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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欧洲-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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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眼前又是一条叉路,我渐行渐远渐深沉,但路则像一根绵延的带子,系在胸间,
时时感觉那起点的扯动。
一九八八年五月于苏黎世
三个和一个
——龙应台杂文散议
杨际岚
综观当代杂文界,龙应台是个“异数”。
在发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以前,全台湾几乎还没有人听说过“龙应
台” 这个名字; 仅仅过了一年,出版《野火集》之后,全台湾几乎没有人不知道
“龙应台”三个字。
她的经历似乎极为平顺、简括。
无妨展视一下履历表:原籍湖南省衡东县,一九五二年生于台湾省高雄县大寮
乡水源地;一九六九年,进入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就读;一九七五年九月,留学美
国,攻读英美文学,在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获博士学位,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
大学英文系任教;一九八三年八月,回台湾,任中央大学英文系客座副教授;一九
八五年八月,转任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一九八六年八月,旅居瑞士苏黎世;一九
八八年五月,迁居联邦德国法兰克福。
她的创作历程,似乎也不复杂、漫长。一九八四年三月,第一次投稿《新书月
刊》,批评《孽子》;十一月,“龙应台专栏”于《新书月刊》上开设;撰写《中
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投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一九八五年三月,“野
火集”专栏于《中国时报》上开设;六月,文学批评集《龙应台评小说》由台湾尔
雅出版社出版;十二月,杂文集《野火集》由台湾圆神出版社出版其间,还以“胡
美丽”的笔名,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不定期撰写有关女性问题的杂文。一
九人六年十二月,在“人间”副刊开辟“人在欧洲”专栏。一九八七年二月,《野
火集外集》由台湾圆神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六月,杂文、随笔集《人在欧洲》
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出版。近年来,龙应台尚在台湾《皇冠》杂志上
撰写专栏文章,透过“安安”视野审观大千世界。
然而,她却平地卷起了一阵“龙卷风”26野火集》一个月内销售五万多本,去
年已高达一百○七版,十几万册,台湾百多人中即拥有一册。《龙应台评小说》也
印行了二十几版。而《人在欧洲》初版即印行六千册。《野火集》和《龙应台评小
说》分别评选为“年度最具影响的书”。同仁们称她为“一九八五年最具影响力的
作家”。杂志评她为“一九八五年文化界风云人物”。
如今,作为大陆的读者,想要了解台湾杂文,不能不读龙应台杂文。迄今为止,
龙应台杂文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烧“野火”的龙应台,谈“美丽”的龙
应台,“在欧洲”的龙应台,各具特色,纷呈异彩。
其一:烧“野火”的龙应台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这话应于龙应台,再贴切不过了。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因为实在不能忍受荧光屏上一位女“立委”自
私自满的谈话,龙应台一口气写下《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投给并无太深关
