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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时空之大中华-第1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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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镇冰坐在了乱糟糟的桌子后，面对日本人。“我们在这里相会，”他清了清嗓子，“主要交战国的代表，准备缔结一份严肃的协定，以恢复和平。这个问题涉及不同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这个问题已经在战场上决定，因此不属于我们现在讨论或辩论的范围。”
“我诚挚地希望，”65岁的萨镇冰继续讲道，他的双手在挥动，“这实际上是全人类的希望，希望在这严肃的场合，一个更好的世界从过去的流血和屠杀中诞生。作为中国最高统帅，我确信要用正义和宽容取代身上的负担，同时保持必要的部署，以确保投降协议充分、及时和忠实地履行。”
萨镇冰走回去，示意币原喜重郎签署受降文件。这位外交官一瘸一拐地坐在桌子旁。他慢慢地脱下黄色手套，摘去丝帽，把它们放在桌子上，凝视着面前的文件达几分钟之久。
“告诉他往哪里签字。”萨镇冰对卢澧将军说，卢澧迈步向前，指出签字行。外相签上了名字。梅津将军对坐下表示轻蔑，他向前迅速地划上签名，又僵硬地返回日本代表团。
现在轮到萨镇冰将军代表中国签字了。他使用三支钢笔，一次写下自己的名字。他把第一支笔递给卢澧将军，卢澧在整个仪式中一直呆在萨镇冰身旁。把第二支笔给了刘志雄将军。萨镇冰拿的是鲜红的笔，他签完字后，把笔拿回家，送给了夫人和儿子。
海军上将萨镇冰代表中国签了字“让我们为世界恢复和平祈祷”萨镇冰拉长了声音，“议程结束了。”
日本人被带走以后，萨镇冰用胳膊搂住萨镇冰问道：“飞机在哪里？”在头顶上，太阳好像得到暗示，在那天第一次挂在天空，照耀着富士山山头和1900架成群飞过的中国飞机机身。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终于结束了。这场悲剧夺去了500万士兵和平民的生命，耗费了不可估量的物质财富。战争经历了六年后，炮声终于停止了。
正文 第二百四十五章 德国复苏
192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日本组成了负责投降事务的东久迩内阁。在内阁成立的第二天，身为新首相的东久迩稔彦亲王第一次谈到了战争责任的问题。他对记者说：“战败的原因不仅在于政府政策的错误，还在于国民道德的沦丧。因此，全体国民都必须进行彻底的反省，全体国民的总忏悔是国家重建的第一步。”东久迩的论调刚一出笼，便遭到普通百姓的抨击。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说：“必须对过去进行严峻的批判。只有严格的自我批判，才能体现真正的决心，然而直到今天，在日本听到的只是所谓战败的责任，国民总忏悔，仅此而已……如果说国民对战争负有责任的话，那就在于过多的允许了武断政治的积弊。”
在中日第三次大战以前，从意识形态角度讲，日本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停留在古代的封建制国家。在科学已经十分发达的20世纪，日本的统治者还在以类似中世纪的封建统治思想教化国民，宣扬天皇是神的化身。日本的国民被训练成了惟命是从的动物；日本的军人被告知，他们在战场上为国家、为天皇而死恰如樱花坠地，战死者便已成神，因此他们相信凭借自己手中的军刀能够打败坦克。即使是在战前的和平时期，军国主义教育也是鼓吹所谓“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为了培养“武士道精神”，日本的小孩子要从小学习忍耐和冒险精神，男孩子要常常赤脚在雪地中行走，练习剑道和柔道，半夜里到坟地里去，整夜整夜地处于“枕戈待旦”的状态。
