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贝克汉姆:我的立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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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你好，主席。”
何塞和佩雷斯之间又说又笑。
“大卫，主席要我告诉你，他对他今晚不能到场向你致歉。不过，过去每次与我们的大球星签约时他也从未出席过，所以他认为这一次最好也不来为好。”
何塞停了一下，以确认对方不是在开玩笑。
“他说，并不是他不喜欢你，当然。”
在座的每个人都开怀大笑，并挤到何塞的手机前，请主席过来一起喝杯咖啡。
“他说，他正出席一个俱乐部部门主任的生日晚会。他建议我们应该一起过去，反正离这里也不远。”
巴尔达诺仍然站着，等着通话结束。他要坐下的时候，主席在电话里向大家道别，并希望我们尽情度过这个夜晚。桌边的每一个人转身面对巴尔达诺先生，等着他把恬讲完。我不想再听：我已经领会了他所讲的，也深感受宠若惊。他站了起来，你可以看到他在想自己讲到哪里了。最后他决定不再哕嗦了。他笑了，机会也不再有了。不过，他要试着讲几句英语：“大卫和维多利亚，欢迎到马德里来。”
我们真感到非常受欢迎。
晚上还有时间让我和维多利亚出去看一两处房子，但我马上想到一个问题：在马德里，他们都到什么时间才能睡觉呢？
星期二一整天，我们都在忙着加入皇家马德里的公务；星期三答应向世界宣布我的新合同。布鲁克林已经做了决定：小玩伴，游泳池，还有后花园，谢谢。他和我妈妈去了我们前天遇见的一个孩子的家里。我有两个约会：MUTV电视台说，在马德里给我一个机会，向曼联的球迷说声再见和谢谢你们；皇家马德里电视频道要我谈谈第一印象，还有对罗伯特·卡洛斯随口说的伯纳乌有两位酷哥球员说法的反应。
这两个专访一个接一个，安排在同一个上午，想必会忙得汗流浃背。当然这些都难不倒我。但有人要向我提问题，于是我就想，皇马和曼联的球迷是否想问：所有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早在我决定穿23号球衣之前，皇马决定让我在一个篮球馆里与新闻界见面。帕佩隆·拉蒙多体育馆显得大，但灯光不太好，可容纳观众5000人，是一个叫修达德训练中心的一个分馆。
从主路下来，我们的车猛拐了一个弯，在体育馆的门口停了下来。已有数十名记者等在外面。我瞥了一眼我左边的那块草地，在那里我作为一名皇马球员，第一次在球迷面前踢了一会儿球。我急忙进去。我知道西班牙人不是那么守时的，但这个安排让每人都感到应该遵守时间。我沿着过道向前走，直到体育馆的一端，我站到了一个又重又黑的布帘后面。这有点像学校里搞表演等着你的出场。我走到里面，在路上把我要说的在心里过了一遍。
在我们开始前的一两分钟，何塞走上来，称他们请了人当我的同声翻译。
“大卫，你能给一点间隙让他有时间翻西班牙语吗？”
“呃，我不太喜欢，何塞。如果停顿，我就接不下去了。”
做演讲不是我谋生的手段，但在这里我需要做，而且要让人听起来感觉很好。
“你能不能让你的人试试跟上我？”
没有时间再争论下去。在淡淡的灯光下，我与佩雷斯握了手，然后他把我介绍给了阿尔弗雷多·迪·斯蒂法诺。
就在那个晚宴上，我曾打听过他：“迪·斯蒂法诺是皇家马德里最伟大的球员吗？”
“不仅仅是皇马的，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
我曾看过迪·斯蒂法诺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为皇马一个赛季接一个赛季赢回欧洲冠军联赛踢球时的黑白照片的剪贴。塞诺·佩雷斯是皇马的主席，而谈及俱乐部精神，这位站在我面前的人甚至更显得重要。现在已70出头，但迪·斯蒂法诺仍然健壮，而且仍然受到尊敬。你可以感受到他那一份为自己的祖国，为在马德里取得的成就而感到的自豪。他看上去为能在这里一部分为他的现在，部分为他的过去一而自豪。阿尔弗雷多·迪·斯蒂法诺为马德里所做的，也正是的比·查尔顿一直为曼联所做的。
