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金山-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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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朋友一起……闹着……喝酒的，喝酒……喝过了。”王志宏结结巴巴回答。
“你知不知道星期一中午不得喝酒的制度？”何大福板着脸问。
“知是……知……道。”
“那好，咱们有条规矩，各吹各的号，都是一个调；不是一个调，请你往边靠。你身为副厂长，不执行厂里规章制度，说明你已不愿和厂里唱一个调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今天我宣布免去你副厂长职务，从现在起，你不再是金箔厂副厂长了，根据你的表现，我们再考虑安排你的工作！”
“什么？我一没贪污，二没腐化，三没搞投机倒把，工作吃苦耐劳，你凭什么免去我副厂长职务？”王志宏好像突然醒酒了，大叫了起来。
“凭什么免？第一，你违反了厂里规章制度；第二，不是你努力不够，而是你能力不够，你没有能力担当副厂长这个担子！”
“你敢！你没这个权力！我是县里任命的干部！”王志宏气急败坏，捶着桌子叫嚷着。
“现在搞改革了，我必须有这个权。这个问题，由我负责到县里解决。”何大福沉着冷静。
“我到县里告你去！”王志宏咆哮。
“好！我等着。”何大福看都没看他。
由于出现了罢免王志宏的“重大”议题，其他议题就草草收场了。
第二天早晨，厂部办公室到生产车间的宣传栏玻璃上，张贴了一张王志宏写的大字报，题目是：何大福凭什么免掉我的副厂长职务？内容是：何大福胆大妄为、目无组织、目无领导、超越权限、擅自作主，竟敢免掉我这个由县里任命的副厂长，简直无法无天！我进厂这么多年来，一没贪污，二没腐化，三没搞投机倒把，没有功劳还有苦劳，何大福凭什么免掉我副厂长职务？
看到这个大字报，何大福也写了一篇稿子，叫办公室用毛笔抄出来，贴在王志宏大字报旁边。主标题是：不是努力不够，而是能力不够。副标题是：王志宏带头喝酒违反制度，办公会被宣布免去副厂长职务。内容主要讲了王志宏喝酒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最后还写了一段：在市场经济中，人才使用及人才竞争好比运动场上的篮球赛。为了赢得比赛胜利，所有的人都要认真地、全力以赴地投入比赛，用过硬的技巧和战术策略去击败对手。发现哪个运动员不行，教练会下令，“五号下、六号上”，换人。换下来的人经过体能休整、技术补课等，可以重新上场。如果老是不行，就要被淘汰出局。那种“我积极工作态度认真又没犯错误，凭什么叫我下场”的调子现在必须改革了，按照这个“篮球场理论”，叫你下场不是因为你努力不够，而是因为你能力不够！　txt小说上传分享
篮球场理论：5号下6号上（3）
职工们对李雄关、王志宏一伙早就看不惯了，特别是王志宏不学无术，大家都说早该下掉他了！
王志宏贴好大字报，就到工业局告状去了。钱仁德很快打电话通知何大福去工业局。何大福一到局长办公室，钱局长、工交党委书记、抓工业的副县长和县委组织部长都坐在那儿等他了。
“听说你没经过组织批准，就宣布免去王志宏副厂长职务了？”钱局长开门见山。
“是的。”何大福答道。
“为什么？”钱局长问。
“他工作能力太差，厂里这几年凡是闹事的事都有他。”何大福说。
“不管你理由千条万条，你这样做是违反组织原则的，知道吗？”县委组织部长说。
“这我懂，但现在改革开放，企业应当有自主权了，这是中央改革文件讲到的一个重要方面。”何大福据理力争。
组织部长严肃地插话：“可是人事制度还没有改革，干部的任免权还没下放。如果这个权都下放了，那我们党的领导究竟在领导什么呢？”
“我不管这些，我已经宣布免掉了，你们看怎么办吧？”何大福有点不耐烦了。
“怎么办？改过来，宣布免职决定无效。”组织部长态度鲜明。
“那不可能，除非……”何大福说。
“除非什么？”工交党委书记王长江急切地问。
“除非免掉我的职务，我不干了，你们再叫谁干，我管不了。”何大福犟劲上来了。
“这叫什么话！你这是共产党的干部讲的话吗？”组织部长好像也耐不住性子了。
“那我有什么办法？我到金箔厂什么条件都没提过，什么要求也没讲过，只要求一句话：我必须说话算数！今天，我既然说话不算数了，那要我怎么干？我说到做不到，等于放了空炮，那我还有什么威信？叫我怎么再干下去？这样吧，大家都看过样板戏《　智取威虎山　》吧！杨子荣和小炉匠在座山雕面前闹了起来，最后杨子荣说，三爷，留他留我，你看着办吧！今天你们就是座山雕，我是小炉匠还是杨子荣，你们定吧！”何大福说完，一声也不吭了。
