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欧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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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也是有名字的，但必须自己先记得。你说呢？
　谁的公园？
在遥远的异国，读到这样一则新闻：
台南纺织公司董事长吴修齐，为了纪念双亲逝世四十周年，捐资一千
五百万元在台南市中山公园内兴建念慈亭、念慈桥，还有颐和园的水泥仿
制等等。对于外界反对的说法，吴修齐说，他的工程一切合法，而且省主
席邱创焕已经“慨允题字”。
中山公园究竟是属于谁的？公园的用途究竞是什么？
四十年来，我们老百姓生活在政治的禁锢之中，政治人物将他个人的形象、意
志、心态，透过各种方式，强加在我们的感官和意识领域里。十字路口、校园、山
头、公园，无处不是政治人物的铜像。墙上、窗上、街角、桥头，到处都是政治人
物的语录。汽车里、火车上、收音机的微波里，挡都挡不住政治人物的声音。属于
大众的空间和属于私人的意识感官都被政治人物用他强大的渗透力霸占着、控制着。
但那是过去，我们的社会经过长期地努力和挣扎，正从政治的五花大绑中脱身
站起来。
接下来的，难道竟是落入金钱人物的五花大绑中吗？吴修齐有什么权利将他个
人的心念强加在大众的空间？你说，因为他有钱。好，那么我们的社会是否准备让
王永庆在垦丁公园内设置一个纪念他祖母（或者他姑婆、叔公、舅妈、表嫂）的大
石碑呢？蔡万霖是否可以在溪头和阿里山头铸个世界第一大铜像来取悦他的妻子、
兄弟或子女呢？一千五百万元对这些人大概都是小玩意，台湾有钱人多得是，更何
况，让我们眼光放远大一点，如果日本的国际企业董事长希望在玉山公园建一座小
庙，小小一座就好，来纪念他二次大战中的亲密战友呢？他可以出一千五百万元的
十倍。如果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想在野柳的岩石顶端立一尊狗的石像，来纪念一只
失去的宠物呢？钱，他付得起。
中山公园属于台南全体的居民，它属于大企业的董事长，也属于夜市场卖“棺
材板”小吃的摊贩。如果小吃摊贩没有权利割下公园一角去埋葬他的父母，董事长
也不该有权利“租界”公园一块去纪念他逝世四十周年的双亲。公园外的世界，本
来就已经是一个由金钱主宰、割据的世界——有钱人才有房子可住、有钱人才有汽
车可开、有钱人才能玩高尔夫球、上俱乐部……幸好有一个不属于私人的公园，在
里面，有钱没钱的人都踩着一样绿的青草，晒着一样温暖的阳光，望着一样干净的
池水，喂着一样不知世态炎凉的金鱼———
一个公园，你不必向死去的政治人物鞠躬，更不必被迫去追思某个有钱人的双
亲或配偶。
一个公园，里面唯一的铜像是擎天的树干，唯一的亭台是绿针的覆盖，唯一的
字是鸭蹼在泥地上走过的痕迹，唯一的复制品是喷水的池塘，唯一唯一的纪念意义，
是“人来自大自然”的提醒。
有钱人要推广个人意念的方法很多，他可以买块地，建座私人公园，私人公园
里面他有权利刻字、立碑、建亭台楼阁，无人可置喙。但是，让私人的归私人，大
众的归大众吧。
　莫斯科有条街
到了阿贝特街，你才知道，为什么莫斯科街头冷清清的；人，都在这里，在暖
洋洋的阿贝特街。
十月的莫斯科，没什么阳光，好像所有的阳光，在这个星期六的早晨，也聚拢
到这一条街上来了，阿贝特街。
你不断地和漫游的人们擦肩而过，不时要斜着身子免得和对面的人撞个满怀。
在斜身的一刻，突然感觉到油然而生的快乐；能够在一条窄窄的街上，无所事事地
和陌生人摩肩擦踵，知道他们也无所事事，只是为了一街懒懒的阳光而来，知道在
你们几乎撞个满怀的刹那，你对他毫无戒备，他对你毫无芥蒂，这不是幸福吗？
　诗　　人
满脸胡须的父亲牵着幼儿的手排队等买冰淇淋。用眼睛笑着的女郎把头倚在情