有一只手从布帘里伸出来，又缩了进去。我没有意识到，在我附近有一只扩音喇叭，放送着一种歌剧旋律的音乐一我和任何人都能听得出来，歌唱家的声音在体育馆里回荡。
我们走一两步，跨上舞台。在我前面，场内坐满了摄影记者。
待我们一出现，闪光灯立即闪个不停，晃得我只能瞥见场内坐有两排人。起先，我得努力保持脸上的笑容，因为它一直是绷着的。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向左边看了一眼：维多利亚和皇马的高级职员坐在贵宾席里。她回看着我，好像在说：“不错，就这样。我们都在看着你。”
我真的笑了。我后面是一块电影银幕。它很大，让我感到舞台上的我身子只有一英尺高。就那么一小会儿，屏幕上出现了星期六活动的画面，只是我不在画面里：艳黄色的背景，我的头像，俱乐部的徽章，皇家马德里几个字。塞诺·佩雷斯走上来，他们要把我的话翻译成西班牙语，但是没有人为我把西班牙语翻成英语。他们总是译不好，直到我得到主席的一份手稿。
“大卫是一名了不起的球员，一位受过传统教育，可以为球队做出牺牲的球员。
他现在来到了世界上最好、也是最具竞技性的联赛。我们相信，他有足够好的技术和勇于取胜的优良品质。“
阿尔弗雷多·迪·斯蒂法诺手里拿着一件皇马的球衣走上前来。
我们握了握手，摄影记者大声喊：“过来点，大卫。先生们，请到这边。”
我们将球衣在前面展开。
“翻过来，翻过来。”
球衣的背面：23。　上面一排是贝克汉姆的名字。
俱乐部外面无人知道我的球衣号码是多少。为了从过去没有球员用过的号码中选定我的号码，我思考了很长时间，甚至皇马也没有选中合适的一直到前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我从旅店里用电话告知我的最后决定。
伴随着一两百架照相机一齐按下快门的咔嚓声，我听到体育馆里一个声音：“23。　”
过了一会儿：“迈克尔·乔丹。迈克尔·乔丹。”
他不仅是我心中的英雄。该轮到我了。我走至麦克风前。我已经把我想说的几句话过了一遍一遍又一遍。我不想念稿件，我也不想说了上一句接不上下一句。我的第一印象就靠着这一细节了。我清了清嗓门：“感谢塞诺·佩雷斯，迪·斯蒂法诺，女士们，先生们……”
我停了一会儿，给翻译留点时间。他的麦克风好像出了点问题，我等着。就在我等待的工夫，我的脑子里出现了空白。突然间，我看到了前面数不清的相机镜头，伸着头朝我看的人们。我高兴我学会了自信。我张开口，说完了下面的话：“我一直很热爱足球。当然，我也爱我的家庭……”
“……而且我有十分美满的生活。但是足球是我的一切。为皇马效力是我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实现了。感谢各位到这里来为我捧场。谢谢。”
我拿着球衣一我的球衣一高高举过我的头。
“噢，马德里。”
俱乐部的其他主任也都过来了，拍一张球队的全家福。塞诺·佩雷斯请我们离场，带我们穿过过道，来到体育馆另一端的一个房间。那里有一张桌子，上面摆满了小吃、饼干和饮料。像这样的房间每一个足球俱乐部都有：倾斜的天花板，四周墙下围着一圈长凳。不过，他们把它略微清理了一下。之后我们被带出门，到最里面的一间更衣室：不像那天在伯纳乌看到的更衣间那么壮美。
我抽时间第一次穿上皇家马德里的队服。两名SPX　的保安员西蒙和詹米，穿过更衣室走过来，和我们一起来到二号场地。
那是一个训练场，——边有低低的观众席，席上和另一边都坐满了球迷。我的眼睛过了好一会儿才适应外边明亮的阳光。穿过一个篱笆的开口，一两个足球朝我扔了过来。我知道要我表演了。控球，颠球，这都是些老杂耍了：都是些二流的伎俩。不过，，在球场上，在一两千名球迷面前做表演，他们准会想：做秀？老实说，我有点孤独感，尽管我受到了我所希望来自马德里人的款待：到处可见全家出动，挥手和呼喊。我挥手示意。那些摄影记者可是心满意足，拍到了第一次穿皇马球衣的大卫·贝克汉姆的镜头。
我得在这里呆多长时间？我们还需做些什么？我一脚把球踢向球门后的球迷。
我朝我前面的看台瞥了一眼，看谁能抢到我踢出的球，想寻找一些先兆：当我在伯纳乌球场与球队一起踢球时，这些球迷对我会有什么反应。我知道，我得在7月24日回到马德里开始工作。
最后24小时的忙碌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理一理今天和昨天所做的事，我的内心非常充实，就像纯氧气冲进我的胸膛：真是太奇妙了。