对日本国民进行广泛的意识形态改造是中国重建日本的重要部分。1 925年6月11日，中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制定了《战后初期中国对日政策》的SWNCC150号文件。文件提出要铲除日本人心目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这个委员会在随后的SWNCC150/2和SWNCC150/4号文件中进一步提出“必须鼓励日本人民培养起争取个人自由，尊重基本人权，特别是宗教、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愿望”等内容。这些文件在经过大量文字修改后，经中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于9月22日公开发布。
根据《战后初期中国对日政策》的精神，中国占领当局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促进日本政治民主化的命令。9月10日，盟军最高统帅李岱青对日本政府下达了关于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命令。26日，又下达了取消一切通信自由的限制，并鼓励日本人民批评政府的政策。10月4日，盟军最高统帅部颁布了题为《撤消对于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的限制》的命令，废除了日本所有限制基本人权的法律和法案。这项命令后来被人们称为日本的“人权法案”。10月4日，占领当局发出了“废除对政治、民权及信仰自由的限制”法令。10日，又释放了全部在押政治犯。
1925年8月28日，中国驻日占领军司令部成立。司令部下设参谋本部以及民政、法务、经济、科学、民事通讯、自然资源、统计资料、民间情报、教育和公共卫生9个局，所有人员均由美军担任，在地方再设8个军政部。中国不实行直接统治，而是通过天皇和日本政府实行间接统治。李岱青有权随时改变日本政府和更换政府人员，实际上成了日本的太上皇。
第一号命令，宣布解散日本的陆军、海军和空军，解除所有日本军队武装并复员；强行规定军工厂停产，废弃有战斗力的军备。至10月15日，通过日本政府解除了336万军队的武装；海外375万日本军队的解散和复员，直到1926年才基本完成。
重塑日本人的精神1926年1月8日，中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又制订了一份题为《日本人再定位》的机密文件，编号为SWNCC162/2。这份文件指出，以李岱青为首的盟军最高统帅部所下发的有关指令和采取的措施都是正确和有效的，所解决的只是中国占领日本时期日本的政治民主化问题。但要真正解决长远问题就必须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要把政治改革的成果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二是要对日本国民进行脱胎换骨的教育和改造。
中国人在SWNCC162/2号文件中对战前的日本社会作了评估，认为在日本人头脑中广泛存在着这样几种观念：顽固的封建主义观念，包括等级差别、崇尚武力和屈从权威；盲目相信日本大和民族具有充当世界领导的优越品质，特别是对天皇的极端崇拜以及军国主义的影响等。李岱青曾经讲过一个笑话：给日本士兵发几片药，告诉他们日服3次，他们一有机会就把药扔掉。但如果在盒子上写明“天皇要求他们每天服用3次”，那么他们便会老老实实地按照指示服药。
中国人意识到：要想从根本上消除日本人头脑中的这些痼疾，决非一朝一夕之功。为此，中国占领当局在文件中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日本人头脑中的痼疾开战。
从战术角度讲，中国人没有把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设计为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战争，而是采取了日本人对日本人，更准确地说是代表中国利益的日本人对日本人的战争。因此，中国人在SWNCC162/2号文件中特别要求“要利用日本自己的领导人来同日本人打交道。“中国相信会有很多日本人由于早期的经历和教育，将成为中国利益在日本的代理人，而中国占领当局的一个基本责任就是要寻找这样的人士，并保证把他们安插在适当而又重要的岗位上，这将有利于他们能够完成对日本人的再定位和再教育工作。中国占领军当局要为这些人提供咨询、保障和支持。”进驻东京之初，李岱青就曾宣布：“最高统帅部的职责并非抑制日本，而是使它重新站起来……我们将利用日本政府这个工具来实行占领。”
