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之战斗在第三帝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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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因此双方的任何一方大多可以根据对方是怎样的和正在做什么来判断他，而不是根据对方（严格地说）应该是怎样的和应该做什么来判断他。人都是不完善的，总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这种双方都存在的缺陷就成为一种缓和因素。

　　　　八　战争不是短促的一击

　　　　关于上述第二点，我们的看法如下。

　　　　如果在战争中只有一次决战或者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那么为决战进行的一切准备就自然会趋向极端，因为准备时的任何一点不足，在将来都无法补救，而且，在现实世界中可以作为衡量这种准备的根据的，至多只是我们所能知道的敌人的准备情况，其他一切都是抽象的。但是，如果战争的结局是一系列连续的行动的结果，那么前一行动及其一切现象当然就可以作为衡量下一行动的尺度。这样，现实世界就代替了抽象概念，从而缓和了向极端发展的趋向。然而，如果同时使用或者能够同时使用全部用于斗争的手段，那么每次战争就只能是一次决战或者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一次失利的决战势必使这些手段减少，所以，如果在第一次决战中已经全部使用了这些手段，那么实际上就再也不能设想有第二次决战了。以后继续进行的一切军事行动，实质上都属于第一次行动，只不过是它的延长而已。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战争的准备中，现实世界就已经代替了纯概念，现实的尺度就已经代替了极端的假定，因此，敌对双方在相互作用下，将不致把力量使用到最大限度，因而也不会一开始就使用全部力量。

　　　　这些力量就其性质和使用的特点来看，也是不能全部同时使用的。这些力量是：军队、国土（包括土地和居民）和盟国。

　　　　国土（包括土地和居民）除了是军队的源泉以外，本身还是战争中起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当然只是指属于战区或者对战区有显著影响的那一部分。

　　　　虽然同时使用全部军队是可能的，但是所有的要塞、河流、山脉和居民等等，简单地说就是整个国家，要同时发挥作用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个国家小到战争一开始就能席卷全国。其次，同盟国的合作也不以交战国的意志为转移，它们往往较晚才参战，或者为了恢复失去的均势才来加强，这是国际关系的性质决定的。不能立即使用的这部分力量，有时在全部抵抗力中所占的比重，比人们初看时想象的要大得多。因此，甚至在第一次决战中使用了巨大的力量，均势因而遭到了严重破坏，均势还是可以重新恢复的。关于这些问题，以后还要详细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同时使用一切力量是违背战争的性质的。当然这一点不能成为不在第一次决战中加强力量的理由，因为一次失利的决战总是谁也不会甘愿承受的损失，而且，即使第一次决战不是唯一的一次决战，它的规模越大，对尔后决战的影响也越大。然而，以后还有可能决战，所以人们害怕过多使用力量，在第一次决战时就不会象只有一次决战那样集中力量和使用力量。敌对双方的任务一方由于存在弱点而没有使用全部力量，对对方来说，就成为可以缓和的真正的客观理由。通过这种相互作用，向极端发展的趋向又缓和到按一定尺度使用力量的程度。

　　　　九　战争的结局决不是绝对的

　　　　最后，甚至整个战争的总的结局，也并不永远是绝对的，战败国往往把失败只看成是在将来的政治关系中还可以得到补救的暂时的不幸。很明显，这种情况必然会大大缓和紧张程度和力量使用的激烈程度。

　　　　十　现实中的概然性代替了概念中的极端和绝对

　　　　这样一来，整个战争行为就摆脱了力量的使用总是向极端发展的严格法则。既然不再担心对方追求极端，自己也不再追求极端，那么自然就不必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而可以通过判断来确定使用力量的限度，当然只能根据现实世界的现象所提供的材料和概然性的规律来确定。既然敌对双方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国家和政府，既然战争不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特殊的行动过程，人们就自然可以根据实际现象所提供的材料，来推断那些应该知道而尚未知道的将要发生的事情了。

　　　　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都可以根据对方的特点、组织和设施、状况以及各种关系，按概然性的规律推断出对方的行动，从而确定自己的行动。

　　　　十一　现在政治目的又显露出来了

　　　　我们在前面（第二节）搁下的一个问题，即战争的政治目的，现在需要重新加以研究了。在这以前，趋向极端的法则，使敌人无力抵抗和打垮敌人这个意图，一直掩盖着政治目的。现在，当趋向极端的法则的作用一旦减弱，这个意图一旦同目标分离①，战争的政治目的就必然又显露出来。既然这里考虑的是如何根据具体人和具体条件进行概然性的计算，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也就必然在计算中成为很重要的因素。要求敌人所作的牺牲越小，可能遭到敌人的反抗就越小。敌人的反抗就越小，需要使用的力量就越小。其次，政治目的越小，对它的重视程度就越小，就越容易放弃它，因此，需要使用的力量也就越小。

