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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欧洲-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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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孩子，你碰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快要轮到我们的时候，安安眼睛望着高台后坐着的警察，更靠近我，怯怯地说：
“妈妈，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呢？”
我想了想，亲了一下他的头发：“因为北京也是妈妈的一种家吧。”
※ ※ ※ ※ ※
到停车场，得穿过马路，一辆大型面包车和行人抢路，“吱”的一声紧急煞车，
差点撞着孩子的手臂。来接机的德国朋友怒气冲冲地对司机——一个戴着墨镜、穿
着时髦的年轻女郎——大喊：“有小孩你没看见吗？”
时髦女郎眉毛一挑，满脸不屑，也大声地回答：“没看见。”
走吧走吧，不要生气！你的车子停在哪里？
行李非常沉，朋友艰难地推着，我紧紧牵着孩子的手，然后就听到那如刀片的
声音——“喂——你——过来过来——”
又是我吗？
“就是你——怎么不听呢？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真是冲着我来的！又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推车不能过去！回来回来！”
孩子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为什么不能？”
“不能就是不能，你给我回来！”
“您要我带着两个孩子，用手拎着三只大皮箱走过去？”
我开始火了。
“那不是我的问题！”女人干脆地说。
“我会把车再推回来——”
“谁相信哪！”她打断我，“谁都这么说！”
“你为什么对人这么不信任——”我提高了声音，朋友来拉我，走吧走吧，不
要生气！把推车还她。
好，不怪她！许多机场都不让推车进入停车场的、而且我的难题确实不是她的
问题，走吧走吧！
我们连推带拉、举步维艰地终于把行李和孩子带到了车边。
※ ※ ※ ※ ※
第二天一早，迫不及待地到了菜市场，走着逛着，看摊子摆出来的蔬菜水果，
听北京人清脆麻利的语音。上海来的表姐指着一样蔬菜：
“同志，这叫什么菜呀？”
同志，是个穿着汗衫的年轻男人，头也不抬地瞄我们一眼，冷冷地说：
“哪儿来的？这个菜都不认识！”
“我们上海没这个菜呀！”表姐微笑着。
同志抬头，冷笑着：
“上海人就不是中国人啦？”
我再仔细看着这个年轻的男人——他为什么一肚子气？
日坛市场可热闹了。孩子们忙着看玩具，我忙着看衣服、看俄国倒爷、看北京
的脸谱。
“同志，这个多少钱？”表姐的声音。
“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一个着汗衫的年轻胖子挑衅地问。
这表姐，就因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负吗？
“那该怎么称呼呢？”表姐细声细气地。
“学了再来！”胖子说，“学会了再开口！”
我放开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前，说：
“请您现在就告诉我，该怎么称呼您？”
胖子有点儿吃惊，逞强地说：
“学了再来。”
“我现在就跟您学习，您请说。”我固执地站着。
旁边已经围了一圈的人，透着看热闹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该说什么好，半晌，眼睛注视别的地方，说：
“你晚上来，我教你。”
旁边的人吃吃地笑，看着我。
我弯下腰，和胖子平视，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还不够资格。”
牵回孩子的手，继续往前走，想想，又回头对胖子说：
“这样子对待外地人，您真丢北京人的脸！”