会场寂静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还是钱局长转了一个弯，他深知何大福与王志宏孰轻孰重。何大福到金箔厂上任以后，企业越办越好，而且交给局里的管理费是全县工业系统最高的，使他这个局长位子越坐越稳。他生怕闹僵了，金箔厂出现混乱。于是他息事宁人地说：“我看是不是这样，金箔厂马上打个报告，我们立马签个意见，报组织部批准，当时拿回批复，特事特办，也算是一个改革。这样，何大福说话也算数了，我们的批准手续也有了！县长、部长，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只能这样了，但下不为例，今后绝对不行。”组织部长第一次这样被下面牵着鼻子表态，看得出来他很窝火。他自己现在也搞不清，这改革开放最终要搞到什么地步，只听说政企要分开，党政要分开，究竟怎么分？谁也没跟他讲明。今天的这个情况，他也只能这么做了。因为有一点他是知道的，何大福肯定比王志宏强，当初研究何大福上任，他也在场。如今何大福干得不错，他也清楚。因此，他选择了留住何大福，舍弃了王志宏。
“什么今后绝对不行？今后企业肯定是自己组阁，用不着你们批了！”何大福好像打了一场胜仗，得理不饶人，口气硬了起来。
从那天以后，到后来很多年，只有何大福领导的金箔厂能够“享有”上级组织权限，敢于对“县管”干部直接宣布任免，过后补办手续。何大福说：“因为我是改革开放试验田嘛！”

跟政府部门“争权夺利”（1）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相当复杂的新阶段。主要表现在：
第一，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混在一起竞争，有独资的、合资的、合作的、联营的、全民的、集体的、乡镇的、校办的、政府部门办的、部队办的、特种行业办的，还有股份的、个体私营的，都可以搞同类产品，办同类企业。由于环境、区域、政策、办法不同，结果就不同，出现了明显的不平等现象。
第二，政府机关人员下海办企业，出现了权力经济，官商一体，给市场经济带来更为复杂的局面。
第三，通货膨胀，人民币贬值，银行以向商业化过渡为由，自己出来办企业，配套工作又跟不上，造成国家控制经济的关键枢纽失控，企业面临更加严重的困难，资金市场出现了混乱状况。
第四，收入的不公带来了各种经济组织的不稳定。有本事的下海搞个体、搞私营，收入颇丰；而国有企业、公有企业的职工收入却受到限制，导致人心浮动。
第五，面对市场经济复杂的局面，各种商品、各种宣传、各种文凭、各种关系、各种消息，真的假的、对的错的、合法的非法的、规矩的不规矩的，良莠不齐、交织错落，令人难辨真伪。
金陵金箔厂属于城镇集体性质企业。在中国，这类企业，不管当年投资者是谁，后来都划归公有制企业。面对复杂的局面，何大福意识到，这些问题正是改革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然而，如何应对这个复杂局面呢？金箔厂既不是纯国有企业，也不是乡镇企业，因为国有企业万一搞不好，全部由国家保；乡镇企业有苦也有甜，万一倒闭了还可以回家种田。集体企业则不然，两头挂不上号，倒闭了只得认倒霉，干叫叫。所以那一阵子，何大福心理压力特别大，包袱也特别重。他常说：“这企业家，有潇洒的今天，更有忧愁的明天！”明天到底怎么过、怎么干呢？他处于极度焦虑中，经常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面前放着一本大型自制的“改革开放问题思考册”，用笔在上面写来画去。最后，他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打一份报告给县里，争取企业的更大自主权！
那个时候，别看改革开放已经喊了十多年，但除了特区以外，内地仍然沿袭着计划经济那一套，几乎没有什么大动作。企业的人、财、物全部控制在政府手中。何大福虽然敢闯敢干，高举“敢于改革，勇于创新”大旗，冲了不少“禁区”，也有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企业总的“掌控权”还是在上级主管局和政府手里，很多事情仍然束缚着企业的手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财权。企业取得的利润，无权支配，干什么都要打报告。如企业购买新设备，到哪儿买，买什么设备，多少钱买，要有一整套批准手续，要盖几十个公章，有时好不容易批下来，设备已经过时了。再如，何大福虽然壮着胆子搞点吃喝招待，但在财务制度上都是“违规”的，账务始终不好处理，常常挂着一大堆“纰漏”账，整天胆颤心惊地过日子。种种掣肘之下，不要说竞争力了，就连适应当时的特定环境也很难。就在那一阶段，多少国有企业、公有企业就这么倒在“血泊”中，再也没起来。
