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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雄师:三野档案-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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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些基本问题把握不清，结果渡江战役后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故。
常州解放，有的同志“开仓济贫”。就像以前在农村常常做的那样。无锡解放，有的同志盲目给工人增加工资，吓得资方逃跑。军队的纪律也不尽令人满意。
南京解放后的第二天清晨，一群解放军战士冲进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住处。此事已引起美方抗议，华东外事处处长黄华正在处理。驻防南京的某军，未经请示，擅自命令南京市各澡堂、理发店、电影院免费招待解放军5天。
南京市驻军一个营教导员，与群众联欢时应邀签名留念。第二天，一家小报在“共产党中将×××谈形势”的通栏标题下刊载了一块谎话连篇的文章，并煞有介事地登着照片。组织上“按图索骥”查到这位教导员。他看到文章上竟印有自己的亲笔签各，吃惊得全身发麻。
4月28日，陈毅和刘、邓一起，由何克希陪同去看蒋介石的“官邸”，谁知这座花园洋房竟住进了骡马团。上海的政治社会情况更要复杂不知多少倍，如果不好好准备，真不知要出多少乱子！准备接管上海的几千名干部，大部分还在江北，尚未到苏南来集中学习。上海，人口600万左右，工厂1。2万余家，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二分之一。
商店6万余家，贸易额占全国将近一半。每天需要供应食米400多万斤，煤炭20万吨，目前据可靠情报，上海存粮存煤已岌岌可危，工业原料棉花等等同样紧张，可因渡江前后，大批军队、民工及军用物资都要沿铁路由北南调，铁路运输太拥挤，米、棉、煤，这“两白一黑”都还未来得及准备好。准备代替金圆券的人民币也因火车车皮紧张还没有运到。
陈毅感觉到身上的担子太重了。
丹阳，南京和无锡之间一座民风淳朴的小县城。由于总前委的迁入，一下子变得人多了，拥挤了，忙碌了。来来往往的人中有穿黄布军装、灰布军装的干部，也有穿便衣的干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几位略带上海口音、身着西装、风度翩翩的人物。这些都是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家，他们赶来丹阳，为的是协助总前委的接管准备工作。
其中有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几个月前还是上海关勒铭金笔厂的“副董事长”的刘晓。他是特奉党中央指示撤到香港，转道到北平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与他一同北上的还有在香港九龙千家驹研究所做研究准备工作的陆象贤、吴涤苍，途中3人化妆成贩货商人，乘上了一艘去烟台的英国货船，因遇风暴，误了会期。在北平他们详细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上海各方面情况。吴涤苍甚至为毛泽东计算出如果没有环卫工人，上海3天就会变成一座臭城，而上海3天的垃圾将会淹没繁华的南京路。渡江战役展开后，刘晓和陈毅同车南下到了丹阳。
有“神秘人物”刘少文。上海地下市委负责人之一，专管情报和海、陆、空（电台）的交通工作。他和他手下的地下党员们，曾经把许多盖着“绝密”图章的国民党文件，化成电波或变成“药丸”、“胶卷”，送到中共中央。
刘晓、刘少文来到丹阳，立刻发密电给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刘长胜、张承宗、吴克坚、张登，及时而详尽地指出整个地下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和协助解放军进占上海，动员群众起来护厂、护校、维护秩序，防止坏人在战争发起后搞破坏活动。
中共地下党传奇人物潘汉年也来到了丹阳。他是一个多年出入虎穴领导对敌斗争的老地下党员，曾主持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工作。此次来丹阳，他带给陈毅的重要情报很多，其中有他在香港做青红帮头子杜月笙工作的情况。
