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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凋零之晚清的最后十年-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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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鸿慈在参观丹麦一家美术馆的时候，突然看到众多的裸体女像，他非但没有象我们想象的那样大惊失色，尴尬失态，反称之为：“花貌雪肤，细筋入骨，为美术之上品，信不虚也。”在汉堡的时候，考察团应邀观看了一场现代歌舞表演，只见台上百十位女郎霓裳飞舞，难免肢体暴露；舞台灯光变换无穷，一派缤纷色彩。对此，戴鸿慈却并不认为这有伤风化，反引发了他对中国戏剧的思考：“吾国戏本未经改良，至不足道。然寻思欧美戏剧所以妙绝人世者，岂有他巧？盖由彼人知戏曲为教育普及之根源，而业此者又不惜投大资本，竭心思耳目以图之故。”
在各国历史博物馆参观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文物，在为自己国家的宝物而自豪的同时，也会遇到一些不和谐的事情。比如一些外国博物馆收藏了中国的弓鞋烟具等丑恶之物，也让考察团感到脸红。更让他们感到痛心的，一些被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抢走的中国宝物，也堂而皇之的陈列在博物馆中（至今都可以看到）。
考察团在欧美城市参观访问之余，也很懂得休息，“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稍得闲暇，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足益见闻之陋。”在欧洲，他们就参观了好几个大型的动物园，觉得十分的新奇。据《大公报》载，考察团从国外还买回了一批动物，包括一头大象、两头狮子、三只老虎、两匹斑马、两头花豹、两头野牛、四只熊、一只羚羊、四只袋鼠、四只鸵鸟、六只仙鹤、八只鹿、十四只天鹅、三十八只猴等，林林总总，装了五十九个笼子。
不仅如此，考察团回国后，立即上奏朝廷说：“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举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馆，曰万牲园，曰公园。”随后，清廷责成学部承办，命各省兴办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动物园等。从外国带回的那些动物，后来也被安放在北京新建的万牲园中，算是中国最早的动物园。
至此，中国开始大力建设公共文化事业，各省也积极筹建图书馆、公园等设施。这些社会文化事业的进步，和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不无关系的。
时间过得很快，从准备回国到考察归来，再到向朝廷奏请立宪，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终于迈出了清廷乃至中国历史转型的第一步。但是，即使坚请立宪的考察大臣也意识到，这一步走得很蹒跚，也很艰难，前途未卜。
五大臣的立宪奏折上去后，受到顽固派前所未有的攻击。据当时《东方杂志》记载：“顽固诸臣百般阻挠，肆其簧鼓，淆乱群听……泽、戴、端诸大臣地处孤立，几有不能自克之势。”诚然，百年固有的积习，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而对立宪的误解甚至是对于失去权力的恐惧，使得各种反对者或者公然反对，或者阳奉阴违，即使是慈禧太后，对实行宪政改革不是心存疑惧？立宪时间表的屡屡推迟，又何尝不是这种左右为难之心态的体现？
弹指一挥间，一个甲子（60年）的时间过去了。从鸦片战争到慈禧太后，清廷也何尝不想奋发图强，奋起直追，奈何千年的桎梏和惯性依旧推动了这个老大帝国沿着下降的通道而不断沉沦。晚清的最后七十年，自从“天朝上国”的迷梦被西方列强无情的打破后，清廷对于西方的文明也在观望着、试探着和不断的学习着。但是，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役的一败涂地，让帝国仅有的一点自尊和自大，就像慈禧太后晚年接见大臣时经常性的涕泪长流一样，在蓬勃发展的二十世界初显得是如此的可怜又可笑。
五大臣出洋考察是晚清最后十年里难得的一抹亮色，曾经给沉沦中的国人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遐想。这次出洋考察，清廷等于正式承认了西方文明在政治制度上的优越性。应该说，这在当时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之时，是清廷改善自身形象，融入先进文明的一个重要举措，一旦转型成功，对于这个古老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将带来不可估量的作用。