何大福决不肯这样倒下去，他要顽强生存下去。他写了一份书面报告，交给工业局钱仁德局长：
关于要求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申请报告　txt小说上传分享
跟政府部门“争权夺利”（2）
县工业局转呈
县委、县政府：
中国目前企业的竞争有些不平等，必须纠正。据我匡算，现在我国有十多种不同经济性质的企业，这些不同性质的企业在同一个市场上竞争，犹如一个鱼塘，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在一个塘里捉鱼，有人允许带工具，有人只准赤手空拳；有人捉到鱼有专人收购；有人只能自己到处卖；有人卖出来的钱可以自己得；有人卖出来的钱必须交给鱼老板。这种不合理状况令人无所适从，所以我反复提出要建立合理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
为了保证金陵金箔厂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了不使我们总是处在“犯错误”的边缘，我们恳请主管局和县委县政府批准我们在人财物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钱局长抓着这份报告，苦笑着说：“这样的大事，局里哪能做主？这事要县委、县政府点头才行！”
“现在中央不是反复讲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吗？你们为什么老是不敢动呢？”何大福焦急地说。
“我们政府部门能像你们企业瞎闯吗？中央虽然讲扩大企业自主权，但怎么扩大也没有一个具体说法，叫下面怎么搞呢？”钱局长像是解释基层政府的难处，也像是在诉苦。
“那你们既想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怎么行呢！”何大福满腔怨气。
“再看看吧，说不定上面很快有说法呢。”钱局长摇了摇头。
“不管了，反正我有报告到你们这儿了，批不批是你们的事，为了企业发展，我们只有豁出命来闯了。万一出了什么事，你只要作个证就行了。我已经准备好倒下去了，在改革开放中倒下去，我认了！”
离开钱局长办公室，何大福立即召开共产党员和班组长以上干部会议。在金箔厂，何大福常常这样不分昼夜随时随地召开干部会。他说：“干部、共产党员就是要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哪怕是夜里和老婆正在办事，听到通知也要立即停止，前来参加会议。”时间一长，大家也适应了，“闻风而动，雷厉风行”成了金箔干部的一个特色。
会上，何大福直接发问：“请问各位，有哪个能讲清什么叫计划经济？什么叫市场经济吗？”
在座的人都给问住了。有人说：“计划经济就是一切按计划办事，一切凭发票就是计划经济。”有人说：“计划经济就是政府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什么票都不要了，一切以市场为导向，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源通过市场的需要进行配置。”
“你们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但说得还是不明白。”何大福说。
“还是请何厂长给我们讲讲？大家欢迎！”刘恒提议道。
“大道理我也讲不清，咱们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在农村，哪家小孩结婚，发喜糖和抢喜糖，各位知道吧？”
“知道！”大家异口同声。