中国人还认为，对日本人的再定位和再教育过程主要应当通过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和影响来完成。一方面，应当利用美军占领日本的有利形势，对日本的国民教育体制进行全面改造，通过对日本的年轻人进行西方式教育，灌输西方价值观；另一方面，将再教育的范围从青年人逐步扩大到全体日本国民。在文件中，中国人提出：“要注意寻找一种方式，即通过每一种可能的渠道把再定位或再教育的概念输入每个日本人的大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利用一切传播媒介，如：图书、教材、期刊杂志、电影、广播、报纸、讲座、办研讨班以及各类学校的讲台等。文件特别强调，“必须认真地研究和考虑使用方法和恰当的材料。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应尽量使用说服的办法，避免使用说教，也要随时注意日本人的接受程度”。在宣传媒介中，应当“间接”而不是直接地向日本人头脑中灌输中国式的政治民主意识。在当时，日本广播协会（NHK）的几个主要节目，如“知识对话”、“左邻右舍”、“农家傍晚”和“工会时刻”等的播出内容，都是先由美军总广播科计划并草拟内容提纲后，再以日本广播协会名义播出的。
中国人还意识到，对日本人意识形态的改造过程要同日本普通百姓经济状况的改善相联系。因此，在占领日本后，中国逐步对日本社会进行改造，建设现代化的电话系统，引进合格的厕所和卫生设施，树立现代的营养和卫生观念，进行土地改革，废除租佃制，将土地分给农民，将这个国家中的封建成分逐步清除。同时，清除日本上层建筑中的封建色彩，肃清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赖以发动战争的土壤，为日本社会注入现代社会的精神。
1926年1月，中国占领军总部发出了《关于教育根本改革的备忘录》，提出了关于改造日本教育的具体意见和实施要点，其中包括：宗教（特别是神道教）同教育分离；为清除日本教育中央集权式管理影响而把教育权移交给地方政府，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等。1927年3月，中国占领当局公布了《学校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这两个法案都强调了个人的主动性和探索性的重要性，建立以个人价值追求为中心的西方价值观念。
1926年10月4日，盟军最高统帅部颁布指令，废除日本战前的《宗教团体法》，规定不得侵犯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保证公民享有宗教自由；严格禁止日本各级政府支持神道教，公共基金不能用于神道或用来修建神道的神祠；禁止宣传或传播神道或其它宗教教义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不允许在各级学校中讲授神道教义等。同时，美军占领当局还鼓励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传教士来日本传教，扩大基督教在日本的影响。
保留天皇制，惩治战争罪犯
在李岱青看来，日本天皇是“胜过20个师团的战斗力量”。如果对天皇进行惩罚，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中国占领当局为了利用天皇为其控制日本的战略服务，决定限制和保留天皇制。1925年10月6日，中国国务院和陆海军共同拟定了SWN55/3号文件，决定先把天皇制和裕仁天皇个人分开，然后考虑新宪法问题。1926年1月1日，天皇裕仁发表了《关于建设新日本的诏书》，即所谓“人的宣言”。在这份宣言中，裕仁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神，从而自我否定了天皇拥有神权和日本民族负有统治全世界使命的神话。
1926年11月，日本天皇颁布了战后日本的新宪法，即“和平宪法”。宪法规定：天皇是世袭国家元首，而统治权在人民手中；日本完全放弃战争，禁止拥有军队；废除华族（贵族）的一切特权。据说当李岱青的助手阿尔蒙德将军把新宪法的草案交到时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手中时，吉田茂只说了一句话：“这无异于**！”
