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雄师:三野档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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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阻碍社会进步的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彻底摧毁，英法等国在战争中受到削弱，元气大伤。在东欧和亚洲出现了一批人民民主国家。长期受战火熏燃的世界各国人民，都不愿再看到血淋淋的战争。
由于苏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特殊作用，战后逐渐形成了由苏美等少数国家规定世界政治格局的状况。苏美的对华政策也直接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产生影响。
对于中国问题，苏联政府首脑斯大林，历来看重国民党，远远超过共产党，一直把蒋介石政府看作代表中国的合法的政府。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即8月14日，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并就关于外蒙古问题等进行换文，这些条约，实际上恢复了沙皇俄国时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些特权。苏联领导人一方面企图藉此防止美国势力向东北伸入，以屏障其远东国防的安全；另一方面则是纯粹为苏联从中国想获取一些不义之利益。很显然，条约及有关协定的内容是危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的。条约签订的同时，苏联领导人还声明：“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第二天，蒋介石对美国人赫尔利说，理解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有意支持中国政府”。美国政府也认为，这些“协议之存在，一如国民政府所承认的，已经给国民政府以精神上和法律上的利益。”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严重的破坏，它担心如中国再发生内战而会被卷入其中，并且对其获取中国的利益也不利。因此，它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
作为美国，在竭力维护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的前提下，也不赞成中国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发展，在中国维护蒋介石的统治，进而把中国作为反苏的一个重要阵地。但是，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并不满意，希望它推行一定的民主改革，使它成为可以容纳共产党及其它民主力量代表的、类似欧美国家“代议制式”的“联合政府”。同时，也借此机会，诱使中国共产党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限制以及扼杀中共的发展，并加紧拉拢苏联，使之支持国民党政府。
如果通过改革，能使国民党政府在中国人民中获得威信，能不战而屈共产党之兵，美国不赞成中国打内战。
然而，不论从中国国内国民党或者共产党的实际来看，美国对中国问题开出的药方，都是无效的东西。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已是一个腐朽透顶、不可救药的政权。只要蒋介石及其一伙在台上执政，就断然没有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也就没有中国的正常发展。况且，蒋介石也断然不会允许有人对他开刀割去毒疮。
从共产党方面来讲，她已是一个成熟的、拥有100多万党员的大党，又掌握有100多万的军队，也不会上这个当。因为，美国人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美国人一方面积极帮助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压迫共产党；一方面又希望共产党主动交出自己手中的军队，屈服于蒋氏的一统天下之下，这是断然不可能实现的。
不可否认，蒋介石是中国历史上有点“聪明”的人物之一。他阴险狡诈，诡计多端，嗜杀成痛。因有“小聪明”而发家，也因此而最终败党亡国。
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立刻发动全面内战有困难，又因为发动内战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在这种局势之下，他又耍了一次小聪明。这就是“主动、热情”地邀请毛泽东进行重庆和谈。
从1945年8月14日至8月23日，蒋介石连续给中共发了三次“万急”电报，特邀毛泽东亲临陪都，共商国事。三封电报全文如下：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能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
8月14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报破坏我对同盟军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重大，对内妨碍统一，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于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军，只有严守纪律，恪守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
8月20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辽，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
8月23日