“好！我认为搞计划经济就像是一家办喜事要发喜糖，每人一颗或几颗，大家一样多，不能多发、少发、重发、漏发，严禁虚报冒领。搞市场经济就不是发喜糖了，而是抢喜糖。同样的喜糖往空中一抛，一大群人奋不顾身去抢，谁抢到就是谁的，不抢没有。不要小看抢喜糖，也有学问、有规矩：第一，哪里有糖哪里就有市场，人们的眼光就会瞄上去；第二，抢糖的人，必须放下身份，弯腰低头，奋力去抢；第三，抢到的就是你的，抢不到就没有；第四，没抢到的人不得再抢别人手里的糖；第五，抢的过程中，难免混乱一团，碰碰撞撞；第六，抢到的糖是甜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跟政府部门“争权夺利”（3）
话刚说完，干部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有的说，“还真是这么回事！”有的说，“这下终于搞懂了！”还有的敬佩地说：“刚才七绕八绕讲了那么多，厂长一个比喻竟都搞通了！”
何大福笑了笑，继续道：“我们承认了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此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使当前社会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新形势和新特点：个体户的高收入动摇了低收入职工队伍的士气；开放地区的现行办法干扰了内地的一系列制度；物价的上涨影响了工薪阶层的正常生活；流通领域的暴利现象打击了生产领域的积极性；违法乱纪的猖狂混淆了广大职工的是非观念……这一切都反映到企业内部来。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干部如何看、如何干，确实是一个新课题。只有保持清醒头脑，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当前新形势面前，我们厂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现象，有些人‘看到个体户，想到万元户，实在憋不住，想辞职闯新路’，在厂里工作摇摇晃晃，或者‘人在曹营心在汉’；有些人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就伸手要这样要那样；有些人对厂领导开始蛮横无理，不服从指挥；有些人工作不负责任，整天东游西逛，牢骚满腹，这些现象对我厂都是不安定因素。”
“我们常说，全民单位能办到的事我们也要办到，乡镇企业能办到的事，我们也要办到。今后我们要添几句话：经济特区能办到的事，我们都要办到。为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为了我们的前途，必要时，宁愿超越现行法规也要干，上级不批准也要干，掉乌纱帽也要干！谁要是不确立这样的思维方法与立场观点，谁就要成为我厂前进路上的阻力和绊脚石。试问：当我们的企业被别人挤垮了，被市场吃掉了，你再说你正确、伟大、老实、正规、正派又有什么用呢？！”
说完，何大福在会上宣读了他早已撰写好的一份《　金箔厂各车间经济责任承包办法　》。这个“办法”明确规定厂部与各车间做到“五分开”和“五统一”。
“五分开”，即财产分开、人员分开、经济核算分开、产供销分开、分配方案分开；
“五统一”，即隶属关系统一、行政管理统一、银行账号统一、生活服务设施统一、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标准统一。
此外，对厂部和各车间、部门的职权义务，以及厂部和各车间、部门之间的经济关系，等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宣读完毕以后，何大福说：“各单位对这个承包责任制组织认真讨论一下，如果没有意见了，召开职代会通过，立马执行！”
“这下好了，终于放开了！”“‘五统一’、‘五分开’清清楚楚，咱们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干了！”……参会的同志一个个面露喜色，纷纷热烈地鼓起掌来。
望着台下那热烈的场面，何大福反而沉静下来。他挥了挥手，大声告诫道：“解放思想，绝不是胡思乱想；改革开放，绝不是使人上当。我们一定会让搞改革的人不吃亏，但是大家也要牢记，改革承包绝不是自己多捞；放手放权，决不能乘机捞钱。我们每位干部都要站高点，看远点，决不能承包年把年，手上捞两个钱，管他来年不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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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八级工资制”（1）