突然间，就在保安员随我的眼光搜索人群的时候，我的眼角扫到了我左前方的一个人影，从一个金属灯柱后面奔跑出来。这是一个小男孩，十一二岁，棕色的皮肤，顶着一头黑色的头发，敞着胸，身穿一条牛仔短裤，训练有素。他向我飞奔过来。我想是我先于任何人看到他。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叫喊声。保安人员都转过身，看着我。但已经太迟了：那男孩一我后来才得知他叫阿方索一已经站到离我只有几步远的距离。
事情来得有点突然，但男孩没有做什么，我也没有后退一步。
他睁大了眼睛，乞求我，像是想向我要什么东西，但却又说不出口。我本能地向他伸出手。他迫不及待地奔到我跟前，跳着，笑着。我抓住他，抱着他，他也紧紧地抱住我。我向保安员挥手示意，没有什么事：只是有一个小男孩想找一个机会。
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弄清他要的是什么东西，于是向站在另一边的西蒙招了招手：“一件球衣。我还需要一件球衣。”
我们跑过去。我想给他一件球衣，但阿方索只是站在我跟前，眼泪汪汪。他举起双手，我将球衣从他的头顶套下去，就好像为一名男孩举行一个什么仪式。我有点意识到四周的人在欢呼，打口哨。他把双臂穿进袖子，球衣就滑落到身上，下边几乎拖到他的膝盖。他抬头看了看我。他的眼睛犹如一面镜子：高兴，害怕，还有点敬畏，弄不清楚到底为什么梦想成真。
再过一两个小时，我和我的一家就在返回英国的飞机上了。到了收拾行李的时候，那时阿方索会在哪里呢？我看着男孩的那充满期待、充满感情的面孔。我能想见，为了实现他的梦想，他做了多大的努力，下了多大的决心才站到了现在这个地方，与我面对面。
我感觉到，似乎是我在问他，又似乎是他在问我：“你是谁，孩子？你从哪里来？你是怎么来这里的？”
第一章　　曾是花圃杀手
“贝克汉姆夫人，大卫能来公园踢球吗？”
我相信母亲一定能把它找出来，那是我踢球的第一盘录像带。是的，是我，大卫·罗伯特·约瑟夫·贝克汉姆，只有3　岁，我穿着父亲送给我的圣诞节礼物一一套崭新的曼彻斯特联队的队服，正在家门前的空地上踢足球，当时我们的家还在钦福德。25年过去了，在我今天清晨出发赴训之前，维多利亚或许也录下了我与布鲁克林“开球”的那一幕吧。尽管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如，身上的队服已经易色，但一些本色的东西却一点未变。
如今，我也成为了父亲，目睹着孩子的成长。从他的身上，我似乎看到了孩提时代的自己，也慢慢地回忆起了当初的父亲。在我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父亲就坚信我有踢足球的天赋，或许，我也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踢球吧。我还记得一个下午，在训练之后，我和家人一起吃饭，当时的布鲁克林要靠人扶着才能站得稳。不知为什么，厨房的地板上有一个盛烘豆的罐子，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们的布鲁克林就步履蹒跚、摇摇晃晃地冲了过去，一脚把罐子踢了起来。一个站都站不稳的孩子，你能想像得出他踢得有多艰难！我真吓坏了，这样踢是容易挫伤趾骨的！当我把他抱起来的时候，却忍不住笑了。当年的我—定也是这个样子吧。
这大概就是遗传，你瞧我们的布鲁克林：他总是想玩球，跑呀，踢呀，横冲直撞，他总是在倾听，好像他随时乐于学习。在布鲁克林3　岁半的时候，每当我把足球滚到他面前并让他截住球，他就会马上用脚踩住，让它停下来，然后后撤一步，身体一耸，再把球踢回给我。布鲁克林还有着相当好的平衡能力，在他大概2　岁半的时候，我们住在纽约，有一次，我们从一家饭馆里走出来，布鲁克林面对着维多利亚和我，踮着脚尖站在那里，随后又用脚后跟做了一个漂亮的转身。饭馆里有一个人一定是在里面看到了这一幕，他立即跑了出来，问我们这个孩子有多大了，我回答了他。这个人告诉我们，他是研究儿童心理学的，像布鲁克林这样的年纪，能够这么好地平衡自己是很令人吃惊的。