人的肩上。一个年轻人在卖花，黄色的玫瑰花。沿街的墙角上立着一张张框好的画，
怀才未遇的画家也倚着墙根，把脸朝着太阳，闭上了眼。一个酒糟鼻老头穿着件军
夹克，缠着路人要解说他衣领上每一个勋章的故事。
前面有密密一圈人，你斜着肩挤进去。
圈子中间站着一个年轻人，脚蹭着双破旧的运动鞋，个子高瘦，长手长脚的，
在群众专注的眼光照射下，好像有点不知所措。他削瘦的脸颊显得苍白。你不知道
他要做什么。
他开始了。他的声音，由低沉转而高昂，声音里似乎有一条绳索，套着围听的
群众，把他们向中心一点一点拉进。他的脸上有了血色，黑沉沉的眼睛里好像凝聚
了燃烧的炭火。阿贝特街流动着人声喧哗，这个角落却在潮流之外自成一个内聚的
漩涡。
他在念自己的诗。
他念完了一首，群众狂热地鼓掌，等候下一个诗人踏进圈子。
朋友在你耳边解释诗的内容：批评苏联在阿富汗参战，渴望和平、自由、人权，
要求心灵的解放，思想的解禁……
可是你没有听见，你好像中了魔一样，眼睛直直地看着念诗的青年，看见他深
邃的眼睛逐渐涌上了泪水，看见听诗的群众神情凝重肃穆，好像面对着这世界上唯
一的、重要的事情。
你觉得晕眩，感觉是一个你以为死了多年的人蓦然站在阳光耀眼的大街上和你
谈今天中饭吃了些什么。
诗，不是早就死了吗？他的骸骨不是早就铅化，不占地方，一页一页地夹在灰
扑扑的书店角落里，任谁也记不得？你也知道，偶尔，他的化妆师或祭师会把他的
骸骨捡出来，对他的过去生平作一番讨论、比较、定位、翻案等等，但是这些，也
都必须在和殡仪馆一样重要的地点举行才行——譬如大礼堂、演讲厅。来观礼的人
们即使不穿着适合葬礼的服装，至少也带着适合追悼的心情而来；他们心里明白自
己面对的是个已死的存在……
你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大家都说没有春天的北国绝境里，诗，还热腾腾地活
着。机械厂的工人、大学里的学生，把诗打在一页页粗糙的纸上，碰到一个有太阳
的星期六，就跑到阿贝特街上，找到一面斑驳的墙，把诗页一张一张贴起来。人往
马路上一横，对着晴天就朗声把诗念出来，人们围着诗墙也围着诗人。有的还穿着
工人裤，有的提着菜篮，有的让小孩骑在颈上；没有人穿着礼服来听诗。
最后一个诗人也念完了。群众纷纷买诗。挑选自己喜欢的，一张诗一个卢布。
你对那个黑眼睛的年轻人说你要他的一首诗，他却放了厚厚一大叠在你手掌上。
“我写了这么多。”他腼腆地说。
“可是我不懂俄文呀！”你愧歉地说。
你给了他一个卢布，取了一页诗。
有人碰了下你的手肘，是个中年男人，挺着巨大的啤酒肚子，他对你说：
“从外面来的客人，你一定要把我们的真实情况告诉外面的世界！你一定要把
社会主义的真相说出去！”
　复　　仇
不远处有锣鼓音乐传来，你已经被汹涌的人潮卷到了街口，街口站着个圆柱，
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巨幅广告。你的眼睛立刻就看到两个触目的英文字：
“铁幕！”
你拿稳了手心里的诗卷，听见乔玛说：
“到了！”
就是这里？
“按照他书里的描写，”满脸胳腮胡的乔玛说，“应该就是这栋楼。”
从弄堂穿过，来到了安静的天井，阿贝特街上的喧声就溶入了远景。这是栋八
层高的老房子，究竟哪一扇窗子是瑞巴可夫和萨沙住过的呢？
一个包着黑头巾的老妇人打开了一扇窗，抖动她的毯子，又把窗关上。
她不就是萨沙的母亲吗？
你是记得萨沙的。
不到廿岁的萨沙，纯洁而正直，对社会主义建国充满理想和抱负，理所当然，
他是共青团的优秀忠贞青年。正由于他的理想和抱负，他批评了一个以政治意识挂
帅的老师，又在学校壁报上作了首打油诗，他被开除了学籍，从此变成一名“思想
有问题”的政治嫌犯，莫名其妙地被逮捕，莫名其妙地被监禁，终而流放西伯利亚。
瑞巴可夫所创造的萨沙其实是他自己，还有三十年代阿贝特街上那无忧无虑的
惨绿少年。斯大林掌权之后，白色恐怖无声无臭地钻进了人们温暖的被褥里。无忧
无虑的惨绿少年开始在半夜里失踪。忠贞的老党员突然发觉自己已成为“人民的敌
