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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雄师:三野档案-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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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逃往台湾前的这次大“搬运”意义非凡。关于这一点，蒋经国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政府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这样稳定的局面？古语说，无粮不聚兵，如果当时饷糈缺乏，军队给养成了问题，那该是何等严重？库存黄金到达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国家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将这箱珠宝也运到台湾来，交给国库保存。。。当我到上海后，李宗仁已经知道了这回事，立刻下令，不准移动这箱珠宝。后来竟吩咐那个保管保险箱的人飞到香港去，使我无法取出。我向父亲建议，据我知道的情形，这箱珠宝已经用去不少，剩余的东西仅值二三十万美元，我们何以为此区区之物，同人家伤和气？父亲却指责我说：‘到了台湾，当军队粮饷发不出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我听了无言可答，只好依从父亲的意思去进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将这批珠宝搬出来。”
死守上海，对于蒋介石来说还有一层战略上的考虑。
上海，自1842年6月16日，76岁高龄老将陈化成亲率全体士卒战死在吴淞口西炮台之后，就落入到帝国主义手中。上海成了帝国主义这条巨大蚂蝗在中国瘦弱的躯体上吮血的最大吸盘。蒋介石清醒地知道，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岂肯轻易地从土海撤出？何况当时的美国已经在蒋介石的内战赌注上押下了60亿美元，眼看要输光，难道会罢手？欧美各国在上海还有巨额的投资，英国在上海一处的不动产，约计两亿镑，还有无法估计的英国对华不平等贸易的价值。上海的外国资本，占在华外资总额的80％以上。所以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上海守备战打得越持久越激烈，对上海的破坏越大越好，最好是内战化为国际战争，把英美尤其是美国拉下水。
蒋介石做这样的美梦已非一日了。早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蒋介石就指望美国人能出兵干涉，然而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整整3天时间里，蒋介石一直观望着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态度，然而美国什么明确的表示也没有。不仅如此，共军在渡江时，重创了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一向傲慢的英国虽然也骂骂咧咧，最后却没有敢动硬的；共军占领南京时，一些官兵冲进了美国大使馆，对司徒雷登言语粗暴，违反了国际条例，而美国也仅仅是形式上表示了一下“抗议”。更令蒋介石伤心的是，南京政府此次南迁广州，各大使馆人员都相继随政府去了广州，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依然留在失守的南京城内。并且据可靠消息，司徒雷登正派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同其在中共的老同学黄华联络。尽管有这些不如人意的消息，蒋介石仍认定“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影响国际视听。”而且美国西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白吉尔在渡江战役前在上海曾声称过：即将以运输舰运海军陆战队运沪，扬言：“在沪市，国民党当局不能控制局势时将用美国人出面维持”。再说在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直接出面绞杀中国已不止一次，在上海更是有先例可循。因此，蒋介石对把西方国家拖下中国内战的泥潭充满信心，但前提是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必须死守一阵。
