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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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可，似无零乱之可言〃。　　　
孔祥熙在逐一反驳蒋对谋和活动的批评后，着重说明自己对蒋的耿耿忠心：〃在过去二年中，弟对于敌伪或其他方面，凡有利于我兄之抗建大业者，均不惜任劳任怨以谋利用者，一则因承我兄重托，付以行政责任，不能推诿，一则因我兄为最高领袖，身任统帅，意欲保护其威望，故决志为国为兄，自甘牺牲，决不愿使我兄因一言一动，受有半点怀疑，致被奸人藉口攻击。〃①　函末，孔祥熙表示，将遵蒋之嘱命人查究此事。函称：〃现蔡、贾事，既蒙尊嘱，遵即饬查，如有假冒招摇情事，贾当撤职严办，蔡已托人设法予以警告。〃自然，这是孔祥熙对蒋的敷衍之词。　　　　　　　　　

第52节：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9）　　　　　　　　　
孔祥熙这封信写得很用心。在正函之外，还附有《情报摘要》两份。其内容之一是，褚民谊曾在南京宴会席间对人说：〃先从倒孔入手，使重庆内政发生纠纷。〃孔祥熙附呈这一情报，意在告诉蒋介石，所有反对他本人的行为，均有汪伪背景。其二是，张季鸾对人表示，衔蒋之命到港与日方谈判和平，到港前曾见蒋11次，等等。孔要求蒋阅读这些情报后〃仍乞准予赐还，以便存查〃，并称：〃弟向不道人长短，在过去更不欲以此种复杂琐碎之报告，烦扰我兄心神。现在事既牵涉及弟，恐其中别有作用，不能不请兄注意，但仍不愿使他人知之，以为弟亦有所攻击，或影响人心也。〃　张之赴港，确系受蒋之命。①　孔向蒋呈送有关张的情报，其潜台词是：你蒋介石不也在和日本人发生关系吗？孔祥熙这一手很厉害，蒋自然无话可说，追查蔡、贾一事不了了之。　　　
蔡、贾回到上海后，即列席王子惠与板垣代表岩奇清七所举行的会谈。岩奇称：〃中国的维新大业必须由蒋委员长领导才能成功〃，〃要共同防共，中国方面就需要邀请日本在华北边区枢纽地留兵协助〃。会议记录提出，察哈尔、绥远铁路线及北平、奉天线各枢纽地均由日本驻兵。至此，贾存德才发现上了王子惠与日方的当，拒绝签字。会议不欢而散。1944年9月，贾存德在上海会晤日本〃兰工作〃负责人和知鹰二，得知和知与板垣之间存在矛盾，深感变化难测，打电报给孔祥熙，声称才识不足，难以胜任，自此退出与日方的谋和活动。②　可见，此前孔祥熙并未对贾采取〃饬查〃、〃撤职严办〃等举动。　　　
孔祥熙对蒋介石的汇报有重大隐瞒　　　
孔祥熙在1940年9月20日函中向蒋介石表白：〃弟在过去，凡有所闻，均曾择要抄陈，后因奉命，亦即停止。〃似乎他在与日方谋和中，所有重要事情都曾向蒋汇报，而且奉命即止，没有违背过蒋的意志。读者从上文中已可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下文我们将进一步提供新的论证。　　　
根据日文档案，早在1938年6月，孔祥熙即派遣秘书乔辅三赴香港与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谈判。二人先后在6月23日、28日、7月1日、13日、18日、19日多次会谈。在7月18日的会谈中，乔曾转述孔祥熙起草的和平条件：　　　
1．　中国政府积极实现对日好感，停止一切反日行为，希望日本也要为远东永久和平积极为日华关系好转而努力。　　　
2．　满洲国以签订日、满、华三国条约而间接承认。其次深切希望满洲国自发地成为满洲自由国，给中国人民以好感。　　　
3．　承认内蒙的自治。　　　
4．　决定华北特殊地区非常困难，但是中国承认互惠平等的经济开发。　　　
5．　非武装地带的问题，有待日本的具体要求提出后解决，中国军队不驻防，希望由保安队维持治安。　　　
6．　虽然还未充分讨论，但清算与共产党的关系，或签订加入防共协定的特别协定等，必须再加研究。　　　
7．　中国现在非常荒芜而且穷困，因而对中国政府说来，（日方）虽有赔偿的要求，亦无力支付。①　　　
以上七条，包括实际上承认伪满、承认内蒙〃自治〃、设立非武装地带等问题，都是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谈判中，乔辅三向中村丰一称：〃孔曾和蒋见面，除了蒋介石本身下野问题外，其他全部都和蒋商酌过的。〃直到今天，也还有学者坚信乔辅三的这一表白。其实，档案资料证明，这些条件和蒋在对日秘密谈判中一贯坚持的条件完全相反；档案资料也证明，孔祥熙从未向蒋汇报过上述条件。上引8月11日孔祥熙致蒋函称，他之所以不拒绝和日方谈判，〃原欲藉以观察敌情，供我参考，并未提及任何条件〃。在其他函件中，孔也一再做过类似保证。可见，孔祥熙的上述条件是背着蒋擅自向日方提出的。不仅如此，连派乔辅三赴港谈判一事对蒋都是完全封锁的。现存蒋档中，孔有许多关于秘密谈判的汇报，但是，没有一件提到乔辅三。在必须提到的地方，也竭力掩饰。如1938年7月6日孔令侃致孔祥熙，又由孔转蒋的电报说：〃据所派与驻港日领事密洽者报告：该领事称：〃钧座在位，各事总有办法。〃言下似有议和须以委座下野为条件之意。当以此种观念决不能任其系怀，故照钧座在汉面谕，对该领事表示，目下政府系钧座负责主持，如确有必要时，钧座当可辞卸。〃该电所称驻港日领事，指中村丰一；钧座，指孔祥熙；委座，指蒋介石。其中所称〃所派与驻港领事密洽者〃，显然就是乔辅三。之所以不称其名，说明孔祥熙父子不愿意让蒋了解乔赴港谈判的真情。　　　　　　　　　

