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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时空之大中华-第1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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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副总理兼协调部长来辅佐达拉第的卡米耶？肖当，属于职业政客的类型，他的指导方针是时局需要什么政权，他就在这个政权下面混下去，并维护他在巴黎银行界和商界的许多朋友的利益。这位天生的“息事宁人者”和中庸之道者在这届内阁中的任务，就是平息批评，让他的头领腾出身来独力对付怀疑的恶魔。
在外交部，勤勉而非常干练可是生来就不爽直的律师乔治？博内，他为人颇似肖当，但是有点不象肖当那样轻快活泼；他的绥靖政策的破产是公认的，因此在宣战以后的十天之内，当总理未能说服赫里欧（国民议会的议长，激进社会党员）担任外交部长之后，自己就兼任了这个职务，此后经常每天在外交部办公四小时。博内留在内阁中，代替马尔尚多任司法部长。与此同时（9月13日），另有三起更动：里奥、德尔博斯、贝斯分别代替德？夏普德莱恩、泽、尚普蒂埃？德？里贝斯担任了商船、教育、抚恤部长。另外成立了一个军备部，由多特里主持。
尽管协调部长作了种种努力，达拉第的内阁仍然不是一支统一的队伍；在任何原则的问题或紧急的事件上（尤其在对外政策上），这个内阁往往分裂成两个相当稳定不变的阵容：雷诺、芒代尔、萨罗、德尔博斯、康平希、拉？尚布尔、多特里认为，应把同英国密切合作坚决进行战争放在首位，其他一切考虑次之；其余的人，特别是波马雷和德？蒙齐（市政工程），则拥护肖当的妥协方案或博内的希望，认为通过墨索里尼这个“诚实掮客”的斡旋，可把德国人收买过来。
在坚定的爱国者——后来通称主战派——中间，有两个人是突出的。雷诺这个人，我们将在谈到他于1940年3月组成的政府时较全面地加以研究；至于乔治？芒代尔这位精明强干、体力充沛、见识广博的殖民部长，只要顺便提一下就行了。他原名路易…乔治？罗特希尔德…芒代尔，在“德雷菲斯案件”中初进政界时，决定改姓他**的姓而不姓父亲的姓，不是没有理由的。他和克列孟梭相处多年，最初是在《震旦报》当记者的时候。后来，在内政部当过一个小差使以后，当克列孟梭在第一任政府时，担任了“特别秘书处主任”。他是1917年的战时内阁的秘书，后来又成为1934年弗朗丹主管的部里的一名属员。
政府在宣战时得到了社会党和以路易？马兰为首的一部分右翼国民共和党员的支持。真正的反对势力（除了后来发展起来的**以外）来自赖伐尔和他的友人，来自其他某些未参加党派，或是在性格、职业或思想上超越了党派界限的个人。赖伐尔的实际经历，以间接的方法证明了“利器得有巧匠使”这个道理作为施政方针的荒谬性，没有哪个天才的讽刺作家，能够想出一个比这件事更妙的例子。在拉？封丹的许多同胞看来，这个丑小鸭的故事中一定寓有发人深省的意义。他不知怎样长成了一个酷似秃鹫的人物，并且将被要求代表法国，以与德国鹰相颉颃。他十二岁时失去母亲，他想读大学，但这个志向受到父亲的阻挠，只得偷偷地实现，他成了政客和律师（又是一个大富翁），多次担任部长，三次任内阁总理（并非象他在受审时小心地向高等法院法官说的那样，仅仅两次）：他培养“神志清醒的人们的惶惶不安的心理”＇即对**的恐惧＇，最后又鼓吹同敌人合作——尽管这样，他仍然不学无术，不仅对其他国家的地理、历史之类，甚至对法文的句法（如他在巴黎律师界的同行所知道的）以及法国的法律也愚昧无知。
赖伐尔同亲德的政策真正地发生关系，始于国家社会主义得势之时，当时他受到费尔南？德？布里农伯爵的影响，布里农是法国方面的策动者（与他对等的是奥托？阿贝茨），在法德委员会的幕后活动，为两国的社会和知识界的修好而努力。到1933年底，赖伐尔已服膺了布里农及其友人的观点，即法国同德国合作对欧洲的和平是必不可少的，从此他就未动摇过。
