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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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税。这种征取，所牵涉的不仅为糖与酒，又间接涉及整个大西洋的贸易，结果法令不行，各船长伪造提单，海关人员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英国又鼓励殖民地制造生铁，但不许炼钢，这种禁令亦同具文。两方如此之坚持，使美国终因要脱离英国在经济上的统治而宣告独立。
北美洲殖民地的人口，从1700年的30万到1770年的250万，70年之间增加了8倍有余。这二三百万的人口很多集中在城市。独立战争前夕，费城有4万人，是英帝国内仅次于伦敦的城市。波士顿有2万人，纽约可能有3万人，纽波特（Newport）有12000人，查尔斯顿（Charleston）有1万人。以上可以算作第一流城市。此外还有较小的第二流城市，更次则有内河交通枢纽的三等城市。这些市镇构成一个大罗网，不仅是农产品吞吐的场所，也是造船业、磨坊、炼铁厂及其他制造的中心。而且这些殖民地城市的市政不由官方督导，大部分靠绅商自动组织维持。例如街道两旁之设行人道、阴沟之安置、救火器械之采办、街灯之装备，全由市民出面解决。甚至在雇用警察之前，所有及龄男子都有轮流值班、白日巡逻、晚间守夜之义务，否则即需雇用替身，再不然即被罚款。所以美国的城市自治不待封建领主授予特权，而在一开始即受有私人资本的浓重影响，因此国家也容易具备资本主义的性格。
城市中有酒店型的客栈（tavern），不仅是坐商与客商接头的地方，也是律师出入之处。法律公告、选举结果、定期马车行车表，都张贴在这些地方。美洲殖民地起先对律师采取疑惧的态度，但是商业合同、运货单据和产业凭证的处理，又非他们不可。18世纪后期不少在英国学法律的学生回美，加上律师公会设立，这种成见才慢慢消除，迄至独立战争，律师在社会上的地位才告巩固，如此也算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城市生活逐渐展开的时候，除了律师之外，其他很多的行业也靠商人维持生计，如店主、工匠、机工、劳工、运货人、堆栈小工、水手等。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写着：“自殖民地开始以来，商业即与农业结合为一元。”另一位学者只用了稍微不同的字句。他说：“商业和船运移动了社会的福利轮轴。”
18世纪初期，各州及各地区之间固然表现了不同的特色，同时也显示了若干共通一致的地方。各地区的特殊产品，更截长补短地与西印度群岛及欧洲的远洋贸易间利害一致。也是在18世纪初期，报纸出现，迄至独立战争爆发之前夕，北美洲共有期刊32种。各殖民地间之通邮在17世纪末期由民间承办，18世纪初年由英政府接收。经过富兰克林的主持，费城与波士顿之间的交换消息，从3星期缩短到6天。初期的邮信大抵用于商业，很少为私人家务之用。
殖民地初创，少不得要母国军备的保护。英国的重商政策，尤以航海法案的公布，使殖民地获益匪浅，北美洲的造船业因之突飞猛进。可是经过100多年来的组织与成长，两方利害冲突暴露而尖锐化。我们不能忘记英国也是在光荣革命之后，才全面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18世纪的议会当然着重母国资本家的利益，从他们的眼光来看，殖民地的功用无非是为农业产品和工业原料及英国制成品提供市场，无需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元。
这种漠视殖民地人民之希望与需要的态度，可以从金融货币的政策上看出。北美洲的成长过程中，极企盼有一种较宽容的信用制度与货币政策。对一般农人而言，通货继续膨胀的时候，还债总比借款容易，殖民地的政府税额增加，也不难收回自己发行的公债或信用票据。可是缺乏一个统一的机构，就不免混乱。又像罗德岛（Rhode　Island）只有1200平方英里，三面与邻州相接，一面临海，无从扩展，加以各州发行的纸币或票据不能用以向英国的商人抵账，于是海港里的进口商及各地的批发商纷纷请求议会斡旋。母国的执政者总是顺从他们的希望，对殖民地政府发行信用票据，由总督或枢密院否决。这时候殖民地与母国间的贸易经常入超，而英国既不在北美洲铸造货币，又不许英国货币出口。美洲十三州则不出产金银，各殖民地无力，也不为母国允许输入贵金属以铸货币。所以除了麻省不合法地私铸了一批所谓“松树钱”之外，只有靠西班牙在墨西哥铸的货币，部分货币靠与西印度群岛贸易时赚得。各殖民地又将西班牙的货币按英国货币的比例增值，可是英国商人也把他们的货品同样增价，使西班牙货币的购买力仍与前同。除此之外，殖民地的商人只好以商品如烟草当作货币，在交易中常遭各样损失。
