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欧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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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打火机，把杯子烧起来；四个男女围坐在沙滩上，快乐地看着一只螃蟹在火里
挣扎，慢慢地死亡。
我的心很痛，走过去对他们说：“这只螃蟹是属于这个海滩，属于大家的，你
们怎么可以破坏？”
年轻人讪讪的，觉得没趣。正在找另一只螃蟹的女孩假装在玩水。我匆匆收拾
了东西，匆匆地离开了海滩。不，我没有说出百分之一我想对他们说的话。我想说：
螃蟹也是这个地球村的原住民，如果他不曾妨碍你的生存，你就没有资格剥夺他的
生存权利。我想说：“弱肉强食”或许是生物界的常态。人吃牛羊猪狗草虾螃蟹；
但是“大地反扑”也是自然界的常态，强食者的滥杀滥捕最后要造成自己的枯竭。
我想说：你只是地球村的过客，住了你的一生就要离开，换下一代来生活，你没有
权利烧死一只螃蟹。如果人人到了海滩都去烧死一只螃蟹，那么我的孩子，当他到
海边嬉戏的时候，就没有螃蟹可看；在清浅的水中发现一只横行的螃蟹，是在地球
村中成长的快乐。你，没有权利剥夺我的孩子的快乐。
可是这些话，我都没有说；我觉得无力。这些年轻人是怎么成长的呢？难道不
是和我一样，从稚嫩的年龄开始，看着小狗被抛出墙外，看着小猪被摔得肚破肠流，
听着杀猫的故事，闻着烟蒂烧燃猴毛的焦味？他们不是那样长大的吗？不管课本里
怎么写，如果整个社会给他们看的是人对生物的肆虐，沾沾自喜、毫无罪恶感的肆
虐，谁能要求他们了解“爱生”呢？“爱生”的观念从哪里开始呢？
淡水的街上有一条年幼的小狗；知道他年幼，因为幼狗的眼神里有一种特别的
稚气。这只个狗只有两条腿，两条前腿。后腿，被摩托车压断了。每天早上，市场
附近人群熙来攘往，买菜的人挑精捡肥。在人腿与狗腿之间，这只小狗寻寻觅觅找
东西吃，找水喝。它用两只前腿撑着整个身体，半爬半跳，一瘸一瘸地拖过淡水的
街道。
在苏黎世家附近的公园里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鸟；翅膀折断了，躺在草地上，圆
圆的黑眼望着天空。孩子蹲下去，摸摸鸟毛，研究了好一会儿，回过头说：“妈妈，
鸡！”
我把小麻雀拾起来，轻轻放在孩子肥肥的手掌中，让他感觉鸟体的温热，对他
说：“我们带他到池塘那边去。”池塘那边有个小小的房子，房子的一角有两扇小
小的窗，一扇写着：“请将死鸟置此，我们会处理。”另一扇写着：“请将受伤的
鸟放在篮子里，我们会为它疗伤。”
篮子里有些脱落的羽毛。我让孩子把鸟放进篮子；他放得很慢，很小心，眼睛
里透着无限的惊奇与欢喜。
　斜　　坡
巴黎的地下铁道举世闻名；我推着婴儿车来到一个入口，却呆住了。狭窄的入
口只容许一个瘦瘦的人挤过去，何况中间横着三条棍子，怎么折腾也不可能将婴儿
车推过去。巴黎没有作母亲的吗？
好不容易来了别的过客．一前一后把婴儿车抬了过去。坐了一段车之后，走到
出口，出口竟然是由一杠一杠钢铁棒组成的旋转门，这一回，即使把婴儿车抬起来
也出不去了。
我常常在想究竟“先进”是什么意思。钱吗？产油国家钱多得很，骆驼旁边就
是宾士车，但没有人认为他们“先进”。人才吗？印度有太多的受过高等专业教育
的人才，但是他们的社会无法吸收。尖端科技吗？连巴基斯坦都有造原子弹的能力。
民主政治吗？也不见得，印度是相当民主的……那么，是钱、人才、科技、民主等
等条件的总合吗？这样说又太模糊笼统，说了等于没说。
一手抱着扭来扭去的孩子，一手拉拉扯扯把提袋、大衣、雨伞全部从婴儿车卸
下来，一件一件往身上挂，再手忙脚乱地把车子折叠起来，全副装备地挤进栅栏，
还要担心孩子的手脚不被夹在旋转杠中。
上到路面来，在飘落的雪片中再把车子撑起，又是哀求又是恐吓地把该子放进