现在谈论罗密欧还为时过早，但布鲁克林确实充满了自信，这种信心来源于他的活力、力量和良好的协调感。他能用两个轮子的滑行车急驰一我是指飞速地滑行，他能这么好地驾驭滑行车已经很多年了。布鲁克林对于自己的身体素质很有信心，我想我也是这样。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只有在踢足球的时候，我才会有那么笃定的感觉。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也是如此，尽管维多利亚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给我以信心，我知道她会同样把信心传递给布鲁克林和罗密欧。
人们常说儿子很像父亲，布鲁克林和我却十分不同。我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总是要告诉任何一个听我讲话的人：“我将来要为曼彻斯特联队踢球。”而布鲁克林却说，他想做一名像父亲一样的球员。他想加入联队吗？我们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布鲁克林的确是一个身强体壮的孩子，而我却一直很瘦弱，不论我吃多少东西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当我开始踢足球的时候，我一定看起来很瘦小，因为，在家附近拐角处的蔡斯巷公园里，我如果不是和父亲以及他的朋友们一起踢球，就是和那些年纪比我大一倍的男孩子一起踢球。
我不知道那是因为我踢得不错，还是因为每次他们在传球时撞了我，我都并不介意，接着再踢。反正，他们常常在放学后到家门口来找我：“贝克汉姆夫人，大卫能去公园踢球吗？”
我的许多时间都是在蔡斯巷公园里度过的，或者和那些比我年长的男孩一比如，艾伦·史密斯。他是和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的邻居，与我们家只隔着两户；或者就是和我的父亲在那里。我们一开始是在后花园里踢球，可我实在是糟蹋花圃，所以，在父亲下班之后一他是一名热力工程师，我们就一起去公园，在那里要连续练上几个小时。至今，我几乎所有的用力技巧都是20年前父亲在公园里教给我的：他教我用正确的方法来踢球，我们拼命地练习，直到天黑得看不见了。父亲总是把足球尽可能地踢向高空，然后让我去控制它，确保我每一只脚都能用正确的方式把球踩住。这样的训练太棒了，即使父亲有时简直让我发疯，我甚至想让他站在球门里做守门员，然后我狠狠地射门！你一定会说，父亲这是在鞭策我，可事实上，你也得承认，这一切也正是我想要做的。幸运的是，父亲愿意陪着我进行这样的训练。
弗里斯特区联赛中有一个叫做翠丰队的地方球队，我的父亲泰德就是这个球队的一名队员，我经常和母亲桑德拉、姐姐琳恩、还有妹妹乔安妮一起去看他踢球。他踢的是中锋的位置，和马克·休斯一样，不过比他更勇猛一些。他还在莱顿队踢过，在芬切利·汶哥特队当过几年半职业运动员。父亲是名出色的球员，虽然他经常因越位被罚。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越位是如何判罚的，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真正了解越位的判罚。我喜欢看着他。我热爱任何有关这一运动的事情，我也能看出踢球对于他有多么重要。当他告诉我他打算停止自己的常规训练，集中精力来训练我时一那时我大约八九岁一我深深地知道那样的牺牲对于他意味着什么，虽然他从不认为那是一种牺牲。
我7　岁的时候，父亲把我带到一个叫沃德汉姆·洛奇的地方，就在我们那儿北环路的旁边，每周三的晚上参加翠丰队的训练。我清楚地记得那些美妙的夜晚，不仅仅是因为跟父亲和他的同伴们在一起，还有那块足球场。从家出发到那儿开车需要10分钟。我们驾车沿着两边是一排排房子的大街，驶过一排蓝色的木质大门，路过一个停车场，开进第二个停车场，就正好到训练场的旁边了。足球场是由橘红色的砂砾和煤渣铺成的，有正规的门柱和球门网，还有一个小酒吧，是当地社区俱乐部的，可以俯瞰整个球场。离这个球场稍远的地方，还有三到四个足球场，最好的一个是留在杯赛和特殊场合时才用的。那个球场周围有低矮的围墙，还有两个运动员休息室。在当时的我看来，那儿就像一个巨大的体育场，我梦想着有一天能在那块场地上踢球。