蒋介石在10日之内，给毛泽东连发了三封电报，而且电报内容“情真意切”。单从表面现象来看，蒋介石要和共产党“和谈”的态度不可谓不诚，要和毛泽东“共商国家大计”的心情不可谓不迫切。
蒋介石追求的就是这种表面效果，也正是他自认为此番表演的过人之处。因为他和他的幕僚都百分之二百的认为毛泽东不会来重庆进行谈判。如果按预料的毛泽东真的不来重庆，就可以把不愿和平的屎盆子扣在共产党的头上，蒋介石发动内战就有了理由，就可以争得国内国际上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退一步讲，如果毛泽东来了重庆，也正好利用谈判的时间，做好发动内战的准备。蒋介石主动对中共首脑“诚挚”相邀，先声夺人，把球首先踢给中共，不管结果怎样，对国民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当然，这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罢了。
日本尚未正式宣布投降，重庆就给延安发去“和谈”的邀请电。这一阴谋的突然性，也着实出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意料。蒋介石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毛泽东一清二楚，犹如洞中观火。但共产党怎么审时度势，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来球再踢回去，达到后发制人，这是需要智慧、胆略和气魄的。
如前所述，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方针，是早已定了的。即使如此，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谈判，蒋介石就会把不愿和平的责任推给共产党，对共产党是不利的。
国民党需要时间，共产党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也同样需要时间。
斯大林把战后处理中国问题的重心放在国民党身上，不赞成打内战，希望在中国维护蒋介石统一领导下的中央政府，这对中共也是有一定压力的。
在重庆的邀请电初到延安之时，中共党内出于对蒋介石本质的认识和对毛泽东安全的考虑，不赞成毛泽东去重庆，反对去重庆赴蒋介石的“鸿门宴”。所以，蒋介石来电几天以后，党中央初议，准备派周恩来应邀去重庆，电报上也说，毛泽东后去。
蒋介石收到中共的电报，果真认为毛泽东不敢赴渝，故急急忙忙又于8月23日给延安一电，再次“迫切”邀请毛泽东。
延安收到蒋介石8月23日的电报后，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认为：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阴谋，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我们应该去。如果我们不去，就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正是希望我们不去，以便借此说我们拒绝和平，发动内战。
蒋介石没有料到，在他发给毛泽东第三次邀请电的第二天，即8月24日，就收到了毛泽东答应赴渝的电报，毛泽东在电报中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许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毛泽东最后决定去重庆谈判，又把球踢给了蒋介石。不论谈判有无结果，共产党已在政治上处于十分主动的地位。
1945年8月27日，一架美国飞机降落在简陋的延安机场上，专程来接毛泽东的代表人物赫尔利、张治中，先后走出机舱。
次日下午3时45分，一架标名“漂亮姑娘”的美国运输机飞临重庆机场上空，在空中盘旋了两周后，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舱门打开，稍顷，毛泽东的巨大身躯在赫尔利、张治中、周恩来、王若飞之后，出现在机舱门前。记者们不失时机地拍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
毛泽东来到重庆，整个山城乃至全国都沸腾了。
重庆出版的《大公报》8月29日社评写道：“毛泽东先生到了重庆。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
成都《华西晚报》29日的社评说：毛泽东来到重庆，“对于中国人民，这是一个比之日本突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
西安《秦风时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的社论说：“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先生及周恩来等。。飞抵重庆，这好像是在阴暗的天空中忽然放出来一道光明，不禁使人手舞足蹈，为国家的前途祝福！自日本投降以后，这真是最令人兴奋的消息。”
舆论界一扫数日前的毛泽东未复电允诺时的评论态度，充满了兴奋喜悦。
8月22日，当蒋介石的第二封邀请电（又称哿电）发出后，《大公报》发表社论说：“抗战胜利了，但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国家必须统一，不统一则胜利不完全，而建国更困难，全国必须团结，不团结则有内乱的危险，更无从使国家走上民主建设的大路。这一星期来，人人为胜利欢欣，也人人为团结悬念。目前得见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寒电（第一封邀请电），大家为之兴奋，希望能由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现在又读到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哿电，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气，真使人既感慨，又兴奋。”社论最后写道：“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
美国《纽约时报》8月17日发表一篇评论，它说：“蒋主席邀请中国共产党领袖赴渝共商国事，。。自中国共产党过去情形视之，此次或将拒绝主席之邀请，彼等并不愿参加合作”。此文被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译成中文，曾在国内好几家报纸上转载，用意很明显，即大造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和平，不肯合作的舆论。