与潘同来丹阳的还有经济学家许涤新、剧作家夏衍。许个子不高，一口广东话，善做统战工作，党外人士有话愿意找他讲。陈毅很看重他这点，后来让他当上海市工商局长，专做“大老板”的统战工作。夏衍，30年代就活跃在上海的著名左翼作家。他来丹阳是协助总前委上海文化系统接管准备工作的，后来出任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
上海经济命脉的掌管至为重要。上海地下党经济方面的专家也来到了丹阳，卢绪章就是其中一位。
身着黄布军装的卢绪章出现在丹阳街上时，接管干部大队中许多人吃惊不浅，此人不是“广大华行”那位生意做得十分红火的总经理吗？与特务头子陈果夫合办“中心制药厂”开幕那天，陈果夫亲自剪彩，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亲临会场，敬送花篮。这位上海市头面人物，大“资本家”也会是地下党员？别说一般人吃惊，对于卢绪章的到来，上海市地下党的同志也疑惑不解，这就难怪上海解放后，当卢绪章出任华东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时，工商界有人曾给陈毅市长递上揭发信：“我等以头颅保证，卢绪章是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员，少将军衔。”其实，卢绪章是货真价实的中共地下党员，1939年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创办了“广大华行”，专门为党筹集经费。周恩来曾经指示：“我们这个机构，要在任何情况下永远打不烂！”所以，广大华行始终只是由“重庆办”单线领导。为活动方便，党批准卢绪章买了个国民党少将军衔。抗战胜利后，为在敌人心脏里站稳脚跟，他们选中陈果夫当“靠山”。由于有了这棵大树，广大华行多次逃脱国民党军统的审查。广大华行创办12年，不仅为党提供了数目可观的经费，而且更值一提的是它为党掩护和培养了一大批懂得经济规律、熟悉上海以及工商界情况的干部。其中有白天穿长衫、夹布包，准点上班，抄抄写写当小职员，晚上听汇报、领导地下党斗争的刘宁一同志；有杨延修同志；还有吴雪之同志，后来均成为接管上海的重要人物。其实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早在渡江战役前就开始着手了。
1949年2月，中共华东局社会部决定由副部长杨帆调集干部60余人先行南下，驻扎在苏北淮阴郊区的许庄、徐家庄、小曹庄一带的农村，由调研科科长钟望阳具体负责对沪、宁等大城市的调查和材料编写工作。三科的全体干部分别组成上海、南京和特字号（专门负责编写沪宁一带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材料）三个组，其中李蒲军任上海组组长。
任务非常紧迫。中央要求，必须抢在大军渡江之前就拿出南京、上海城市的材料来，而此时人民解放军的前锋部队已经抵达长江边。
上海组是一个大组。为充实实力，杨帆又从在上海暴露后撤到苏北的地下党干部中抽调相当一部分同志到调研科。以他们搜集到的所有有关上海的年鉴，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中缴获的国民党档案，上海地下党通过秘密途径得到的第一手国民党内部情报，上海来人报告的情况，平、津、沪等地的出版物作为原始资料，然后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极为简陋的工作条件下，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终于在渡江之前完成了上海部分30卷、百余万字的资料。
这30本珍贵的调查资料收集了国民党中央各部、委驻沪机构和上海市驻军、政府机关，经济、文化、宗教团体和外国驻沪机构的地址、电话、组织机构的发展变化，以及官员的姓名，包括蒋介石、李宗仁、宋子文、孔祥熙、张群等国民党要员的公馆地址和电话号码。其中《上海蒋匪军事机关》一册囊括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淞沪警备司令部、陆海空驻沪司令部、吴淞要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国防部等驻沪机构，辎汽、高炮、装甲、工兵、战车、通信兵在沪驻军，驻沪宪兵（包括军警宪联合机构、检查站、纠察大队等）、驻沪后勤机构、兵役机构、军事学校的训练班，上海各军队医疗机构以及军事系统的工厂和仓库的地址、电话、军官的姓名、编制人数、装备等，一应俱全。这30本资料还附有江湾、龙华两个军用机场的平面图，从跑道、油库、器械库到军官和空军家属宿舍的位置都绘得清清楚楚。在《伪上海市政府各局》、《伪上海市政府及各区保甲概况》等册中，详细介绍了国民党中央政府驻沪各单位，上海市政府民政、社会、财政、公用、工务、教育、卫生、邮政8个局及其下属处、科两级以及32个区公所，所辖各保的机关地址，电话、市长、局长、处长、科长，区长、保长以至科员、办事员的姓名、籍贯、学历、政治背景。在有关上海市警察局的一本专册中，从总局、分局到派出所，以及警察系统的各保警总队、骑巡队、机动车大队等武装力量和警察所属的医院、学校、仓库、警察博物馆等单位都有完整的记载，从局长、处长到分局长、股长都列有名单，包括地址、电话，还附有一些主要的中、高级警官的简历和政治背景。
