继承了这所房子。他住在那里一直到现在。
父亲遇害几个星期后，我们甚至都没来得及哀悼，大山之外的世界渐渐向我们逼近，政权迅速瓦解，局势恶化的不良后果很快就要降临到我们头上来。
父亲遇害之后没几天，凶手头目回来找我们。我们跑到饲养奶牛的地里，躲在一块巨石后面，看着他们洗劫房屋，掳走一切能掳的东西：收音机、家具、锅碗瓢盆。
又过了几个星期，一天半夜里，我们正在叔叔的屋顶上睡觉，这帮人又来了。他们用步枪的枪托把我们吵醒，大喊大叫，要求我们把阿卜杜勒　·　拉赫曼的儿子交出来。我哥哥穆基姆当时才7岁，我们知道，如果这帮人发现了，就会杀死他。我母亲不知怎的，想出了一个办法，把他交给一个住在隔壁的堂姐，堂姐把他藏在裙子底下。与阿富汗其他地方的妇女不同，巴达赫尚省的农村妇女常常里面穿一条宽松的马裤，外罩一条长长的夏尔瓦克米兹裙子。多亏了那条裙子，我哥哥才逃过一劫。
我姐姐马里亚姆和我的一个嫂子，两人都才16岁，游击队员抓住她们一顿暴打，我叔叔试图上前阻止，被他们打退了回去。叛军（游击队员）带着两个女孩离开屋顶，朝呼利大宅走去。叔叔和几个堂哥堂弟大声对他们说，这是违反伊斯兰教义的暴行。根据教义，除了妻子和有亲缘关系的女人外，伊斯兰男人不准去碰任何别的女人。
我们只好在屋顶上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打了这两个女孩一整夜，手枪落到她们身上，步枪枪托砸在她们身上，一遍又一遍地要求她们讲出武器的藏匿位置。两个女孩没有一个屈服，没有一个说知道。我母亲面如白纸，神情凝重，但什么也没说。他们还把刺刀放到我姐姐的胸口，慢慢地压进去，直到胸口开始流血。我们家有一条看门狗，名叫钱伯，被链条锁在呼利大宅的大门边。为了保护家人，它猛拉链条，挣脱束缚，朝那些恶徒奔去，大声狂叫。几个恶徒转身开枪射击，钱伯当场死亡。
那些游击队员一直打到黎明，直到山上响起了祷告召集声，他们这才离去，大概是回去做晨祷了。
两天之后，他们又来了，威胁说要把我们统统杀掉。这次他们胁迫纳迪尔说出藏枪的位置，母亲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上一回女儿和儿媳妇虽然遭到毒打，但依旧没有说出藏枪的处所，当时她也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心里明白，如果枪没了，我们就失去了保护自己的武器。他们已经抢走了我们的一切，下次来就会要我们的命。
村里的男人看到游击队员的暴行后吓坏了，就派人给他们捎信说，如果还敢再来，村民就拿起铁锹、鹤嘴锄、木棒等只要能用来当武器的物件，来保护女人。游击队员答应不再到村中恐吓，但他们想让阿卜杜勒　·　拉赫曼的家人死，他们的头头下令要除掉我们。在我短暂的生命里，我将第二次直面死亡，但最终我还是幸运地活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他们早早地来了。那时，哈利法和她的孩子们已经搬到了一个名为豪汗的村庄，父亲在那里有一间房子，比库夫区的还大，需要有人照看，所以我母亲是唯一一个留在呼利大宅的妻子。我的哥哥恩内亚特和穆基姆幸好在外面玩耍，所以能够躲到邻居家的屋子里避难。母亲一把抓起我，跑去躲进奶牛棚。邻居拼命地往我们头顶上堆牛粪作遮掩。牛粪气味难闻得令我窒息，那感觉简直就像是被活埋。我紧紧抓住母亲的手，吓得连咳嗽都不敢，就怕被他们听到。我们就那样一动不动地保持了好几个小时，气都不敢出，胆战心惊，唯一的安慰就是能感受到母亲的手紧紧握着我的手。我们听到他们的搜索声，有一次就在我们藏身点上方。只要他们轻轻拨弄牛粪，粪堆就会掉落，我们就会暴露无遗。天知道他们为什么没去拨弄牛粪呢？等他们最终走了，我们马上从那里走出来，却发现外面已经是一片狼藉。母亲抓紧时间收拾衣服，她一把抱起我、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拼了命地跑。我们穿过花园，进入干草地，跑到河岸边。我们什么都没带上，甚至连头都不敢回。
母亲每跑一步，似乎就离昔日的生活远了一步。所有的毒打、所有的疼痛、几年来为这个家和生活而做的辛苦工作，这样的生活正随着我们向河岸逃生而结束。