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这一意图，陶希圣说得最为明白透彻。他说：“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办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可做。”
然而，共产党没有拒绝谈判，毛泽东来到了重庆。蒋介石的假戏还非得演下去不可。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国内和平能起决定作用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演了一场假戏，这就使得重庆谈判，对中国的和平问题几乎没有起什么实际的作用。
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下午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于10月11日上午离开重庆回返延安，在重庆一共呆了43天。作为谈判的结果，是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但这正像毛泽东指出的：“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后来事实证明，这纸上的东西基本是停留在纸上，没有变成现实的东西。
尽管如此，重庆谈判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作用仍然是十分巨大的。它挫败了蒋介石妄图把内战的罪名强加在共产党身上的政治阴谋。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在重庆40多天，广泛接触各届人士，宣传我党要和平不要内战的主张，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也让许多原来因受反动宣传的影响不了解共产党，或是对共产党抱有很深偏见的人，通过对共产党领袖及其言行耳听目睹，开始觉悟，开始对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开始向共产党方面靠拢。这都对以后彻底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一、初战苏中
陈毅和饶漱石不和，谁是谁非，毛泽东心中有数。异想天开，蒋介石制订“灭共”进度表。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粟裕让贤当副职。夜深人静，粟裕致电中央，建议让华中主力暂留苏中。华东地区战史，没有粟裕便不能成章。旗开得胜，泰兴之战歼敌3000。如南之战再告捷，创解放战争以来歼敌的最高纪录。敌情突变，粟裕没有按自己的兴趣行事。七战七捷，解放军战史上的光辉一页。
战争造就将帅，将帅是军队的灵魂。后来成为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和十大将之一的粟裕，就是在人民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人民军队中的杰出将帅人物。
在前面我们说到，抗日战争一结束，党中央冒险用一架美国小型飞机，把20多名高级将领，从延安运往内地。其中就有陈毅。他是奉中央之命，赴华中地区领导工作的。
在延安时，中共中央对于陈毅的工作，曾作了慎重的研究。因为当时收复和占领东北地区，是全党一项十分迫切和重要的任务。到东北主持军事工作，中央当时认为林彪和陈毅都是合适人选。最后中央考虑，在此之前，陈毅曾是新四军军长，有在江南和华中工作的经验，乃决定让陈毅到华中去主持军事工作，让林彪去了东北。
起初，陈毅对到华中进行工作是有顾虑的。他坦诚地对中央说：回华中去恐怕没有事做，不起作用。毛泽东说，怎么不起作用？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于是陈毅答应下来，并请中央放心，尽力调整好和饶漱石的矛盾，做好党的事业。
陈毅飞离延安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给华中分局发了个电报，说：“陈毅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陈毅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分工：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其余不变。”
陈毅和饶漱石有矛盾，中央是知道的。1942年3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奉命调回延安，中央派较为年轻的饶漱石接替了政委之职。习惯搞点动作的饶漱石，到任不久，便以一些历史问题为借口对陈毅进行排挤，以致使新四军军长和政委之间搞得很不团结，并被反映到中央那里。1943年10月底，饶漱石给毛泽东发报，造谣诬告陈毅。同时暗中拉拢其他一些人也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以求把陈毅挤出新四军。
然而，毛泽东是了解陈毅的。陈毅既有长期的革命斗争经历，又有卓越的领导才干，毛泽东对陈毅是信任的，并没有因饶漱石的小报告而对陈毅的使用产生影响。所以，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力主陈毅回华中主持军事工作。
飞机把陈毅等人送到了晋东南黎城县长凝机场后，便飞返延安了。陈毅要从太行赴华中，还有数千里路程，恰好一起从延安飞来的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也要回军区，便由他组织护送。
9月下旬，到达濮阳。9月19日，中共中央根据国民党的整个军事部署，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从山东调几万兵力，迅速开赴东北，新四军江南主力北撤，一部进入山东。
9月26日，陈毅收到中央9月23日的电报，要他不要去华中，“取捷径直到山东”接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的工作，因为罗荣桓要率兵去东北。因此，陈毅赴山东临沂，接替了罗荣桓的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