车里，准备过街；我发觉铺高的人行道与车道交接之处没有作成斜坡，造成将近一
尺高的落差。扶着婴儿车站在这个“悬崖”之前，如果继续往前推，很可能把孩子
像畚箕倒垃圾一样“倒”到雪地里去———
离开高贵却很“凶险”的巴黎，回到静谧的苏黎世，我想我为“先进”找到了
一个必要的条件，正巧是中国人说的，“富而有礼”。这“礼”，不仅只是鞠躬握
手寒喧的表面，而是一种“民胞物与”观念的付诸于具体。
从火车站的地下层上到路面，有电梯可乘，专门供婴儿车与残障者的轮椅使用。
所有的人行道与车道的交接之处都铺成斜坡，接着黄色的斑马线道，婴儿车顺利地
滑过，失明的人也不需要害怕一失足成千古恨。
机场和车站的盥洗室里有特别为残障人设计的厕所与洗手台，有让母亲为婴儿
换尿布的平台。（在戴高乐机场的盥洗室中，作母亲的我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把孩
子光光地放在冰凉的地上，要不就只有把他放在马桶盖上——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
谅巴黎人！）
在苏黎世的住宅区，你也不可能走上两条街还看不见一个儿童的小天地：就在
房子与房子之间，一小块青草地上，一个秋千、一个跷跷板、一堆沙。许多垃圾箱
上涂着儿童画：猪、狗、猴子、孔雀，守着荡秋千、玩沙厮闹的小孩。
大型的百货店往往有个幼儿乐园，免费的，让来采购的父母放心去采购，孩子
也玩得痛快。乐园中并不是随便摆一些无意义的电动玩具让孩子过一过瘾；它依年
龄而隔间：大一点的，有电视童话节目可看，不看电视的可以看童书画报。小一点
的玩益智的组合积木，用蜡笔画画；还不会走路的小把戏，就在地毯上玩会叫的小
狗熊。
儿童与残障者都是弱者，没有办法主宰一个社会的走向；他们不得不仰靠主宰
社会的人——到目前为止，多半仍是身心健全的大男人们——来为他们设想。没有
财富的社会即使有心为弱者设想，能做到的大概没有几件，更何况若是饥寒交迫，
连设想的“有心”　都不太可能。　有过“易子而食”经验的中国人说得一针见血：
“衣食足而后知荣辱”。
有财富的社会，如果在心灵的层次上还没有提高到对人的关爱，还没有扩及到
对弱者的包容，它也是一个落后的社会。它的国民所得被用在扩充军备、制造原子
弹等等毁灭人的途径，而且往往有极堂皇的借口；不会用在社会中“弱者”的身上：
建电梯、筑人行道斜坡、设儿童乐园。
当我的婴儿车不必停在人行道的“悬崖”上，而能安全顺遂地滑过街心时，我
感觉到自己是在一个“富而有礼”的社会中。它有钱为每一条人行道建斜坡，但是
更重要的，设计道路的人在灯下制图时，会想到他的社会中有年轻的母亲推着稚嫩
的幼儿、有失明的人拄着问路的手杖、有弯腰驼背的老者蹒跚而行……为了这些人，
他做出一个小小的斜坡来。这个斜坡，是一份同情，一份礼让，一份包容。
只是一个小小的斜坡罢了！但是，台湾距离真正的“富而有礼”还有多远呢？
　打开二二八的“黑盒子”
“你是外省人？”白头发的陈教授问我，我不经心地点点头，却也感觉到他表
情的复杂。
离开台湾之后，三十几年不曾回去探过亲。对于我这么一个“什么都不知道”
的新留学生，他一方面想特别地关照，因为我也是中国人，一方面，又有着排解不
开的憎恨——我是个外省人。而做了一世异乡人的他，忘不了二二八事件的回忆。
他的伤痛与仇恨，很深。我对二二八的无知，也很彻底。
一九三九年，一万五千个波兰人在俄国兵士的枪口下被推进一节一节发臭的火
车，开往荒野中的劳工营。忧心盼望的妻子儿女在半年之中还收到几封来信。到了
第二年的五月，突然音讯杳然。两年之后，德国人在卡定河边的森林里挖出四千三
百廿一具尸体，这些波兰人的尸体。
俄国政府说这些人是德国人杀的，但提不出任何证据。波兰的老百姓却斩钉截
铁地认为，毫无疑问，是俄国人干的。但是波兰，身为苏联的附属国，是不敢说话
的。他们的政府不允许历史学者去研究这段大屠杀的公案。也没有人敢问：那没有
尸体的一万个人又遭到了什么结局？