第53节：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10）　　　　　　　　　
在对日秘密谈判中，孔祥熙对蒋介石所做的隐瞒非止一端。例如，前文已述，蒋一再嘱咐，令贾存德停止活动，孔也屡称〃遵瞩〃，但实际上一直在支持和指挥贾的活动。又如马伯援赴港谈判，明明是孔祥熙所派，但马伯援所写，经孔祥熙转蒋的报告却说成事出偶然：〃伯援因事赴香港，适日友萱野长知亦在该地，时相过从。〃之所以这样写，完全因为此前蒋介石已不只一次与孔谈话，要他停止谋和。此外，孔祥熙还长期利用曾是共产党员，后向国民党自首的胡鄂公①　在上海与日方谈判，次数频繁，接触面很广，但是，孔祥熙也从未向蒋汇报过。　　　
孔祥熙长期追随蒋介石，和蒋利益相共，荣辱与俱。但是，他却背着蒋一再向日方谋和，甚至在个别谈判中向日方提出丧权辱国的条件，其主要原因在于他对长期抗战丧失信心。从本文前引他写给蒋的多通信件看，他认为国内财政极端困难，国际援助又毫无希望，因此才一意主和，谋求妥协。　　　
不过，也应该看到，孔祥熙与日方的秘密谈判除谋求妥协外，也还具有若干策略目的。例如：掌握敌情，扩大日本国内的主和派与主战派的分歧；阻挠、延缓汪伪政权的成立；引导日军南进，减弱中国战场压力等多种原因在内。因此，孔的谋和活动与汪精卫有别。1940年以后，孔的谋和活动基本停止。他在协助蒋介石掌控战时经济、保证抗战资源方面还是做了若干有益的工作的。　　　
蒋介石阻遏孔祥熙谋和活动的思想原因　　　　　
如上文所述，蒋介石对孔祥熙的谋和活动屡加批评、阻遏，而孔祥熙则一再坚持，多方联系，并且背着蒋向日方提出严重的妥协条件，这种情况说明，蒋、孔二人虽公私关系均极为密切，但二人在对日态度上仍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卢沟桥事变后，孔祥熙在伦敦致电蒋介石，分析美、英、苏三国的对华态度，反对立即抗战，电称：〃中日事件，如非确有把握，似宜从长考虑。〃〃应付日本，仍须以自身能力为标准〃。①　21日，蒋复电称：〃情势日急，战不能免。〃30日，孔祥熙再次致电蒋介石，询问〃中央今日作何主张〃，蒋电复称：〃中央必决心抗战，再无回旋之余地矣。〃8月3日，孔再次电蒋，以〃我军处处失利〃为忧，蒋则复电表示：〃战事果起，弟确有把握，请勿念，一时之得失不足计较也。〃这些地方，说明二人在对日抗战问题上确有分歧。1995年，我在《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一文中，曾判断〃蒋介石思想中，抗战成分较孔祥熙为多〃。现在看来，这一看法还是可以成立，但是，当时我认为孔的议和活动〃显然得到蒋的默认和支持〃，这一看法需要修正。②　　　
蒋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蒋强烈反对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后来又反对日本侵略。1928年的济南惨案，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侵犯，也是对蒋介石个人威权的羞辱。当年5月，蒋日记云：〃倭军入城后，将我徒手兵及伤兵尽行射死，发炮二千余颗，人民死伤二千余，有一家尽死于一弹者，城内延火甚惨。呜呼！济南七日记之耻辱惨痛，甚于《扬州十日记》。凡我华人，能忘此仇乎？〃①　又云：〃倭寇第一要求为总司令谢罪。呜呼！国耻身辱，其可忘乎！〃②　因此，蒋有抗日的思想基础。但是，他又患有恐日症，认为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因而长期对日采取妥协政策，总想尽可能推延对日作战时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接着沦陷，这就将蒋逼到了〃最后关头〃。他深知，如果他再不抗战，必将受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会处于全民的对立面。他也深知，如果他与日本议和，签订新的丧权辱国条约，他也必将遭到全民反对。1937年11月5日，蒋介石曾经〃很机密地〃告诉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③　这确是蒋的肺腑之言。他在同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外战可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除抗战以外，再无其他办法。〃④　所谓〃外战〃，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华战争；所谓〃内战〃，即指包括中共在内的各爱国力量会起而推翻他的统治。显然，蒋对这一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第54节：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11）　　　　　　　　　