除了这些社会、军事、政治的情况，在经济方面也收集了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金融中心的大量资料。国民党的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局（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一库（中央合作金库）都各出了一个专册；还有三册分别介绍上海的省市银行、小四行、南三行、北三行、农商银行，以及证券交易所、票据交换所、上海的黄金市场和各钱兑业、金号、银楼等。不仅有这些单位的历史沿革，还有数百名经纪人的姓名、地址、电话，甚至还列有抗战胜利后的股票行市等。另上海市官僚资本的情况也出了一本专册。这个专册是吴雪之同志在上海临解放前三个月冒着生命危险从香港回到上海，在刘长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和项克方同志一起通过党的组织和各种社会关系，调查、搜集了国民党在沪官僚资本企业的机密情况后编辑而成的，包括这些企业的机构设置、历史沿革、内部组织、人员动态、重要设备，物资储存等等。
以上这些材料，成了各对口接管专员们的必读“文件”。陈毅看到这堆材料，高兴地对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梁国斌说：“这些材料为上海接管工作立了大功！”
一位粮食口的接管人员看了材料后说：“我们从农村来，从未到过上海，对上海一无所知。有了这些材料，接管工作就有了依据。”
参加接管警察系统的是几位在苏、鲁、豫工作的老同志，他们对上海十分陌生。拿到上海警察局的材料后，他们很快就熟悉了这个复杂系统的网络，后来又在上海警察局500余名中共地下党员的配合下，不到一星期就完成了对警察局的接管。
总前委进驻丹阳后不久，准备参加接管上海工作的干部也来到了这座小县城。这支队伍1949年初就从山东省青州出发，队伍中多是2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一路十分辛苦，不仅要行军，而且还要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接管大城市的政策。到达丹阳时，他们的担子更重了，他们必须抓紧时间熟悉上海的方方面面。陈毅对他们这支队伍要求十分严格。不仅必须读大量的材料、组织小组讨论，而且还要考试，稍不留神就可能当场让你出丑。
“两白一黑”也源源不断地从山东、江苏解放区南下，铁路上、公路上，一片繁忙。
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也来到了丹阳。这套钞票共有12种面额：壹元、伍元、拾元、贰拾元、伍拾元、壹百元、贰百元、伍百元、壹千元不等，由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银行（1948年12月1日，原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而成）发行。币面上的图案有工业、农业、牧业、交通、水利、人物、风景。纸面上的“中国人民银行”6个字由当时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井主持中共中央财政部工作的董必武亲自题写，字体为标准的柳体。人民币由后勤部管理。他们是最早到达丹阳县城的单位之一，驻扎在丹阳东南角的汤庄。
在丹阳，陈毅最关切的还是广大干部、战士的思想。党的一切方针政策，最终都要靠他们在群众中落实。
因此一到丹阳，陈毅就召集广大干部、战士开大会。他说：“对上海这样一个商店、工厂密布的东方大都市，我们单纯从军事上占领，只是小胜。假如稀哩哗啦，乱轰乱打，就把城市建筑和工业生产打烂了。现在我们就要进入建设时代，破坏城市等于破坏自己取得的胜利。”“上海这地方，外国洋行，青红帮，特务网，流氓组织，复杂得很！诸如此类，包括我自己，都不太懂。不能自大、吹牛皮。想想看，一天要烧20万吨煤。600万人这一张大嘴天天要饭吃，不那么简单。光是每天的大小便不解决就不得了。垃圾几天就会堆一座小山。。老百姓佩服我们会打仗、演戏、唱歌，但是还要看你管上海能不能管得好？我们要抱‘临事而惧”的态度，不要打算进去做官、享福，报上登照片，光宗耀祖。进上海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大败仗。共产党员要意识到这一点才是聪明的。”“我们不是靠天才，靠马克思保佑，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告诉全世界：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中国革命有前途，有希望！”