正如我们所料，那帮人果然杀了个回马枪，还看到我们在逃跑。他们开始追逐我们，比我们强壮，跑得也快。我跑累了，开始磕磕绊绊，拖了后腿。姐姐开始大声对母亲说：　“如果你不把她丢进河里，那帮人就追上来了，我们所有人都得完蛋。干脆把她丢进河里吧。”母亲几乎要照做了。她抱起我，举在半空中，做出扔的动作，可就在刹那间，她盯着我的双眼看，想起了我刚出生不久时的承诺——永远不会让我再受一点点伤害。她从内心深处迸发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抑制住了那股冲动的劲儿，不但没有扔下我，反而把我抱到肩上，以便牢牢抱着我逃命。我们已经落后了其他几个人，我也听到了那几个游击队员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心想：他们随时都会追上我们，将我从母亲背上拉下，杀死我。时至今日，只要我一闭上眼睛，依然能够感觉到那冰冷、恐惧的一刻。
突然，一名苏联士兵出现在我们眼前。
这时我们已经到达山谷的另一侧，这里是政府军掌控的领地，前来追杀的游击队员不敢再往前，转身回去了。我们累得瘫倒在地，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母亲哭了起来。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经常看到苏联人，那天见到的苏联士兵是第一个。他们是来侵略阿富汗的，尽管给某些地区带来教育和发展，但也对无辜的阿富汗人犯下了许多暴行。不过，这个苏联人对我还是友善的。他高个子，金黄色的头发，穿着制服，看上去挺帅气。他喊我过去，我迟疑不决地走上前去，他递给我一包糖，我接了，跑回来递给母亲。那是我母亲第一次从一个陌生人那里领受慈善，但那绝不是最后一次。
刚开始，我们5个人住在河边一名叫拉姆拉的老师家里。他是我见过的最善良的人之一，双眼透露着热情，笑起来眼角起皱纹，灰白的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他家很贫穷，实际上供养不起额外的人口，但是，他是我父亲政治上的支持者，他觉得瓦基勒的家人能到他两居室的房子里住是他的荣幸。
他家花园的一侧直接对着河流，我还记得跟他的女儿们玩水玩得很开心。我和他家的关系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多年后，拉姆拉为了帮女儿解除一段强迫的婚姻关系，特地跑来向我求助。这段婚约是在他女儿还很小的时候订立的，但是，那个男的长大了之后是出了名的暴力，所以他女儿不想嫁给那个男的。男方家庭坚持要结婚，而拉姆拉支持女儿的决定。我在双方家庭之间做调解，最终，男方同意解除婚约。这样一来，拉姆拉的女儿就可以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接受教育，将来做一名像父亲一样的老师。为了报答我，拉姆拉在我竞选时给予全力支持。如今，每当我造访该地，最喜欢的事莫过于和这个热情好客、富有爱心的家庭一起在河边吃上一顿简单的米饭和鸡肉餐。
在拉姆拉家待了两个星期之后，我母亲开始有点焦躁不安，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也不知何去何从。我们听到消息，说我们家房子被焚，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嫂子遇害。不过，万幸的是，这些消息都不可靠，后来证实两人都还活着。
我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名叫贾迈沙哈，当时是个学生，另一个叫米尔沙卡伊，时任警察总长。游击队员袭击我们之前，他们两人就已经搬到省府法扎巴德去了。后来，他们听到我们有难的消息，马上租了一架直升机来接我们。
直升机一着陆，母亲抽噎着松了一口气。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心情无比兴奋。我跑到了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前面，直升机内有两张木椅，我一屁股就抢了一张，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母亲和姐姐则坐到另一张上面。因为恩内亚特和穆基姆没有坐，我还得意地朝他们笑了笑。