系的《中国时报》,自此一发而不可收。不经心掷出的一点星星之火,却烧出燎原
的《野火集》来。正如龙应台本人所述:往往文章一出现,就有大学生拿到布告栏
上去张贴;就有读者剪下个三两份寄给远方的朋友,嘱咐朋友寄给朋友;中学老师
复印几十份作为公民课的讨论教材;社区团体复印几百份四处散发;邮箱里一把一
把读者来信……
不过,另一种声音却也嚣嚣不已——
“龙应台在‘中时’写文章,篇篇都是丑化我们中国,丑化我们中国人……以
一点概全般,丑化我们的社会……”
“他(指龙应台)遍撒野火,期盼燎原,但是,野火无主,易放难收,显然,
作者的用意,不在批评,不在建议,只想随心所欲地随手放火,火起之后,再拿一
本外国护照出国,隔岸观火。”
“用脚踩熄这点子‘野火’把,一如踩熄一截烟蒂。不值得再为此人此事写一
个字。”
更有甚者,“妖言邪魔”,“行险而骄、言伪而辩、激狭取宠”,“满纸酸溜
溜、脏兮兮、恶狠狠、火辣辣”,等等,一股脑儿地朝龙应台头上扣去。有些“特
定”的团体明令将此列为禁书;甚至匿名地寄去撕了一角的冥纸,诅咒她早日归阴。
热烈的掌声与凶猛的骂声,这一深具涵义的社会现象,更加凸现了龙应台杂文
的强烈的现实意义。
她严峻地剖视整个病态社会——
懦弱自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
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环境污染:地面、地下的污染,水的、空气的污染,无所不在的“标语口号污
染”,立体化地四下蔓延,麻痹同胞的心灵,台湾犹如“生了梅毒的母亲”;
反仆为主:住在台湾的中国人四十年来患了政治“敏感症”,有许多陈腐观念
需要纠正, 却又怕被扣上大帽子而不敢吱声, 卫道者动机指斥为“民族叛徒”、
“赤色嫌疑”;
封闭教育:在生活上“抱着走”,在课业上“赶着走”,在思想训练上“骑着
走”,牺牲学生自立自决、自治自律的能力
龙应台以她那锐利的辞锋、灵转的文字、缜密的思虑,悍然无畏地揭开社会中
的种种病象, 让血淋淋的事实逼迫我们去自剖, 去反省。她坦率承认《野火集》
“很苦很猛”,这只是一个社会批评,一个不戴面具不裹糖衣的社会批评”,“因
为我不喜欢糖衣,更不耐烦戴着面具看事情,谈问题”,她希望自己的批评“是不
受传统跟规范的拘束,超越出来的”,“‘野’取其不受拘束,‘火’取其热烈”。
这也正是龙应台杂文风靡台湾的根本缘由。
其二:说“美丽”的龙应台
一条上了电视的标语:“穿着暴露,招蜂引蝶,自取其辱”,
一则某专科学校强迫已婚女助教及职员辞职的新闻,
一封被歹徒强暴而自寻短见的十八岁姑娘的绝命书,
一家新开设的专卖“给女人看的书”的书店,
一桩开会时让女警察提茶壶招待客人的寻常事,
一名妩媚而年轻的大使的辞职,
一位主持人关于某小姐的介绍,
……
龙应台以“胡美丽”的笔名,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发表了多篇杂文,站在“男女平等”的地位上观察、思考和评论女性问题。龙应台
藉自我访问的方式,这样评价这些杂文:“你的文章完全以女性的观点为出发点,
而言语泼辣大胆,带点骄横”。有的论者认为龙应台是理性的、中性的,“胡美丽”
是感性的、女性的,而其为“善”则一!
社会生活中许多司空见惯的现象,如上述那些事例,在龙应台眼里,却带有另
一番意味。她一针见血地揭示“结婚就得辞职”的真正涵义:一旦结了婚,在你眼
中,我就成为一张擦脏了的茅厕纸、一朵残败的花、一个已经被人家“用”过的肉
体——所以你要我离开。她直截了当地告诉受害者:杀了你女儿的,并不是那个丑
恶的暴徒,这个社会对男性的纵容、对女性的轻视逼使她走上绝路,无形的贞节牌
坊深深地建筑在每个角落。龙应台针砭痼疾丝毫不留情面,可又不令幽默感:一般
的书店不能满足女性心智上的要求,“女人书局”有个重要任务——时时提醒女人
不要“捞过界”来。对于那些抽象、宽泛的事理,龙应台常常用明快、简捷的语言
深入浅出地加以表述。比如,有个气宇轩昂的男人每次见到她都会说:“胡美丽,
我不喜欢你。”“为什么?”“你不像个女人!”什么叫做像个“女人”呢?龙应
台开列了女人必备的几个特质:首先,必须是被动的,第二个要件是害羞,最重要
的还在于比男性要来得“柔弱。 ” 龙——徐徐辩驳,而后举重若轻,一语中的:
“把女人的形象定出一个模子来(被动、柔弱……),然后要所有的女性都去迎合
这‘一个’模子。“