人”。在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之下，像萨沙那样微小的个人一个一个被抹掉了，像小
虫一样，被一只看不见的手。
有多少像萨沙那样被抹掉的个人？你听历史学者说，在一九二四到一九三八的
短短四年之间，八百万苏联公民被逮捕，罪名都是“反革命”、“叛乱”。至少有
五十万人被枪毙。
你也听波兰人说，苏联征了一万多名波兰壮丁到苏联去，这些人一去不回。大
战后在卡定河边有人发现浅埋的万人冢。苏联政府说是德军干的，卡定河边的老村
民却说：
“骗鬼！我在德国人打进来以前就知道那儿有个万人冢。”
七十八岁的瑞巴可夫说：
“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身历万劫的我却不死——我活下来，就是要为那枉
死的人见证复仇。”
他复仇的宝剑只是一支笔。在一个百般禁忌、人人耳语的社会里，你发现，连
小说也活得狂然，发高烧似的狂热。八八年二月，精装本的《阿贝特儿女》上市之
后两天内售空：五十万本。没买到书的人只好到黑市去买，一本两百美元，大概是
一个工人的月薪。到八八年年底，书已经印了两百五十万本。
　反　　扑
你明白这些人不是为自己买一点可有可无的消遣，就像阿贝特街头驻足听诗的
人不是在观赏一场风雅的表演。听诗，是给禁锢的心灵松绑的片刻；读瑞巴可夫的
小说，是给心灵疗伤吧？那曾经跋涉到西伯利亚千里寻夫的妻子，那半夜里眼看着
儿子被逮走的母亲，那接到通知往监狱领尸的父亲，几十年来小心谨慎地活着，几
十年来那欲流的泪不曾流出、淤积的血不曾放出。瑞巴可夫的宝剑划开了伤口，让
泪水和着血水倾泻出来；他的小说，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人生吧！
而斯大林时代的人生，虽然发生在遥远的年代、陌生的国度，你却隐隐觉得似
曾相识，仿佛有几道日光射到了记忆丛林中阴湿的角落。半夜两点，年轻的萨沙被
陌生人带走了。你阖上书，记起小学里的算数老师，平常爱说爱笑爱摸小朋友的头，
有一天，被几个穿便服持手枪的陌生人追捕，从楼下追到楼上，到五年四班的教室
——你的教室——就从窗子跳下去了。死了。你和其他小朋友兴奋地挤在窗口，探
头探脑的，听见大人兴奋地说：“匪谍！是匪谍！”
你以为自己早已忘了的小事，竟然像游丝一样突然在日光里闪了一瞬；你想起
高中同学两眼红肿地告诉你，她的哥哥昨夜被陌生人带走了，还带走了他的日记和
书。你想起无忧无虑的大学时代里，总是有人耳语什么系的什么人失踪了。你和其
他无忧无虑的大学生一样，带点惊讶地说：“真的？看不出来呀！”说完，就忘了，
只记得今后要和所有与那失踪者接近的人保持一点小心的距离，大家都这么说。
萨沙白发的母亲在绝望中对一个老共产党员说：“你们对无辜的人，对无力自
卫的人举起了刀剑，你们自己也必将死于刀剑之下……你不肯保护一个无辜的人，
也不会有人来保护你。”
啊，你的心深深地刺痛起来。当年，你也不曾去保护一个无辜的人，不是因为
缺乏勇气，而是，在你党化了的思想中，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无辜！与国家利益冲突
的人没有无辜的，你被教着这么想；但是谁有资格决定什么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
究竟是为了谁，没有人教你这么问。你的无知，还有那看不见、说不出的白色恐惧，
使你对那总是半夜出现的陌生人不闻不问。
那失踪了的，你到现在还没有见到。
“仅仅以人民的爱戴为基础的政权是软弱的政权，”斯大林对自己说，“但是，
仅仅以恐惧为基础的政权也是不稳固的政权。只有既以对独裁者的恐惧，又以对他
的爱戴为基础的政权才是稳固的。能够通过恐惧唤起人民对自己的爱戴的统治者是
伟大的人物。”
为什么？你问。
“这种爱戴就使人民和历史把他统治时期的种种残酷归咎于执行者，而不是记
在他的账上。”
