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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凋零之晚清的最后十年-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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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饨辛司纳枇ⅰＴ�17日“祭天大典”宣布后的军政府名单中，除了孙武出任军务部长，其它六部均为黎元洪的部属和汤化龙的亲信。革命士兵的起义成果被他们轻易的掠夺了。
就在同时，清廷在得知五省通衢的武汉三镇被革命党人占领后，大为震惊，在派出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南下镇压的同时，又派出萨镇冰率海军军舰和长江水师前往助剿。而革命军的这边则来了个黄兴，双方在武汉三镇展开激战，互有攻守。
北洋军是很厉害，但陆军大臣却指挥不动，这些人是袁世凯训练出来的队伍，非袁宫保不能指挥，袁世凯让他们走，他们就走；让他们停，他们立马不动了。面对革命形势已渐如星火燎原之势，各方声音都在喊：“非袁不可！”载沣无可奈何，只能去请袁世凯来收拾局面。
但是，载沣不要人家的时候一脚把人踢开（还真就找了个足恙的借口），出了事又找上门去，那袁世凯岂是那么好摆弄的？
尾声：迟到的《十九信条》与清帝退位
本连载即将结束。
后面两节《三、袁世凯再度出山》、《四、分崩离析半边天》（各省独立情况）就不发了，直接发《十九信条》和清帝退位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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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迟到的《十九信条》与清帝退位
据说溥仪登基的时候，古城西安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呼啦啦两年半过去了，这大清朝还真就说倒就倒了，一点都不含糊。
为了保住皇位，清廷作了最后一次让步，这便是在1911年11月3日颁布了《宪法重大信条》（简称《十九信条》），并宣称即将速开国会，并迅速编纂宪法，以确定立宪政体。但是，迟了，清廷的信用早已丧失殆尽，这一切都来得太晚了。
毛泽东说，“一切反动阶级，你不打，他就不倒”。孙中山说，“不打倒满清，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令人悲哀的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证明了那些统治者一贯如此，无论他们怎么开明，也绝不会把手中的权力，真诚而和平的交给另一个集团。当时的条件下，指望清廷自动放弃政权并建立民主国家，对于反抗者来说，这只能是一个美好的幻想，仅此而已。既然那些皇族亲贵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主，革命者者似乎也没有必要去学会妥协。
不过，不懂得妥协并不是件好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妥协便是专制，不懂得妥协，往往也不会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民主本就是一种有风度的对抗，而不应是街头政治。正因为如此，清廷颁布的《十九信条》还是颇有可看之处的。这十九条的内容并不复杂，与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相比较，应该是有了本质的差别。研究者和读者如果将此轻易的放过，未免过于可惜。
且看《十九信条》的内容，第一条，“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第二条，“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第三条，“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第四条，“皇帝继承之顺序，于宪法规定之”。这四条是君主立宪国的通例，也意味这皇帝的权力已经被基本剥夺，向英国的“虚君”制发展了。第十五条，“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依国会之议决；第十六条，“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加上第八条“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的规定，其实已经排除了皇族亲贵干政的可能性。
后面的这些，第五条，“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皇帝颁行之”；
第六条，“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
第七条，“上议院议员由国民于法定特别资格中公选之”；
第八条，“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皇帝任命之；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推举，皇帝任命之，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
第九条，“总理大臣受国会弹劾时，非解散国会，即内阁总理辞职，但一次内阁，不得为两次国会之解散”；
第十条，“皇帝直接统率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须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
第十一条，“不得以命令代法律；但除紧急命令外，以执行法律及法律委任者为限“；
第十二条，“国际条约，非经国会之议决，不得缔结，但宣战、媾和，不在国会会期内，由国会追认之”。
第十三条，“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
“第十四条，每年出入预算，未经国会议决，不得适用前年度预算；又预算内规定之岁出，预选案所无者，不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
第十七条，“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
第十八条，“国会之议决事项，由皇帝宣布之”；
第十九条，“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各条，国会未开会以前，资政院适用之”。
这些规定，其实是确认了国会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立法权，而且责任内阁和司法机关的产生，都取决于国会。这相对于沿用了两千多年的一元专制结构来说，《十九信条》体现的变化已经触及到中国传统政体的结构性问题，带有有三权分立的味道了。对于清室来说，也已算让到了极点，其地位和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家差不多了。如果以此建立民主制度，也未尝不可。但是，此时已是形势不饶人，革命党非嚷着要皇帝退位。
妥协，哪那么容易！
袁世凯见革命党许诺给大总统做，斟酌再三后，决定牺牲清室，管不了那么多了。1月16日，袁世凯亲自拿着折子到养心殿去见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起当时的场面，说一个陌生的矮胖老头跪在红毡垫上与隆裕太后相对流涕，看似伤心欲绝，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小皇帝哪里知道，这个矮胖老头袁世凯哽咽声中，说的竟全是逼其退位的劝诱恫吓之词：什么“环球各国，民主好比尧舜禅让，是顺民心之所归，非历代亡国之可比”；“读法兰西革命史，要是那路易王室早顺民情，何至于被杀无遗”；“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使列祖列宗震惊，被赶出紫禁城？”所以请太后务必“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这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孤儿寡母，哪里下得了这决心？可此时摄政王载沣也已经解印回府，即使他来，又有何用？袁世凯见隆裕太后迟疑不定，便又买通了老庆、那桐和太监小德张等人不断在隆裕太后面前危言耸听，借以恫吓；这还不算，袁世凯最后来了个杀手锏，让那些北洋将领公开要求清帝退位，否则便要回师北京。