在长期和日本打交道的过程中，蒋介石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完全不讲信义，日本政府和军部之间存在矛盾，政府完全缺乏控制军部强硬派的能力，因而与日本虽可达成协议，但都时时有被撕毁的危险。1938年8月，蒋自记称：〃倭非待其崩溃与国际压迫至不得已时，决不肯放弃其华北之特权，而中倭和平非待至国际干涉，共同会议则不能解决，故对倭不可望其退让求和，如其果有诚意，则必须其无条件自动撤兵之后方能相信也。〃①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虽有恐日症，但卢沟桥事变后，他在对日作战的实践中却逐渐认识到，日本是个资源小国，其国力、军力与其不断鼓胀起来的野心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外虽强而中干，有其的虚弱一面。此外，蒋介石也看到了日本的野心终将驱使其和英美冲突，世界大战必将爆发，只要中国〃苦撑待变〃，抗战的胜利终将属于中国。1937年9月，他在日记中表示：〃主和意见派应竭力制止。〃〃时至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②　次月31日，他总结十年来与日本打交道的经验，认为〃与其坐以待亡，致辱招侮，何如死中求生，保全国格，留待后人之起而复兴〃。③　他本人也有〃尽忠竭智，死而后已〃的想法。④　1938年1月，正是南京失陷、中国抗战最艰苦、最难以看到希望的时候，蒋在日记中写道：〃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⑤　所谓〃国际形势〃，指的就是英、美、苏联合，国际共同干涉，以至出兵对日作战。以上，都是蒋介石阻遏孔祥熙谋和活动的思想原因，也是促使蒋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八年中没有和日方达成任何妥协协议、将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的思想原因。　　　
一切战争都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作战到底，直至敌方完全被消灭或投降，一种是双方谈判，达成〃和平〃协议，适可而止。至于〃和平〃协议，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利于敌，丧权辱国，一种是有利于己，无损或基本上无损国家主权。以上种种，都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1941年之前，蒋介石长期陷在战与和的矛盾中，举棋不定。蒋曾寄希望于国际共同干涉或第三国调停，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战争，也有过直接和日方秘密谈判，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下结束战事的幻想。这就是蒋虽对孔的谋和活动有所阻遏，但又显得力度不足的原因，也是蒋虽批评孔谋和，但又长期付以国家行政重任的原因之一。档案资料证明，蒋本人也亲自掌控过几次对日谈判，有关情况，已见本书《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　　　
原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第55节：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1）　　　　　　　　　
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　　　
与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　　　
兼述蒋介石如何对待被日本侵占的东三省　　　
抗战时期，蒋介石在公开谈话或与日方的秘密谈判中，曾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条件或〃抗战到底〃之〃底〃。部分学者对此的解读是，蒋准备放弃、出卖东三省，因此他们对蒋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持严厉批判态度。但是，批判者实际上并不了解这一问题提出的过程及其来龙去脉，往往好从既定观念出发，对之加以解读、引申，因此，有关批判也就很难准确。　　　
