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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雄师:二野档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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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放着一台缴获的收音机。负责收听广播记录的是两个不过20岁的姑娘——“胖子”梁艮华和“面条”田佳禾。墙上，挂有大幅的军用地图。
在这所四合院里装有三盏电灯，自己发电。在二进屋通往房东王世鑫住的三进屋之间，挂有一张白布帘子。
在邓小平、陈毅所住四合院的东边，有几间宽敞的草房，住着10多个人，那里是总前委机要处，处长萧光是延安时期的老机要，他精心保存着和毛泽东的合影照片。
渡江战役的作战部署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里正紧张、秘密地进行着。
此时，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正随第十军、第十二军一起行动，还没有来到这个小村中。
1949年3月，我强大的第二、第三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渡江战役总前委的具体指挥下，经过短期休整之后，便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长江沿岸开进。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军长的鲍先志，对部队向长江沿岸进军和准备作战的情况，曾有过生动的回忆：
江北的条条道路上，滚动着川流不息的炮车、辎重车；战马嘶鸣，风一般疾驰在辽阔的原野上；战士们排列成几路纵队，掮着枪，扛着炮，迈开矫健的步伐，唱起雄壮的战歌；“。。血战两年来，胜利在眼前，长江南的父老姐妹们，你们解放的日子已不远！”成千上万的民工们，推着小车，抬着担架，赶着牛车，浩浩荡荡的跟随着大军向南前进！
我所在的部队，同各路大军一样，满怀着淮海战役光辉胜利的喜悦，和在一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雄心壮志，于3月间接受了刘、邓首长的进军命令，从安徽阜阳出发，转经六安，到达长江中游的重镇安庆外围，对盘踞在安庆的蒋匪一七四师展开了攻击。
4月8日，我部接兵团首长命令，接受了光荣伟大的渡江任务。部队立即开往安庆以东的马家窝、棕阳镇一带沿江地区，积极进行准备，待命渡江。
我们部队进入了江防。三十一师部队进驻鸭儿沟、代池沟、大王庙一线阵地；三十三师部队进驻玉板洲、铁板洲一线阵地。布防就绪，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渡江准备工作。任务非常紧迫，兵团首长要求我们在两个星期内做好一切渡江准备。摆在我们指战员面前的是十分复杂的组织工作。横渡长江，这不比夺取一个山头、攻克一座城池，它将是一场激烈的水上战斗。在炮火纷飞中，几万人的部队从江北渡到江南，需要有大量的船只，和许多熟悉长江风浪、善于掌帆把舵的水手；同时要摸清对岸的敌情地形，火力位置，以便摧毁敌人的江防工事，掩护我军登陆。但是，当我们到达江边的时候，这一切都没有：没有船只，没有水手，也没有各种必需的造船工具和器材，真正是‘两袖清风’。船只，有的给蒋匪军拖走了，有的被敌人破坏后沉入江底；沿江的群众和渔民，遭受蒋匪军的迫害，纷纷逃难去了。这时，我们除了缺少物质和水手的巨大困难，部队在思想上也产生了一些顾虑。我们部队的战士，大都是生长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子弟兵，习惯于山地和平原地区作战。在太行山、大别山，我们的战士们曾经创造过惊人的战斗功绩；渡长江，这却是出娘胎来的头一回。长江，人们都说是一道天堑，它究竟有多么宽、多么长、多么深，浪涛有多大，脾性怎样？对我们的战士来说，这些都是猜不透的哑谜。部队里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论调：
“喂，你知道长江风浪有多大？”
“无风三尺浪，有风一丈高呗！”
“听人说，黄河是‘面恶心善’，表面上翻滚着大浪，卷着漩涡。可是，叫咱们一下子就渡过来了。长江可不一样，是“面善心恶”，表面上没有大浪，肚子里可有江猪暗礁哩！”
“江猪比老虎都凶呢！”
“还听说，长江内有九里十三矶，碰上就翻船。。”