七年战争（1756－1763）决定了美国独立的途径。战争起于两项主要的冲突。一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争夺在德国的领导权，一是英国与法国争夺海外殖民地。英国的战略，是以津贴支持普鲁士的斐特烈大帝，让他对付欧洲大陆的敌国，英国则注重海外战事。1763年战事结束，巴黎和会中，英国取得加拿大，西班牙也割让佛罗里达，法国在北美洲中部，今日美国称为“中西部”（Middle　West）的权利，也尽为英国所有。战争期间固然有母国军队支持，北美殖民地也担负了很大的牺牲。战后英国的领土扩张一倍以上，如何保卫这庞大的帝国，成为一个有争执性的问题。英国方面认为，这军备既为殖民地而设，则十三州也应当接受其财政上的负担，所以印花税、糖税、铅与颜料的进口专税、茶叶交予东印度公司专卖，派海关监督各殖民地；各种法令纷沓而来，其目的是由殖民地养兵。而1776年美洲宣布独立，采取的是历史上的一个口号：依英国的传统，没有纳税人参与磋商，国王不能单方面下令收税。
事实尚不只此。七年战争结束，英国下令阿里干尼山（Al－leghenies）以西之地尽为国王所有，各殖民地不得指染。这项处置在北美洲引起极大反弹。殖民地的成长与繁荣大部分依靠向西拓土，通常以波状的形态前进。开路先锋赤手空拳，或只有一牛一马，带着家人向荒野前进，其所开拓的田园，谈不上法律上的所有权，可是他的地产刚一组织就绪，即让与人，自己又继续前进。第二个移民只付出少数代价，但是他修筑道路、架设桥梁、在木房上加玻璃窗、添砖制之烟囱，然后他也将这房地产卖与后来者，这才是“有资本的企业人”。不久这第二人也成为有资本的企业人。1726年宾州无主权而占地者达10万人。这样“原始式的存积资本”，必刺激后方店铺与市镇的发展，而更及于后方的通都大邑、海港与市舶。因为人口增加，出产增多，生活程度日渐提高，必有利于各种供应及服务性质之企业，而以是类推，则必更波及东部及大西洋海岸。所以乔治三世企图掌握中西部之土地，等于阻碍了一种正在发展的经济运动，得罪的不仅是开荒的移民，而是殖民地的全部民众。
在这初期西向移动之中，有好几个未来美国总统之祖先参与其间。七年战争前，杰佛逊之父彼德，华盛顿之长兄，都参加了向中西部开拓土地公司的业务。华盛顿22岁被任为民兵的中校，曾参加对中西部法军之军事行动。这更可见得殖民地之向西扩展具有其群众运动的力量，也与独立战事有密切的关系。
美国独立可以视为民权主义发展的一种现象，也可以视为资本主义伸张过程中的一种产物。美洲殖民地的组织，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精神相合。除了纽约的地产还保有若干封建的性格，南方的奴隶制度仍与一般体制龃龉之外，十三州低层机构中各种事物都已经能够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等到地产权固定，所有权与雇佣也结构成为一个大罗网，经济体制也越来越大。事后看来，其脱离英国而独立，只是迟早的事，因为如此一个较大的经济组织，不能长期受一个幅度小的组织牵制，而牺牲它发展的合理性，迁就后者之利益。何况两者之间尚有一段距离。如果自由与民权是美国宣布独立的理由，则这理由所支持的目的，乃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经济体制。如何形容这种经济体制？现用词汇中尚无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切合的字眼。