历史学应该是一把最公平的秤。人们对某一个历史人物的好恶可能因种种原因而不同，但是历史科学应该力求还原历史本相，并给予正确解释，不离开历史真实去有意拔高或贬低任何人，要做到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是关涉蒋介石和当时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大问题，要重建科学的、真实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必须研究清楚。　　　
为《九国公约》布鲁塞尔会议准备的预案　　　
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问题，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也有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　　　
1937年7月，日军制造〃卢沟桥事件〃，中国军队奋起抗战。此后，中国政府一面坚决抵抗日本的军事进攻，一面仍对和平解决抱有希望。7月1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驻华大使馆，要求该馆迅速转电华北日军当局，〃严令肇事日军撤回原防，恢复该处事变以前状态，静候合理解决。〃①　12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接见日本驻华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要求：1．　双方出动部队各回原防；2．　双方立即停止调兵。②　15日，外交部再次照会日本使馆，重申12日照会内容，要求日方〃将此次增派来华之日军悉数撤回，并将本案肇事日军撤回原防，恢复事件以前之状态，静候合法解决〃。③　至此，恢复〃事变以前状态〃只是解决卢沟桥事变中双方军事冲突的方法，尚非解决中日两国战争的外交原则。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提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不能要求任人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领土，不能受任何约束。蒋称：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蒋的这些主张，已经超出卢沟桥这一具体事件的范围，发展为解决中日两国间冲突的一般原则，成为后来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的思想基础。　　　
卢沟桥事件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如既往，将问题提交国联，以争取国际的支持和援助。9月13日，国联在日内瓦开会。会议将问题交给国联远东咨询委员会。远东咨询委员会指责日本〃诉诸武力〃的行为，但拒绝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建议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讨论。会前，列强的设想是：通过有关国家的共同帮助，〃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以斡旋或调停的方法达成一项和平解决的办法〃。为此，列强希望在中日两国军队之间达成停战或停火，同时邀请日本参加会议，直接对话，劝导日本接受调解。当时，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通过其驻伦敦和华盛顿的同僚们已经了解到，有关国家〃把重点放在先实现停止敌对行动，然后通过斡旋或调解取得迅速解决〃。①　但是，现地〃停战或停火〃对中国并不利。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日军已经迅速占领北平、天津以及河北省的广大地区，上海也正处于日军的包围中。现地〃停战或停火〃将意味着首先承认日本侵略者的这些〃战果〃。　　　
为准备参加《九国公约》会议，争取对中国最有利的结果，中国政府曾在国内外的少数智囊人士中征求意见，从而形成了一份文件，题为《关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初步研究》。该文件提出，无条件的〃先行停战〃对中国不利。文件称：　　　
会议之时，或先提出一要求双方停战，留出时间以便接洽……日本方面若不允停战，应付极易，但虑日本方面军事或到利于停战之时，未尝不可允许，果尔，中国方面地位极感困难，因中国方面立足在自卫二字，无拒绝停战之理由……但先行停战，除军事上或有作准备之利益外，皆有害无益。　　　
因此，智囊人士建议，中国外交人员应提早与英、美、法、苏等国暗中接洽：〃声明如有先行停战之要求，至少须附有〃日本军队应迅速退还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一条件，否则事实上无异帮助日本压迫中国也。此点为会议前应暗中请英、美等国谅解之一重要点。〃①　智囊人士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中日两国军队之间〃停战或停火〃的条件，那就意味着剥夺日军在卢沟桥事变以来所取得的各种〃战果〃（包括已经占领的土地），是一个有利中国而且易于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方案。　　　