下一节：《第五章、明争暗斗，预备立宪遥遥有期》
一、廷前相争，互不相让（1）
第五章、明争暗斗，预备立宪遥遥有期
一、廷前相争，互不相让
清末新政后，国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便是立宪，上自大臣，下至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1904年11月，连广州的一份小报，《时敏报》也大声疾呼：“近今评论家有曰：‘中国之专制一日不变，则革命之风潮一日不息’。旨哉，言乎！……吾闻是言，为之更进一解曰：‘中国之专制不变，则新政不能大行’。然则中国而不欲兴则已，中国而果欲兴耶，舍立宪法其曷以哉？”《时敏报》并不是什么革命报刊，也不是当时的主流报纸，就连它都对立宪如此热心，足以见国人对此事的关注。
民心不可违。五大臣出洋考察回国后，连续上奏折要求速行立宪，慈禧太后听说立宪有“王位永固、外患渐轻和内乱可弭”三大好处，似乎心有所动，加上立宪乃是民心所向，于是清廷便在1906年8月25日召开了一次廷臣会议，专门讨论是否立宪的重大问题。
这次会议由醇亲王载沣主持，参加者为各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和大学士，包括庆亲王奕匡、徐世昌、张百熙、孙家鼐、荣庆、铁良和瞿鸿禨，外加北洋大臣袁世凯。据当时《东方杂志》的报道，这次廷臣会议的火药味很浓，各大臣在会议上针尖对麦芒，分歧很大。
先来看看这些人的背景。醇亲王载沣，老醇亲王奕譞的儿子，也是光绪皇帝的胞弟，他不满八岁的时候因为父亲去世而袭封亲王爵位。载沣身为皇亲近支，不免得担当大事，庚子年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一事，也就是这个未满二十岁的小亲王前往德国赔礼道歉。载沣年纪虽小（当时只有二十四岁），但如今光绪皇帝身体好转无望，又无子嗣，而慈禧太后也是一天不如一天，载沣生在醇亲王府，不管你是骡子还是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那也得负起责任，逐步参与清国大事。在专制王朝里，这是名分所定，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庆亲王奕匡，比载沣长一辈，他是乾隆皇帝十七子和硕亲王永璘之孙，本是皇族中相对疏远的一支。恭亲王奕䜣死后，皇族子弟大都不争气，倒是奕匡从总理衙门开始做起，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等到那些李鸿章、荣禄这些老臣死的死、退的退，奕匡凭着多年操持政务的老资格，最后竟然也爬到首席军机大臣的位置。
奕匡的为人，圆滑而爱财，做事一向模棱两可，并无原则。不过，这在晚清的官场上，这种性格倒是蛮吃得开的。据说奕匡还没显达之前，不过是个家道中衰的穷贝勒，当年连朝服都是靠在当铺典赎。到后来，奕匡的官慢慢做大了，地方上的礼金和馈赠日渐增多，奕匡也来者不拒，“庆邸贿赂公行，外省官吏，几无不以贿得者”，由于卖官的价钱“公开公正”，所以当时人称庆王府为权钱交易所之“庆记”公司。
譬如当时的袁世凯，办的大事多，由此手里的银子也多，出手又大方，可惜奕匡当时还没做到首席军机，袁世凯对他虽然也有馈赠，但总比不上荣禄的多。为此，奕匡很不满意，常对自己的僚属说：“袁世凯只认得荣中堂，瞧不起咱们！”好在荣禄没多久就翘了辫子，袁世凯听说奕匡即将成为首席军机后，一下就派人送十万两银子到庆王府。
那奕匡虽然收银子的机会多，但也没有见过这么阔气的。惊喜之余，老庆一边客套：“慰亭真是太费事了，我怎能收他的”，另一边却眉开眼笑的接过银票揣入怀中。由此，袁世凯便包办了庆王府的一切开销，逢年过节都要给奕匡送礼，两人由此建立了坚定的同盟关系。袁世凯进京参加讨论之前，就对人说：“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又说：“当以死力争。”奕匡本就不是有主意的人，他见袁老四如此坚决，平时关系又好，自然随声附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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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廷前相争，互不相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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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参加会议的还有袁世凯的老友徐世昌，他本来也是被选派出国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后来因为正阳门火车站刺杀事件发生后，徐世昌被袁世凯举荐为巡警部尚书，因而没有参加后来出发的宪政考察。徐世昌很早就和袁世凯结为拜把兄弟，早年得到袁世凯的资助参加科考，后来中举并选了进士。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便邀他加盟，成为袁世凯的重要谋士。由此，徐世昌在官场上一帆风顺，他当时不仅是巡警部尚书，还同为军机大臣之列。