　　　　这样，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既成为衡量战争行为应达到何种目标的尺度，又成为衡量应使用多少力量的尺度。但是政治目的不能单独地成为这种尺度，它必须同双方国家联系起来才能成为这种尺度，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实际事物，不是纯粹的概念。同一政治目的在不同的民族中，甚至在同一民族的不同时期，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作用。所以，只有当我们认为政治目的能对它应动员的群众发生作用时，我们才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尺度，这就是为什么要考虑群众情况的缘故。同一政治目的起作用的结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这要看群众对战争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在两个民族和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很紧张的局面，积累很强烈的敌对情绪，以致战争的政治动机本身虽然很小，却能产生远远超过它本来应起的作用，引起一种真正的爆炸。

　　　　上面说的这一点不仅是对政治目的在双方国家中能够动员多少力量说的，而且也是对政治目的应该为战争行为规定何种目标说的。有时政治目的本身就可以作为战争行为的目标，例如占领某一地区。有时政治目的本身不适于作为战争行为的目标，这时就需要另外选定一个目标作为政治目的的对等物，并在媾和时代替政治目的。但是即使在这种场合，也始终要首先考虑有关国家的特点。有时，当政治目的需要通过对等物来达到时，这个对等物要比政治目的大得多。群众的态度越冷淡，国内的气氛和两国的关系越不紧张，政治目的作为尺度的作用就越显著，它甚至起决定性作用，在某些场合，几乎只根据政治目的决定问题。

　　　　如果战争行为的目标是政治目的的对等物，那么战争行为一般说就趋向缓和，而且政治目的作为尺度的作用越显著，情况就越是如此。这就说明，为什么从歼灭战一直到单纯的武装监视之间，存在着重要性和强烈程度不同的各种战争，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矛盾。但是，这里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加以说明和解答。

　　　　十二　以上论述还没有说明军事行动中为什么会有间歇

　　　　不管敌对双方的政治要求多么低，不管使用的手段多么少，也不管政治要求为战争行为规定的目标多么小，军事行动会有片刻的停顿吗？这是一个深入事情本质的问题。

　　　　完成每一行动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把这段时间叫做行动的持续时间。这段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当事者行动的快慢。

　　　　这里我们不想谈行动的快慢问题。每个人都是按自己的方式办事的，办事缓慢的人并不是有意要多用些时间，而是由于性格的关系需要较多的时间，如果快了，他就会把事情办的差些。因此多用的这一段时间是内部原因决定的，本来就是行动持续时间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认为战争中每一行动都有它的持续时间，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持续时间以外所用的任何时间，即军事行动中的问歇，似乎都是不可想象的，至少初看起来是如此。在这里当然不能忘记，我们谈的不是敌对双方的这一方或那一方的进展问题，而是整个军事行动的进展问题。

　　　　十三　只有一个原因能使军事行动停顿，而且看来它永远只能存在于一方

　　　　既然双方已经准备好作战，就必然有一个敌对因素在促使他们这样行动。只要双方没有放下武器，也就是说只要还没有嬉和，敌对因素就仍然存在，只有当敌对双方的每一方都企图等待较有利的时机时，这个敌对因素的作用才会中止。但是初看起来，似乎只能一方有等待有利时机的企图，另一方的企图应该恰恰相反。如果等待对一方有利，那么对另一方有利的必然是行动。

　　　　双方力量完全相等也不能产生间歇，因为，这时抱有积极目的的一方（进攻者）必然会继续前进。

　　　　但是，如果我们设想的均势是一方有积极的目的，即较强的动机，但掌握的力量却较小，也就是双方力量与动机的乘积是相等的，那么还必须指出：如果预料这种均势不会发生变化，双方就必然会媾和；如果预料会有变化，这种变化只能对一方有利，这必然会促使另一方行动。由此可见，均势这个概念并不能说明产生间歇的原因，归根到底，问题仍然是等待较有利的时机。假定两个国家中有一个国家抱有积极目的，比如想夺取另一个国家的某一地区作为和谈时的资本，那么，它占领这个地区就达到了政治目的，行动就没有继续的必要而可以停止下来了，另一个国家如果接受这种结果，就一定会同意媾和，反之，就必然会行动。如果它认为在四个星期以后才能准备得更好，那么它就有充分的理由推迟行动的时间。

　　　　但从逻辑上讲，这时战胜者似乎应该立即行动，使战败者没有时间进行准备。当然，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双方对情况都十分了解。

　　　　十四　军事行动因此又会出现连续性，使一切又趋向极端

　　　　如果军事行动确实有这种连续性，那么这就会使一切又趋向极端，因为不间断的行动能使情绪更为激动，使一切更加激烈和狂暴，不仅如此，而且行动的这种连续性还会使行动衔接得更紧，使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加密切，于是，这些行动就更为重要和更为危险。