历史，不分中外，都是政权的工具。六十年代的赫鲁晓夫曾经对当时的波兰领
袖哥穆尔卡建议：设立一个特别调查团，由俄国与波兰的历史学者组成，共同去发
掘卡定河的冤案。哥穆尔卡却推诿了。为什么？哥穆尔卡本身的政治力量依靠当时
波兰人的爱国情绪，对俄国人越恨，爱国情绪就煽得越热，对他的政权就越有利。
解开了卡定河的历史公案，很可能也就淡化了波兰人的恨俄情绪，对他个人的政治
策略有损。
掩藏历史真相是为了巩固政权，然而打开历史真相却也有它的政治企图。以革
新、开放作号召的戈尔巴乔夫现在希望重新调查波俄两国之间从前所忌讳的历史案
件。苏联政府体认到，波兰百姓对俄国的憎恶与那些不明不白的冤案很有关系。冤
案未结，仇恨永远埋在心里。不如开诚布公地发掘真相，然后才有可能“让过去的
过去”。戈尔巴乔夫要让历史出头，当然是想化解政治上潜伏的危机。
与企图掩饰历史的执政者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策略站在公理的一边—
—一万五千个人的命运悲剧，要有个交代，死者的亲人仍旧在痛苦的回忆中惘然地
等待，辛活的波兰人对自己不幸的同胞也有告慰亡魂的责任。历史的“黑盒子”打
开之后，波兰人的仇俄情绪可能合理地化解，如戈尔巴乔夫所希望，却也可能更加
深血债血还的愤慨，如许多波兰人猜测。但是即使公开真相之后戈尔巴乔夫无法达
到淡化仇恨的目的，他仍旧会有两重收获；第一重，大屠杀的真相大白之后，波兰
人即使无法原谅，却因为罪案的水落石出，他的仇恨会有固定的对象，有一定的程
度。在历史得不到昭白，公理得不到伸张时，他的仇恨必然是隐藏的、臆测的，因
此往往是夸大而且扩张的。第二重收获，戈尔巴乔夫会受到将来历史的肯定，因为
他肯定历史。
台湾的二二八事件，现在总算有人敢公开谈了。俞国华说，政府其实从来不曾
禁止过对二二八历史的研究。言外之意，四十年来人们不敢谈这个事件只是个误会！
就好像台湾其实根本没有“报禁”这回事，也是误会而已。好吧，让我们相信俞院
长的话，就开始深入研究二二八吧！事实上，为了对历史表示绝对的尊重，对冤枉
牺牲的同胞表示遗憾，对牺牲者的亲人后代表示负责，政府何不组织一个特别委员
会，由各界所尊重信服的历史学家组成，客观而深入地去研究二二八事件，再公诸
社会？
一个敢面对历史、肯定历史的执政者，才可能被历史肯定。
　台湾素描
回到一年不见的台湾，解严后的台湾。
　　之一
中正机场的海关人员翻着我行李箱中的书：丛维熙的《断桥》、谌容的小说集、
冯骥才的《三寸金莲》……。他面无表情地说：“这些书不能带进去！”
“为什么？不是解严了吗？”
他犹豫了一下，出了个点子：“那你把封里、封底撕掉好了。”
好吧，撕掉一、两页还可以忍受，检查人员却在我另一个箱子里摸到更多的书。
他摇摇头，把新闻局的人员找了来。
也是年轻人。把莫言的小说翻来翻去，想在书里找出几句宣扬共产主义的句子，
以便冠冕堂皇的没收，找不到，就显得有点不知所措。我干脆把书都摊开来。
“这是画册，山水画，准备送给国内画家观摩的。山水就是山水。这是小说，
因为我准备写小说批评。这是一本《九十年代》，因为里头有我自己的文章……”
年轻人很犹豫：“法令规定不准带入，我们是依法行事——”
“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法令是错的。它不应该剥夺人民求知的权利。更何况，已
经解严，张贤亮与阿城、沈从文的作品都在台北出版了，你还不许我带大陆作品进
去？”
年轻人陷在法与理之间的泥沼中，最后没收了一本《九十年代》，“意思意思”。
　　之二
坐进冷气飕飕的计程车里。西门町青少年族类的音乐敲着猛烈的节拍。幼稚的
歌喉喊出来的仿佛是什么“年轻就是不要留白”之类的歌词，努力的重复又重复。
一首歌完了，播报员轻笑一声，用圆熟的国语说：“刚刚这首歌充满了青春的
气息，对，年轻就是不要留白。青年朋友们，好好把握您美丽的青春吧。刚刚在南
京东路与敦化北路口的示威游行队伍已经解散。下面请继续听现在最流行的‘吻你