面对着这些情况，军党委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一致认为渡江准备工作做得好坏，是保证部队胜利渡江的关键。准备工作必须依靠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就地解决困难，不能依赖向上级伸手；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及时解决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顾虑，帮助大家进一步认清当前的胜利形势与人民解放军肩负着拯救江南三亿人民的光荣任务，使每一个同志都树立为人民立功、争取当突击英雄的革命志气。军党委同时决定，组织全体指战员轮番到长江边上去实地观察，以通过实例解决同志思想上的各种疑虑。
为了迅速地收集船只，全军各级参谋长、主任集中组成船舶管理委员会，四出访问，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号召大家支援人民解放军过江，最后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当人民知道面前的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时，立即欢欣鼓舞，情绪振奋。许多船主自动地把隐藏起来的船，从内河的芦苇丛中摇驶出来，献给了自己的军队。与此同时，战士们正在翻江倒海地从江底打捞沉船的残骸。在玉板洲的夹江里，就捞出了三十余只大船。这些船被敌人破坏得破烂不堪，战士们马上自己动手修补。船主们闻讯，急忙从几十里路以外，扛了桅杆、绳索、篷帆、桨舵、锚具赶回来。当他们看到自己的船已经搁在江滩上，有的船已被战士们修好，纷纷拉着战士的胳膊，激动得流着眼泪说：
“大军同志，你们真是好队伍！船是我们渔民的命根子，都叫‘刮民党’给毁了。亏你们帮我们捞起来，修理好，真是感恩不尽哪！好，同志，把桅杆装上，把桨舵安好，我们要帮助大军过江。把我们编进船队吧！”
在上级首长的关怀和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经过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我们的船只一天比一天增多了。在远离长江的隐蔽的内湖中，桅杆林立，船只成行，真是一幅雄伟景象。这时，上级首长和地方党委的同志，又为我们动员了大批船工、水手，犹如猛虎插翅。有了船，有了水手，部队胜利渡长江的信心更加充沛了。
为了在渡江战役中争取当突击队员和水手，战士们只穿着一条短裤，成天在冰冷的水里当“混江龙”。“人人学泅水，个个当水手。艺高胆大，啥也不怕。”在这些战斗口号的鼓舞下，战士们奋不顾身地进行着水上练兵，有的抱着一块门板，在水里扑腾；有的抱一根粗毛竹，在水里扎猛子。战士们风趣地说：“人民战士不怕困难，‘旱鸭子’定要变成水鸭子。”办法靠人想，本领靠勤练；说不定过了长江“黑旋风”就变成“浪里白条”啦！不管阴雨绵绵，还是阳光普照；无论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还是年岁较大的老战士，日日夜夜都钻在水里练兵。在很短的时间内，部队就涌现出许多水手，他们能够初步驾驭船只了。
历史已经证明，人民解放军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坚强后盾，有为人民而战、为人民而牺牲的精神，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
当然，人民解放军即将进行的渡江作战，决不会只是平平稳稳地把百万人马用船运过江去。国民党江南沿岸修筑了几道防线来阻挡人民解放军过江，一当我军万船齐发，敌人势必要做垂死挣扎。波涛汹涌的长江，那将是弹雨纷飞、水柱冲天的激烈战场。部队将是冒着炮火，淋着弹雨打过长江去。为了减少伤亡，避免渡江部队在渡江时过多地减员，并保证登陆战的成功，各部队尽可能多地组织了火力队，以用强大的火力压制住敌人的炮火。中央军委从其它部队特意抽调一些大炮支援渡江部队。毕竟时代不同了，如今已不是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时代了。当时，一门迫击炮只有可怜巴巴三、五发炮弹。而在今天，总前委要求渡江突击部队每门炮最少要把一百发炮弹打到敌人的阵地上。在第十一军所担负的攻击的突破口，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曾对该军军长曾绍山说：“到时候给我狠狠地打，一定要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我们有的是炮弹！”
