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欧洲-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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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朋友，开口就是：“秩序还好吧：？”（Alles　in　Ordnung？）
中国人靠米饭过活，德国人靠秩序；所以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餐厅，有德国人
的地方就有秩序局（Ordnungsamt）。
处罚十三公里的时速，这秩序局实在走火入魔了。回到竹篓边，拎起大剪刀。
好，奋斗到六十马克的时候，我就停止，就屈服。人家梭罗不也只坐了一夜的牢？
抗议到底的代价太昂贵了，何况我也没有那个时间……
我轻易地原谅了自己，却再也提不起兴致继续修剪莓果枝。气馁地躺进伞下的
凉椅，随手翻开今天的小镇报纸，竟然，竟然有这么一篇报导：
大半市民落入陷阱
新置相机引起争议
……前任市长本人亦以时速十一公里被拍照，罚金二十元，市长拒缴。
消防队队长以十五公里时速被开罚单，他愤怒地说：
“二十公里以下，只能用大拇指来测量了。”
两名律师正准备和市政府就此交通标志对簿公堂，全国驾驶人协会也
将采取行动。一位高级警官在接受访问时率直地说：“如果我在那个地点
被照像的话，那我非打官司打到倾家荡产不可！妈的！”
妈的！
　　人吃人的西方
离开小冷，往北就是历史古城威玛。走出火车站，回头看看；这虽是威玛，毕
竟还是东德的威玛。火车站是个灰扑扑、陈旧不堪的建筑，泥墙剥落了，窗框的木
头绽出裂纹。
迎面袭来的空气，混合着煤味和汽车放出来的废气，令人窒息。每条路都有工
程，交通因而堵塞不堪。车身布满脏泥，行人的鞋子也裹着一层泥。各种各样的建
筑工程机械在每条街上发出巨大的噪音。
街角有个崭新的旅行社。
“能够帮我找个家庭旅馆吗？”
“我们新邦没有什么家庭旅馆，只有两种旅馆，一种很破旧失修的，您大概不
愿住，一种就是观光饭店了，比较贵。”
正在打字的小姐抬头冲我笑了一下：“您早来了两年；再过两年，我们就什么
都有了。”
“再过两年，”我说，“四十年的共产东德就连影子都没有了。我来得正是时
候。”
她点点头。
“大象旅馆有一个单人房，没有浴室，九十块一晚。就在老街广场上，五分钟
就到。”
五分钟其实走不到，因为要穿过无数的工地。粗大的水管搁在人行道上，等着
埋入地下。房子围上鹰架，等着翻新。地面上的砖块被掀了起来，等着重铺。机器
隆隆地震着地面。
后共产的威玛，在机器声中震动。
古街广场上，工人在铺地面。整个老街坊，都是青灰色的石板街，由一块一块
的石头缀成。每一块石头，大约有两个拳头大，切割得不平整，显然是用手工敲的。
工人在地上打下铁桩，绑上细绳，铁桩和铁桩之间就拉出一条直线来。工人屈腿跪
在地上，一手持锤，一手挑选大小适中的石块，把石块一个接着一个地排列起来；
几千几万颗石块缀连起来，就成为一条当年走马车、现在行汽车的石板街。
几百年前路是这么铺的，今天还是这么铺，因为这是条老街。
进入老街之后，威玛突然换了面貌。好像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妇人把斗篷和面具
突然摘掉，露出风华绝代的真面目来。躲藏在陈旧的建筑和震耳的工程噪音后面，
是威玛光彩夺目的历史。
面对着广场的大象旅馆，只是一栋不引人注目的老房子，里面的陈设，有典型
的公家机关那种保守和沉闷；可是就在这里，巴哈曾经夜宿，汤玛斯曼曾在这里写
小说，用大象旅馆作背景。
走出旅店，眼角余光瞥见隔壁墙上刻着几行字：“从一七○七到一七一七年，
巴哈居住于此。他的两个孩子在此屋诞生。”
向前信步走去，看见一栋黄色的建筑，是威玛图书馆，墙上的牌子说：
“在一七九七到一八三二年间，歌德在此任图书馆馆长。”
歌德的家，就在五分钟的脚程之外。他的马车停在车库里，车库楼上，是他写
作的书房，他的笔还搁在书桌上；他的床，还铺着他睡过的床褥。
踩着凹凸不平的石街，找到了尼采的家。也看到了李斯特的房子，还有他弹过
的钢琴。