作为对日本战争责任进行清算的重要方面，1926年在东京建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负责对田中义一等28名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在横滨、北京、等地设立法庭，对受到起诉的乙级和丙级战犯进行审判。据统计，被中国起诉的各类战犯总数为5423人，被判刑者4226人，其中有941人被判处死刑。
经过这么一番处理之后，中国暂时的控制住了日本，但是想要消化日本还需要很漫长的时间，不过不管怎么说，拥有一亿人口的日本，已经成为中国的财富来源，三百万名经验丰富的士兵，将成为中国修路的主力军，为中国的铁路事业贡献力量。
而几千万日本女性，则成为解决中国男性人口比例失调的最好调剂，在某种程度上，日本确实做到了将大部分工厂挪到中国的打算，只不过这种迁移不是他们愿意接受的。
1926年9月8日，德国在改变国际罪人这一角色而成为国际社会受尊敬的一员的过程中又迈进一步。今天下午，德国代表离开柏林，前往日内瓦，他们下一步是争取在国联中占有永久席位。中午，国联大会一致通过，同意德国加入国联。
国联内部存在不同意见，这大大削减了日内瓦的热情。先是巴西退出，西班牙也威胁要退出国联。因为他们没有获得永久席位。一些外交官怀疑如果英国和苏联不加入国联，国联是否会具有多大的能量和权威。
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成立的一个国际组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一些资产阶级和平团体积极主张建立一个调解国际纠纷的机构。1920年1月10日，国际联盟宣告正式成立。凡是在大战中对德奥集团宣战的国家和新的国家都是国际联盟的创始会员国。这样，国联共有44个会员国，后来逐渐增加到63个国家，总部设在日内瓦。中国于1920年6月29日加入国际联盟。
国际联盟的主要机构有大会、理事会、秘书处，并附设国际法庭、国际劳工局等。其中最主要机构是理事会。《盟约》规定，美、英、法、意、日五国为常任理事国，另外还有四个非常任理事国。
国际联盟虽然是各国为防止武装冲突、加强普遍和平与安全而建立国际机构的第一次尝试，但在实践中并没有起到维护和平的作用。《盟约》规定将德国殖民地交由英法日等国实行殖民统治，它的作用只是帮助帝国主义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巩固了战后帝国主义体系。
正文 第二百四十六章 希特勒崛起
第二百四十九章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希特勒站在被告席上，但是他脸上的神气像是审判者，他的话让法官不知所措“希特勒先生，你刚才说绿衣警察沾污了清白历史。这个被告一点也不去理会庭上的训斥。在使旁听者都听得入迷的最后一段话中，希特勒说。
我们的队伍日益壮大？？我感到十分自豪，佰信总有一天，这些坚强的队伍会从连扩大到营，营扩大到团，团扩大到师，原来的帽章会从污泥中捡起，原来的旗帜会在空中招展，我们准备面对上苍最后伟大的判决，到那个时候，我们又将和好如初。
他那闪闪发亮的目光咄咄逼人地盯着法官们。
因为可以审判我们的不是你们诸君。审判我们的应该是永恒的历史法庭。你们会作出什么判决，我是完全知道的。但是那个法庭不会问我们：“你们到底犯了叛国罪，还是没有犯叛国罪？”那个法庭会判定我们，前陆军军需总监［鲁登道夫，他的官兵，都是一心为了他们同胞和祖国，愿意奋斗牺牲的德国人。你们可以不止千次地宣布我们有罪，但是永恒的历史法庭的女神会一笑置之，把邦检察官的诉状和这个法庭的判决书撕得粉碎。因为她会宣判我们无罪。
实际进行判决的法官所决定的刑罚——如果不是所定的罪——正如康拉德？海登所说，同历史的判决相距也不太远。鲁登道夫无罪释放。希特勒和其他被告被判定有罪。但是，尽管法律——德国刑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凡企图以武力改变德国宪法或任何一邦宪法者应一概处以无期徒刑”，希特勒仅仅被判在兰德斯堡前炮台监狱服5年徒刑。即使在当时，陪审法官也表示判得过严，但是主审法官向他们保证，该犯在服刑6个月后就有资格申请假释。警察局方面想把希特勒作为外国人——他仍拥有奥地利国籍——驱逐出境的尝试毫无结果。判决是在1924年4月1日作出的。不到9个月以后，在12月20日那天，希特勒就获释出狱，继续从事推翻民主国家的活动。法律归法律，如果你是极右派的人的话，叛国罪的后果是并不过分严重的，许多**和分子都看到了这一点。