扩大企业自主权，最核心的是三个权，一是人事权，何大福已经斗出了一片新天地；二是财权，何大福也已“未婚先孕”，在金箔厂全面干了起来，至于今后是福是祸他也不管了；三是分配权，这个关还没闯过。
工资奖金平均主义大锅饭，在我国已经实行了几十年。工人八级工资制；行政干部一级至二十四级工资制，全国一个样。劳动部对全国职工的工资一杆子管到底，各级组织和企业是无权在这个问题上“越雷池”一步的。
何大福在计划经济时代，担任政工科长，正好负责人事劳资具体工作。他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工资制度可以“倒背如流”。化工厂一千多名职工，每人什么级别，拿多少级，他都“一口准”。十年浩劫，国家经济困难，十多年不调资，在企业里，爷爷、儿子、孙子拿同样工资不稀奇；师傅是二级工，徒弟也是二级工，徒弟的徒弟还是二级工。1971年和1973年，国家曾经下过文件，给企业调资，调资比例为2％，100人中调两个。化工厂1000多人一共才调22人，闹死了，打了好几架。全厂职工学文件一个月，酝酿一个月，评议一个月，再来组织研究，上级报批三个月，总共花了半年时间，最后22人升级，每人只加了八块钱。调上资的人虽然笑了一阵子，但在企业却越来越孤立，干什么事都有人嘲讽：“你多拿钱了，这活你去干，这苦你去受！”由于“干好干坏一个样”，企业的“大锅饭，养懒汉”现象十分突出。改革开放好多年了，何大福早就下定决心要在工资奖金分配制度上来个重大改革。因为，金箔厂同样存在着“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站的，站的不如围着领导身边转的，围着转的不如捣蛋的”现象。
可是，当何大福将这个想法与刘恒先个别通气的时候，却遭到了刘恒的极力反对。刘恒代表的是金箔厂老一辈金箔工人们的心声。改革开放前，金箔厂这样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没有什么国家干部可言，企业所有人员都是实行“计件工资制”。由于金箔行业凋零，工人干部日子极度困难。粉碎四人帮以后，金箔厂通过多次打报告，执行企业八级工资制度，从此改为固定工资制，职工情绪一下子稳定多了。刚刚才稳定了几年，何大福这回又要提出工资奖金制度改革，刘恒当然不能理解。何大福风一放出，刘恒就“传达”到一些老工人中间去了，致使老工人都背上了思想包袱，闹情绪。没办法，何大福只得忍了下来。可是，多数干部职工又叫着要改革分配制度，特别是实行了经济责任制承包以后，要求“联利计奖”的呼声越来越大。何大福最后还是耐心做好刘恒的“思想工作”，并且在刘恒面前承诺：“改革分配制度保证照顾老的，鼓励小的，奖励肯干的，处罚偷懒的。如果实行新的分配制度，老弱病残拿不到现有的收入，厂里保证补足。”这个承诺解决了刘恒等一大批老弱病残者的“心病”，新的分配制度立马在金箔厂全面实施。
何大福设计的新的工资奖金分配方案，就是所有金箔厂干部职工将现有的八级工资标准全部放进档案里，不再理会，只有两种情况才会有效：一是退休，按档案工资核算退休金；二是调出金箔厂，行政介绍信与工资单一同带走。除此之外，全部执行新的办法。这新办法就是车间主任以上干部实行基本工资、职务工资与“联利计奖”工资制；工人全部实行“计件工资制”；工程技术人员全部实行职称工资加成果奖励工资；后勤服务人员实行岗位工资加效益奖励制。所有人员都实行“你想干什么就让你干什么”的新岗位分配制度，工资奖金就遵照上面原则由厂里与其本人“协商”，愿拿愿付就签订协议执行，这个“协商工资制”后来被江南省劳动厅总结扩大到全国流行。书包　网　。　　。。　　想看书来
废除“八级工资制”（2）
不料，金箔厂自己推行的“内部经济责任制承包方案”和“工资奖金分配制度”却触动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最敏感的“中枢神经”，遭到自上而下的政权部门和全社会保守势力的“谴责”和“打击”。首先是当地的县劳动部门，代表政府，发了一份批评通报，还以“红头文件”正式文件下发到全县各行各业，严肃指出：“金陵金箔厂在工资奖金分配上严重违反国家规定，我行我素”，其次，是指派职能部门对金箔厂的“工资计划”不予审批，处处刁难，每月何大福都要亲自出面，提出按老基数批才能拿到计划。其实何大福制订的新工资方案，并不比原来的基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