最后，还进了席勒的屋子，看见他的书桌，靠书桌边，摆着一张床，是他临终
的床。
威玛的历史光辉，使人完全忘了有东德这么回事，直到这个席勒书房的解说员
开始聊起自己来。
“对我来说，统一不但没带来好处，还让我遭了殃。”
这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妇人，衣襟上别着名牌，“保利”。我们站在席勒的书架
前。
“我有个严重智障的儿子，今年三十四岁了。三十几年来，我抚养他，帮他穿
衣、系鞋带、喂他吃饭、帮他洗澡……在社会主义的东德，国家还算照顾我，有特
别的津贴，工厂还有手工品让我在家里做，因为我不能离开儿子一步。”
几个浏览的客人走近来，保利停了一下。
“现在统一了，工厂倒闭了，我失业了，要申请什么补助得跑好多个机构；我
也不知道我可以申请什么，所有法律都是新的，观念也是新的，我觉得糊涂极了。
不得已，只好把儿子送去智障辅导院，真不忍心呀，可我怎么办呢？我自己朝不保
夕……”
“您在这里不是个工作吗？”
“这是临时雇员，大概下个月又得失业了。老实说，统一的‘自由’对我一点
意义都没有。以前是没有旅行的自由，现在我可以旅行，但我没有钱旅行，这样的
自由有什么用？西德我还从来没去过——我另一个儿子是兽医，他也失业，他去过
西德，又回来了……”
“为什么不在西德找工作？”
保利不屑地摇摇头：“他不肯。他和我想法一样，西德是个人吃人的世界，每
个人都想出人头地，把别人踩在脚下，那是一个没有感情、只讲功利的社会……我
们不愿意去那里。”
保利摇摇头。
　　在疯狂中保持清醒
经过四个多月的审讯，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子终于有了结论。一九八九
年二月，围墙颓倒的半年前，什岁的克利斯和高定在逃亡时被击倒；克利斯当场死
亡，高定足踝踩中枪。
被告的四个年轻的士兵，两个被判无罪，因为他们只是口头发出命令：“射！”
用枪射击高定脚部的士兵判了两年徒刑，但是可以假释；最重的，是开枪射杀克利
斯的士兵，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
法官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
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
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
律。
克利斯憔悴的母亲说：“对，我满意了。杀人的人受到了制裁。”在审案期间，
许多东德人写信给这个母亲：“你就饶了那年轻的士兵吧！他有小孩，还有前途，
死者也不能复生……”克利斯的母亲说：“他有小孩，还有前途——我的克利斯本
来也会有小孩、有前途的，谁想到他呢？”
死者的母亲满意了，不满意的人却很多。法官的判决，并没有回答任何基本问
题：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公平吗？法官援引当年纳粹的审判，说是个人良知必
须超越国法军令，可是，在战后的审判中，也有法庭认为不能以今天的标准问罪昨
天的标准。东德的守卫当年是在捍卫围墙，“保国卫民”，而逃亡者就是叛国者。
谁都知道，狙击到逃亡者的士兵会受部队长官表扬、会得奖金、假期、升迁机会…
…他所捍卫的国家没有了之后，说他是杀人凶手、惩治他，不仅只是以今日之是非
昨日之是，而且是以西德的法律强加在东德人民的头上。
法官也不曾回答，究竟谁真正有罪？把枪拿在手里直接开火的人被惩罚了，那
么那发号施令的连长呢？统筹作业的将军呢？下达格杀令的总理呢？当年负责筑墙、
把人民当囚犯的政治首领呢？如果克利斯不死，他的逃亡罪会被东德的法庭判三年
以上的徒刑。在围墙建起之后，有两万三千人因试图逃亡而坐牢，这当然也是不义
的迫害。所以，该从哪里开始惩罚和报复呢？解押犯人的法警？辩护无力的律师？
开判决书的法官？监狱的狱长？牢房的守卫？极权统治是一个密密麻麻、脉络繁复
的大网；开枪的守卫只不过是大网中一个极小的环结。
法官也没有回答，在这个大网之中，个人究竟能为自己负责多少？“尊重生命”，
法官严肃的教训被告，“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士兵