历史的渊源，现实的利益，战略上的考虑使蒋介石下定决心，死守上海。
4月27日，复兴岛，蒋介石专门召集了在上海的各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的学生（主要是黄埔系）开谈话会。蒋介石以老校长的身份告诫：“党国成败在此一举，黄埔学生必须以全力应付民族危难。”大会上成立了由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组成的“非常委员会”，蒋介石希望这次会议能把已呈四分五裂状态的中央军校系统出身的将领重新召集起来，达到收拢嫡系的目的。
但他的命令已不再像从前那样行之有效了。很多人接到蒋介石的通知，并未到会。黄埔系正宗嫡系将领，南京卫戍副总司令覃异之，就在蒋开会当天上午离开了上海，回到广西老家。
这之后，蒋介石连续召见三批驻上海守军的团以上军官训话，内容不外乎要他们坚守上海，并给他们“打气”。
“我们的对手不是一般的敌人，是当今世界最凶恶、阴险的共产党。共产党问题不是我们一国所面临，是国际问题，因此也不是我们一国的力量所能解决，要解决需要依靠整个国际的力量。但目前，盟国美国要求我们给他们一个准备的时间，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只希望我们能在远东战场打一年。因此我要求你们在上海打6个月，只要你们坚守上海6个月，我们的二线兵团就建成了，就可以把你们换下去休息。上海是国际都市，影响非常大，位置非常重要，国际自由人士不会不管的，只要他们援助我们，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发生，那将是最终埋葬共产主义的最后一仗！”
“这次共军渡江，国军失利，问题就出在戴戎光这个浑蛋一炮未发就投降了共军，让共军轻易过江，使得许多部队没有战斗就溃退，打破了我原来的计划。否则，共产党是没有办法渡江的。现在，我们在战略上虽然遭到了一些挫折，这只是暂时的，你们各位应当闻胜不骄，闻败不馁。你们应当相信我，从广东北伐以来，在战略上我没有错过，我们完全都是做对了的！”
蒋介石的一番说辞，对那些不明真相的高级军官们颇起到了些强心作用。他们私下里说：“老头子一定是跟美国人商量好了，只要美国人出面就有办法！”
蒋介石接着鼓励下属“守上海与抗日战争相比，优势在我们这一边。当年‘八一三”战争爆发，日本凭借其海、空军优势，想在很短时间里占领上海，迫我们订城下之盟，结果我们守了3个月，日本报兵折将，没有达到目的。今天的情况和那时相反，我们有海、空军，共产党没有。从这个事实看来，我们要在上海守6个月至一年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应该记得，当时八十八师的一个副团长谢晋元带一营人守四行仓库，仅仅一个据点，日本人就拿他没有办法，我希望你们都要向谢晋元学习，这样我们一定会胜利。”
“最后，我可以向大家断言，共军眼下的胜利，正是重蹈当年日军南侵之覆辙，共产党和当年的日本犯了同一个错误，渡江南侵，就是他们失败的开始！”
除了给下属“鼓气”，蒋介石认为稳定民心也十分重要。
4月27日，蒋介石在报纸上发表了《和平绝望奋斗到底》的谈话，宣称：“为此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
同时，在这个谈话中，蒋介石特意把反共战争改说成民族解放战争，妄图以此煽起民族情绪，继续顽抗。他说：“我们目前的情势固然是险恶的。。但是，我们认清了今日剿匪作战是反侵略主义的民族战争，是反极权主义的民主战争，同时也是为了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家庭自由生活方式之社会战争和保障我们悠久历史文化和仁爱伦理道德的文化战争。。这一反侵略战争如果失败，国家的独立自由地位，人民的自由生活方式，都必归于毁灭。我们的前途，只有普遍的贫穷，冷酷的饥饿和世界战争。”
其实，在蒋介石的极权统治下，广大的人民群众何曾有过民主？有过自由？连起码的生存权利，在火箭式飞涨的物价面前都难于保障。