米尔沙卡伊在法扎巴德租了间房子给我们住。他是警察，收入微薄，能做到这分儿上已经相当不易。房子是两居室泥土棚屋，当地居民给母亲配备了一些最基本的厨房用具，她在呼利大宅用进口瓷器餐具的时光早已成为历史。母亲开玩笑说我们住的是间玩具屋，实在太小了，她费了好大力气在墙上糊了纸、挂了花毯，房间才亮堂起来，也才像个家。
那个时候我已经7岁，可看上去依然是个典型的农村女孩：蓬乱的头发，脏兮兮的脸，鼓鼓的及膝长袍，长长的围巾老是在泥巴里拖着，脚上穿着一双惠灵顿长靴。我与这个大城市格格不入。
在“玩具小屋”里，我经常看到女孩子们上学。她们是那么聪明、阳光，叫我异常羡慕。我们家还从来没有哪个女孩接受过教育，因为父亲觉得没这个必要。如今父亲不在了，于是我问母亲我是否可以上学。她盯着我，仿佛看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朝我微笑道：“可以啊，法齐娅宝贝，你可以去。”其他人没有一个不反对的，尤其是我的几个兄长，但母亲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第二天，我跟着穆基姆去了他的学校，进了校长办公室，咨询他是否同意我上这个学校。办公室干净整洁，椅子都放了垫子。我觉得自己又矮小又肮脏，鼻子里的两行鼻涕进进出出，脸上东一块灰尘，西一块土的。突然我觉得尴尬，于是就用围巾拭去一大把鼻涕。
校长见了，皱紧了眉头，凝视着我。他一定在想，这么脏的乡下女孩也想到我这里来念书？“你是谁家的孩子？”他问我。当我自豪地说出自己是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的女儿时，他惊讶得眉毛一扬。自从父亲去世之后，我们都落魄成什么样子了呀！和蔼的校长说我被录取了，第二天就可以到学校来上课。我记得自己当时是跑着回家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的，围巾在泥土里拖着，还把我给绊倒了。我心里满是兴奋，将父亲的死、家庭蒙难之痛、生活窘困等一概抛到九霄云外了。我法齐娅　·　库菲要上学了！在学校，我专心学习，充分利用在这里的分分秒秒，所以很快我的成绩就赶上了其他女同学，成绩在班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我们的课程很基础：半天综合学习，半天到当地的清真寺听阿訇讲授《古兰经》。我母亲尽管目不识丁，但对《古兰经》的学习非常感兴趣。
夜里，我和哥哥穆基姆睡在母亲的床上，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差不多：母亲每天都会问我们学了什么，我们把学到的一一说给她听，还背诵《古兰经》给她听，不对的地方她都会一一纠正。这是她间接体验我们的教育的方式，而她对此也是乐此不疲。
等我去法扎巴德第一高中——帕米尔高中就读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自信的女孩。为了与其他女孩保持一致，我剪短了头发。几个兄长看不下去了，可母亲说服了他们，还因为我有这样的信心和进步大加鼓励。
有时候我们也能看上电视。通过电视，我认识了英国的玛格丽特　·　撒切尔和印度的英迪拉　·　甘地，两人至今仍然是我心目中的政治英雄。那时，我会张着嘴全神贯注地看着荧屏上的她们，心想：一个女人居然能站在那么多人面前演讲，她的勇气和力量是哪里来的呢？一个女流之辈是怎么领导一个国家的呢？有时，我和朋友爬上学校的屋顶去玩耍。慢慢的，我的视野开阔起来。我刚蹒跚学步的时候，站在呼利大宅的厨房里，看着天空，就觉得那便是自己的全部世界；此刻，凝视着学校周边的大街，我想到的却是笼罩法扎巴德群山的天空。这个城市及周围的区域构成整个世界，一个我的世界。
在这里我非常快乐。遗憾的是，我11岁的时候，贾迈沙哈哥哥升迁去了喀布尔。我们不得不随他迁徙。搬家那天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一天，不仅仅是因为我可以搬到首都居住——这个只有在电视上看过的城市，而且还因为我可以转学到当地的高中大校园里学习。车在首都的大街上开着，我的心激动得几乎要跳出胸膛。
