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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金山-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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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措施再改回来，那肯定办不到。这样吧，这次就算了吧，下次等国家这方面政策松动了，我再争取当吧！”
听了何大福的表态，在场的所有领导都松了口气。接下来，在座的每个领导都讲了一番“官话、套话”，朱有才作了最后的总结性发言。他说：“今后的时间长呢，评比劳模的机会多呢，还有全国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只要我们在位，金箔厂工作做得又这么好，何大福表现又这么优秀，我们一定会注意到金箔厂的。请大家相信我们县委、县政府！总之，我希望金箔厂广大干部职工顾全大局，注意影响，为金东争光。再闹下去，我们也没面子，大家也没什么好处，对不对呢？啊，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会场上寂静了几分钟。何大福说：“朱书记话已经讲到这份上，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看大家别再气了，来年再争取吧。”刘恒接着说：“我们相信县委、县政府以后肯定不会忘掉我们的，大家也不要再气了。”这样，这场风波总算平息了。
一直坐在会场的李雄关始终一言没发。老实说，自从何大福要他兼任工会主席后，他心里就没舒服过，他认为这是何大福在整他，让他不要太快活了。这几年，他事情不干什么，但副书记头衔还是蛮响的，来人请客吃香的喝辣的，他都少不了，而且可以随便评头论足。如今，要他兼工会主席，又没给他配一个专职的办事员，许多事还要他亲自做，里里外外的忙多了，他受不了。所以，他不敢公开反对何大福当省劳模，暗地里却向县工业局工会主席明仁瞎捣鼓，提出什么“你们不是说副书记兼任工会主席不行吗？怎么何大福还能当选省劳模呢？”李雄关一个提示，让明仁醒了，连忙打了一个电话。本来，李雄关看到何大福省劳模下掉了，幸灾乐祸了几天。没想到金箔厂职工闹起来了，这点李雄关没想到。更没想到的是县委朱书记还带领这么多领导来当面打招呼，这就更长了何大福的威风了。他想想有点尴尬，所以只能一言不发了。
送走朱书记一行后，俞芳与何大福肩靠着肩，走向办公室。她不断望着何大福，想劝他不要难过，没想到何大福却说：“当什么劳模啊！不坐牢就不错了。你要知道，历史都是承认改革者的，而现实中都是惩罚改革者的！”
政府应当与企业共唱卡拉OK（1）
金箔厂切箔车间，与打箔车间有着天壤之别。打箔车间整天从早到晚“咚、咚、咚！”震耳欲聋，不戴耳塞一会儿也吃不消。而切箔车间则静悄悄，一点声音也没有。工人们右手拿竹刀，左手拿作板，将打成的金箔一张张挑到作板上，边吹边切，按照规定的尺寸，切成统一大小的金箔成品。这道工序的主要技能是员工们的“吹”功。成品金箔薄如蝉翼，手是拿不起来的，必须用嘴“吹”。上岗之前，女工们必须练半年的“吹”功：练到什么水平呢？前文已经说过，将三根蜡烛点亮，并排放在一起，将中间吹熄，两边火焰纹丝不动才算满师，或者将三粒绿豆并排放在一起，将中间一粒吹滚，两边绿豆不动才算满师。这道“吹”功，金箔艺人称之为“绝”活，还上过中央电视台表演呢。
何大福通过研究金箔工人们的这个“吹”功，联想到搞改革开放，也需要“吹”功。没有一套过硬的“吹”功，给那些“智叟”们一惊一吓就熄火了，那怎么行？于是，他总结出一套“三边”理论：一边干一边吃（ 企业公关 ），一边吃一边干，不能光吃不干，也不能光干不吃；一边干一边吹（ 宣传鼓动 ），一边吹一边干，不能光干不吹，也不能光吹不干；一边干一边管（ 企业内部管理 ），一边管一边干，不能光干不管，也不能光管不干。在这“三边”理论的指导下，金箔厂的各项工作都搞得有声有色。