4月28日，蒋介石亲巡上海市区。这一天，当蒋介石在上海街头公开露面时，上海的各家报刊都发表了注明“溪口27日电”的《蒋总裁告全国同胞书》，称：“今日的严重局势，失败不在于匪的实际力量如何强大，而在于我们政治的缺点，经济的恐慌，内部组织的松懈，使共党匪徒有隙可乘，所以他们肆无忌惮，在前方军事和后方民众中埋伏间谍，散布失败主义，以瓦解士气和人心，因此，国军有优势兵力反遭挫折。中正对于过去政治、经济的缺陷，剿匪军事的失败，以至于我们的同胞遭受共匪的蹂躏和残杀，坠入共产主义的铁幕，来过这样一种黑暗的地狱的生活，这是我个人德薄能鲜，应该负其重大责任。但是，我决不动摇救国救民的信念，相信我们必能从共产党铁幕下拯救我国同胞，重登自由康乐之境地。。”文章最后，蒋介石大言不惭：“11年前南京政府的撤守，正是我们抗日战争的起点；今日南京政府的撤守，更成为我们中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
训话，打气，稳定军心，固然重要，但此刻蒋介石心里最想知道的是物资抢运工作进行得如何。
4月28日，蒋介石召见了陈良，未等陈良开口，蒋介石急不可待地问：“初如，上海待运的物资还有多少？”
陈良：“报告总裁，中央银行金库中的金银已安全启运台湾，现只剩下20万两黄金以维持市面周转，而一旦从上海撤离，这笔钱也将如数带走。目前正开始抢运物资，但因物资太多，现在又加上各机关撤退，交通工具更缺，所以没有一个月的时间，很难将这批物资运完。我这儿有一份清单，请您过目。”
蒋介石接过清单仔细端详起来：
甲——疏运物资种类：
1。中纺公司及该公司已交国防部尚未运出之纱布；
2。中信局之敌伪珠宝及中央银行寄存该局之日本赔偿铜元；
3。中央银行业务局之德孚颜料；
4。中央造币厂铜块及日本赔偿铜元；
5。交通部之通讯器材及铁道器材；
6。资源委员会之化学原料、金属器材及矿属油料；
7。物资供应局之紫铜锭及其它贵重物资；
8。美援花纱布联营处之纱布；
9。卫生药200吨及吉普车；
10。社会部国际儿童奖金救济物资500余吨，布10万匹及卡车20辆；
11。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之重要物资。
乙——关于疏运办法＇略＇
从陈良的清单中可以得知，目前已经运走的物资吨数不到总量的五分之
一，即便将已装妥待运的加上也仅刚过二分之一。
蒋介石合上清单，问：“还有这么多呀？你能不能再快一点？”
陈良：“报告总裁，这已是超负荷了，最好能再给我一个月时间。”
蒋介石说：“行！”
但到底汤恩伯能否坚守上海一个月，蒋介石心中没底，他必须马上召见汤恩伯。
八、腥风血雨上海滩
义子卖师讨宠，陈仪慷慨赴死。守卫大上海，汤恩伯有三个“高招”。毛人凤的任务只有一个字：杀！蒋介石秘密筹划第二个“花园日事件”。杀气腾腾的“十条”战令。李宗仁给部下“打气”鼓劲。黎明前夕，上海到处响起大屠杀的枪声。
汤恩伯，原名克勤，字恩伯，取有恩思报之意。浙江武义县汤村镇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论军事才华，他的军事理论远比实践好，训练远比实践强。行家和同行对他的评价是：战前冷静，或攻或守或进或退安排得井井有条；战时慌张，一打响就陷入混乱状态，不知所措；战后清醒，为失责战败或损兵折将找理由，推卸责任。李宗仁代总统视之为“最脓包”不过的一人。他靠“围剿”红军起家，八年抗战期间，他与胡宗南一样在河南“养兵”，以准备抗战胜利后打内战，辽阔的中原被他败坏得一团糟。在河南他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无人区”，犯下滔天罪行，河南人恨之入骨，把他与水、旱、蝗并列称为“四大害”。1944年，他又造成了大溃退。就是这么一个屡败之将凭着他浙江老乡的身份，凭着他对蒋介石的极尽阿谀奉承的本事深得蒋介石的宠幸，成为蒋介石的嫡系、三大宠臣之一（另外两位为陈诚和胡宗南）。在蒋介石的关照下，汤升官之快，当官之顺，官品之高，使同行们目瞪口呆，望汤兴叹，自叹弗如。1949年1月18日，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前三天，他被蒋介石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担当起防守长江和上海的重任。
在国民党官场内，汤恩伯是以只对蒋介石一人负责，对上敢顶，对下敢压出名的。在蒋氏王朝在大陆行将垮台之前，他是少数几个仍对蒋家忠心耿耿中的一员。为了显示他的这种忠诚，他不借出卖自己的恩师、情同父子的陈仪。