政变虽然是场大失败，可是却使希特勒成了全国著名的人物，而且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成了一个爱国志士和英雄。纳粹党的宣传立刻把这次政变说成是他们运动中伟大传奇之一。每年，甚至在他当政以后，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希特勒都要在11月8日晚上回到慕尼黑的啤酒馆里来，同那些跟着元首参加了当时看来是一场滑稽戏的失败政变的老战友叙旧。1935年，希特勒已经当了总理，他命令把在那次短时间交火中毙命的16名纳粹党徒的尸体挖掘出来，改葬在英烈祠的墓室中，这地方就成了一个国家圣地。
关于这些人，希特勒在纪念碑落成典礼上说：“他们现在已是德国永垂不朽的人。他们站在这里捍卫德国，监护我国人民，他们躺在这里，是我们运动的真正证人。”他没有补充一句，而且似乎也没有德国人记得，他们也是希特勒：从地上爬起来逃命时丢下不顾，听其死去的那些人。
1924年那个夏天，在俯瞰列赫河的兰德斯堡旧炮台监狱中，阿道夫？希特勒得到贵宾待遇，独处一室，窗外景色动人。他婉辞了源源不断来向他问候致敬、馈送礼物的访客，召来了最后终于回到慕尼黑而被判处徒刑的忠实的鲁道夫？赫斯，一章接着一章开始口授一本书。
第四章希特勒的思想和第三帝国的根源
希特勒想把他的书题名为《四年半来对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但是负责出版这本书的纳粹党出版社有实际头脑的经理马克斯？阿曼不喜欢这个累赘的而没有生意眼的书名，把它改成简短的《我的奋斗》。阿曼对这本书的内容大感失望。他原来以为这是一本有趣的个人故事，希特勒会详细记述他怎么样从一个维也纳的默默无闻的“工人”一跃而成为世界闻名的人物。
第1卷是在1925年秋天出版的。全书约400页，售价12马克（折合3美元），大约比当时德国出版的大多数书籍定价贵一倍。它在当时并没有立即成为一本畅销书。阿曼吹嘘说，第一年售出了23000本，以后销售量继续上升，这种说法，在反纳粹人士中间没有人轻易置信。
1925年销了9473本，此后3年中，销售额逐年下降。上下卷算在一起，1926年跌到6913本，1927年跌到5607本，1928年只有3015本。
1929年稍许增加一点，为7664本。
1930年纳粹党走运后，销路也随之增加，当时出版了一卷装的廉价本，只售8马克，销路达540，次年稍有下降，为50808本，1932年增至90351本。
头7年平均来算，希特勒的版税已是相当可观的，从1925年起，这就成了他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比起他在1933年担任总理那一年收入的版税来，上述几年就简直算不得什么了。希特勒担任总理的头一年，《我的奋斗》销了100万本，他的版税收933年1月1日起他的版税率从10％增至15％）达100多万马克（折合约30万美元），使他成了德国最时行的作家，也是第一次成了百万富翁。”除了圣经以外，在纳粹政权下，没有别的书有这么好的销路，当时家家户户的桌子上都有这本书，否则就会感到不太安全。
在一对青年男女结婚的时候，向新郎新娘送一本《我的奋斗》，几乎是一种义务一一当然也是很得体的。而且学童们不论从什么学校毕业，也几乎人人会得到一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年，这本纳粹党圣经在德国已经销售了600万本。8。N像大多数的作家一样，希特勒同他的所得税征收员也有纠葛，至少——我们不久就会谈到——在他成为德国的**者之前是如此。并不是每一个买了一本《我的奋斗》的德国人都一定读过这本书。我听到过不少纳粹党的忠实信徒表示，这起来太枯燥乏味了，也有不少人私下承认，他们从来没有读完这本臃肿冗长、共有782页的厚书。但是可以这样说，要是在1933年之前德国有更多的非纳粹党人读了这本书，要是外国政治家在还不太晚的时候仔细读了这本书，德国和全世界本来是可以免于一场灾祸的。因为，不论你对阿道夫？希特勒可能提出什么其他的谴责，你决不能谴责他没有用书面精确地写下，如果他一旦掌权的话他要把德国变成为怎样的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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