而且由于美国的诞生，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中更向前跨进一步。本书以前各章已提及，威尼斯全城在海岛之上，容易进入资本主义的体制。荷兰城市里人口与商业的比重远过于农村社会，又大量吸收了各种工商业技术和商业资本，才在独立时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光荣革命前后进入资本主义体制，环境上需要将这国家的农业经济与商业经济归并为一元。美国之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则先有资本主义之性格，次构成国家。她的农业早已与工商业配合，经济的展开也与“劳力价值论”（一切价值由劳力产生，详第五章）极为接近。初成立时，还有在各方面构成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趋向。可是革命成功之日，虽然3／4的白人人口属于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的苗裔，已经有了近80万的人口为德国、荷兰、瑞典、法国的后代，另有70万黑人。以后两个世纪又接受了不同国家的移民，招纳华工，终至成为一个多民族和多文化（multi－culture　andmulti…nationality）的国家。
可是1776年7月4日的宣告独立，并没有立即开创日后的美国。1781年的“邦联法案”（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只成立了一个立法议会，并无执行的机构及司法的组织，议会不能征税，邦联的开销全靠各州乐捐，邦联的军队也靠各州供应人员与给养。发行货币的权力亦在各州手里。这种种问题，都待1789年的联邦宪法（federal　constitution）才得以修正。
但这国家的最高主权是在联邦（各州有似行省）或各州（如是则联邦大致有如今日之联合国），仍缺乏公意之决断。含糊之处曾引起1832年南卡罗来纳州否认联邦法案（nullification）。联邦增加的保护关税政策，有利于工业制造之州，而不利于以输出农产购买制成品为主之州。南卡罗来纳州认为承担这种关税损害人民利益，与本身参加联邦之宗旨相违，于是宣布此关税法则在本州无效，以致联邦政府准备强制执行，几乎动武。最后妥协了事，南州撤销否认法案，联邦也让步，减低关税。可是最高主权问题仍未解决。主张“州权”（state　rights）者仍大有人在。1861年内战前夕，南方各州宣布退盟（secession），即坚持联邦为自愿组织，各州有意见相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权利。经过4年余的内战后，联邦才被肯定为不可拆散的组织，各州成立联邦时，已经将最高主权之一部分交付联邦政府。
南北战争无疑是美国历史的一大分水岭。奴隶制度不仅是人道与宗教上的问题，也是社会与经济问题，1789年的联邦宪法既不给奴隶选举权，又在选举众议院代表时将他们的人数按3／5计算，无异增加了奴主的政治权力，超过一般公民之上。本来联邦初立之时，已经不合理。中西部继续开辟为州的时候，南部各州容许奴隶制度，北部则只有自由劳动力，两方距离更大，终使这问题诉诸武力，以后奴隶全部解放，但仍未离资本主义体制，低层机构各事物都要能平等自由交换之原则。
今日有不少作者评议美国，不着重合众国历史特殊的背景，或歌颂过度，或责备过苛。
所谓歌颂过度者，他们强调美国社会的自由似乎全系设计精明与公众道德普遍高尚所致，还有些美国内外人士，主张其他国家也应提倡美国式自由。其实美国法律大部分乃根据英国传统。习惯法设立之前，各地区自行立法，即部落法律。习惯法接受了其一般原则，审案时积累了一大堆事例，此后又渗入公平（equity）的原则（详第四章），使各地区间之经济因素，以及商业和农业间的资本与财富，能够公平而自由地交换。北美洲殖民地设立之后，英国政府也让各州自行立法，只要其内容不完全与传统冲突，即不追究其中的差异。合众国联邦之产生，在殖民地开始约200年之后。独立战争之后，各州仍以英国法庭传统为司法的基础，惟一般将沿用成例的范围限于1776年7月4日以前所审判的案件。因此有些习惯法的原则日后在英国反而不适用。例如，美国1890年反托拉斯之立法，即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的传统，及于16、17世纪之英国，甚至远及于大宪章。于是认为凡以“私交阻滞交易”（bination　in　restraint　oftrade）都违反习惯法精神，也违反英美的传统，可以立法取缔。
这种法治精神诚然可佩，可是也必须有历史及地理优势之条件撑持。简而言之，日后美国的自由，乃因几百年前，海洋国家之社会平日受外界军事的威胁浅，而感受商业的影响程度深，早已将内部各种因素摆在各尽其能互相竞争的体制之下，妨碍自由竞争的潜在力量已在司法立法的行动中尽量铲除。