陈仪字公侠，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回国后先后担任北洋政府浙江都督府军政司长、陆军小学校长、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厅长、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徐州总司令、浙江省省长等职。1927年春，陈仪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在杭州对军阀孙传芳反戈一击，投向国民革命，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九军军长。1933年陈仪任福建省主席兼福建“绥靖”公署主任。后来陈仪又先后担任过政府行政院秘书长、陆军大学教育长，成为国民党内政学系重要人物。抗战胜利后调任台湾省行政长官。1947年2月27日，台湾人民因不堪国民党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发动了“二·二八”起义。蒋介石派出大批军队到台湾“平暴”，被镇压杀害的民众达万余人。事后为了平息台湾民众的愤怒，陈仪作为替罪羊，被蒋介石撤职查办。“二·二八”事件对陈仪触动很大，当1948年6月，他再次主持浙江省政务时，对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杜伟说：“在政治上想效法东欧民主国家作风。”这之后陈仪政治观念有很大改变，当蒋介石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失败以后，他在上海《东南日报》上公开著文，指出：“八年抗战之后，继以三年勘乱，人民遭受战争之影响，生活已苦不堪言。现时人民一致要求和平。要知民为邦本，此时和平呼声，殊不容忽视，应能为各方所接受。”接着指责当局：“争取胜利固需要勇气，承认失败亦需要勇气。”他还抨击蒋介石所发动的“勘乱”战争说：这个问题，“今后史学家自有重要之评价”。这时的陈仪已决心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了。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李济深由香港派人持亲笔函来杭州联系，希望他能仿效傅作义将军起义。陈仪表示他也不愿美丽富庶的杭州毁于战火之中，他愿做傅作义第二。但陈仪与傅作义不同，他手中几无可调之兵与可遣之将，于是他想到了汤恩伯。
陈、汤关系之亲密为国民党上层人所尽知，没有陈仪就不会有汤恩伯。是陈仪在陆军小学当校长时收留了走投无路的汤恩伯，然后出资资助并保荐汤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从而使汤恩伯迈出了一生仕途中决定性的一步。为了感谢陈仪，汤易字为名，以纪念陈的恩泽。回国后又是陈仪介绍汤在国民党军队中作军官，后来默默无闻的汤恩伯之所以能青云直上，也多赖于陈仪这位恩师的帮助。1947年5月，汤在山东与人民解放军作战，他的第一兵团中强悍的整编七十四师全军覆没于孟良崮，汤也被撤职，遭到冷淡，又是陈仪等从中周旋，大力保举，汤始能于1948年8月出任衢州绥署主任。陈仪家兄弟甚多，却无子嗣，因此陈一直视汤为义子，而汤对于陈，敬呼“先生”而不称名，亦不及姓，数十年如一日。
陈仪之于汤，可谓“恩重如山”，而汤对陈亦“感恩不尽”。陈仪与汤的私人情谊，真是“亲如父子”。因此陈仪对策反汤恩伯抱有绝对的自信，更何况陈仪知道汤恩伯在内心对蒋介石也曾颇有怨恨的。
汤恩伯在他的从军生涯中曾大哭过两次，这两次均与蒋介石有关。抗战后期，中原战役失败，陈诚取代蒋鼎文成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借此机会收拾已有“中原王”之称的汤恩伯。此时汤恩伯拥有的实力已达高峰，号称“大军40万”。在陕西商县油河镇，陈诚召开了中原战役检讨会。会上，陈诚指责汤恩伯，说中原战役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四不和”，即将帅不和，军民不和，军政不和，官兵不和。陈诚还指使河南省党政代表团在会上控诉汤“十大罪状”。不久汤恩伯经西安返重庆，又遭到胡宗南的一顿羞辱：汤当场气得痛哭。事后汤恩伯认为，陈诚、胡宗南之所以敢这样光天化日之下羞辱他，使他无地自容，一定是蒋介石的旨意。1947年孟良崮战役失败后，汤恩伯被蒋介石电召到了南京，当着众高级将领面蒋大骂汤“无能”。据说上海曾有报载说，汤恩伯当时被蒋喝令跪下，连踢带骂，汤不是从房间里滚出来就是爬出来的。这一次汤恩伯感到极度羞辱，回来后伏在恩师陈仪的膝头大哭：“我汤某这么多年跟随委员长做牛做马，结果竟然不如一条狗。受此污辱，今后我还有什么脸再见人呢？。。我不如自杀。”陈仪则劝他与其自杀不如反蒋。汤恩伯也曾表示：“我听先生的，我还有两支部队，从今以后，我不跟老蒋干了”。以后这样的事又发生过数次，每次接受蒋介石召见回来，他都要对陈仪发牢骚，说：“我在蒋介石那里，连一条狗都不如！”“蒋介石召见，就像主人见奴才，简直是污辱”。陈仪曾一再劝汤冷静，不要轻举妄动，并商定以后只要有机会汤恩伯掌握军队、陈仪掌握政治，伺机起义反蒋。