金箔厂有三四个小青年，爱好书画，很想外出写生，苦于没时间，也没经费。何大福知道后，叫毛太文将他们找到办公室，对他们说：“我布置你们一个任务，由毛太文带队，买一辆三轮车，再买几个颜料桶，你们给我骑着三轮车，走遍全国。走到哪住到哪，就在那里围墙上刷写广告，内容就是‘金陵金箔，名扬全国’，费用全部由厂里报销，你们也可以四处搞点写生，顺便玩玩。”几个人开心极了，心想：还有这等好事！五个人中，有两个女青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那时候，内地还不知道广告宣传是怎么回事，毛太文带领着4名年轻人，沿着公路、铁路线，北到哈尔滨，东南到广东、福建，西南到云南、四川，几乎跑遍了全中国。这一大圈跑下来，到处都能见到“金陵金箔，名扬全国”八个特大的广告黑体字。有几次人家墙上不让刷，说要罚款赔偿，电话打过来，何大福说：“赔了也合算！照赔！”
1987年，中国第一次搞宏观调控治理整顿，政府下力气紧缩银根，严控银行放贷。金箔厂这时正值发展势头强劲，资金链却出现了严重断档。面对这种情况，何大福一方面对干部说：“中国是世界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外瞄准的市场。国门一开，国外先进和落后的东西都会在我们这里刮风下雨，种种原因造成的矛盾、问题，都会在我国产生汹涌波涛。所以，面对治理整顿，我们应当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不能掉以轻心，否则就要吃大亏，就要被淘汰。”另一方面，他又说：“我们国家太大，地域太广，谁想一句话令行禁止，什么政策想一刀切，都是不太现实的。治理整顿，虽然使我们遇到困难，但同样又是机遇。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谁家死了人，对家属来说是一个悲痛的事情，但对于卖花圈、开殡仪馆的人来说，就是个赚钱的机会；某人生了病，对生病的人来说是痛苦，对卖药和开医院的人来说却是一个机会；两国发生了战争，对战争国的人民来说是一场灾难，对于出售武器的人来说却是个发财的机会。因此，我们必须换一个角度看待治理整顿，绝不能因此束手待毙！”治理整顿中，首当其冲受到打击的是北京康华公司，而正是这个康华公司，账上有很多钱，无法投放出去，变成了死钱，一般人不敢与他们打交道。何大福认为，他们有问题，我们又没问题，政府查他们又没有查我们，我们怕什么呢？只要我们与他们搞清楚，从他们那儿借点钱过来渡难关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何大福通过北京的一个朋友，从康华公司贷了200万人民币，使金箔厂顺利渡过了难关。这件事后来成为金箔厂发展中的一段佳话。 。 。。 想看书来
政府应当与企业共唱卡拉OK（2）
###南巡讲话以后，何大福的胆子更大了，改革的步伐更快了。1992年4月12日，他向全县几十个部委办局和县里几套班子发了一个邀请函，说金箔厂有十五条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举措，要对外公布，希望各级领导光临。同时，他还邀请了省市县新闻机构一道参加。结果一下子来了七八十人，方方面面的头头脑脑几乎到齐了，一些局长们开玩笑说：“比县委扩大会到的人还齐。”何大福笑着说：“说明大家对改革开放都重视了！”
大家坐定后，何大福叫办公室主任给每人发一份材料，标题是《 金箔厂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十五条措施 》：
我们金东县金箔厂是靠改革开放发展壮大的。
自1984年开始，我们厂借助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顶着“不正规”、“不上路”、“不听话”的流言蜚语，冲破各种条条框框和习惯势力的束缚，坚持认准走改革之路，终于使一个原来的手工作坊式的严重亏损企业，变成一个小型企业集团和本县利税大户，固定资产增值一千万元，自有资金增加一千万元，上缴利税一千万元，养活了一千名社会劳动力。实践证明：改革之路，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成功之路和希望之路。
我多次说：“现实往往会惩罚改革者，历史却是承认改革者的”。今天我们的企业办得稍微好了一点，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最近以来，不少人都来问我有什么经验。我们认为，经验有千条万条，有一条是最宝贵的：企业领导将乌纱帽抓在手上干，不要戴在头上干。有了这一条，什么经验都能创造出来。改革需要各种条件和前提，企业领导敢于创业、敢于拼搏是起码的条件和前提。只有那些为了事业奋不顾身的勇者，那些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才能真正尝到改革的甜果。