当时奕劻和袁世凯、徐世昌是主张立宪的一派，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还有学部大臣张百熙。张百熙是同治进士，早年担任过光绪侍读，历任工部、礼部、刑部和吏部尚书，是老资格的大臣了。张老年纪虽大，但思想却“咸与维新”，当时也是主张立宪。
和奕劻、袁世凯等人站在对立面的则有孙家鼐、荣庆和铁良三人。孙家鼐是同治年间的进士，他是文渊阁大学士，曾经与翁同龢一起做过光绪的师傅，当时也已近八十高龄。当然，孙家鼐的思想也和年纪一样老化而守旧，他早在戊戌变法时就已经表明了他对维新的异议，更别说搞什么立宪了。
大学士荣庆是蒙古正黄旗人，他出生一个家道中落的官宦家庭，虽然他后来科举入仕，但早年仕途坎坷，因此其为人一向持躬谨慎，稳健随和。荣庆一直到1899年当上了山东学政，结识了袁世凯后仕途才开始出现了转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荣庆协助庆亲王奕劻办理抚局事宜，从而受到奕劻的青睐。按理说他本应该站在奕劻和袁世凯的一边，但偏荣庆做人太讲原则性，他和奕劻和袁世凯等人并非是同道中人。荣庆一向严于律己，为官清正廉洁，他做了高官后，到他家送礼行贿的人几乎踏破了门槛，但他始终不为所动，被拒之人偷偷的讥讽他为“纯臣”。看得出，这样的传统楷模对立宪肯定是没有好感的。
至于铁良就不一样了，他出身满洲亲贵，对于任何削弱王权的建议都是持反对意见。铁良为人刚愎，又喜好军事，是满人中少有的“知兵”人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和袁世凯是天然的竞争对手。对于这点，想必两个人也是心知肚明的。事实上，清廷也有意无意的用他来牵制权势日重的袁世凯，譬如袁世凯觊觎已久的兵部尚书一职，清廷就有意授予了铁良而非练兵出色的袁世凯。兵部后来改为陆军部，连袁世凯掌握的练兵处也被并入，但依旧是铁良出任陆军部尚书。就这点而言，袁世凯心里不可能不加以嫉恨。在立宪这个问题上，铁良的反对声是最激烈的一个。在他眼里，立宪可以“内乱渐弭”简直就是胡扯谈的事情，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练新军，军队练好了，什么革命不会被镇压下去？
当时还有一个重臣就是瞿鸿禨，他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八国联军的时候随慈禧太后西逃，忠心耿耿，又承担了撰旨之责，因而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当时一身三职，兼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和政务大臣。当时他的观点模棱两可，他不反对立宪，但反对过快立宪，似乎有调和两派冲突之嫌。
在这次廷臣会议上，奕劻先开了个头，他说从考察大臣所拟的奏折来看，立宪之事有利无弊，而且是民心所向，符合中外舆论，因此“似应从速宣布立宪，以顺民心而副圣意。”
孙家鼐首先站出来表示反对，他说立宪国之法与君主国完全不同，从君主制到立宪制，从用人到行政，一整套的制度全都要跟着变，要是变动太大又太快的话，恐怕会乱成一团糟。如果这样的话，倒不如先革除目前的弊政，等到政体清明，慢慢变更也不迟。
听起来孙家鼐好像并不反对立宪，他的理由是重大的变革必须建立在政府控制力相对强大的基础上，不然难免会埋下失败的根源。对此，徐世昌起而反驳。他虽然也认同孙家鼐关于目前国势虚弱的现状，但他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那就是“渐变有年，未有成效”，要是再这样支离破碎的渐变下去的话，既不能改变国民的观念，也无法扫除的历史惰性，结果还是重走老路，恶性循环永无休止。因此，中国只有大变，进行大刀阔斧的变动，才能“发起全国之精神”，对国民的观念起到冲击性的作用，并真正摆脱多年累计下来的危机，这才是救国之道。