美国并非得天独厚、毫无阻碍地实行资本主义。否认联邦法案一事，可见行政上的问题仍不可避免，而南北战争更让全国精英献身于疆场，捐躯于原野（很多南方人士参战，志不在保全奴隶制度，而在抵抗高压政治［coericon〕）。其他的纠纷，如涉及余家事变（Shays’Rebellion）、威士吉叛变（Whiskey　Rebel…lion）、取缔托拉斯、组织工会、处理货币及银行、协定跨州商业等等，亦是历尽辛苦才换得实行资本主义的基础。只是北美洲空间上较为自由，而且时间发展合宜，如人口之增殖，与科技成长配合。又如1862年之“宅地法案”（Homestead　Act），让一般人在公地耕作5年之后购买土地，每家160英亩，价格低廉。日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效率，有赖低层机构内类似的因素为基础。而今日美国人行动自由，也赖经济展开，各种事业有高度分工，个人有很多选择的机会，非其他国家与社会所能仿效。
所谓苛责过度者，是一批左翼作家不顾美洲优厚条件及特长，只因与他们理想的条件不合，动辄谩骂。亚当·；斯密曾指出，大凡一个新式的经济机构，与一个落后的经济机构相抗衡的时候，前者必有利用其组织上之优厚条件凌驾后者的趋向。白种人开拓殖民地时，对印第安人之侵害即属于此种性质。美国在19世纪末叶及本世纪初年向外发展之际，某些政策施行已带有帝国主义作风。可是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上，这种趋向与作风未曾成为一种固定的性格。而且美国因其本身的历史经验，对提倡人权、扶助弱者、保持国际道义，较世界史上任何国家并不逊色。本书之宗旨不在歌颂与谴责，而在说明资本主义可以脱离意识形态的解释，它虽让私人财产权在公众事业中占重要地位，仍可能在开明的私利观条件下，于技术上代表一种紧凑的组织与运动。从这种观点看来，美国之取缔托拉斯、限制使用童工、推行累进税制、提倡义务教育、厘定每周40小时之工作制、规定最低工资、设置失业救济社会福利和养老金等等措施，其后面的推动力量，仍为资本主义。美国之参与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左翼作家也无法否定其行动带着正义感，后面支持的力量，也是资本主义。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不一定和社会主义、世界主义或人道主义对抗，如果给予适当的调整，它所代表的开明的私利观可以在多方面适应时代的需要。
　日本的例子：创造？模仿？
日本给外界的观感在最近几十年曾经数度变化。抗战之前，我们对日本有一种陈规旧套的看法：日本人不外“短小精悍，长于模仿，勇于进取”。这种偏见当然引起对方反感。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的地位一落千丈，即日本人也批评他们自己只注重行动，不顾及思考，有如袭击珍珠港，只抱着一个“长期不至战败”的观念，谈不上久远的计划，于是也责备自己眼光短浅。失去自信心之余，1945年以降，在重要之节日，扶桑三岛的城市里很少张扬国旗。民意测验显示，一般年轻人爱慕瑞士及美国。这情况在最近10多年来有激剧的改变。虽说国家主义的重新抬头不失为恢复自信心的一种象征，可是重要行政长官致祭于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领袖人物公开谈话提及日本人种优于美国人种，不免使外间对日本战前记忆犹新的人们闻之心悸。
对历史题材重新检讨，可以改正观感，澄清视听，提供一个比较客观而实际的看法。
第一，我们应当承认日本人有他们独特的精神，不能用“长于模仿”四字代之。研究日本的专家指出，史前的日本民族即已表现很多独特的性格，如好洁成癖，宗教信仰缺乏罪咎观念，无意对创世作猜测或崇拜一个滋生万物之神，注重自然现象，甚至敬畏出类拔萃的山川鸟兽。这种种专注于刻下环境之事物，有意受自然力量之感召（亦即在日常生活之中尽量接受自然法则＇law　of　nature＇），不沉湎于抽象观念的习惯，不可能与日本人经常在技术工作中表现精研独到的能力及各人行动易于协调没有关系。第二，日本因为受外界的军事威胁少，无需中国型的中央集权及庞大无比的官僚组织，而能让封建制度绵延至19世纪后期。一般观念认为几封建必落后。