说“美丽”的龙应台,尖锐、深刻,却又不带片面性。其文锋芒直指“愚女政
策”——“这不是缠足,这是缠‘脑’、缠‘心’!”在淋漓尽致地抨击轻视女人
的传统观念、习惯势力的同时,龙应台毫不讳饰女性自甘示弱的顽症:从小到大你
不是深信女孩应该比男孩身体纤弱一点、头脑愚昧一点、学历低一点、知识少一点、
个性软一点吗?既然心甘情愿的作楚楚可怜的弱者在先,又怎能埋怨弱者的待遇在
后?她以女性的观点为出发点,又不囿拘于一方的单角度,褒贬得体,尖锐而不尖
刻,激烈而不偏激,更有说服力。
其三:“在欧洲”的龙应台
“有一只乌鸦,为了混进雪白的鸽群,将自己的羽毛涂白,但白里透黑,被鸽
子赶了出去;回到鸦巢,因为黑里透白,又被乌鸦驱逐。”龙应台在描述旅欧心路
时流露的情怀,几多无奈,几多感慨。
《人在欧洲》是龙应台旅瑞一年多的心路。它详尽、形象地显现了龙应台目前
的关注点:就地球村的整体文化而言,“白种文化”的绝对强势所造成的世界同质
化倾向,对“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无疑是一种危机,一种威胁;有些基本信念,比
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捆绑;“弱势文化”中的作
家或许应该结合力量,发出声音;谈四海一家,必须先站在平等的立足点上。
假如把《人在欧洲》的多数篇什概略地分类,不外乎有这么几种。一,谈社会,
如《清道夫的秩序》 、 《番薯》、《斜坡》、《思想栏杆》等。二,谈人生,如
《给我一个中国娃娃》、《烧死一只大螃蟹》、《阿敏》等。三,谈文学,如《诗
人拎起皮箱》、《视大奖·必藐之》等。换一个角度,从关怀面的宽泛和集中,还
可以划分:谈国际问题,如《德国,在历史的网中》、《丑陋的美国人》、《慈善
的武器工厂》等;谈台湾问题,如《台湾素描》、《台北游记》等。实际上,二者
融为一体,她议国际问题,总是把台湾作为参照对象,议台湾问题,无不置之于国
际环境的大背景之中。一以贯之的,是力倡开阔的、平衡的、健康的世界观:在彼
此息息相关的世界里,把人的价值摆在首位,从心灵的层面上真正地尊重人、关爱
人。
在龙应台写《野火集》的时候,她那位外籍的先生曾调侃她:“你的职业不是
教授、作家,而是中国。”对本土问题狂热的关切,到了《人在欧洲》,转换成了
对于民族主义与世界公民关系的探寻和反思。某些偏失和缺欠(视野、胸襟等),
也获得匡正和弥补。
当然,她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对台湾的关切,但立足点更高了,视野更宽了;
台湾已经从贫穷进入富裕,但要从依赖变得成熟,它需要用自己的清明两眼逼视现
实世界,自己的角度,自己的光线,自己的眼睛。“你如果不可能好好做一个‘人’,
也不可能做个有意义的中国人。在开发与未开发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分野,就是世界
观的宽还是窄,大还是小。”
“从《野火》到《人在欧洲》,我好像翻过了一座山,站在另一个山头上,远
看来时路,台湾隐隐在路的起点。”龙应台的这段心路,虽然打上了个人切身经历
的印记,但它对于华人作家扮演的历史角色的省思和启迪是相当典型的。“这一个”
龙应台。
龙应台遭受的诸多诟责,“别有用心”和“哗众取宠”是其中主要的两项。
对于“别有用心”的罪名,龙应台坦然应承。她直言不讳:“不错,我是‘别
有用心’,像个病理学家一样的别有用心”,“病理学家把带菌的切片在显微镜下
分析、研究,然后告诉你这半个肺如何如何的腐烂。”
这类责难是那样的气势汹汹,连篇累牍,龙应台不得已也针锋相对地坚决回应。
她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举办的一场公开演讲中,剖明了自己所从事的社会批
评的特点和价值:“至于社会批评,我们的社会常常只说好不说坏,只褒而不贬,
这种态度从好的方面说是‘隐恶扬善’,但真实说来是‘粉饰太平’而已,更不客
气地说则是‘自欺欺人’”。“一个有自尊的民族就应该人人有批评的勇气,才能
使社会进步。而且社会批评无所谓专家,无论市井小民或贩夫走卒只要肯于主动地
对一件事物以理性的态度去表达、去批评,都是社会批评家。”“如果社会大众,
都有自决自立的能力,去做客观的批评,社会自然能够日新永进了。”龙应台的结
论是“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批评!”