然后又是一个明亮的早晨，我兴高采烈地对安安说：
“跟我去市场吗？”
好一会儿没声音。
“咦，不想去？”
安安憋着什么，犹豫了半晌，皱着眉说：
“我很想去，可是，”他结结巴巴地，“妈妈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不吵架？”
吵架？我惊愕地看着他，没想到这两天的旅程如此深刻地震撼了这小小的人。
“安安，”我捧着他纤弱的脸庞，“妈妈只有在不公平的时候才吵架。”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安安满腹委屈地说，“不公平也不吵架？”
电梯小姐
电梯小姐将钥匙插进孔里，电梯就晃荡晃荡地上升。五楼？
您好。麻烦您。是五楼。谢谢。再见。
一把行李拖进公寓，再出来，我傻了。这不是自动电梯，我得按钮，楼下值班
小姐得从她小房里出来，拎着钥匙，启动电梯，上来接了我，再下去。
您好。对不起又要麻烦您。是的，出去办点儿事。不是，我不是北京人。谢谢，
不客气。再见。
进进出出上上下下，一天就让我受不了了。我是个讨厌寒喧客套的人。甚至于
在社交场合里，我也有一种本事：和对面的人淡漠相看，不想说话的时候就是不说
话，我可以忍受；虽然社会习惯要求你谈谈天气、问问猫儿狗儿、浅笑两声，我不
怎么在乎社会习惯。
可是我是个礼貌的人，见到电梯小姐总觉得该四目交接，点下头，道声谢。几
天之后，当我发觉只要有电梯就得有电梯小姐的时候，我简直支撑不住了。不行，
我的礼貌是有一定存量的，超过这个存量，我所需要的孤独就要受到威胁。
麻烦您。谢谢。对，回来了。还好，北京很好。五楼，对，谢谢您。晚安，再
见。
对不起，又要麻烦您。单车太沉了，提不下去。谢谢您。不用了。请等一会儿。
行。谢谢了。再见。待会儿见。哪里？
我开始有点儿惊慌。她不是搁在电梯里的一把凳子，不是嵌在壁上的一个按钮。
对凳子和按钮我可以视若无睹，凳子和按钮对我也无所要求；可是这个人，这个不
断地为我做举手之劳的人，用她闪动的眼睛看着我，使我不断地消耗那一点点礼貌
存量。最不公平的是，她虽不是凳子按钮，却和凳子按钮一样地永远嵌在电梯里。
只要我用电梯，她就在那里，在那里吸取我微薄的礼貌存量，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
间。
我开始用脚爬走楼梯。五层阶梯上去，五层阶梯下来，把寒喧和礼貌的消耗降
到最低。
几天之后我才赫然发觉：北京城几乎所有的电梯里都有个电梯小姐，像凳子和
按钮一样安装在电梯里，用闪动的眼睛看着你进来，看着你出去，看着你上去，看
着你下来。
我简直大惊失色。
我踏进这个狭窄的电梯。“小姐”是个头发苍苍的老妇人。
“麻烦您到三楼。我找萧乾先生。”
“三楼不停。”她面无表情地。
“那——”我迟疑了一下，回想起1989年见到的行动困难的萧老，“老人家怎
么办？”
“老人走路啊！”电梯“小姐”不太耐烦，显然觉得我的问题有点儿莫名其妙。
※ ※ ※ ※ ※
回到外交公寓，电梯小姐坐在大门口和别栋楼的小姐聊天。和往常一样，她们
的手里总有一把头梳，时不时梳理着刚刚洗过还潮湿的头发；膝上总摆着一份读皱
了的《北京晚报》。她们坐在台阶上，望着门外夜幕渐拢的天空，交换生活里点点
滴滴的大事小事。
手里的水果挺沉的，我踏进大门。
您好。麻烦您。
“没辙啦！我说您看着办吧！”她们的话音一点儿也不被我的出现打断。两个
人像上了电池似的同时起身，往电梯平行挪动，头梳和晚报也跟着浮进电梯。“你
知道小刘昨晚见到谁了吗……”
五楼。谢谢你。
“我还以为她早出了国，原来呀，婚没结成，人家回澳大利亚去了……”
语音、身体、头梳、《北京晚报》，又像幽浮一样缓缓飘下。
望着电梯渐渐合拢的门，我突然彻悟：在她们的眼里，我才是凳子和按钮，我
才是那嵌在电梯里的时明时灭的灯，她们对我是彻底视若无睹的。不把我当“人”
看，她们才活得下去。
我松一口气。
五楼！
打 架
从定陵一出来就听到他们愤怒的声音。
卖饮料的小摊旁，两个穿短裤的男人正使尽全身力气地吵着架，脖子粗了短了，
脸涨得紫红。两人之间还站着个七八岁大的小孩，手里握着罐要喝未喝的可乐，眼
睛怯怯地望着火爆的大人。
男人的声音越来越激昂，紧依着男人身后的两个女人——一个是卖饮料的小贩
的妻，一个是买可乐的孩子的妈——火鸡似的插进来帮着吵，各帮各的男人，只是
四个人同时扯着喉咙嚷嚷，谁也听不见谁的。
当小贩突然弯身去拔他的板凳时，看热闹的人都吓了一跳。小贩黑虎着脸，两