1936年以后，反对这种亲德政策的倾向，突出地表现在国民议会**产党席位的激增。在这个国家里，农民占了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八，而农民中有百分之六十是耕种自己的土地，自耕农中又有百分之八十七除了自己家里人外，不雇用劳工，因此，从表面上看，**在这里发动**的危险性是很小的。但是，在大工业家中有许多人离开乡间虽然只有一代人的时间，却已经不了解农民，而只是根据他们在自己办的大工厂里所熟悉的那几十万有组织的雇员来判断农民，认为法国（即他们自己）从内部受到了威胁，因而宁愿冒着惊人的风险去同经常来自外界的威胁妥协。然而，对于这种情况，由于“神志清醒的人们惶惶不安的心理”而引起的种种活动该负多少责任，社会党人在终于得势以后仍然空谈理论无所作为又该负多少责任，毕竟是要由一般的法国人而不是由那些从未自愿地尝过“生活的痛苦”的人们来断定的。但显而易见的是，无论哪一方面，都有些缺少民族自卫的本能。另外还有一件事看来也是确凿无疑的：这就是，从来不曾有过**发动政变的严重危险，按照任何清醒的估计，都将认为，在1938年4月至1940年6月之间的任何时候（甚至在1938年11月发动总罢工未遂时），遏制**势力的扩大，远不象防范德国那样具有迫切的需要。
法国的战略姿态是采取守势，从客观和主观意义上看，大多数居民都显着地缺少对抗的精神；因此，法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只能是（除了不屈服以外），尽量使战事远离法国边界，以便在最好的情况下可能和平解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在边界遭到侵犯之前进行更好的准备。根据这点，其次的目标就是保持和扩大同英国的联盟，并在无法劝使其他国家接受结盟的全部内容时，使之保守中立（如果可能的话保守友好的中立）。美国的善意是毋庸置疑的，它不久就将提供主要的供应线。罗马尼亚位于德俄之间，局势极不稳定，不能寄予多大希望（象卡利内斯库在1939年9月21日被铁卫团暗杀一事所表明的那样）；但是在土耳其，却作出了一个可喜的开端，谈判的结果，在1939年10月签订了英…法…土联合条约。西班牙不仅宣布决意不卷入这场争斗，而且还保证，不会停止供应制造炸药必不可少的黄铁矿砂。
在中立的国家中，最成问题的是意大利。要是它决定在德国已经发动的这场战争中站在德国的一边进行干涉，将是对法国的一大威胁；假如它有机会能限制战争范围的话，它显然是个调解人；只要它认为同法国保持良好关系对自已有利，它就可能成为法国的供应来源。据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保罗…邦库尔说，在战争的头几个月中，法国对意大利全神贯注，这一点在议会的辩论中居于支配地位（应当看到，参议院甚至比国民议会更不想打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法、英两国舰队联合起来在地中海所占的无可争辩的优势，以及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进行冒险后军事力量大大损耗的情况，使意大利陷于这样一种处境，在法国人看来，如果对之施加足够的压力，可以指望它迅即让步。由于苏联通过1939年8月23日同德国缔结的协定而含蓄地使1935年5月的法…苏互助条约归于无效，因此法国比以往更需要意大利真正而有效的中立。盟国从意大利的中立所得到的好处，将是更有效地封锁德国，长驱直入东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并有可能把更多的德国兵力吸引到那里另打一场“边缘战役”，侥幸的话，这条东南战线甚至可能严重地威胁到德国的石油供应。
至于如何向意大利施加压力的问题，法国普遍的看法是，不必向意大利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更加明确地表明立场。由于排除了任何形式的强制行动，因而认为在经济上打交道最可能收效，1939年9月中旬，法、意两国在圣？雷莫开始会谈，最后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缔约的结果是，意大利后来供给了法国大量炸药、反坦克地雷，甚至还有飞机。此外，在战争已开始后，仍作出种种努力，使英、法海军的封锁方式，能尽量减少意大利海运遭遇到的不便。