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正在进行，但丹阳仍出现了一些令陈毅恼火的看起来是小事情的问题。
为了配合解放，丹阳光明大戏院上演《白毛女》。临近开演时，剧院门口有几个穿着黄衣服的军人和剧院的人吵闹，他们没有票硬要挤进去看戏，说什么是部队的演出，结果堵塞剧院的门，使有票的老百性挤在门口进不去。正和饶漱石在街上巡视的陈毅听见吵闹声，问清了缘由，立刻喝令那几个军人：“都给我回去，好好检讨！”风波这才平息，但陈毅心情却未平静。
一天，敌机来骚扰，陈毅利用防空的空隙，到丹阳简易师范学校去看看。他询问职工：部队有没有破坏纪律的事？回答说：没有。过去国民党来一次住一次，弄得我们没有办法。解放军纪律很好。陈毅不罢休，再三细问。最后有人说，前几天有个解放军，把他的灯泡拿去了，不过第二天就有人陪着，把灯泡送了回来。这本是夸赞的话，在陈毅听来，觉得颇不顺耳，这说明还有漏洞。
于是陈毅再次召集干部战士开会。在会上，陈毅特意提起了这两件事：
“为什么没有票非要进去看戏？是不是老子革命几十年，进戏院还没有资格？（笑声）拿灯泡，也是这个思想作怪。还有，每天下午，丹阳满街都是我们的人，不请假就出来兜，闭着眼睛都可以抓几个！（笑声）
“笑什么？假如都像这样，进了上海不吃败仗才怪！要注意，入城纪律是执行入城政策的前奏，见面礼搞不好，是会被人家赶出来的。记住，我们野战军，到了城里可不许再‘野’啰，纪律，一定要严。”
这之后陈毅就特意命令即将参加上海战役的第九、十兵团的所有官兵利用战前休整时间进一步学习入城的政策和纪律，必须每个人都“过政策关”。
5月10日，陈毅军容整肃，打着绑腿，在丹阳县城南山外大王庙的空场上，向正在集训的几百名接管干部作报告，他说：
“进入城市一方面要有管理改造城市的信心，另一方面要有谨慎小心的态度。现在存在两种偏向。有些同志对进城无信心，愿意在农村工作，觉得管理城市没有办法，怕出纸漏。而敌人也认为我们是不能掌握经济和工业，的确我们也要承认这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但是我们有信心可以很好地把上海接管下来的。整个中国都可以解决，进入上海为什么就没有信心呢？我们有几百万大军和强大的地下党的组织，广大群众的拥护，加上我们本身很存准备，很有次序，很有组织，再说管不好上海，这个道理是说不通的。这一点信心都没有，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但也有同志以为进一个城有什么了不起，没有看到进城的各种困难，而盲目乐观。上海有600万人口，要我们给它解决煤粮问题、生活问题，组织他们，领导他们。上海是个最现代化的城市，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窝巢，是百年来发展起来的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复杂的城市，我们没有经验是很难进行工作的。因此除了具有信心以外必须具有谨慎小心临事不惧的态度，这样才能多考虑问题，否则是低级的幼稚的，就一定会栽筋斗。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世界革命的第三次大胜利。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关心，我们搞得好，世界民主力量就会为我们高呼，庆祝、干杯；搞不好就会使他们失望。相反，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看到我们搞得不好，就会欢呼，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有救。共产党不是没有进过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大革命时代就进过上海、武汉、南京等地，但是又被赶出来了。这次进去是否还会被人家赶出来呢？现在还不能大胆他说一个‘不’字，主要是看我们自己。”