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士兵怎么会知道呢？
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成长的？他的幼稚园老师、中学教官、部队长官，曾经教过
他“良知超越法律”吗？在他的社会教育过程，电视上的新闻主播、报纸上的社论
专栏、国庆日和劳动节的演讲者，可曾告诉他“尊重生命是人生最高准则”？
法官所倚赖的，是一个非常高的道德标准：他要求个人在一个疯狂的社会里保
持清醒。他自己或许做到了。三十年前，看穿了所谓社会主义的面具，逃亡到西方。
几年之后，法官的哥哥也走上逃亡之路，却被捕下狱。或许因为亲身受过围墙的迫
害，法官对士兵下了较严的判决。但是他同时不可能不知道，要求无形的道德超越
有形的法律，他就踩进了哲学和法学的沼泽区——究竟有没有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
的道德原则？舍法律而讲道德是不是等于给自由心症开了后门？法律，并不能涵盖
所有的正义；相反的，有许多时候法律，因为它有形而缺少弹性，反而阻碍了正义
的伸张。我们知道以法律来规制正义，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折衷之计，可是，以
无形的，往往模棱两可的“良知”来决定正义的话，危险是不是更大？
紧接着这一场官司的落幕，下一场审判又开庭了。时间往前推。一九八四年，
两名士兵射杀了一个名叫米夏的年轻人；在围墙的脚下，他流血过多而死。
这一场，短短几天就有了结果。另一位法官，认为被告有罪，因为他们做了违
背良心的事，取人性命，可是判得很轻，十六个月，而且缓刑。判得轻的缘故？女
法官说，因为被告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成长，没有学习到以良知判别是非的能力；而
且，法官说，人大多是弱者，怕事、随俗……能够抵抗大环境的只是少数的英雄，
我们不能要求大家都是英雄。
你满意这个判决吗？
被杀的米夏的父亲摇头，他说：
“这叫什么正义？”
三百与三十万
这两天，全德国街头巷尾都响着一个话题：星期天晚上被烧死的三个土耳其人，
一个女人，两个十四岁和十岁的女孩；焦黑的尸体用塑胶布裹着，由消防队从冒烟
的房子里抬出来。
消息传出之后。大城市里，人们纷纷汇聚在市中心，没有组织的，只是不约而
同，每个人手持着一枚烛火，在暗夜的街上沉默地游行。作家根特·格拉斯住在惨
案发生处不远的地方；他赶来小镇，走在队伍的前头。
沉默的队伍在烛光中显得悲伤；盘据在每个人心头的，更沉重的，是对现状的
震惊和对未来的恐惧、不安。
两栋土耳其工人住的房子被纵火之后，纵火者打电话给消防队：“木勒街和拉
真街口的房子烧了！希特勒万岁！”
在过去这几个月中．几乎没有一天宁静的日子：犹太人的墓园被毁、纳粹牺牲
者的纪念碑被推倒、各地难民营被烧。在柏林，几个剃光头的年轻人把一个不肯叫
“希特勒万岁”的人打成重伤。这个月中，喝醉了的年轻酒客将一个咒骂纳粹的人
殴打至昏迷不醒，酒店老板再加一句，“这家伙是个犹太人！”于是年轻人将烈酒
浇在已倒地的人身上，再点火燃烧，再和老板合力弃尸。
这些仇外的暴力事件不只发生在德东，同样普遍地也在德西扩展开来。
这些是已发生的事实，而国外的媒体也热烈地竞相报导这些事实，包括台港的
报章杂志。而“事实”和“真相”的距离有多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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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对于德国种族问题的报导暂且不提，他们之间，由于犹太人的梁子，累积
着历史的怨仇和误解。德国媒体喜欢渲染美国的种族暴力，就恰恰如同美国的媒体
热中报导德国的种族冲突。几个月前当洛杉矾发生暴动的时候，如果你完全相信德
国电视，你会以为整个美国都翻了，黑人白人之间已经展开世纪内战。了解美国的
人才可能把洛杉矾那样的暴动放在一个比较宽幅的色谱上去诠释。由于历史的纠缠，