在这个极其重要的对意关系问题上，当时法国的政策同英国的政策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一般的法国人民中间，还是在1939年9月1日至1940年6月30日之间先后执政的三届法国政府中的任何一届政府，都存在着若干程度的仇英情绪。在某种意义上，自从拿破仑时代以来——如果时间不是更久远的话——法国人本来就有仇英的情绪；虽然赖伐尔在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上把这种情绪斥之为“一时的感情冲动”，但是他在不那么公开的言论中，却称之为法国内部政治生活中一个永久性的因素。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人都未能看到，即使俄、德两国本质上都是侵略者，但是就盟国来说，仍以集中全力首先击败德国为上策，因为德国是更加迫近的危险敌人。由于未能看清这种情况，因而仇视英国的情绪就越发强烈了。英国因为地理上的缘故，受到这种错误估计的影响较小，但是这一点反而加深了法国人一贯对英国人的虚伪所抱的怀疑。即使不能说仇英的情绪对法国在军事上确实战败有重要的关系，可是这种情绪肯定在贝当元帅的政府利用战败做文章上大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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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候所奉行的实际外交政策，都是由于两种观点互相牵制的结果，一种观点着眼于可能发生的事，另一种则着眼于希望发生的事：前一种观点是外交部常任官员们的现实主义，他们对法国利益的观念不因政府的更迭和舆论的向背而变动（可是他们并不能因此而在种种办法施尽后，最后仍不向政府和舆论屈服）；后一种观点是内阁中的大多数人和政府首脑比较短视的权宜之计，这些人的地位直接地取决于他们怎样投合国民的心理。常任官员们认为，主要的敌人是德国，因此必须同俄国友好，反之，达拉第及其同僚们却知道，人民无意打仗，因此他们首先急于千方百计地避免同德国冲突。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需要同英国结盟，不论英国的行动和动机多么令人可疑。
博内在回忆录中写道，9月4日，在战争行动开始以后几小时内，他和波兰大使谈妥了互助条约，而为了履行这个条约，在此之前就已宣战。的确，纯粹形式上的“战争行动”，于9月3日已在法国开始，但是那时波兰有组织的抵抗实际上却已结束了。在战争的开头两个星期内，迫切需要做的事是向焦虑的法国民众隐瞒这样的事实，即法国本身还没有作好战争的准备，却已经和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波兰结成同盟参加了战争。因此，法国驻波兰大使向世界各国报界驻华沙代表保证说，波兰在波尼亚托夫斯基、科希秋什科或毕苏茨基时代所面临的只是暴虐的统治，而这次却有法国和英帝国无穷无尽的资源为后盾；与此同时，在巴黎，法国情报部正在对波兰军队的规模加以吹嘘，认为波军的战术虽然已经过时，然而英勇善战，产生出一种精神上的效果，而与其实际的简陋装备形成可笑的对照，情报部一面又指出，德国人还不曾打赢过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在战争第三个星期的开头，当苏联军队已经冲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东部边界全线，与德军在历史上有名的要冲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会师时，《时报》仍然硬说，波兰人的抵抗还不能肯定已被击溃。
俄国人入侵波兰，在法国引起人们对苏联这一行动的含义作了许多推测，它使法国恢复了这样的希望，认为德国这时也许会倾其全力对付苏联，好让法国再推迟行动。