手高举板凳，做出马上要砸下来的架式。
没有板凳的男人吃吃地说：“你打人哪！你打人哪——”边说边退，一步一步
退，眼睛盯着板凳，小贩一步一步逼进，在观众还来不及喊“哎呀”的时候他已愤
然将板凳砸下；没砸到，男人转身就跑，小贩抱着板凳追，两个人就围着饮料摊子
这么一逃一追地绕起圈子来。圈子外边，两个女人已经呼天抢地厮打开来，“你打
人哪，你打人哪！”
看热闹的人似乎得到一分意外的惊喜，没想到那小贩说干就干哪；他们的脸上
带着看午夜恐怖影片的又是害怕又是欢喜的表情。
我笑了。
安安的爸爸一旁瞪我：“人家打架，你觉得好笑？”他走开了。
一直紧紧握着我手的安安松开了手，说：“妈妈，不好笑！”他追爸爸去了。
他们误解了我的笑。他们怎么知道，定陵这一幕人生戏剧将我毫无心理准备地
带回到三十年前的台湾，像经过一个飘忽的梦的隧道，回到了我记忆角落里的童年。
不知道有多少年没见过街头的打架了——欧洲的七年？没见过。美国的八年？
没见过。台湾？
有的，在五六十年代，在我还是个舔着冰棒、看漫画书的小女孩的时候，街头
打架好像是市井风情的一部分，就像时不时会见到的小车祸一样，是特殊的事情，
但它是常常撞见的特殊的事情。走在熙来攘往的街上，突然觉得后头有人跑步，穿
着花布裙提着菜篮的女人气喘喘地说：
“前面……前面有人打架……”
“哪里？哪里？”听到的人急急地问，放下手边的活——一把斩鸭头的刀、一
支修理单车的起子、一笼待洗的菜——脚步杂沓地赶上前去。
前面早就密密实实围了一堵人，小孩只能从人腿的间隙钻进去。打架的两个人，
嘿，是黑鼻和一个不认识的人，扭成一团，不是像电影里那样拳脚生风，只是我抓
你头发你咬我屁股闹不清地扯来扯去。但是黑鼻的鼻子上流着血。
然后有人喊：“大人来了！”
众人让开一条路，警察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打架的人也松一口气。
到定陵去看万历的墓，没想到却看见了一场打架。当小贩举起板凳时，恍惚之
间自己又是那个舔着冰棒手里卷着漫画的小女孩，夹在大人的腿间，惊诧地看大人
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我忍不住的笑里有一份蓦然回首的惊喜，也有一点莫名所以
的惆怅，倒来不及去体恤打架者的情境。
几天之后，在朝阳门外又看到两个人涨着脸打成一团，我就笑不出来了。
“一个月见两次？”长住北京的台湾人说，“不算多。前几天我看见两个人从
公车里开始打，一直打到车下去，打得头破血流……”
于是我说，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也是这样的。这个率直的朋友睁大了眼睛很认真
地回道：
“台湾人才不会这样。台湾人跟大陆人个性完全不一样，有点像两个‘民族性’。”
他的认真倒教我吃了一惊：是因为他比我年轻了十岁，不太认识过去的台湾，
还是两个族群之间真有本质上的不同？不错，在90年代的台湾，和西欧美国一样，
很难见到打架的街景，可是，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
问题？
人类学者李亦园先生曾经对我做过一个比喻：中国文化好比一个工具箱；北京
人打开箱子所需要的东西，和移民海外的台湾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所需要的
东西，由于地理历史环境的不同，会相当不一样；但是尽管拿出来应付生活的工具
不一样，工具箱可还是那一个。
90年代的北京人与他们那个工具箱的运作关系，和今天的台北人与台湾的工具
箱有着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不同的气质和个性。我对北京的认识极为浮浅，
可是，浮浅有浮浅的优点，因为你能更敏感地捕捉第一印象，能用崭新的眼光，更
鲜明地感受一个都市的性格。 1993年8月的北京给我这个陌生人员立即、最深刻的
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压抑极深的城市。
你甚至不需要去了解形成这个城市的种种什么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你只要
经验过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城市，然后从云头往北京纵身一跃，在市井中溜达几