部队在准备渡江的训练中，感到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部队前进的速度太慢，将来真正渡江时，势必会增加部队的伤亡。因为当时我军收集的船只都是渔民的帆船，一张帆、两支橹，顺风驶得快，逆风行得慢。怎么能使帆船加快速度？全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献计献策、创造发明的群众运动。许多指战员整天黑夜蹲在船上，摸索着怎样改进桨舵的装置。在十一军中，铁路工人出身的战士樊瑞来，研究出一种能加快航速的土轮船的装置：用四块长约三尺、宽约三尺八寸的木板做水叶子，整成十字架，在船面上装设一个前卡子和后卡子，把十字架的轴钳在里面，端头再装一个木柄，人坐在舱里摇，既可以隐蔽身体，又可以加快航速。樊瑞来在三个木匠师傅的技术协助下，只用了两昼的时间，就将一只装有新式推进机的土轮船安装成功了。下水试验，效果很好，又经过几度改进，吸收了群众的意见，使结构更趋合理，使航速达到了每小时14里，横渡长江最多用不了20分钟，大大缩短了渡江的时间，这对渡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全军立刻掀起了改造船只的热潮。当时在船舶停靠场，一片斧头削木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抬木板、竖桅杆，势如一座规模宏大的造船工厂。
当渡江部队将船只准备的差不多时，又碰到了新的问题：在渡江战役打响之前，这么多的船只先藏在哪里既能便于隐蔽，又能便于作战使用？当时，部队收集的船只，开始都集中在内湖。内湖离长江还有较长一段距离，近的儿里地，远的有十几里、二十几里。内湖与长江之间，还有两道高大宽阔的江堤相隔。战役打响后，怎样使船较快地翻过长堤，引入长江，一时成为渡江部队的难题。各级党委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有人提议，作战时将大船先运到堤下，然后抬过大坝，送到江里去。问题是，上万只船，小的也有几百斤，在陆地上抬运几十里路，再翻跃两道几丈高的大堤，不单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不允许，而且还会损坏船只；更何况，这会极容易暴露我军目标。有人还引证，说在日俄战争期间，俄军曾经使用这个办法。但事过境迁，这个办法很不利于渡江作战。为了集思广益，党委号召召开各级民主会，让每个指战员出主意、想办法。俗话说，劲儿是使出来的，办法是想出来的。一发动群众，办法就想出来了。在数千条建议中，“劈开江堤修引河”的办法，最优越、实用，受到上级党委的肯定。
很快，渡江部队开展起挖引河工程的比赛。为了隐蔽我军的行动，引河工程都在夜间进行。一到夜幕降临，指战员们就扛着铁锹、洋镐、铁扒，抬着筐子、竹箩，从四面八方赶到工地。个个精神百倍，千百只铁锹、洋镐在挥动，一筐筐的泥土被飞快地运走。当工程进行到一定程度后，引河里泥水糊烂，深度齐腰，而且污泥臭气冲鼻，天空一直下着麻杆子雨，官兵们在泥水里一泡就是一个晚上。连续苦干了半个多月，终于修好了引河工程。
二、残照全陵
大战前夜，六朝古都南京异常宁静。蒋介石泪洒金陵。李宗仁当上傀儡代总统。蒋经国临危受命敢摸老虎屁股。宋美龄急电蒋介石：上海出了一件特大乱子！李宗仁会见一个美国人后兴奋不已。蒋介石又耍起流氓性子。“小诸葛”首倡言和一石二鸟。毛人风心狠手辣筹划出杀人万全妙计。
正当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大军陈兵江北，一声令下即可万船齐发直取江南的时候，仅一江之隔的六朝古都——金陵，这个蒋记政权统治中国几十年的老巢，此时却异常的寂静。此种状况似乎让人费解，其实在你稍作思考之后，你就会认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是一个死囚行刑前极端恐慌之后的绝望，是赌徒在赌桌上输得已没什么东西可输时的麻木，是溺水者抓住水中稻草后的侥幸求生心态。
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的精锐兵力，已经消耗将尽。平津战役以傅作义和人民解放军签订《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而告结束，北半个中国已为共产党所得，国民党政权已是摇摇欲坠。
打得过就必欲置对方死地而后快，打不过就跪地告饶，苟延残喘，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卷土重来，这也是中外反动派惯用的一个伎俩。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以退为进，在南京发表了“引退”文告，称：“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亲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的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当日，蒋介石避开南京明故宫机场上众多的中外记者，由大较机场起飞经杭州回到浙江奉化溪口他的故乡。