这件事也使法国**的党员对这场战争的态度起了变化，并随之而使法国其他各方面对法国**的方针也起了变化。法国总工会花了一个月功夫仔细研究了8月23日莫斯科协定的含义以后，在9月25日发表了一件议事记录，认为这个协定背叛了工人，并且宣布，以后不可能同赞成这个协定的**员合作。因此，在第二天，达拉第得以顺从右派的吵吵嚷嚷，颁布法令解散了**。社会党领袖勃鲁姆提醒他，这样做在国外产生的后果，将给人这样的印象，以为几十万法国工人全是不爱国的。但是，达拉第对勃鲁姆的话克耳不闻。
正文 第二百九十九章 软弱的第一步
第二百九十九章 软弱的第一步
10月6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的演说中，要求象墨索里尼在德国入侵波兰前夕所建议的那样，举行一次会议，并且着重指出，他并不向法国要求殖民地，也无任何其他要求；实际上，他是在劝说法国同英国的堂吉诃德式的顽固不化一刀两断。尽管法国国内存在着反英的情绪，但是法国报界仍然异口同声地对这篇演说嗤之以鼻。这时尚无迹象表明德**队在从波兰前线大批调回，以暗示即将在西方发动猛攻；而且要开始进攻，当年已为时太晚。这篇演说中不含有威胁，也没有提到与苏联缔结军事同盟，这件事正是巴黎某些方面的人所害怕的。法国得出的结论是，鉴于苏联在战略上的巨大收获，尤其（象这时正变得很明显的）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收获，希特勒不再那么确信他有能力把战争限制在局部地区，而是需要喘息的时间，好让他在同法、英两国拼个你死我活之前，补充粮食和军火的储备来对付封锁。
第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发表的一则临时声明中，对希特勒作了答复，他提到，全面的声明要等同英国磋商后才能作出。他说，盟国作战的目的，在于结束象德国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那样的侵略，并结束每隔六个月就需要进行一次动员的情况；他说，和平只能在尊重诺言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必须对法国的安全和一切民族都有生存和自由的权利提出可靠的保证；他说，法国在同意和德国开始会谈以前，先要知道明确的细节和得到真正的让步。在张伯伦10月12日发表演说干脆拒绝了希特勒的和平建议以前不久，达拉第在10月10日的一次广播演说中，告诉法国国民和德国总理，法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决心证明自己无愧于其军民克服困难赢得公正和平的愿望。他指出，英国远征军携带了装备，正在法国领土上迅速进入阵地，英国飞行员经常活跃在前线，两个盟国的海军共同控制了海上。他谈到法**队在上个月曾进军到德国在萨尔的领土，这些军队并无意识形态上的幻觉或兴师问罪的幻觉，而是知道自己正在为了实践已经立下的誓言而战，这乃是西方的自由传统的精髓。他在描绘法**队的这种心理状态时，把它同德国的那些亦民亦兵的人们的心情作了对比，他说，这个德国，“在征服了许多地方以后，却不得不对面包、肉类、奶类、糖以及许多其他商品实行配给来开始这场战争”，它不但不能使其人民免于这类匮乏，反而把更多的责任强加在他们头上，使他们在民族问题上感到内疚。
这一外交上的遭遇战，通过再度把道德标准放在首要地位，提出了什么是法国明确的“战争目标”问题，这个问题后来在冬季的几个月内又经过详细的讨论，而罗马教皇在1939年10月27日传阅的《教皇最高通谕》中，也通过强调要尊重条约这一点，为商讨这个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基础。与此同时，军备的问题，在这个“两次侵犯的间隙”——如这位总理所说的——也使法国政府花费了许多时间。