喀布尔与我想象中的首都一模一样：令人激动，喧嚣不已。我惊叹于黄色的出租车，车身两侧画有黑色带子；看到蓝色的米莉公交车上，女司机穿着时髦的蓝色迷你裙制服，我惊讶得目瞪口呆。（那个时候，电车被称为米莉公交车；靓丽夺目的女司机则被称为米莉。）绚丽夺目的商店橱窗里摆出了最时尚的商品，鳞次栉比的饭店里飘出喷香的烤肉味，身处其中的我欢喜得不得了。这个城市张开双臂欢迎我，叫我入神，而我也报以全身心的热爱。如今，我对这个城市的那份爱丝毫未减。
在喀布尔的三年是我童年里最快乐的三年。母亲也很喜欢这座城市，于她而言，在集市上购物的经历既刺激又难忘。或许乍一听没什么，但是，这样独立自由的时刻是她嫁给我父亲时想都未曾想的。我也享受着连做梦都未曾梦到的自由。我不但尝试时尚，还跟朋友们交流起了诗歌和文学。我们背着书包，面带自豪，一起沿着绿树成行的大道放学回家。
对我来说，这些同学特别老练，魅力四射。他们住的是带有游泳池的房子，母亲梳着时尚短发，父亲和蔼宽容，身上散发着淡淡的剃须水香和苏格兰威士忌味道。有些女孩子甚至还化了妆，涂了指甲油。我的兄长绝不允许我碰化妆品。有一天，我在朋友家涂了一点儿，还借了条长袜和一条短裙。我就这样和朋友沿着悠闲地马路逛着，为自己的老练外表沾沾自喜，恰好贾迈沙哈开车经过，他看到了我，然后放慢车速，从车窗里往外望。我来不及躲避，只好转过身面对着墙壁。我当时就像只鸵鸟，心想只要我看不到他，他也就看不到我。结果可想而知，他看到我了，后来还在家等我回去。正当他做出准备打我的姿势时，我就跑开去躲了起来。我听到他哈哈大笑，还把母亲叫过去，跟她说起事情的经过。母亲听了也大笑起来，我则害羞得偷偷溜进餐厅去吃晚饭。
在喀布尔的生活无忧无虑，轻松惬意。不幸的是，外面的大世界很快就要跟我安全的小世界再次发生激烈的冲突。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我还小的时候，总感觉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变。每次我们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居住或者刚过上一段平静的日子，战争总是会来打破这种平静。
那些日子里，我讨厌改变。我只想待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家庭，然后好好上学。我心怀伟大的梦想，但我也想过一种心满意足的生活。这也是我对你们的期望。我希望你们自由飞翔，追逐梦想，当然我也希望你们能有幸福的家，一个爱你们的丈夫，也能有朝一日享受到生儿育女的快乐。
在短暂的生命里，你们必须经历诸多改变，或许要远远超乎我的期望。在逆境面前逆来顺受比被迫做出改变要容易得多。但有时我担心自己让你们忍受了太多的委屈：我长期不在你们身边，还常常令你们担心我会遇害而使得你们孤苦伶仃。
有时候忍受不一定是正确的处事方法。所有伟大的领袖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能力调节自己，适应形势，然后重新开始。改变并不一定都是我们的敌人，你们必须学会接受它，视其为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与“改变”结为朋友，欢迎它的到来，那么，下次它来造访我们的时候，或许就不会对我们那么残忍了。
挚爱你们的妈妈




























另一颗最闪耀的星星陨落了
1991~1992年
20世纪90年代初，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已经结束了，柏林墙也倒下了，伟大的苏联帝国也开始解体，冷战也接近尾声。
当时，游击队员已经成了久经沙场的老兵。他们跟入侵的苏联人展开了一场消耗战，终于在1989年成功地将苏联军队赶回莫斯科。红军被迫羞愧地撤退，阿富汗人民上街高声欢呼、鼓掌。叛乱分子的士气高涨到了顶点，许多人视他们为英雄。当然，最著名的还是有着“潘杰希尔之狮”之称的艾哈迈德　·　沙阿　·　马苏德，他是公认的游击队领导人中最杰出的一位，也是击退苏联军队的幕后战略家，他的照片至今仍然出现在阿富汗各地。