本来在蒋介石回溪口的那天下午，原计划从明故宫机场乘机前往，“美龄号”专机作好一切准备在明故宫机场待命，但正当蒋介石准备驱车前往明故宫机场登机时，忽闻有人向蒋报告：“总统现在去明故宫上机，恐有不便，如何是好？”
蒋介石闻而大惊，“有什么消息？”
“可能有人对总统不敬，而幕后是谁，不便猜测。”
为以防万一，蒋介石立即命令将“美龄号”专机调往大较机场，从大较机场登机回溪口。
在此之前，陈诚、陈仪、汤恩伯被召回南京给蒋介石送行，此时都在“美龄号”专机里。
当李宗仁、张治中、顾祝同、孙科、陈立夫等人驱车赶到明故宫时，立即有人告诉蒋总统坐机已改在大较机场起飞。李宗仁等人又急忙赶到大较机场，却见“美龄号”专机掠过上空，一闪即逝。。
无论蒋介石多么不情愿下野，无论他把下野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但他离开南京总统府的行动却无可置疑地向世人说明，他失败了。尽管蒋介石也希望这次下野也能象前两次假惺惺地下野一样，最后都又荣归了南京，当然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南京的。但历史无情的记载，此次蒋介石离开南京后，再也没有回过他曾发号施令二十几年的地方。
蒋介石离开南京的当天，他也可能有这种预感，南京不久就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他也再看不到明故宫机场上给他的盛大的欢迎仪式了。因此，他伤心极了。他痛苦地坐在飞机上，指使俞济时让驾驶员在中山陵的上空以飞机的最低速度飞绕了好几圈，企图以此来冲谈心中的苦闷。
蒋介石是痛苦的，虽然在几个月前他还在竭力挽救着他认为不应该到来，起码说不应该这么快到来的失败。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为了挽救濒临全面崩溃的财政经济，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进行所谓经济改革运动。
政治制度的腐败必然导致经济的混乱和大量犯罪现象的发生，进而导致国家的权力变质、失效、以至败亡。
国民党统治的垮台，主要由于内部的腐败。有权就有钱，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治的传统。争权为了夺利，成了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反动派的当权者们，又深刻地感受了一下有权的好处。
日本强盗败走东洋，“刮民党”下了峨眉山，“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
蒋介石手中有权力，说了的话也是能做得到的，抗战胜利后的大桃子也确实摘了不少。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趁机发了大财。“皇亲国戚”，文臣武将们打着接收的旗号，大行“劫收”之实。所有日伪的金融机关及其一切附庸的企业机关，都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接收，转化成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私有财产。接收大员们则上行下效，“国难发国难财，胜利发胜利财”，肆意鲸吞掠夺。
抗战胜利的桃子应该由谁来摘？这是很明白的。“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但遗憾的是，天天浇水也罢，冲锋陷阵光着脚丫子踏敌人的地雷也罢，但胜利的桃子与这些人是无缘的。因此，深受其害的沦陷区人民送给“刮民党”中有权人物们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五子登科”。接收大员们每到一地，房子、金子、女子、车子、票子样样都要，抢封人家住宅仓库的条子满天飞，“五子”都登了“科”，个个私囊中饱，只有国库仍是空虚。
第二句话是“有条有理”。“条”就是金条，有了金条就有了道理。不管你是日本强盗，还是汉奸，只要向接收大员献上金条，都“好说好说”，有理可讲。本该千刀万剐的大汉奸，因为送了大大的金条，居然摇身一变成了打入敌伪的“志士”。
第三句话是“无法无天”。“法”就是法币，有了法币送给接收大员，就通了“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或可“立功受奖”。如果没有法币，那就对不起了，要“秉公办事”，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永无翻身之日。