回，和卖菜的、理发的、踩三轮车的、开“面的”的、上班的聊几句，你就会感觉
到那份抑郁，像黑压压的云头，沉重得似乎就要垮下来，却又老不下雨。于是每个
人都在等待，沉重地等待，等待。
北京人大概有一种打开工具箱却遍寻不着所需工具的苦恼，或者说，他不必打
开箱子其实就知道箱子里头没有他渴望需要的工具，所以挫折，所以压抑，所以焦
虑地等待。
90年代的台湾人显得比较轻松，因为他与他工具箱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紧张。他
对箱子里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满意，但是他可以随时打开箱子换几样零件，不高兴时
对着箱子踢上几脚也赔不上身家性命，工具箱基本上够用，日子也还过得去。因为
他对自己的工具箱掌握着某一个程度的自主权，他因此显得豁达。
如果说这就是群体个性的不同，我的朋友或许是对的；可是我毕竟比他多了十
年的记忆，幼时的打架街景历历在目，我清楚地知道：台湾人并非一向都如此轻松
豁达的，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可走了三十年；不打架是因为不必打架，而不必打
架，则有它必要的社会条件。
两个骑单车的人相撞，车撞坏了。两个人是不是要吵架呢？
不一定。
如果单车只是车主所拥有的财产中极微小的一部分，譬如说，单车之外他还有
两辆汽车、三辆越野自行车等等，那么他们有可能只是挥挥手：哎，没关系。
如果两辆车都有保险，也就是说，修车或买车的费用都由保险公司负担，那么
车主也可能只是交换一下彼此的电话号码，很文明地握手道别。
相反的，如果失去了单车有如骆驼祥子丢了他的车，生计马上陷入困难——你
能不吵吗？
三十年前，台湾人买了个坏的货品，他得回到店里去吵架，因为店主不肯收回
成品而顾客又承受不起损失，吵架，甚至于打架，成为避免不了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经过消费者运动十几年的努力，在1994年1月，“国会”正式通过“消费者保护法”，
保障了业主和消费者的公平权益。有了法章的调节，他不必吵架，他不必打架。
可是，从吵架到不吵架，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人（驮着他特有的工具箱）走
了多少艰难的岁月？
社会累积了相当的财富，同时又以相当公平的规则来保护个人的权益，这个社
会就减低了吵架打架的必要。在我眼中这是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台湾的不同，也正
巧是今天北京和台北的差异；这个差异，与其说是“民族性”的不同，不如说是发
展阶段的落差。
那么，是不是三十年后的北京街头就看不见脸红脖子粗拿板凳的人了呢？我不
知道，很可能，那得看北京人怎么处理他和他背上驮着的工具箱之间的关系吧！不
过，我只是个过路的人，很可能看走了眼。
故乡异乡
火车站
四九年，兵荒马乱中，母亲终于不顾一切地只身搭上火车，她要回衡山把一岁
大的孩子带出来。当初是为了避免让幼儿受流离颠沛之苦而将他托给了乡下的奶奶，
现在，思儿心切，管不了那么多了，要受苦就一起受吧！
半年多不见，孩子显得大多了，可是已经不认得自己的母亲。他瞪着眼前陌生
的女人，像猫一样紧缠着奶奶的腿，“不要不要——”怎么也不肯跟陌生人抱抱，
“不要不要——”他奶声奶气地喊着。
踩着黄泥路，到了火车站，孩子开始呼天抢地，“不要不要奶奶不要！”火车
轰然进站的时候，伤了心的母亲转了念头：“算了，不勉强吧！乡下大概还是平静
点，反正很快就会回来……”
她终于松了手，将啼哭抵抗的孩子交还给奶奶，回身上了火车。火车缓缓开动，
她将脸贴着车窗，依依地看着那紧搂着奶奶脖子的孩子，孩子两只清亮的眼睛也正
牢牢地望着她。
她当然不知道，火车一开动，就将她和孩子拉开了四十年。四十年后她已老态
龙钟，再度来到这荒野中的小火车站，黄泥路依旧，那个奶声奶气的孩子已是个面
貌黝黑的中年人，他赤着脚走在田埂上，扁担的两头悠悠晃着满盛的水。
衡山的哥哥比我大四岁；如果我早生四年，那个被留在湖南乡下的就是我，那
么今天就没有龙应台，而有龙应湘。
四十年后的龙应湘该是个什么人呢？
父执辈