其实这个争论是个老话题了。孙家鼐当年和康有为等维新人士没少做口水战，说来说去，还是“速变亡国，渐变有治”的老一套。徐世昌当年和康有为等人过往甚密，自然是反对这种老调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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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廷前相争，互不相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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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对徐世昌这种新式官僚平时就很看不惯，徐世昌话音刚落，他便接过话头反驳道，你说要以立宪来发起全国之精神，那也得有一定的条件才行，那就是国民对立宪的认识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但你看看现在的情况，那些老百姓有几个知道立宪的好处？一千个人里面有一个知道就不错了！至于立宪到底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做，那更是一万个人里面也未必有一个清楚。如果在大家都懵然无知的情况下就颁发宪法，不但没有好处，恐怕会惹来更多的麻烦。
听到这里，同样是老资格的张百熙起而发言，他说国民的认知程度应该由政府来引导，目前的情况的确是无法达到这个程度，但要是等到国民程度达到立宪的标准时再来实行立宪的话，那中国恐怕永远都看不到立宪那一天的来临。因此，与其等到国民达到立宪的认知程度，倒不如先实行预备立宪，然后对国民循循诱导，那国民自然也就逐渐能达到这个认知水平。
荣庆对这些关于未来的推论毫无兴趣，他冷冷的说，立宪听起来是挺美，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什么？纲纪散漫，弊政百生，现在都搞不好，还谈什么立宪呢？当务之急是先“整饬纪纲，综核名实，立居中驭外之规，定上下相维之制，”只有先整顿几年，等到那些官吏都能奉公守法，立宪才能逐步推行。
顿了顿，荣庆又不冷不热的说，如果不考虑咱们国情和欧美国家的差别，仅仅是一些人为了追求立宪的虚名，结果恐怕不能于国有利，反导致“执政者无权”，那些别有用心的“神奸巨蠹”倒“栖息其间，日引月长，为祸不小”。荣庆的话充满讥讽，把心里有鬼的奕劻等人说得脸上一阵燥热。
当时的气氛颇为尴尬，这时瞿鸿禨出来打圆场，说这就是为什么叫“预备立宪”，“而不能立刻实行立宪”的缘故了。铁良对瞿鸿禨这种和稀泥的表态很不满意，他愤愤的说，各国立宪都是因国民要求而实行，政府不实行，他们就搞暴动；哪里有老百姓都不知道，反要强加给他们呢？如果他们真的要求了，说明他们已经知道立宪的好处，也就是愿意为国家分担义务。现在我们没有经过国民的要求而授之与权，他们不但不感谢你，反会以分担义务为苦差，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况且，搞立宪要实行地方自治，万一那些刁民和劣绅把持地方，那不是更坏事了？
袁世凯听不下去了，他反驳说：“天下事势，何常只有？各国的立宪，都是因国民有认知而授之与权，而我们是因为国民有这个权利而知道这是应尽之义务，我们的情况和西方是不一样的，不一定要和各国一样。”至于地方自治，必须先选“循良之吏”为地方官，“扶植善类，使公直者得各伸其志，奸匿者无由施其技”，这样就可以打好地方自治的基础了。
两派人在那里争来辩去，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主持会议的载沣却在会议过程中始终一言不发，而军机重臣瞿鸿禨也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等到大家争得口干舌燥，没什么话说了，载沣才慢吞吞的站起来作了个总结发言，说：“立宪之事，既如是繁重，而程度之能及与否，又在难必之数，则不能不多留时日，为预备之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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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廷前相争，互不相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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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载沣便去见慈禧太后，报告会议过程，有慈禧来决定是立宪与否。据野史《齐东野语》上说，会议结束后，奕劻和袁世凯面见太后并弹劾铁良，说“若不去铁，新政必有阻挠。”慈禧太后晚年精力不济，很多事情都要依仗这两人，但铁良又是她用以平衡奕劻和袁世凯势力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向独断专行的慈禧也很烦恼，甚至说：“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而会议结束后，京城里谣言纷纷，说什么两派人不但动口，还动上了手，“朝市之间莫不皇皇如，竟有人言戊戌将见者”，一时间北京空气十分紧张，仿佛要再次发生政变云云。