　　　　但是我们知道，军事行动很少或者从来也不曾有过这种连续性，在许多战争中，行动的时间只占全部时间的一小部分，其余的时间都是间歇。这总不可能都是反常现象。军事行动中完全可能有间歇，也就是说，这里面并没有矛盾。现在我们就来谈谈间歇以及产生间歇的原因。

　　　　十五　这里要用两极性原理

　　　　当我们把一方统帅的利害看成总是和另一方统帅的利害正好对立约时候，我们就承认了真正的两极性。我们准备以后专门用一章来详细讨论这个原理，但在这里必须作如下的说明。

　　　　两极性原理只适用于正数和对立的负数能恰好抵销的同一事物。在一次会战中，交战双方的每一方都想取得胜利，这是真正的两极性，因为一方的胜利排斥另一方的胜利。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具有外在共同关系的两种不同事物，那么两极性就不存在于这两种事物本身，而存在于它们的关系中。

　　　　十六　进攻和防御是不同的作战形式，它们的强弱是不相等的，因此两极性原理对它们不适用

　　　　如果只存在一种作战形式，也就是说只有进攻而没有防御，或者换句话说，进攻和防御的区别只在于动机不同，进攻的一方抱有积极的动机，防御的一方则没有积极的动机，但斗争的形式却始终是相同的，那么，在这样的作战中，对一方有利的就恰好是对另一方不利的，这里就存在着两极性。

　　　　但是，军事活动分为进攻和防御两种形式，正如我们以后将要仔细地论述的那样，它们是不同的，它们的强弱也是不相等的。因此，两极性不存在于进攻和防御本身，只存在于它们的关系中，即决战中。如果一方的统帅愿意迟决战，那么另一方的统帅就一定愿意早决战，这当然只是就同一作战形式而言。如果甲方不是现在而是四个星期以后进攻乙方有利，那么乙方就不是四个星期以后而是现在受到甲方的进攻才有利。这就是直接的对立。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乙方现在立即进攻甲方有利，这显然完全是另一回事。

　　　　十七　两极性的作用往往因防御强于进攻而消失，这说明为什么军事行动中会有间歇

　　　　如果防御这种作战形式，象我们以后将要指出的那样，比进攻强而有力，那么就要问，迟决战对甲方有利的程度是否象防御对乙方有利的程度那样大。如果没有那样大，那么，前者也就不能用它的对立物来抵销后者，所以也不能促进军事行动的发展。由些可见，利害关系的两极性所具有的推动力，会因防御和进攻有强弱的差别而消失，因而不发生作用。

　　　　因此，如果目前这个时机对一方有利，但他力量太弱，不能放弃防御，那么就只好等待不利的将来，因为在不利的将来进行防御了。行动的动机越弱，它就越被防御和进攻的这种差别所掩盖，所销，因而军事行动的问歇也就越多。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十八　第二个原因是对情况不完全了解

　　　　还比目前进攻或娟和有利些。既然根据我们的论断，认为防御的优越性很大〈应该正确理解〉，而且比人们最初想象的大得多，那么，用这一点也就可以说明战争中大多数间歇产生的原因而不致自相矛盾了。行动的动机越弱，它就越被防御和进攻的这种差别所掩盖，所抵销，因而军事行动的间歇也就越多、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还有另一个能使军事行动停顿的原因，这就是对情况不完全了解。任何一个统帅所能确切了解的只是自己一方的情况，对敌人的情况只能根据不确切的情报来了解。因此，他在判断上可能产生错误，从而可能把自己应该行动的时机误认为是敌人应该行动的时机。不过，在了解情况方面的这一缺陷既能使人在应该行动的时候停顿，同样也能使人在应该停顿的时候行动，因此，它推迟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不大于加速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然而，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成是可以使军事行动停顿的自然原因之一，这里并没有矛盾。如果我们考虑到人们往往容易过高估计、而不是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这是人之常情），那么就会同意：对情况不完全了解，一般说来，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阻止军事行动的进展，使它趋向缓和。

　　　　产生间歇的可能性使军事行动趋向新的缓和，因为间歇使军事行动的时间延长了，这就减弱了军事行动的激烈程度，推迟了危险的到来，增加了恢复失去的均势的可能性。产生战争的局势越紧张，战争越激烈，间歇就越短，反之，间歇就越长，因为大的动机能增强意志力，而我们知道，意志力在任何时候都是构成力量乘积的一个因数。

　　　　十九　军事行动中常常发生的间歇使战争更脱离绝对性，更是概然性的计算

　　　　军事行动进行得越缓慢，间歇的次数越多和时间越长，错误就越容易得到纠正，因此统帅就越敢大胆设想，越不趋向极端，越会把一切建筑在概然性的计算上和推测上。每个具体情况本来就要求人们根据己知的条件进行概然性的计算，军事行动的进程比较缓慢，就为进行这种计算提供了一定的时间。