抗战胜利前夕，粟裕正在浙西地区开辟敌后根据地。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苏浙军区遵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对该地区侵华日军发出最后通牒，并先后解放了长兴、溧阳、金坛、溧水、安吉、郎溪、广德、高淳等县城。至9月中旬，苏浙解放区北起京（宁）——沪铁路，南至安吉、孝丰，东起太湖，西至宣（城）芜（湖）公路的广大地区联成一片。
9月20日，党中央指示华中局：“浙东、苏南，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为此，苏浙军区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开始有计划地渡江北上。
正在这时，粟裕接到了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任命他和张鼎丞为华中军区正副司令员的电报。他一面要业务部门暂缓下发委任命令，一面电请中央：
“阅悉中央以职及张鼎丞同志分任正副司令之指示，不胜惶恐。以职之能力，实不能负其重任。鼎丞同志不论在才德资各方面，均远较职为高超。抗战以前，均为长辈；抗战初期，则为职之上级；近数年来，又复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绩卓著；且对执行与掌握党的政策，均远非职所能及。为此，曾再三请求华中局，以鼎丞同志为司令，职副之，未蒙允许。为慎重并更有利工作起见，特再请求中央以鼎丞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中央给予之光荣任务。”
10月29日，即粟裕的电报到达中央的第二天，中央进一步研究了粟裕的意见，给华中局并新四军军部发了回电。电中说，中央认为粟裕的意见“是有理由的”，“同意以张鼎丞为华中军区司令，粟裕为副司令并兼华中野战军司令”。
粟裕以大局为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不计个人得失的生动事迹，在华中广泛流传，成为佳话。
新成立的华中军区的领导成员，除正副司令员张鼎丞、粟裕之外，还有政治委员邓子恢，副司令员张爱萍，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震林，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军区下辖苏中、淮南两个军区及4个军分区，全部兵力约13。5万余人。
10月10日，华中野战军正式组成。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刘先胜任参谋长。野战军下辖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江渭清；第七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吉洛；第八纵队，司令员陶勇；第九纵队，司令员张震。全部兵力约4。7万余人。华中野战军在建制上属华中军区，在战略行动上受陈毅指挥。
罗荣桓离开山东后，陈毅率领接替山东军区的部队，主要有新四军军部及第七师，第二师第四、五旅，第四师第九旅，苏浙军区第二、第四纵队及苏中军区教导第一旅等部。
1946年1月7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饶漱石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副军长张云逸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黎玉任新四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任新四军参谋长兼山东军区参谋长，舒同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辖滨海、鲁中、鲁南、胶东、渤海等5个二级军区，全部兵力约20万人。
同时，组成山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宋时轮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野战军下辖第一纵队（含第一、第二、第三旅），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二纵队（含第四、第五、第六旅），司令员罗炳辉，政治委员赵启民；第七师（含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旅），师长谭希林，政治委员曾希圣；第八师（含3个团），师长何以祥，政治委员丁秋生。总兵力约7。4万余人。
山东、华中野战军在统一编制的同时，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向日伪军进行了大反攻，并坚决回击国民党正规军的进犯。经过5个多月的作战，歼敌近4万人，解放县城及重要市镇约90处，巩固和发展了华中与山东解放区。
从1946年3月起，山东和华中野战军进行了“百日大练兵”运动。此后，进一步调整了部队的战斗序列。
5月间，中央军委任命罗炳辉为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韦国清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同时，华中野战军第三纵队改为第一师，粟裕兼师长和政治委员；第六纵队改为第六师，谭震林兼师长和政治委员；第七、第九纵队番号不变；华中第五军分区基干武装及向我投诚的赵云祥部改编为第十纵队，谢祥军任司令员，刘培善任政治委员。
6月2日，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决定：以第七纵队兼苏中军区，第九纵队兼淮北军区，第十纵队兼苏北军区。
7月，东江纵队等部和中原军区第十三旅，先后到达胶东和苏皖解放区，分别编入山东和华中我军。至此，山东与华中野战军兵力有13万人，军区部队26。6万余人。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在完成了各项战争准备之后，彻底撕下和平面具，命令国民党军队约25个师的兵力，向我中原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