的头发”。
薄薄的女音嗲嗲地唱起来。
“什么游行，你知道吗？”我问司机。
司机摇摇头，“不知道，没兴趣。”
“为什么没兴趣？这一年政局的突变你觉得怎么样？”
司机猛地一个急转弯，抢在一辆大公车前。漫不经心的说：“变不变，都一样。
国民党是这样，民进党作主以后也会同款。我只是国中毕业，没有什么知识，他们
在吵什么、争什么，我实在不知道。像我们这种人，只求平安，一家大小有饭吃、
有房子住，小孩能上学就好。谁作官其实都不要紧……”
　　之三
金华国中的礼堂。没有冷气。一千多人坐在位子上搧手里的扇子。有些人索性
坐在窗台上，一边擦汗，一边抖动湿透的白衬衫。
外省老兵有一个典型：白色的短袖衬衫，深色的西裤。衬衫是半透明的化学质
料，看得见里头贴身穿的汗衫背心；西裤，也是什么廉价“龙”的，穿久了，有一
点皱。脸上，刻着风霜岁月的皱纹，但绝不是一张庄稼人的脸。庄稼人的脸橡黄牛
犁过的黑土，虽有日晒风吹的超糙艰苦，却总透着一种单纯、实在的力感。老兵的
脸，肤色不那么深，皱纹不那么粗，但是透着一股郁闷，与眉宇间无依、认命的苦
感，像和面一样，揉出一张脸来。
台上的演讲人正在用刻意压扁成金属似的声音慷慨激昂的说：“你看看中正纪
念堂有多么壮观！老总统伟大，可是他再伟大也没有你们老兵流血流汗来得伟大—
—”
台下一阵热哄哄的掌声。老兵不断的拿手帕擦脸上的汗，有时候也分不清是在
擦汗还是在拭泪。
“国大代表做了什么事？”政治人物继续喊着，“他们躺在床上打葡萄糖针，
一个月薪水八万，你们为国民党作牛作马，牺牲奉献，国民党给了你什么？授田证
究竟值几毛钱？”
身边的老兵侧头看看我，伸出大拇指说：“这个人讲得好！讲得好！”
实在热得透不过气来，我钻出人群，站到走廊上。
“这么年轻的小姐怎么会来这里？”一个搧着扇子的老兵开口说话，一口四川
音。
“我有兴趣呀！”我笑着说。
“小姐你别笑！”老兵似乎觉得我的笑太轻薄了，正色的说，“你们太年轻了，
不知道。我们是少年兵，在军队里吃尽了苦。退伍的时候，给我两百块钱要我‘自
谋生活’。我领到两百块，有的人还要倒贴，因为丢了军毯皮带什么。两百块啊！
小姐，你知不知道，人家国民党的官养条狗，那条狗一天也不只吃两百块哦！”
“你现在做什么职业？”
“开计程车呀！我已经六十五岁了，你总不能要我到了七十岁还在台北开车吧？”
“我们要去游行——”站在角落吃便当的老兵突然大声对着我说，挥舞着手里
的筷子：“就走到总统家门口去——”
“总统家在哪里？”
“在大直呀！我们带便当去，吃喝拉撤都在他家门口……”离开会场，拦下一
辆车，司机又是一张老兵的脸谱。
“老乡，你怎么没去参加自谋生活老兵抗议大会呢？”
湖南腔很重的司机，背显得很驼，很瘦。带着谴责的口气说：
“小姐为什么去听那个？国家对我们有恩德，政府照顾我们，给我什么，我接
受。不给我什么，我认命。抗议做什么？这些人都是被民进党利用啦！小姐不可以
相信他们的话。”
　　之四
路上碰见记者，扛着照相机，喘着气，惊魂未定的样子。
“不得了！《台湾日报》被砸了！一群人冲进去，三四层楼，一层一层的砸，
文件、电话、桌椅，一片混乱……我差点挨揍……”
“究竟为什么？”
“《台湾日报》属于军方。前几天刊出一篇文章，说龙山寺老人协会的老人，
被民进党用一人一千块收买了去参加街头抗议。这些老人气不过，就去找《台湾日
报》理论，但一发不可收拾……你等着看晚间新闻吧！”
晚间新闻。朋友家的伯父伯母、叔叔、婶婶一大伙人，边吃西瓜边看电视。荧
光幕上现出《台湾日报》社内满地的文件，倾倒的桌椅、扯断的电话线。播报员以
极富权威感与客观性的职业声音解说“暴民”如何如何固顾法纪、受民进党的煽动，
而作出危害社会大众的可耻事情。暴动的起因，一字不提。
伯母丢下西瓜，激动地说：“台湾真的要完蛋了。你看，民进党这么无法无天，
得寸进尺，简直是……政府怎么不把这些坏人都关起来呢？”
“对呀？对呀！”一嘴金牙的婶婶也愤慨起来：“他们可以打报社，也可以打
到我家来呀！他们是不是要打死外省人呢？”
电视记者继续说：“……这些暴徒，政府有决心要绳之以法……”。