到了1949年初，陈仪认为策反汤恩伯反蒋时机到了。于是他一再劝诫汤恩伯要认清当前形势，悬崖勒马，当机立断，共举大义，并派自己的外甥丁名楠去上海与汤恩伯联系，建议汤“释放政治犯”，“停止修筑工事”，“保护上海一切属公物资不遭破坏”，“开放长江若干渡口”等等，以实际行动立功赎罪，取消自己的“战犯”名义。汤表示愿意接受这些条件，至于起义时机，因左右蒋介石的耳目甚多，恐尚未成熟，须宽限几天，并答应日内亲赴杭州面商。但这些不过是汤的敷衍。2月10日陈仪再次派丁名楠前往上海问汤面交亲笔信，信中提出“起义五要件”、“起义准备八要领”。拿到白纸黑字的汤恩伯证据在握后，立即派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乘专机往溪口蒋介石处送信。蒋于是派专机到上海接汤去溪口密谈，询问汤的意见。汤当即表示：“国家大事，义不徇私，自应以领袖之意见为意见。并主动向蒋介石推荐周喦取代陈仪为浙江省主席。陈仪的突然解职使联系陈起义的中共地下党员胡公恭断定汤已告密。胡劝陈警惕汤并表示只要他飞离杭州，过了长江，一切安全由中共负责，可陈仪根本不相信汤会出卖自己。2月23目，陈仪交卸完职务后离开杭州前往上海自己的家。一到上海，陈仪即被毛森率领的特务逮捕。杭州解放前夕，陈仪被押解到台湾看管。1950年6月18日，台湾国民党当局国防部军事法庭以“勾结共匪”罪名判决陈仪死刑。临刑时，陈仪十分镇静，神态自若，大喊“一人死，精神不死”而慷慨就义。
汤恩伯上任之初就秉承蒋介石的意志，积极在上海进行军事部署。这时，汤恩伯把备战活动的重点放在构筑坚固的现代化防御工事上。他首先命令其所属工兵指挥部拟定计划，至于实施构筑则由工兵指挥部会同上海市政府及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关组成的“上海工事构筑委员会”负责。工事设计以阎锡山在太原所筑阵地工事为蓝本，为此在开工前汤恩伯还派工兵指挥官柳际明飞往太原实地考察。1月下旬，大上海防务计划下达。汤恩伯任命自己的亲信、绍兴人吴本一担任工事工程的“经理处长”，并由吴本一负责与上海最大的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联系，承包号称“碉堡5000，活动碉堡3000”的工程营造。陆根记营造厂主要负责钢筋水泥工程的铺设，至于其余工事、阵地、明的暗的射击掩体、炮位以及遍及数十公里范围内的鹿砦、铁丝网则由军工或民工担任。这之后工事构筑紧张实施，日夜不停。到了3月，形势逐渐紧张，汤恩伯先后三次在上海金神父路复兴路口一座洋房里召集“联席会报”会议。“联席会报”制度自抗战胜利之后首先在上海开始，主持人分别由当时各军政长官担任。自汤恩伯出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以后，“联席会报”多由汤主持。在这三次会议上，汤恩伯一再强调各部门必须紧密配合：
（1）尽快筹集经费和建筑材料，建筑碉堡和防御工事，做好防守准备；
（2）准备储存三个月到半年的粮食，以便久守；
（3）砍去上海郊区外围树木，以利作战；
（4）调集足够的车辆和船只，维持交通运输；
（5）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后方秩守，支援前线作战。总之，一切活动都必须为固守上海作准备。
在汤恩伯一再督促下，到4月下旬，上海的作战环境、工事碉堡、火力配备、兵力部署完全符合兵书教程，达到东方一流标准。阎锡山看罢以后，满有信心地说：“至少可以守一年。”
蒋经国则吹嘘说：“它是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可以与马其诺防线媲美。”
马其诺防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为了防止德国的进攻，而在德国边境上构筑的防御工事。当1940年德国军队从阿登山脉直冲而下，法国灭亡了。这个防线根本未起作用。斯大林格勒之战，发生在1942年至1943年，德军遭苏军的重创，从此苏军转入战略进攻。
蒋经国将上海工事与二者相比，他是非常希望上海之战能扭转蒋家王朝的失败命运，但这毕竟只是希望，蒋家要垮台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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