八年“抗战”，我们厂虽然取得一点成功，但是改革十四年后的今天，办企业难度要比早几年大得多。广东货的“北伐”，“独资、合资”企业的“侵略”，整个大陆十多亿人都在“觉醒”，逼得我们“彻夜难眠”。
商场就是战场。进可胜，退则亡。既然已经登上舞台上了战场，只能把戏演完把仗打好。怎么打法？我们企业内部有三条对策。第一：号召员工进一步解决思想，更新观念，坚决破除“小富即安”、“小功即满”的思想，不走太平天国“骄而败”的道路。第二：上规模、造大船、逐步从“小打小敲”向“规模经济”过渡。第三：采取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产品，从国际国内先进标准角度考虑一切问题，提高职工的思想承受能力。这就是我们企业在当前的“解放战争”中准备运用的“三件法宝”。
党中央最近又指出：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更大一点，步子要更快一点。中央一发话，各级机关闻风而动，这是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从多年的实践中发现有这样三种现象：（ 一 ）各级政府许多机关部门，党中央一声令下，他们就动一动，风一过，他们又按老“红头文件”来发号施令了。（ 二 ）有的人认为政府部门是改革开放的号召单位，企业只是改革开放的执行单位，我们得听上面的。（ 三 ）以“裁判员”自居。你搞改革，对了，我就来肯定、承认、表彰、总结；错了，我就来批评教育，收拾残局、敲你一杠。我们坚决不同意这种行为。改革开放是全党的事，全中国的事，各级政府机关部门不能当观众，要当演员，要参与改革，真正投入到改革浪潮中来。 。。 。。
政府应当与企业共唱卡拉OK（3）
我们厂非常欢迎各级主管部门能够与我们一道来进行改革，我们厂愿意做金东县改革的一块试验田。面对一切艰难险阻，只要我们敢于冲杀、善于冲杀，肯定能杀出一条血路来，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这十五条改革措施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办事效率，必须大力压缩机构，精兵简政。总厂管理人员必须“一个萝卜几个坑”，坚决不搞人浮于事的臃肿科室设置。总厂及分厂的党的书记、纪检干部、工会主席、共青团书记、人武干部、妇女干部及其他群众团体负责人要全部兼职。在现在30人基础上压缩到20人左右。
二、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基本不搞单纯的政治学习；不搞各种检查评比活动；不召开也不参加重复和无效的会议；不搞评比先进个人、先进班组活动。
三、坚决不搞与企业无关的送往迎来。接待政府官员活动，主要领导一般不陪同参观视察；不参加与企业无关的宴会；不搞务虚的请示、汇报。
四、提倡“能人治厂、专家治厂”，不宣传“干部是公仆，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公仆为主人服务”的提法。坚决维护管理者的权威，突出领导人的中心地位，强调职工的绝对服从。反对人为地将工人主人翁地位和领导管理地位机械地对立起来，任何人不服从管理和有关制度，都要受到查处和辞退。
五、“干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领导干得好、收入应当高”。干得好的经营者一定要有高收入、高待遇。坚持实行分厂厂长风险承包制。为了使分厂厂长专心工作，分厂厂长以上的干部家属可以不上班，照样拿工资、拿奖金；实在走不掉的，花钱请保姆，厂里开工资。凡是干得好的厂长获得的高收入，个调税由企业代缴，使其真正得到实惠；特别好的还要另外重奖。
六、不考虑企业行政级别界限，任何人不得以哪一级干部来压人和难人；取消全民工、集体工、合同工、费用工、临时工之间的差别；取消居民户口、农民户口、干部身份、工人身份的差别。企业员工一律同工同酬，一视同仁，实行岗位竞争，唯才是用。