当时，中日之间的最大问题是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广大土地，并且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怎样面对这一现实呢？智囊人士在另一份文件中提出：　　　
吾人共同最后之希望，固在收复东三省暨其他一切失地，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若不先在一强有力中央政府统治之下，完成经济、社会、军事上之新建设，似尚不足以言此，故吾人认为：一、在此会议，不必坚持收复东三省失地及修订条约两问题；二、于日本要求，应慎重考虑，不必一概予以拒绝，且须以具体对策应付之。②　　　
智囊人士认为，收回东北三省及其他一切失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是中国的奋斗目标，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国的强大，《九国公约》会议作用有限，因此，不应在会上提出它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智囊人士的意见显然得到蒋介石的肯定。10月21日，陈布雷代表蒋介石致电顾维钧，对出席《九国公约》会议的中国代表作出指示：1．　促动苏俄参战决心，并设法减免其未能决心之忧虑。2。　继续运动各参加国政府及社会，加紧对日一致之经济压迫，务使国联谴责日本之决议事实化。3．　向参加各大国请求战费借款及军械贷款。同时，陈布雷要求代表们于会前先向英、美、法、苏等国说明〃最要各点〃：　　　　　　　　　

第56节：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2）　　　　　　　　　
1．　调解方案未妥协前，无条件之先行停战，于中国大不利，至少必须有〃日本军队应退还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一条件。　　　
2．　华北已成为中国国家最后生命线……不能容任日本所谓〃特殊化〃之组织存在。　　　
3．　必须设法令日本将在中国之驻兵及军事特务机关完全撤退。①　　　
这样，〃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就成为中国代表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的预案。　　　　　
《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于11月3　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中国代表不仅会前做了相应的工作，而且也在会上提出了这一问题。　11月6　日，顾维钧偕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会见美国首席代表戴维斯。此前，日本政府已经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提出，要求德国政府出面斡旋，因此戴维斯询问程天放：如果德国真想提出愿意为中国调停，中国是否接受调停？什么样的条件中国方面可以接受？程天放当即回答：〃任何调停应有先决条件，即须恢复7月7日以前之状态。〃②　　　
根据以上叙述可见，在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方案的同时，蒋介石及其智囊人士并未准备放弃东北，而是准备将这一〃老大难〃的问题留待适当时机，以免干扰当前较易解决问题的解决。此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很长时期内一直采取这一策略。　　　
在陶德曼〃调停〃过程中的运用与苏联政府的支持　　　
1937年10月，日本四相会议决定，以军事和外交双管齐下的办法，迫使中国政府取消抗日政策，放弃抵抗。①　22日，日本参谋本部派马奈木敬信上校到上海，邀请德国驻华大使出面〃调停〃中日战争。11月2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威胁蒋接受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教训，及时结束战争，不要落到〃无条件投降〃的悲惨下场。11月3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致电陶德曼，转述日本外务省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