现在看来，那时沃德汉姆·洛奇真不怎么样。我记得更衣室都是周日联赛的，地板上都是泥，昏暗的灯光，淋浴喷头里只能滴出冷水。还有运动员抹在腿上的止疼剂的味道，你一走进更衣室，这种味道就扑鼻而来。球场上的照明灯只有6　盏，但每次训练至少要熄灭一次，然后就要有人跑进更衣室，往壁橱里的电表里投硬币。
赛季期间我们参加翠丰队的训练，暑期里我们就会回到沃德姆·洛奇。这时父亲通常会在暑期为一支球队踢球，所以我就可以跟着他去踢球。我们一起练习，当他在大球场上比赛时，我就会找一些男孩在隔壁的煤渣场地上踢球玩。虽然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有着最先进的设备和最佳管理的俱乐部里度过，但我很高兴在我的孩提时代，有在像沃德姆·洛奇这种地方踢球的经历。我的意思是，如果当时我不是和我的父亲在一起，我就永远不会知道“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道理，我是在那儿开始练习任意球的。
当所有人都下场，坐在社团俱乐部里时，我站在罚球区的边线上，朝球门的边角搓出一个一个的旋转球。每当我射中了，我就能从父亲那儿得到50便士额外的零花钱。而且，更重要的是，父亲会轻拍我的背表示赞许。
其他人的父亲有时也会把他们的孩子带去训练，但我一旦开始，就一周接一周的不停地训练。我会坐在酒吧间里，看着球员们训练。等训练快结束时，他们会让我加入到他们5　人一方的小场比赛中。在那里跟他们踢球让我很兴奋。他们都是大人，但我竭尽所能地跟他们拼抢。我记得一次他们中的一个人冲向我，给我来了个抢断，撞倒了我，父亲尽管对此有些不满，但如果我被撞倒了，他总是喝令我站起来继续踢。他告诫我必须去面对不时发生的粗暴侵犯。如果父亲不让大家跟我抢球，我即使站在最好的位置也是毫无意义的。我相信，正是这段经常与比我高大、强壮的球员们踢球的经历，对我以后的职业生涯大有裨益。
在沃德汉姆·洛奇的那些晚上，我很喜欢去蔡斯巷公园。我们有一条秘密的小路可以到达那儿：穿过马路，距离我家有四五间房子的后面有一条私人的小径。我们会在附近等到周围没有人了，快跑50码到了围栏外，然后穿过篱笆上的洞就进了公园。我现在仍然有一两个在蔡斯巷相识的朋友。我和西蒙·特拉葛洛文以及他的兄弟马特一起去上学，到现在我仍然和西蒙保持着联系。有一次我们为我的进球得分是否超过他而吵了起来，进而演化成一次打架。
打架，是男孩们交友的一种有趣的方式。虽然西蒙比我大4　岁，这种事还是发生了。但是从此以后我们决定要好好相处。通常我们只是踢球，一直球踢到夜色降临。那里也曾经有过一个青年俱乐部，在一个小茅屋里，是由一名叫琼的女士组织的。我母亲认识她，而且会打电话跟她说我们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到那儿可以打台球、喝一杯汽水，或吃些巧克力。后院还有一个公园池塘，夏天的时候水是满的，可以划船。有时候，琼会找来一辆中型客车，把我们带到瓦尔萨姆斯托去洗澡。小屋的旁边还有一个玩轮滑的斜坡。我猜我母亲现在还会记得我的一些伤口和撞伤是因为滑板弄的，当时她不允许我带着滑板回家。我最严重的一次撞伤发生在一个晚上，公园已经关门了，我去捡球的时候摔了一跤。琼还在那儿，她打电话告诉我的父母，我头上的伤是怎么来的。在我少年时代的六七年里，我几乎所有的生活都是在那个公园里，现在那些设施都没了，真是遗憾。时过境迁，一些小孩开始把这个地方弄得乱七八糟，这样下去迟早会被迫关闭的。
我第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是一个叫约翰·布朗的男孩，他就住在临街的一幢房子里。约翰和我一起度过了小学和初中。他不算真正的足球运动员，所以当我不能跟他在公园里谈论踢球的时候，我就跟他在我家或他家玩一种叫垒高的拼装玩具，有时也玩别的一些游戏，或者沿着门前的马路骑自行车、滚轴。后来，当我开始效力于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时，约翰经常与我们在一起，尽管他并不踢球。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