养兵千日，一日反噬，这下已经是彻底的完了。偏这时还有几个忠心的皇族亲贵，搞出个什么宗社党，非要保大清不亡。这下恼了那革命党，1月26日晚，那宗社党的首领良弼便被活活炸死，吓得那些亲贵忙不迭的奔到天津租界，先保自己的平安再说。
隆裕太后听说良弼被炸死，吓得是几天都睡不着觉。这还有什么办法？只好退位保命罢。1912年2月11日，隆裕太后认可了“清帝退位条件最后修正案”，包括：清帝仍旧保留皇帝的尊号，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民国政府待以外国君主之礼；每年供给皇室四百万元的费用，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宫内各项执事人员照常留用，民国对皇帝原有的私产、宗庙陵寝等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此外，还规定了皇族和八旗的权利，如王公世爵照旧保留，免当兵之义务；王公、八旗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私产一律得到保护等等。
公元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宣统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五，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颁发退位诏书，清帝正式逊位。当时的情景是可怜而悲哀的，“袁世凯率全体阁员，邀集王公亲贵入奏请旨。隆裕太后带着溥仪在养心殿，群臣进宫，行最后一次觐见礼。内侍将各旨跪呈皇案，隆裕太后尚未看完，便忍不住泪如雨下。随交世续、徐世昌盖用御玺。随后，隆裕太后即含泪携溥仪由内监扶掖还宫。”
清朝二百六十八年，入关后从摄政王多尔衮定都燕京开基，最后也是以摄政王结束，莫非也是天数所致。
1913年2月22日，隆裕太后因痰症发作而去世，当时离清帝退位仅一年零十天。隆裕太后也蛮可怜的，由慈禧太后指婚给光绪后，并没有过一天的好日子。慈禧、光绪一死，这大清灭亡的责任还得她来背负。隆裕太后弥留之际，对九岁的溥仪说：“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随后，又对旁边侍立的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其凄惨悲凉，可想而知。
潮打空城寂寞回。清朝虽然倒了，但依旧有很多问题值得反思。马良在《超越革命与改良》中指出，“就中国传统而言，皇权既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但很多时候则是一种象征。皇权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威，是保证政府决策正常化和社会秩序稳定化的威慑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皇权的存在并不影响民主政治的发展，相反，如果协调得当，皇权甚至科举那个会成为民主政治的保证力量”。
辛亥革命后近四十年的内乱表明，国人在没有得到真正的权利而又缺少了皇权的保护，这对国人来说是一种双重迫害－－－至少以前还有皇上做主呢。一味的要求废除皇权，照搬他国模式，未必是中国走向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唯一选择。辛亥革命的理想虽然看起来很美，但除了赢得中华民国的一幅空招牌，其他的还是一切照旧。更有甚者，那些没有皇帝头衔却没有任何约束的大大小小军阀的统治，比之皇权之治，其实更加的黑暗。
革命的破坏，就好比将病人枪毙了事，固然简单易行，但这不等同于制度的再造。事实上，很多革命重建的效果远远不如改良的重构，革命带来的往往是暴力的反复，而不是进步的归宿。但可惜的是，这种简单的民族主义思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掩盖了国家和民族真正需要思考的目标。可笑的是，在我们的国家，寻找替罪羊总是比真正解决问题来得方便，而且老百姓也乐意接收，这也成了民族的传统。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理想，实际上是超越了当时历史的实情和国民的接受力，由此导致了国内很长一段时间的混乱，并开启了上世纪政治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之先河。事实上，推翻满人的统治，并没有真正开创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之路，也无助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为这没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后，满族贵族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国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汉民族国家”，但事与愿违的是，推翻清朝后的国内政局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因为汉人之间的冲突和争斗更加坠入深渊。辛亥革命在民族主义的误区，导致原本以现代化和民主化为目标的浩大运动完全偏离了方向。
更有甚者，辛亥革命后几十年的政治剧变和失败，使得国民信仰的遭到了空前危机和混乱。正如鲁迅说的：“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月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很多烈士的血都被别人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中国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在晚清帝国凋零了数十年之后，这个问题依旧盘绕在国人的心中，不能忘怀，苦苦思索却又不得其解。难道这是历史的宿命？
曾几何时，清廷宣布立宪后，马相伯在上海的各界人士庆祝会上说：“我中国以四五千年破坏旧船，当此过渡时代，列强之岛石纵横，外交之风波险恶，天昏地暗，明智未开，莫辨东西，不见口案。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当时《华字汇报》还有人作《欢迎立宪歌》：
“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
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
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
天语煌煌，奠我家邦，强哉我种黄。
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
大臣游历方归来，同登新舞台。
四千年旧历史开幕。
英雄数巨子之东之西，
劳瘁不辞，终将病国医。
纷纷革命颈流血，无非蛮动力。
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乃今朝。
古维扬，新学界，倾闻立宪同罗拜、
听我此歌，毋再蹉跎，前途幸福多。
可叹的是，清末各种矛盾的纠葛和皇族亲贵的倒行逆施，使得清廷这十年来新政和立宪的一切努力，都化为东流。这所有的一切，伴着那首已经模糊的立宪歌一起，都已经渐行渐远，渐成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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