七、坚决不搞群众性的调资升级活动。档案工资全部挂起来，退离休、调离时有效，平时全部采用企业工资。坚持干部实行岗位工资制、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制、工程技术人员实行职称工资加项目奖励制，服务人员固定工资加定额奖励制。各分厂全部联利计奖，工效挂钩。内部实行退养、待业等办法，打破大锅饭，摈弃平均主义。
八、金箔厂就是要让职工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逐步富起来。因此，鼓励职工多劳多得。允许职工搞第二职业。只要工人在厂里完成本职工作，不搞本厂同类产品，就可以从事各种增加收入的第二职业。
九、每个产品都要面向市场，参加竞争。在经营手段上，坚持不受区域性条条框框的约束，凡是个体户或者沿海地区能办到的，凡是合资、独资企业能办到的，我们都要办到。特别是回扣问题，人家给多少，我们也要给多少。招待费不够，允许采取变通办法。为了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特殊情况下，宁愿“违规”也要干。
十、考虑到国家规定出差人员的补助费过低，各分厂可以搞业务费总承包。只要手续齐备，可以凭白条报销；现行的财务制度也可以突破，允许变通灵活处置。
十一、为了推销企业产品，除了大量招收业务员外出推销外，在全国各地各单位都可以招聘兼职和专职业务员和技术人员。可以按照事先制定的办法，发给这些人基本工资和业务费。
十二、近几年，我厂花很大精力开发了一些好产品。可是一个好产品，大家都来啃，导致互相残杀。要求县里必须采取相应制约办法。
十三、我厂遵循市场经济规则，实行人员自由进出制。
十四、在调入和使用人才方面，坚决突破现行的条条框框，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凡是要进我厂的职工，不问历史，不查档案，只注重当面交谈，只强调你能干什么，你现在想干什么。所有岗位都可以竞争，能者上，庸者下。是骡子是马都允许拉出来遛遛。
十五、坚决支持改革开放的尝试者。我们改革步子迈得大，试验的产品比较多，摸索套路也不同寻常，职工中难免有不同意见，工作也难免有失误和失败。因此总有人写匿名信，甚至上访。有鉴于此，我们对所有来访者一律置之不理。反映到上面的，也要求政府对改革者实施政策保护。
到会人员看了一会儿后，何大福照本宣科，读一段讲解一段，会场上气氛异常热烈。读完稿子，他对大家说：“欢迎各位领导发表高见，帮助我们完善改革举措。”
与会者争先恐后发言，几乎全是唱赞美词的。何大福边干边吹的“吹”功取得了十二分的效果。
没想到朱书记最后沉下脸来说：“金箔厂提出做金东县改革的试验田，我们全力支持。但是打着改革旗帜而乱搞的，我们能支持吗？例如，为了改革，违规的事也做，我们要支持吗？对待改革开放，我们县委、县政府一定积极去浇水、培土、施肥，但是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也要适当的剪剪枝”。
何大福沉不住气了，他立即激动地说：“我非常感谢县委领导对我们的关心，但我还是感到有点不对劲。这浇水、培土、施肥、剪枝八个字，一看就是园丁做的事，而我们则是花朵，这就是说，政府永远都是园丁，我们永远只是花朵，政府与我们不是一个战壕里的人。我认为，改革开放是全党全国的事，既是企业的事，也是政府的事。因此，我们希望政府领导不要当观众，不要当裁判，要当演员，当运动员，和我们一道唱卡拉OK！”
何大福这番不礼貌的话，说得朱有才脸红脖子粗，会场霎那间由热变冷。朱有才连饭也坚决不肯吃了，大家不欢而散。从那次会议以后，朱有才再也没有给何大福好脸色看过。
篮球场理论：5号下6号上（1）
何大福改任厂长以后，深知自己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毕竟不是金箔行家里手。尽管他这几年不断学习、反复琢磨，对金箔生产工艺和管理套路有了基本的了解，但遇到重要和关键的问题，他还是一知半解，只能听老厂长梅长生和刘恒决断。这当然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梅长生和刘恒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总不能指望他们一辈子，后继无人不行。他身为厂长，总不能样样事冲在第一线，总得有一个得力的副厂长帮他抓好生产才对。