在粟裕、张震移驻苏州之前，在泰州、常州粟裕已召开了上海市军事接管委员会会议，由部队，地方抽调约5000名干部组成上海的军管系统。军事接管委员会由唐亮、刘瑞龙、张震、钟期光、余立金、张崇文、谢胜坤、陈锐霆、张凯、张爱萍、熊天然等11人组成，粟裕住主任，唐亮、刘瑞龙任副主任。军管会分为军事部、政工部、海军部、空军部、后勤部、训练部等6个部。
5月2日，粟裕、唐亮代表第三野战军前委赴丹阳汇报工作。
上海战役的作战方案在粟裕的领导下正加紧制定。根据中央对上海战役“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而又不能把城市打烂，要将上海完整地接管过来”的指导思想，粟裕设计了三种打上海的方法：
第一，围困战法。解放战争后期，我军对内地的若干城市都曾采用过这种战法。但上海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城市：上海有600万居民，生活资料依靠外地运入，尤其是粮食和煤，所需数量都很大，长期围困，人民不仅没有吃的，由于没有煤，不但机器不能运转，而且连自来水都没有喝，人民的生活将陷入绝境。而敌军因有海上通道，很难将他们围死。另外渡江以后，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应力争尽快解放上海。所以长期围困战法不可取。
第二，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这一战法优点在于可以避开敌人设防的重点吴淞，伤亡也可能减少，但是这一战法的主战场将在市区，城市会被打烂，不符合中央要求。
第三，把攻击的重点放在吴淞，钳击吴淞，暂不攻击市区。这样可以封锁敌人海上退路，并迅速切断敌人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如果敌人要坚守下去，必将市区的主力调到吴淞周围进行决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可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使城市少受破坏，达到完整接管的目的。但因吴淞是敌人防御的强点，因此，这种战法将是一场硬碰硬的艰巨的攻坚战，一场激烈的反复争夺战，我军要付出较大的代价。这个方案最接近中央指示精神。
为了不打烂城市，粟裕还给攻城部队规定，进入市区作战，应尽可能不使用重炮轰击。
三种方案上报后，中央同意使用第三种方案。
对于上海战役，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说，有三种解决方式——北平、天津、绥远。毛泽东说，他希望用北平方式。
毛泽东的愿望是根据中央情报部门关于“上海可能发生共产党领导下的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判断而发。
有关部门已将起义的具体日期、部队、位置，起义将领的名单和指挥部所在点详细报来。
为了军事上的绝对把握，第三野战军前委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取得密切联系，商请他们在战役发起前和战役过程中，为解放军提供敌人设防部署情况。不久，上海地下党转来最新的上海守敌防御部署要图，张震即令复制，下发第九、十兵团。
5月1日，粟裕、张震电令第九兵团为准备攻占上海即进吴兴、桐乡、崇德间地区待命。第二十军到吴兴城以东约80里震泽镇为中心马漾以北、长漾以西、南洵镇（不含）以东、严墓镇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并对吴江、平望镇、盛泽镇、新塍镇警戒。第二十七军到以乌镇（嘉兴城以西约50里）为中心严墓镇、马要镇（不含）以南、新塍镇（不含）以西、琏市镇（含）以东，嘉兴、石湾镇间观音桥、单桥段（含）以北地区休整；并对新塍镇、嘉兴、桐乡、崇德地区侦查警戒。第三十军即解除对广德以北山区清剿任务，向吴兴东开进，至以双林镇（吴兴东南约40里）为中心马要镇、琏市镇（不含）以西、瑾琏市（不含）以北，棕镇（不含）以东、西阳、王家桥、古山村（含）以南地区。第三十三军到以民舍镇为中心西阳、王家桥、古山村、袁家汇（不含）以北、东圩镇、马要镇（不含）、太湖以南地区休整，该军以一个团担任吴兴城警备。兵团直属机关到以南浔镇为中心及马要镇、东圩镇（含）间地区休整。第九兵团接令后，于5月2日晚开始行动。
与此同时，第十兵团也开始向苏州、常熟地区集结。一场大战迫在眉睫了。
十、战上海
毛泽东电令三野：要给蒋氏宗祠以特别照顾。叶飞对粟裕的命令划了个大问号。上海起又失败，张权将军身陷囹圄。战上海我西线兵团损失惨重。“月浦大捷”，汤恩伯兴高采烈。“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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