政变之说，当然是过于夸张，这次廷前相争，也只不过是两派人马的锋芒初试，好戏还在后头。经过几天的考虑后，慈禧太后调和了双方意见，于1906年9月1日发布了“仿行立宪”的诏旨。在诏旨中，既不否定立宪，也宣布马上立宪，而是说“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操切从事，涂饰空文。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为预备立宪之基础。”
其实，从总的情况来看，这次会议上倒没有人公开反对君主立宪这种制度，关键问题是什么时机推行的问题－－－也就是说，立宪是远期目标还是近期目标的问题。另外，在承认当时“纪纲紊弛，百弊俱生”的前提下，两派人对实行速行立宪的结果也有完全不同的推论。
反对速行立宪的一派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宪要取得实效，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能力，各种资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相对充沛，国民的教育程度，吏治的清廉和有效等。这种观点姑且称为“条件论”，他们由此认为，在不具备这些条件就贸然速行立宪，不但事与愿违，反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更有甚者，他们对改革者的动机表示怀疑，有如荣庆在会议上的讥讽之语。
主张速行立宪的一派也承认当时的现状，但他们反过来认为这种现状是因为没有变革的结果。因此，只有通过立宪的刺激和引导才能改变这种危机。而且，速行立宪派对立宪后的推论相对乐观，他们认为立宪制度一旦建立，缓行立宪派说的那些条件是可以在这种制度下逐渐创造出来的。这种观点也就是所谓的“危机论”。
从逻辑上来说，这两种观点其实都会陷入一种两难境界。正如萧功秦先生在《清末新政时期的立宪论争及其现代启示》中所作的“重症病人”的比方，医院里的有一个重症病人，医生们在讨论治疗方案上时，“激进派”医生认为，由于病人的病情恶化，危在旦夕，要挽求病人的生命就必须立即进行大手术，否则病人就没有生存可能；而“保守派”医生则认为，正因为病人病情严重，生命垂危，在病人根本不具备进行大手术的条件下，任何大手术只能使病人加速死亡，因此只能进行小手术，大手术既使必要，也只能在病情好转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事实上，这种“重症效应”下引发的政治选择两极化在戊戌变法时期已经初见端倪，当时康梁等人“不变则亡，小变亦亡，大变则强”的立论何尝不是一种“危机论”？而反对康梁变法的那些守旧派其实只是“条件论”的拥护者，倒未必是反对变法本身。
可惜的是，清末的民族危机越是深重，“重症效应”下引发的两难抉择就越为的急迫和尖锐。就当时而言，双方都有道理，但抉择只有一个，哪一方能取得优势地位呢？从近代历史来看，在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危机论”更有市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但是，我们不能不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危机论”更倾向于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层面，其引发的往往是一种激进的政治思潮，一旦民众被发动起来，相对理性温和的保守力量将被历史的洪流彻底冲垮（正如本书有意无意提示的），这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悲哀。
下一节：《二、责任内阁背后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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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章开始便开始，连载就逐渐进入本书的主旨了。
二、责任内阁背后的较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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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责任内阁背后的较量
在1906年9月1日发布的“仿行立宪”的诏旨中提到，预备立宪的基础要从改革官制做起，这其实是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刻意模仿。日本在实施宪法前，曾经对官制进行了两次大改革，端方和戴鸿慈在请求立宪的奏折中也提出了这点。
应该说，清廷当时的效率还是很快的。就在颁布“仿行立宪”诏旨的第二天，清廷便宣布改革官制，任命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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