你觉得心悸：事实不正是如此吗？玩弄人民于股掌之间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施以恩，责以威，灌输一点爱戴思想，播弄一点恐怖手段，顺民就制造成了，连历
史都可以驯服。可是，瑞巴可夫笔下的斯大林是透明的，你又稍微乐观起来：谁说
被愚弄的人民不曾反扑呢？谁说幸免的人不会站起来复仇呢？
你又卷进了阿贝特街的人潮里，在另一堵斑驳的墙上，瞥见了叶利钦的照片。
一个梳着辫子的姑娘冲着你笑，那么年轻的一张脸庞，你想起沈从文的翠翠。她开
口用生硬的英语讲话了：
“请你告诉外面的世界：我们不喜欢戈尔巴乔夫，他不应该让叶利钦下台……”
她把一枚叶利钦的照片胸章别在你襟上，很小心的，怕刺到你。你看着她春天
一般的脸庞，被阳光刷亮的发丝，那个心底的呼声像忍不住的喷泉：
啊！阿贝特的儿女！
　在一条泥土路上
公路边无端立着一株苹果树，野生的，谁也不多看一眼。我们多看了一眼，就
发现树后那条荒僻的泥土小径。
九月的风浸着凉意，簌簌吹过满树累累的红艳。迟迟阳光穿过叶隙，浅浅地照
着一地滚落的苹果，风吹落，鸟啄落，还有那熟透了、忍不住坠落的苹果。
枝芽饱满得撑不住了，沉沉地垂下来。
在一粒粒苹果间找寻踩脚的空隙，跨过去，就是凹凸的泥土路了。两旁带刺的
蔓藤野蛮地窜向路心，蔓藤上挤着圆鼓鼓的莓果，一球一球地肿胀油亮，好像汁液
随时要炸溅出来。裙角拂到蔓藤；马上被固执地勾住，布裙上已经晕染开一片嫣红。
低头解开刺的时候，听见“噗”的一声，一个熟得发胀的黄梨正滚进草丛深处。
弥弥漫漫的玉米田，宽阔的叶子在风动中摩擦；驻足倾听，听得见每一刀叶缘
轻轻刮过另一刀叶缘的声响。行过玉米田，是一片牧场，抽长着油青青的草。两匹
马，是情侣吧？正以长颈厮磨，身上的毛灿灿发光。
转角的苹果园里似乎有人在用劲拔草。狠狠地拔着，告诉我们那草根扎得极深，
那拔的劲道因而极大。似乎有很多、很多只手在拔那柔嫩又强劲的青草。
转角了，不见人，却见苹果树下一团一团毛花花的白绵羊，低头啮草，专心一
致地啮草。一两只羊抬起头来看看我们，球球卷卷的白毛村托着黑晶晶的眼睛。
羊蹄踩破了很多苹果，酸酸的果香飘在暮晚的空气里。
三岁的华安跨坐在爸爸肩头，短短肥肥的手紧紧搂住爸爸的头，不时发出忍不
住的呐喊欢呼。他抚摸了马的背脊，细看了玉米顶上的穗花，低头闪过了果实累累
的枝桠，又抬头寻找了在云后忽隐忽现的初月。
现在，他把小手放在爸爸巨大的拳头里，蹲在草丛边，迫切地等待刚刚那只神
秘的蟋蟀再度鸣叫。
我斜倚着虬结的苹果树干，看见朦胧月光忽明忽暗地照着我心爱的人，在这条
生命丰满圆熟的泥土路上，我想我知道什么是，幸福。
然而我的幸福感并不曾满得溢了出来，因为我也些微知道，什么是忧伤。
　　　※　　※　　※　　※　　※
乔治·史坦纳（Gee　Steiner）在谈“语言及沉默”时，曾经为“平行时序”
的问题感到震动、困惑。他说：
“当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被集体谋杀的那同一时刻，不管是两里外的波
兰农家，或是五千里外的纽约，人们在睡着、吃着、看着电影、作爱，或
者在为看牙医的事伤透脑筋。这两种同时存在的经验包含着两套完全不能
相容的价值观在内。两者同时进行是如此可怕的一个吊诡——集中营的存
在，固然是由于有人制造了它，同时也由于所有其他的人坐视它的存在。
难道说，真如科幻小说所写，这世间同时存在着平行时序，好的时序和灭
绝人性的堕落时序？”
一九四二年十月五日早上九点，有人在吃早点喝咖啡，有人蜷在床上
宿醉难醒，有人在挑选领带与西装的颜色，有人——一个德国工程师，正
走向一个三十米长、三米深的大坑。他看见几辆卡车停在坑旁，全身武装
的士兵正把车上的犹太人赶下来。
“这些人，男女老少都有，在军官的命令下脱光衣服，鞋子归鞋子、
内衣归内衣，还要排列整齐。我看到一个大鞋堆，起码有八百到一千双鞋
子在那。
这些人不哭不闹的，赤裸着身子，和家人一一吻别，等着大坑旁另一
个黑衫队的士兵下命令。