承续中国知识分子“感时忧民”的传统,龙应台把一己投入社会变革的大潮中
去。她极坦率地自白:“我之所以越过我森森的学院门墙,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这
些‘琐事’,是因为对我而言,台湾的环境——自然环境、生活环境、道德环境—
—已经恶劣到了一个生死的关头。我,没有办法去继续做一个冷眼旁观的高级知识
分子。”这不由使我们联想到巴人对鲁迅的一番评价:他一直面着现实,时时在观
察现实,掘发现实,分析现实。他那种对社会现实的关心,是在他那“热到发冷的
热情”(鲁迅评陀思妥也夫斯基语)的笔调中可以看得出来的。犀利、冷峻的字里
行间,跃动着炎黄子孙的拳拳之心,龙应台无愧为大写的“人”。
非议者还一再贬斥龙应台“哗众取宠”。以虚浮之辞“哗众”谈何容易!龙应
台杂文以其特有的魅力征服千百万读者。一位法律教授不胜感慨地说:“龙应台最
大的优点是以文学批评家的笔法批评社会问题,落笔率直,且能以大众化、浅白的
笔触突破过去的禁忌,获得大多数读者的支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
换言之,感性的文学和理性的思考的交融,为文学性和政论性的统一,为大众化的
实际效果创造了基本条件。
龙应台常常针对一种社会现象,一类具体事物,甚至于一个人、一句话、一件
事,给予无情的透视和直接的批评,马上让人心有戚戚焉。这些事,就发生在周围,
看得见,摸得着,那么具体、实在、确切;而内中的缘由、涵义、影响、作用,常
人似乎无所感,一经点破;立时豁然开朗。
按照鲁迅的看法,杂文的主要内容为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但批评不完全等同
于杂文。“言之无文,其行不远。”杂文离不开议论,但这种议论只有具备“理趣
化”、“抒情化”和“形象化”的特点,才有艺术感染力。龙应台相当讲究素材的
剪裁,结构的营造,语言的锻炼;她的杂文,融知、情、理为一体,议中含情,情
议相偕。
综观龙应台的杂文,无一不是缘起于具体事物,有感而发;但无一仅仅局限于
某一事物,就事论事。始终着眼于观念的探讨——作者和读者,肯定意见和批评意
见,都十分明了这一点。
龙应台认为,人和乌龟一样,背着巨大的壳,即观念上的框框。她的杂文警策
人们重新审视背上那个习为以常、见怪不怪的观念的壳,“观……每一篇大致都在
设法传播一种开放、自由、容忍,与理性的对事态度”。出版者对龙应台的良苦用
心也体悟得很透彻:“长久以来的歌功颂德,已使大多数人失去了批评建议的勇气,
传统文化的因循,促使一般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龙应台努力点燃的,正是
独立思考、勇敢质疑、热心参与的新观念。”无怪乎,对着名原子科学家孙观汉所
说的“小脚观念”、“小脚行为”,她的揭示是那么尖锐,那么严峻,那么不遗余
力。客观上,这是对鲁迅先生改造国民性、倡导人道主义的历史贡献的继承和延续。
新文学运动后,白话文兴起,杂文勃然盛行,名家辈出,佳作如涌。这三四十
年间,杂文在台湾也久盛不衰。论其指向,大体分为社会批评和人生杂谈两大类。
前者,率直、尖锐地揭穿社会缺陷,立懦敦薄,以促进社会改革。后者,由社会批
评衍生而来,可能有较严肃的议论文学,也可能是幽默地闲谈人生琐事,但无不以
议论的方式出现,以人类日常生活为主题。以社会批评见长者,柏杨、李敖等凌然
卓立。以人生杂谈专擅者,当然首推林语堂、梁实秋,台静农《龙坡杂文》的多数
作品评说人生,娓娓道来,平实中见深沉。而龙应台不落窠臼,独步健行,开了一
条新路。“龙卷风”终究要随时而逝,然而,龙应台在中国当代杂文史上书写下的
锦文华章永远不会失却它的光彩。
一九八八年九月
m。。 【unn】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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