殊不知封建体制之内，最有效之政府为地方政府。经过长期人文演进之后（如交通通信进步、印刷术广泛推行、识字率增高），日本下层结构之组织日趋绵密紧凑，私人事业中渗入公众道德的精神，这种潜在的力量，与中国官僚主义之注重外表冠冕堂皇，完全相反。第三，吸收外界之专长，为所有民族国家应有之共通性格。中国曾不断地吸收外界宗教思想、建筑设计、食物乐器、战法工具，而最近一个世纪尚及于法律政府、科学技术、服饰言语。即欧美各国何尝不如此。以此类推，我们无法断言模仿是日本人独有之专长。只因日本为重洋遮隔，吸收外界文物时有突然性、有全面性、有时发展而为举国一致的运动，容易被指责而已。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整个国家与社会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其快速的成功，在东亚地区产生了一种组织上及实力上高度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凡被波及之国家，连日本在内，都已付出相当代价。历史的教训，使我们觉得自负种族优越或无端予人以自卑感，同有导致战祸的危险。而且从日本进入资本主义体制的史实看来，上段所述的三种发展，同有对这运动赋予有利条件的趋势。确实能掌握此种有利的条件而将之发扬光大，是日本人民之成就。但这不足以支持人种优越说。我们与其赞扬日本人生理上之特长，不如归功于日本之地理环境。在检讨日本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时，本书采取如是立场。
日本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可以1868年作分水岭。可是形成现代资本主义的因素已在几百年前产生。日本三井财系的原始组织，开始于17世纪初期，事在中国明朝末年，最初以酿酒起家，于德川时代开始“吴服店”（绸缎铺），1680年间开始经营银行业，早于英伦银行之成立（1694）约10年。兹后专替幕府担任出纳汇款事务，维新时参加倒幕运动，放贷于帝国之新政府，与三菱、住友、安田同为“财阀”中的台柱。如果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使私人资本在公众事业中占有特殊比重，则日本财阀在明治维新前后已将这种特性充分发挥；而且源远流长，不待外间示范，早已在历史上长期立足。如果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则日本财团如三井者不能说没有在幕后产生牵制的作用，而且维新志士中的佼佼者，如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同出于长州藩，日后被指责代表三井利益。如此说来，要是资本主义可以“萌芽”，则理想上培植嫩苗之暖房不在西欧，尤其不可能在官僚主义充塞的中国，而只有在“锁国”江户时代的日本，才算最为适切。
日本的封建时代，经过三个阶段：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和江户时代。这三个段落之间也各有过渡时期，每一段落由一家系继承“征夷大将军”的名号。其所辖“幕府”，为实际中央政府。幕府之组织，在各世纪中大同小异，只是这三个阶段日本的社会却有大距离之差别。每一阶段历时约两个半世纪，有似中国之朝代。此时日本天皇驻跸于京都，不仅毫无实权，而且与其公卿同样生活艰苦。一位现代学者曾指出：“天皇实在是一个贫弱的小大名。”（大名的意义下详。）中国明朝接受室町幕府进贡时，即称其将军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后来万历帝拟与丰臣秀吉言和时，也准备封之为“日本国王”（可是秀吉只称“关白”，有摄政之意，而未就将军职），因其为实际的政治首脑。
江户即今日之东京，其幕府创始人及第一任将军为德川家康。他继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之后，以武力统一日本，于1603年任征夷大将军之职，及至明治维新，第15任将军庆喜“大政奉还”，德川一家统治日本达265年。
德川氏之封建组织以幕府直接掌握日本中心地带，占全国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