红军败走后，游击队员便急着攫取政权。他们派出军队横扫喀布尔。游击队员认为当权者是苏联的傀儡，尽管苏联军事力量已经撤走，政府依然跟莫斯科方面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时任总统的纳吉布拉确实给阿富汗带来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但是，因为他允许苏联军事力量驻扎在阿富汗，所以招致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三年来，阿富汗军队均由他控制，把游击队员挡在千里之外，然而，他最终还是被打败了，政权也随之垮台。
人们期待政权更迭能够带来稳定和一个全新的纯阿富汗的政府，但叫人出乎意料的是，就在刚刚推翻旧政府后不久，游击队员开始起内讧。没有了共同的敌人，种族间的紧张关系渐渐浮出水面。尽管都是阿富汗人，但这些游击队将军操不同语言，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观念。他们无法就如何分享权力达成一致。这些权力之争最终演变为阿富汗内战，这场血腥恶战足足持续了十几年。
16岁那年，我从收音机里听到纳吉布拉总统企图逃离阿富汗时被逮捕的消息。我们听了大为震惊，也为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
那时我依旧住在喀布尔，也在那里上高中。事情发生时，我们正在与家乡巴达赫尚省和法扎巴德的亲戚们共度长假。
听到总统被捕消息的那天，我们还听到从法扎巴德上面的山上传来的枪声。政府军在山的一侧建立了阵地，包围了这个城市，而游击队员在另一侧也驻扎了下来。双方用步枪和机枪交火，偶尔还用上了炮弹。据我判断，游击队开火的次数比政府军频繁许多，政府军在枪和火药的数量上无法跟游击队相匹敌。
政府军似乎不怎么进攻，只在防卫阵地。大量的政府军士兵已经逃掉了，许多人都不愿意对自己的同胞开战，而且他们也知道游击队员在之前的战斗中曾经对苏联士兵做过什么：折磨加杀戮。随着时间的推移，折磨的手段也不断翻新，残忍程度也越来越强。有时他们把人活活烧死；有时他们会问俘虏的年龄，然后把所得到的数字用钉子钉入其头盖骨；有时他们甚至将俘虏的头割下，浇上滚烫的油到剩下的躯体之上，热油一碰到神经末梢，无头尸体就到处乱转，持续了几秒，就像在跳舞，这种折磨方式被称之为“死人跳舞”。
政府军很清楚，这就是他们的新敌人，而且也不指望他们比苏联军仁慈多少。于是，很多士兵脱下军装，复员过上平民生活。
经过两天的交战，游击队方面宣布接手新政府。投降和谈以及政权移交在两年前，即1989年的一次日内瓦会议上。所以，喀布尔的中央政府垮台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觉得惊讶。仿佛一夜之间，游击队员从山上的营地走下来，法扎巴德顿时全是他们的影子。我还记得，当时看到他们，心想这些人的脸煞白煞白的，真是有趣。他们住在山头的营地里，靠着稀少的口粮维持生命，好几年来都是天天作战。在我的印象里，士兵总是穿着光鲜整齐的军装，所以，当看到他们穿着工装裤和帆布胶底运动鞋，我觉得很异样。
我心想，他们中的某些人怎样才能再次适应平民生活呢？其实，有这样疑惑的不止我一个。政府办公楼里现在突然全是这些人，这可一下子把当地人吓着了。许多学校因此关门大吉，因为家长拒绝让女儿上学，怕她们遭到这些人的弓虽。女干。这些人之前还是战士，现在却趾高气扬地满大街行走。
但总体上，阿富汗的大多数人还是很高兴苏联人终于走了。他们期盼游击队员能够解决争端，组建一个像样的政府。
这段政治上的动荡时期是我一生中非常绝望的时期。当时我还是个少女，如果我想到市区走走，那么我不得不穿上蒙面长袍。这是我第一次穿蒙面长袍。这倒不是因为游击队员是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者，也不是说他们非要人穿蒙面长袍不可，穿蒙面长袍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保护。外面那么多男人，几年来都在深山老林里打仗，没碰过女人，所以对一个少女来说还是不要在公众场合展现美貌为好。
过去，穿蒙面长袍是高贵身份的象征，还兼具实际功用。这种衣袍之所以如此设计，主要是为了遮挡烈日、沙尘、强风等恶劣的环境元素。
我知道，许多西方人士至今依然把蒙面长袍看做压迫女性和宗教教原教旨主义的象征。对此我却不敢苟同。
我希望拥有穿我认为最合适的衣服的权利，但前提是遵循伊斯兰教教义。用头巾盖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