眼下，分管生产的是王志宏。何大福观察了几年，这王志宏实在是不中用。他除了跟着李雄关搞一些煽阴风点鬼火的事外，基本上不能干事也干不成什么事。他不是金箔行家出身，也没读过什么书，初中毕业就去当了兵。当年，农村青年的主要出路就是当兵，所谓“一年入团，二年入党，三年当排长，当不了排长回来进工厂”，王志宏属于那种“当不了排长”的人，复员后进了金箔厂。因为是党员，厂里就拿他当了“万金油”，今天搞文艺宣传队，明天举办学习班，后天又搞这个赛那个赛的。凡是别人脱不开身的，都交他负责干。时间一长，他俨然成了厂里一名领导干部。1976年厂里抽调他到县里工业系统搞工作队，两年后工作队解散，他回到厂里。根据县里意见，提拔他当了副厂长，由县里下了任命书，一下子成了“县管干部”。
可是，王志宏虽然走运提起来了，但他干什么都干不好。分他干政工，上级分来一个李雄关，在部队是营级，压住了他；分他管技术口，他对金箔一窍不通，又不肯钻研；分他干行政，金箔厂小得可怜，一个行政科长曹庭都闲得无事，他分管什么呢？最后只好分管生产，名誉是管生产，实际上还是假大空，他不懂生产工艺，怎么管呢？混了这么多年，好歹有刘恒做厂长，有老厂长梅长生做技术顾问，王志宏“滥竽充数”，倒也混得人五人六的，平安无事。
何大福上任这些年，也想将王志宏“带”出来。当年他从化工厂调到金箔厂时，县里领导也曾问过他：你要不要带一两个人一道过去？他说：不用，有本事就地取材。到金箔厂后，他觉得王志宏是党员，才四十多岁，群众中也没人说他有什么严重的其他问题，便没有调整他。为了把他“带”出来，何大福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他深入第一线，工作抓到实处。他也还努力，起早贪晚确实“好好表现了一番”。可是，毕竟“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来不及了。每天在车间，他只是帮助工人做些下手服务方面的事，甚至有些重活脏活他也主动帮助干。可是，对于如何加强管理，如何降低黄金消耗，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何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他很少考虑，也拿不出什么主导意见。车间需要添置什么东西，需要处理什么东西，他只负责签署“同意卖王志宏”、“同意买王志宏”几个字，其他什么都说不出来。时间一长，人们就背地里叫他“买卖王志宏”。为了提高王志宏的领导素质，何大福连续两次将王志宏送到市里举办的干部培训班进行脱产培训，可是王志宏不领情，到处说这是在排挤他。更差劲的是，他对厂里生产工作漠不关心。两次培训期间，每星期回来休息一天。他家住厂里宿舍，可他学习三个月，竟然一次厂门都不进。
篮球场理论：5号下6号上（2）
对这个“扶不起来的天子”，何大福终于决定下掉，换一个得力的干部当自己的生产助手。可是，当时何大福的权限只能调整车间主任这一级干部，厂级领导的任免，他最多有一个推荐建议权。那个年代，你推荐建议理由再多，领导不想动，下面还是奈何不得。有时班子明明有矛盾，上面也故意装聋作哑不调整，因为你有矛盾我才好利用矛盾加以控制你们。再说，你要调整一个人，手续多着呢。打报告、党委研究、派人考评、开坐谈会、交换意见等等，半年能批下来就算不错了。谁都知道，那时候的干部，差不多就是终身制的，一旦上来了，下去比上来还难。
何大福认为，企业干部制度这个“禁区”如果不冲破，改革最后还是死路一条。于是，他决定从王志宏身上冲一冲这个禁锢企业几十年的干部制度。
星期一下午是金箔厂的“办公会”时间。何大福上任以后，每个星期一下午都召开办公会。各车间、部室负责人和厂领导聚在一起，安排一下本周工作，已经成了“雷打不动”的制度。为此，何大福特别强调，星期一中午，任何人都不准喝酒。可是这天下午一点多，所有人都到齐了，唯有王志宏没到。过了好长时间，他才醉醺醺地进来了。还没坐稳，何大福就喝问：“王志宏，你怎么到现在才来？”
“几个……朋友一起……闹着……喝酒的，喝酒……喝过了。”王志宏结结巴巴回答。
“你知不知道星期一中午不得喝酒的制度？”何大福板着脸问。
“知是……知……道。”
“那好，咱们有条规矩，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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