英美的媒体也同样的．用放大镜去看德国问题，而往往忘记了那个极其重要的比较
宽幅的诠释色谱。
台港和德国没有历史的牵绊，应该可以比较客观地远观德国情势吧？可是并没
有做到，原因，我想还是老问题：长久以来接受英语文化的奶水，我们仍旧习惯以
英语人的眼光诠释这个世界。英美媒体犯什么样的偏颇，台湾媒体就犯什么样的偏
颇。读最近的一些台港报章杂志，令人觉得在德国纳粹已经当道，多数老百姓支持
右派分子的理念和行动，这个国家即将再度成为一个恐怖侵略国家。有的报导者甚
至义愤填膺地“告诫德国人”，如果德国人怎么样怎么样的话，自由世界绝不坐视。
语气俨然是冷战期间对付敌人的严峻。
为什么无数个“事实”并不足以构成一个“真相”呢？因为真相通常要透过几
个层次的背景才能浮现，不看背景而只看表面事实，诠释就容易出错。了解德国反
外暴力现象第一个必须考虑的背景，就是比例问题。九十年代，整个欧洲所面临最
严重的难题就是苏联、东欧、非洲地区大量难民的涌入。在英国和法国，排外的暴
力事件层出不穷，法国的右派政客也不断在扩张影响力。经济紧缩带来不安全感，
不安全感导致排外，在这个趋向中，德国的仇外情绪并不特出，但是欲加诠释的人
必须知道：难民涌入德国的人数是英国和法国的五倍以上。而由于德国极端宽容的
政治庇护法，它仍旧继续在收容庞大的难民。就以南斯拉夫的战事为例，欧洲各国
政府大声呼吁要救人，真正收容的难民却少得可怜。英国容纳了两千人，法国接进
了一千一百多人，爱尔兰收了十个人，小小的瑞士接纳了七万人，而德国，一火车
一火车地把受战火灼烧的人载进来，收容了二十二万难民。这二十二万南斯拉夫难
民，还是德国人总难民人口的沧海一粟。
英国人和法国人当然暗地在感谢老天爷，他们国家没有一条几乎来者不拒的宽
大难民法，有烫伤力的番薯不会落在自己手中。未被烫伤的手还有余力来指责他人
不曾把事情处理好。报导德国的排外问题，不能不看这个问题在大地图上的比例。
置比例于不顾，　有时候会导致相当荒谬的诠释。　譬如不久之前在柏林举行的
“反种族主义”、“反右派极端主义”的大游行。三十多万老百姓涌上街头，向世
界表白他们反暴力、反种族歧视的立场，在同时，其他大城市也聚集了成千上万的
人，用脚步作一种和平宣言。大概有三百个极左分子藏身在群众中，欠身向前，向
德国总理丢鸡蛋、骂阵；他们计算好了，这一切都在镁光灯的焦点处进行。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全世界的媒体都凝聚在鸡蛋的混战上；全世界的人就
看见了三百人的肢体暴力，看不见三十万人的和平宣言。这三百人成功地颠覆了这
三十万人的意向，透过媒体的“合作”。
在看见鸡蛋番茄横飞、眼睛刺激而爽快的同时，有多少观者还冷静地考虑那三
百和三十万的比例？前一两年，当台北立法院中正流行摔椅子、打耳光、抓头发的
时候，媒体的镜头和笔尖也情不自禁的跟随着肢体暴力走。海岛外面的人讥笑“你
们台湾人懂什么民主……”时，台湾老百姓觉得相当委屈：“你们怎么就只看那打
耳光的一面……那是极少数败类……我们大多数人是痛心疾首的……你们不能一竿
子打翻一船的人……”
那三十多万没抢上镜头的人该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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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德国的仇外暴力现象放在适当的背景中来了解，并不表示事情不严重。七十
年代猖獗的左派“赤军”杀的人，还没有这一两年来右派杀的人多；到今天为止，
被烧伤、殴打至死的外国人已至十七名。可是当年德国政府剑及履及的成立反恐怖
分子特种部队，以最严厉的措施对付赤军；为什么在九十年代对极右分子却显得束
手无策？
我想，就如谁都没预料到柏林围墙的倒塌、东德社会主义的解体，谁也没料到
光头新纳粹会成任何“气候”。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些不满二十岁的青年人，失了
业，喝醉了酒，胡乱找外人出气。极右派的暴力一般是没有组织的、没有计划的、
零星偶发的攻击事件。再说，施暴者大多数都还是未成年人，社会对他们总是宽容