我注意到一家人，大约有八个吧；一男一女，五十岁左右，还有五个
孩子，一岁的、八岁、十岁的，和两个廿岁模样的女儿。一个满头白发的
老妇人手里搂着那个一岁大的婴儿，轻轻唱着歌，逗着孩子玩。孩子咕咕
地笑着。孩子的父母一旁望着，眼里全是泪。
那个爸爸紧握着十岁男孩的手，轻声在对他说话；男孩拼命忍着不让
眼泪流下来。爸爸指指天空，摸摸男孩的头，好像在对他解释什么事情。
坑边的黑衫军官对他的同志呼喊了一声，后者数好了廿个人，命令这
些人走到土坟后面去。那一家八口也在里头。有一个瘦瘦的黑发女孩走过
我身边时指了指她自己，说：“廿三岁。”
我也经过土堆，赫然看见一个巨大的坟穴。躺着的人一个叠在一个上
头，塞在一起，只有头还看得清楚。每个头上都有血流到肩上，有的人还
在蠕动，有的人抬抬手，表示他们还没死。大坑已经满了三分之二，里头
起码躺了一千个人。
开枪的黑衫军人坐在坑缘，两只脚荡在坑里，枪搁在腿上，他正在抽
烟。
坑缘有一节土梯。全身赤裸的人走下梯子，踩在人头上走到坑中间，
趴在还在流血的人身上，有些还侧头抚慰未死的人。然后我就听到一排枪
声。
坑里有些身体在抽搐，血从颈子上流下来。我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人
赶我走开，可是在附近还有两三个穿制服的邮差。
下一批人已经接着来到。
绕回土堆时，又来了一辆卡车。这一车都是老的病的。一个又老又干
的女人，看样子半身不遂，由两个已经剥得精光的人挽着，把她的衣服脱
光，然后把她抬到人坑里去。”
啊，那已经是四十五年前的旧事了，时光淘净一切罪孽，何况我根本不在那时
序之中。
可是十年前呢？我在恋爱，和情人开着旧卡车到沙漠里去眺望星辰；我在结婚，
用白茉莉和紫罗兰为自己编织新娘的头纱；我在考博士、在牙疼、在品尝新酿的酒、
在衡量自己的重要……
棉共的士兵正把一个个蒙了眼睛的农民、奶上吊着婴儿的女人、黝黑干瘦的小
孩，拖到土坑上，面坑跪下，士兵举起沾血的木棍自后脑击下，人，“噗”的一声
翻到坑里。
两年以后，占领高棉的越南政府已经将无数的大坑部署成博物馆，展示在观光
客和记者的眼前，头骨归头骨，一颗一颗叠起，破烂的布条还半遮着曾是眼睛的两
个大窟窿；手骨归手骨，一条架着一条，曾经噬陷进肉里的绑绳现在只是松松的套
着头骨。是保存完善的博物馆。
而此刻呢？坐在明净的长窗前，我看见千万片的桦木叶子在风中翻动，听见邻
居在小径上彼此道好。肥硕的松树枝刮着我的玻璃，一架飞机，大概载满了度假的
旅客，在天空划出一道白线，发出那种闷闷的、懒洋洋的声音。
望出长窗看不见的是伊拉克的军机低飞过少数民族库德人的村落，施放化学毒
剂，使整个村子里的人——赤脚的农人、奶上吊着婴儿的女人——手脚溃烂、双目
失明、在死亡之前先行腐臭。侧耳长窗听不见的是非洲蒲隆地国里的小孩被柴刀劈
成两半时没有喊出来的叫声。
　　在平行的时刻里，有人在毒气中发肿流脓，有人在黑牢中慢性失明，有人在
缝合孩子破碎的尸身；我坐在明净的长窗前抒情地写下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想，若
写得动人，或许还可以得到“人道主义者”的美丽头衔。
可是，你说，没有任何人能承担这世界的苦难！所以有神话，所以有宗教、有
哲学的探索、美学的提升，甚至文学的种种企图……
我知道人的渺小，也无心承担地球的负重，只是当我立在一条生命浑圆熟透的
泥土路上，倚着苹果树干看月光朦胧的一刻，我不得不想起那另一个平行的时序。
眼前这玉米田边的父亲正在轻声对三岁的儿子解释那蟋蟀的前因后果，曾经有一个
父亲对他十岁的孩子轻声解释那充满血腥尸臭的大坑的前因后果，也有那头围白巾
的阿拉伯父亲细看孩子被以色列枪托击碎手骨的小手，轻声解释生与死、自由与奴
役、爱与仇恨的前因后果……
酸酸的苹果清香使我心里荡漾着幸福的流动，但我的幸福感不曾满得溢了出来。
即或不去想那阴暗的平行时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