　　　　二十　只要再加上偶然性，战争就变成赌博了，而战争中是不会缺少偶然性的

　　　　由此可见，战争的客观性质很明显地使战争成为概然性的计算。现在只要再加上偶然性这个要素，战争就成为赌博了，而战争中是确实不会缺少偶然性的。在人类的活动中，再没有象战争这样经常而又普遍地同偶然性接触的活动了。而且，随偶然性而来的机遇以及随机遇而来的幸运，在战争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十一　战争无论就其客观性质来看还是就其主观性质来看都近似赌博

　　　　如果我们再看一看战争的主观性质，也就是进行战争所必需的那些力量，那么我们一定会更觉得战争近似赌博。军事活动总是离不开危险的，而在危险中最可贺的精神力量是什么呢？是勇气。虽然勇气和智谋能够同时存在而不互相排斥，但它们毕竟是不相同的东西，是不同的精神力量。而冒险、信心、太胆、蛮干等等，则不过是勇气的表现而已，它们都要寻找机遇，因为机遇是它们不可缺少的。

　　　　由此可见，在军事艺术中，数学上所谓的绝对值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在这里只有各种可能性、概然性、幸运和不幸的活动，它们象织物的经纬线一样交织在战争中，使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

　　　　二十二　一般说来这一点最道合人的感情

　　　　虽然人的理智总是喜欢追求明确和肯定，可是人的感情却往往向往不肯定。人的感情不愿跟随理智走那条哲学探索和逻辑推论的狭窄小道，因为沿着这条小道它会几乎不知不觉地进入陌生的境界，原来熟悉的一切就仿佛离它很远了，它宁愿和想象力一起逗留在偶然性和幸运的王国里。在这里，它不受贫乏的必然性的束缚，而沉溺在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中。在可能性的鼓舞下，勇气就如虎添翼，象一个勇敢的游泳者投入激流一样，毅然投入冒险和危险中。

　　　　在这种情况下，理论难道可以不考虑人的感情而一味追求绝对的结论和规则吗？如果是这样的理论，那它对现实生活就没有什么用处了。理论应该考虑到人的感情，应该让勇气、大胆、甚至蛮干莎得应有的地位。军事艺术是同活的对象和精神力量打交道，因此，在任何地方都达不到绝对和肯定。战争中到处都有偶然性活动的天地，无论在大事还是小事中，官活动的天地都同样宽广。有了偶然性，就必须有勇气和自信心来利用它。…勇气和自信心越大，偶然性发挥的作用就越大。所以，勇气和自信心是战争中十分重要的东西，理论确立的定则，应该使这些不可缺少的最宝贵的武德能够自由地以各种不同形式充分发挥出来。但是，甚至在冒险中，也还有机智，有谨慎，不过它们要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罢了。

　　　　二十三　但是战争仍然是为了达到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严肃的手段。进一步说明战争是什么

　　　　战争是上述那样，指挥作战的统帅和指导作战的理论也是上述那样。但是，战争不是消遣，不是一种追求冒险和赌输赢的纯粹的娱乐，也不是灵机一动的产物，而是为了达到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严肃的手段。战争由于幸运的变化，由于激情、勇气、幻想和热情的起伏而表现出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这一手段的特色而已。

　　　　社会共同体（整个民族）的战争，特别是文明民族的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因此，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只有战争真的象按纯概念推断的那样，是一种完善的、不受限制的行为，是暴力的绝对的表现时，它才会被政治引起后就好象是完全独立于政治以外的东西而代替政治，才会排挤政治而只服从本身的规律，就象一包点着了导火索的炸药一样，只能在预先规定的方向上爆炸，不可能再有任何改变。直到现在，每当军事与政治之间的不协调引起理论上的分歧时，人们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现实世界的战争并不是极端的行为，它的紧张并不是通过一次爆炸就能消失喻。战争是一些发展方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的力量的活动，这些力量有时很强，足以克服惰性和摩擦产生的阻力，但有时又太弱，以致不起什么作用。因此，战争仿佛是暴力的脉冲，有时｝急，有时缓，因而有时，快有时慢地消除紧张和消耗力量。换句话说，它是有时迅速有时缓慢地达到目标的，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战争都有一段持续时间，足以使自己接受外来的作用，作这样或那样的改变，简单地说，战争仍然服从指导战争的意志的支配。既然我们认为战争是政治目的引起的，那么很自然，这个引起战争的最初的动机在指导战争时应该首先受到极大的重视。但是政治目的也不是因此就可以任意地决定一切，它必须适应手段的性质，因此，政治目的本身往往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尽管如此，它还是必须首先加以考虑的问题。所以，政治贯穿在整个战争行为中，在战争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所允许的范围内对战争不断发生影响。

　　　　二十四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由此可见，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