一些。当年的极右运动，却是背后有组织和理论支持、连贯而持续性的暴力行为；
他们所锁定的攻击对象是代表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家和银行家，不是难民营里或酒
店里不知名的人。
两天前的纵火杀人却将右派的暴力浪潮推到了一个新的高点：被烧的不是造成
众多民怨的难民庇护所，而是一般的百姓家；这些百姓，只因为他们不是德国人，
就受到暴力摧残。这已不是酒馆里因口角而生的偶发斗殴，而是蓄意谋杀，更令德
国人震动的是，死的是妇人和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根本就生在德国。
三具焦尸，终于使举国震动。护着一星烛火的人群在每个城市的中心汇集，表
达心里的愤怒和羞耻——“作为德国人的耻辱”。也许三具焦尸终于促使德国政府
拿出当年对付赤军的决心来。对付右派的暴力。
但是作为旁观者——不论是英国人、美国人或中国人，在谴责暴力的同时，不
能忽视那三百人和三十万人的比例，否则，不但是对那持着烛火的三十万人的不公
平，同时也给了那三百人更多活动的藉口。那正是我们最不愿见到的结果。
　背着包袱的驴子
三十万人手举着烛光，形成绵延数十公里长的光龙，这个场面够壮观吧？去年
底，在一个十九岁的德国青年纵火烧死了三个土耳其人之后，全德大大小小的城市
都举行了烛光之夜，人们立在寒冷的街头，也不说话，只是让闪烁的烛火表达他们
心中对死者的哀悼、对凶手的谴责。
海德堡街头，年轻的女学生把一朵一朵的白玫瑰送给过路的外国人。“白玫瑰”
是二次大战期间反纳粹的地下学生组织，事发后，学生领袖全被处死。海德堡的女
学生选择了白玫瑰，这个充满历史回忆的象征，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反法西斯的立场。
我接过一支白玫瑰，想到当年那些为了反抗政治暴力而牺牲自己的热血青年。
不觉黯然。这一朵脆弱的白玫瑰，面对今天的暴力，又有多少力量？
三个星期前，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放了一把火，烧死了五个土耳其妇女和小孩。
烛光没有了，白玫瑰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个派别的混混冲上街头打砸商店、
纵火烧车、群殴混斗。
烛光和白玫瑰的存在，　表示社会大众对自己的力量还有信心，　认为平常虽是
“沉默的大多数”，但当这个“大多数”站出来的时候，那少数的害群之马就会望
风而逃。五月这场大火，是给社会“大多数”一记响亮的耳光。烛光和白玫瑰除了
使“大多数”自我感觉良好之外，得不到实际的效果。无力感油然而生，像一片黑
云，压着人心。
该怎么看待德国的排外风潮？
首先就是焦距的问题。接二连三的纵火事件之后，各国媒体反应不同。英法国
内排外事件不断，所以媒体对德国也较为平淡，只谈个案，不加太多评语。在美国
媒体的呈现中，事态就严重得多，好像新纳粹主义有成为社会主流的可能。以色列
媒体更是情绪激昂，将德国和南非相比，要求联合国对德国采取经济制裁。而德国
媒体本身，则典型地充斥着一片自我检讨的声音。
欧美各国对德国都有一个特别的历史情结。几乎在五月纵火杀人事件的同时，
法国有两个土耳其人的工厂被人纵火夷为平地，后者却不会成为国际大新闻，因为
德国是现代的该隐，额上烙着杀人的印记，她的举动不得不受人特别看待。而在六
八年以前，德国人对自己历史的态度，和今天的日本人差不多：回避、躲闪。六八
年，年轻一代起而反抗旧有的制度和价值，德国才逐渐地走上反省和自我批判的道
路。到八十年代，对纳粹历史的全盘否定和批判遂成为盖棺论定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在自我批判和否定成为绝对标准的同时，一个新的禁忌Tabu也形成了——就是
对纳粹主义的任何同情或谅解。活过纳粹时期的父母绝口不提自己的过去，在学校
里被教过“万恶的纳粹”的子女也不愿、或不忍，追问上一代的过去。一种集体罪
恶感这个禁忌，到九十年代还像一个发炎的肿处，碰不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