达拉第本人在重新武装的问题上所负的责任，也许比其他任何法国人要大。在法国，即使就一个国有化工业来说，要使其能适应军备上巨大扩充的需要，也还需要加以改组，但这项改组的工作却迟迟直到成立了一个军备部方才真正开始，而军备部的成立，则是法国已处于战争状态十天以后的事。新的部长拉乌尔？多特里是一个第一流的工程师，惯于从事大规模的经营。他又是一个保守分子和天主教徒，他的坦率正直的性格和爱国的热忱博得了所有党派的公认。可是，他那种有条有理的作风和按部就班的做法，在早些日子虽然极为可贵，但要应付1939年秋季的紧急情况，却是过于从容，缓不济急了。政府先前已接到许多警告说，到1939年1月以后，法**备工业将达到饱和点，除非改变原定计划，否则无法接受新的定货。然而直到任命多特里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向国外（在美国）大规模购货，而且甚至在那时，仍是着重购买原材料和机床，从美国的进口中，这些东西逐渐占到百分之八十，可是在需要几千架飞机的情况下，定货却只有几百架。甚至在原有的工厂只要采用某种提高效率的方法就能大大增加产量时，这位部长还是宁愿造新厂。这样做法是冒着使法国丧失独立的危险来保护法国的工业。
正如本卷其他部分已经叙述过的那样，苏联于1939年11月30日沿着芬兰的整个陆地边界发动了全面进攻，而且开始轰炸赫尔辛基。这件事立刻对法国的舆论产生了影响。11月第已到国民议会去要求在紧急时期扩大总理的全部权力。他唱的老调是，自从9月1日以来，法国已经并且还在积聚军备和加强防务，在这背后，法国正在建立戴高乐（任雷诺及其友人这些主战派的军事顾问）所要求的快速“机动部队”，达拉第还说，如果德国破坏了这场“古怪的战争”在实际上休战的状态，法国将以牙还牙予以回击；可是法国决不要在西线主动挑起战争——这场战争将不是单靠军事行动所能决定胜负的。但是苏联在其同盟者攻打波兰以后紧接着就无缘无故地进攻芬兰一事，吓坏了全体法国人，使他们完全警觉起来，并且使他们在权衡了可能发生的种种新情况后，暂时取得了近乎一致的意见。内阁以内和内阁以外的主战派，都认为这种局势为切断德国必不可少的瑞典铁矿砂供应提供了机会，而且，如果同时能在斯堪的纳维亚获得基地的话，甚至还可威胁柏林。极右派看到自己怀疑同俄国结盟的价值得到了证实，他们希望把这场战事变成一场意识形态上的讨伐，并有可能说服意大利参加。左派（自然不包括**在内）急于表白，他们对侵略者的态度不因阶级而异，他们同其他任何爱国者一样是现实主义者，本着这种精神，他们施展其全部影响使苏联受到国际联盟的谴责，此后又使法国对芬兰的援助收到效果。因此，对达拉第说来——他执政十八个月以来，除了同德国作战这件事以外，在国内为了应付批评他的人而一直打着防守战——这真是一次天赐的良机，能在作战努力的背后统一舆论，同时又使战事不在身旁发生，直到慢条斯理的法国重新武装的计划赶上战略形势的需要为止。
法国对德宣战书中写明的理想主义的动机，是“保卫波兰和捍卫国际联盟的原则”，蒙蔽了许多法国人的耳目，使之看不到真实的情况，即法国（同英国一样）已预料到自己不可避免要遭受进攻，正在采取公开的防御措施。坚持这种态度，就使芬兰的情况看来酷似波兰的情况，实际上却不同，但是这样做的作用，却是重新展开长期以来在最终同俄国结盟的价值这个问题上产生的争论，使反对这种同盟的人能利用下述强有力的理由：“这个野蛮的国家不仅道德十分败坏，而且衰老无力；因此，作为一个盟国，它是没有价值的，但作为一个敌国，它却很可能吸引住距离我们较近的另一个敌国的注意，直到后者满足了征服的**为止；然后我们就可能共同建立起大欧洲的新秩序。”在这个阶段，同英国结盟的可靠性从来不成其为问题；但是，人们问道，既然俄国已经拒绝了美国在芬兰问题上进行调停的建议，假如法国把俄国当作敌国，这对美国的舆论将起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样做会使美国的支援增加呢，还是减少呢？
如果单纯从战略观点来估计，那么承认俄国对芬兰的进攻并没有危害到法国，甚至也没有威胁要危害法国，如果单从这场进攻为法国提供了对德国采取更有效的行动的可能性这一点来加以判断，那么，就应当优先考虑利用由此而造成的局面，加紧封锁德国和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施加最大的外交压力，来切断瑞典的铁矿砂供应。法国人相信，在这样做时他们能指望得到英国政府和民主党的赞同。在法国，人们普遍认为，如果采取这种政策，俄国由于已经牢牢地保住了它的西北边界，或许会再发表一个中立声明，然后集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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