既然叫龙应台，当然是个在台湾出世的孩子，可是正因为名字里嵌了“台”这
个字，谁都知道他肯定是个异乡人。四九年之后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叫“台生”的，
不管是张台生、李台生、翁台生，他们的父母都才在兵荒马乱中渡海而来，刚刚踏
上台湾的土地。祖传数代的台湾孩子不会叫台生，就好像老北京人的孩子不会叫京
生一样。“台生”，一方面告诉你这孩子和台湾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却也泄
露，他和台湾毕竟只是初识。
我这个“台生”从小就发现自己和周围的玩伴不一样。他们讲闽南语，我们说
国语；他们住在祖传的老宅里，我们则从公家宿舍搬到公家宿舍；他们的妈妈穿着
短衫长裤，我们的妈妈穿旗袍；他们的爸爸做生意、打鱼、种地，我们的爸爸穿着
某种制服办某种的公；他们在清明节提着食篮上祖坟，我们在家门前焚烧纸钱，捻
香对天空遥祭；他们的父执辈群聚在夜市里喝酒划拳，卷起裤脚蹲在庙前广场推牌
九，得意时咬牙切齿地喊“干你娘！”；我们的父执辈穿着短袖衬衫、深色长裤，
围着方桌打麻将， 时不时脱口而出“妈啦个B胡了！”洗牌时哗啦哗啦响得整条巷
子都听得见。
所谓父执辈，就是那些口音腔调和你父母的相似，会和蔼地摸摸你头、给你两
块钱差遣你在对面杂货店买瓶五加皮然后让你保留零钱的人。七九年，纽约电视上
出现一个大陆的老农民，缺了门牙的老农咧嘴笑着，一脸憨厚，他一开口说话，我
就呆了——怎么口音如此亲切竟像个“父执辈”呢？
操乡音的我的“父执辈”在台湾是那少数的异乡人，缺牙的老农民使我发觉：
海峡那边，操南腔北调的“外省人”却是多数，而且是那边的本地人；我觉得惊奇。
乡 音
八五年，台湾人到大陆仍旧是违法的，但是我去了，去看看湖南那个被落在火
车站的长我四岁的孩子。
清晨，还在半睡半醒中，宾馆窗外流进此起彼落的人语声，不外乎日常的招呼，
“哪里去呀？”“早啊！”人来人往。
我蜷缩在被窝里，耳朵却像野狼一样竖起来。这窗外的人，怎么回事，竟然会
说着我父亲的话，那声音、腔调，熟悉而亲切，像条睡暖了的旧被，像厨房里带点
油腻的老钟。我冲动得想趴上窗子看看这些人的面貌——他们和父亲长得可也相似。
在台湾，父亲的乡音总惹人发笑，“听莫啦！”人们摇摇头。他得费好大的力
气才能让人弄清楚他要的是锄头、芋头、还是猪头。
而在这扇窗外，每一个人——厨师、公安、服务员、书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都说着父亲的话，说得那么流利顺畅，说得那么不假思索，那么理直气壮，好
像天下再大也只有这么一个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语言。
窗外人声不断，我起床漱洗。满嘴牙膏泡沫时，听到一个稚嫩的声音：“埃及，
我海子掉了！”
“海子”，是鞋子，我从小听熟了。“埃及”，父亲当年也这样喊他的母亲吧？
是哪两个字呢？“娭己”？“爱姐”？“蜀人谓母曰姐”，楚蜀不远吧？
“有一次，我从学校里回来，跑了两三里的路，下着雪喽，进到屋里来，眼睛
都花了。你奶奶给我一碗饭，我接过来，想放桌子上去，没有想到哗啦一声饭碗跌
在地上，破了。
你奶奶以为我嫌只有米饭没有菜，把饭给甩了。她伤心地哭了，她把自己的饭
省给我吃……”
父亲讲这个他不知讲了多少遍的故事，然后叹息：“我对不起你奶奶。”然后
要沉默很久。
我们则各做各的事情，这个打破碗的故事不如司马光砸破石缸来得惊险，也不
如华盛顿砍掉樱桃树来得伟大，实在不怎么样。倒是在我满嘴牙膏泡沫倾听窗外的
这一刻，突然想到：奇怪，这许多年来父女一场，怎么倒从来不曾问过父亲是否想
家。
于是我让哥哥就着录音机坐下，“给爸妈说段话吧！”哥哥两眼望着自己的脚，
困难地思索着。我在一旁呆坐。是啊、他该说什么呢？问父母这四十年究竟是怎么
回事？问老天那一列火车为什么走得那么不留余地？
回到台湾的家，行囊尚未解开，就赶忙将录音带从口袋中掏出——我从不可预
测的历史学得，有些东西必须贴身携带，譬如兵荒马乱中秘书的孩子，譬如一张仅
存的情人的照片，譬如一卷无可复制的带着乡音的录音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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