“五子登科”、“有条有理”、“无法无天”，饱了国民党当权者的私囊，毁了国民党统治的国家。许多后来的史学家认为，抗战胜利是国民党走向彻底失败的开始，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胜利了却遭殃的老百姓，编了一首顺口溜诅咒国民党统治者：“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天下为私，欲壑难填。国民党虽然“劫收”了敌伪和人民无以数计的大量钱财，但国民党的国库却仍然空空荡荡。因此，又残酷地用伪币兑换法币的办法想给“国家”弄点钱，以准备用作和共产党军队作战之用。日本投降时，伪币和法币的购买力，大约是25伪币等于一法币。蒋介石政府的兑换比率，却是200元伪币兑换一元法币，对于敌占区人民的资产“几乎近于没收”。坑了人民，肥了赃官。据当时的报纸透露，仅这一桩买卖，蒋介石等人就可净赚黄金百余万两。
打仗不仅需要人，而且还需要钱，人和金钱是使战争机器运转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蒋介石为了支付内战的庞大军费，除了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增派捐税、田赋外，只好开动印刷机，日夜赶印钞票。通过通货膨胀，把内战经费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1945年，国民党政府共发行钞票10。3万亿元，为抗战前的7000多倍。到1945年8月，财政部统计，法币发行量实际已达到1200万亿元之多。钞票满天飞，物价就旋风似地跟着上涨。到1947年，物价涨到了抗战前的6万多倍。到1948年8月，部分物价已涨到了抗战前的2500万倍。一位经济学家在上海《观察周刊》撰文评论说，物价上涨，法币灵符失灵，如今都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社会普遍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又已恢复银元往来，物物交换风行各处。法币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贮藏手段的机能”。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几乎变成了一堆废纸。
蒋介石进行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自1948年8月19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经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将予以制裁；同时，宣布金圆券总发行额为20亿元。并规定各地物价一律冻结于8月19日水准。
这是国民党在一个非常时期的一个非常举措，此举的胜败将会对国民党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必须有一个可信的铁腕人物来领导进行。蒋介石此刻想到了他的儿子蒋经国。蒋介石觉得儿子自赣南步入政坛，十几年的摔打磨练，确已成材，现在儿子那年轻坚实的肩膀能够承担此重任了。
1948年8月的一个夜晚，蒋经国应召来到了南京黄埔路总统府官邸。“经儿，”蒋介石待蒋经国坐定后缓缓说道：“你也知道，现在的形势令人担忧，党国危机，未有今日之甚。军事上接连失利，桂系又趁机捣乱，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眼见不可收拾。”
蒋介石说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打仗没有钱不行，现在美国人不给钱了，得我们自己想办法。我已决定进行经济改革，以发行金圆券，收兑金银增加财政收入，或许这是挽救当前经济崩溃的一个没办法的办法。手中有了钱，我们和共产党的仗才能打下去。”
“今天让你来，我打算命你为特派员，立即赴上海，全权推行这件事。黄金、白银要冻结，一两也不许外流，物价不能再涨。经儿，你此次去上海，如赴龙潭虎穴，一定要好自为之。”
蒋经国一边听着父亲说，一边心里暗自思忖：“上海是父亲的发迹之地，也是父亲的经济后台——江浙财团长期盘踞的场所，现在父亲要向上海的财阀们开刀了，看来，不是万不得已，父亲是不会走这步险棋的。”
蒋经国见蒋介石说完，急忙向老子表决心：“请父亲放心，兴利除弊是为儿早有的心愿。我明天就去上海，破釜沉舟干它一场，立志实现父亲的心愿！”
蒋介石听了儿子的一番话，颇感安慰。似乎觉得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明，拍拍布满皱纹的额头不无满怀希望地说道：“经儿，此事拜托你了。”
大上海，旧中国最大的都会，一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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