　　记于一九八七年八月
视大奖·必藐之
　——与马悦然谈诺贝尔文学奖
每年的十月前后，总有中国人在问：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会不会颁给中国作家？
即使不是十月，诺贝尔奖这个透着金光的大苹果也常常挂在中国作家的眼前。有人
指责瑞典人没有眼光，不懂得欣赏中国文学；有人批判自己的文学，说中国作品根
本就还不够资格得这个世界大奖。大陆的诗人北岛就曾说过，中国当代文学还得十
年、二十年之后才可能成熟到获得诺贝尔奖的地步。
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闪着金光的大苹果，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负责评选文学奖的，是十八位瑞典学院的院士。十八位之中有一位汉学家，马
悦然教授。去年他受邀参加在上海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由北京的中
国作协主办。会议期间，马悦然成为中国作家的焦点：冲动的人向他抗议中国作家
受到忽视，深沉的人对他下特别的“功夫”，为将来铺路。马氏去年在台湾受《联
合报》访问时，记者所提的重心问题也就是那么一个：中国作家哪年哪月可以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
不管是台湾或大陆，好像整个大中国的文艺界都在热切地追求一个伟大的目标：
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这个奖，究竟有什么价值呢？
　　　※　　※　　※　　※　　※
先让我们看看它产生的过程。在每年二月一日之前，推荐信必须交抵瑞典学院；
大学文学系主任、各国笔会、历任诺贝尔奖得主等等，都有推荐资格。十八位评审
中的五人小组立即开始初选，从通常的一百五十个到两百个的候选作家之中挑选五
位到十位的作家进入决审。十八位评审——一半是瑞典的作家，一位律师，其他是
文学教授或评论家——从五月开始作“功课”，九月开始讨论与辩论，十月的某一
个星期四向世界公布他们最后的决定。
“为什么是十八位？九票对九票，怎么办？”
“本来是十七位，但在瑞典语中，‘十七’的发音不但难听，而且跟诅咒的话
音似，所以决定要十八位。我们从来没碰过九对九的情况，如果真碰上了，就要抽
签决定。”
抽签？那岂不表示一个诺贝尔奖有百分之五十是运气。语言，是最难克服的问
题。一个以西藏文或某种非洲偏僻方言创作的作家，有多大的机会让西方读者注意
到他的存在？作品不翻译成英德法等所谓“主要”语言，这些作家，不管如何优秀，
都不太有得奖的可能。相反的，一个以英文创作的作家，只要他写得好，不费什么
力气就可以成为世界瞩目的明星。十八位评审当然也了解语言的重要。除了母语瑞
典文之外，每人都懂英法德三种文字，其次，有的人懂东欧语言，有的人通西班牙、
意大利文，有的人懂中文。但是，这样的分布仍旧不能解决语言的障碍。
“我们能够倚赖的，只有翻译。在已有译本的情况下，译本的好与坏影响很大。
在上海开会时我曾经说过：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的中国作品简直是谋杀中国文学，
坏得令人反胃。在没有译本的情况下，我们就得倚赖专家，往往得由瑞典学院特别
聘人翻译。这就费时费力。我们需要两三年的研读时间。通常，一个得奖的作家都
是在两三年前就受到推荐的。不过倚赖专家，也不可靠。譬如讨论一位中国作家，
你或许必须读夏志清的评论，但是夏志清的评论又有许多偏颇，他往往以西方文学
的标准来论断中国文学。于是你必须参看另一个人的评论，而另一个人又有另一个
人的偏颇……”
翻译，究竟能不能够代表原作？这是个问题，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