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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雄师:二野档案-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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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光似的。但是，为了他的政府的生存，他不得不放下代总统的架子，低声下气地直接给蒋介石打电话，央求让何应钦出来当行政院长。
3月12日，何应钦正式就任行政院院长。
李宗仁既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当上了个代总统，他就想给世人有个好印象，也想显示一下这个“新”总统与蒋介石的不同风范。1月14日，他命令行政院采取下列措施：（一）把各地“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俟双方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后再取消）；（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勘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闭的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刑事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得逮捕。
这些法令，行政院表面上都接受了，但不同意取消戒严令。行政院的发言人说：“开释政治犯与戒严法系属二事，触犯戒严令不能称为政治犯。戒严法所规定之事项，无一为政治犯性质。在戒严地区当局，为维持治安与秩序起见，自仍应按照戒严法办理。”这很显然，只要将政治性事件引用戒严法来处理，把政治犯换上触犯戒严法的罪名，同样可以为所欲为。汤恩伯就是这样办理的，他在2月11日发表谈话时称：
（一）南京、上海等地区接近前线，在全面和平未实现前，仍继续执行戒严令。
（二）本人业已手令京沪各地，以后不准有罢工、怠工聚众威胁情势。为安定各地秩序，如果有暴动事情发生，为首暴徒，由地方军法机关处理，就地枪决。
（三）希望南京、上海新闻界根据正确事实报道。以安定民心。如果破坏政府全面和平主张，破坏军事区安全，扰乱社会秩序者，将予以严处。
（四）奉令停刊之报纸杂志，在未正式接到复刊许可时，不得复刊。汤恩伯这番做法，把代总统歙允，一笔勾销。
李宗仁上台后，下令参谋总长顾祝同，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也被顾祝同、陈诚等人给硬硬实实地顶着不办。
李宗仁以上这些措施，对于他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是做个样子给国人看的，或者说是为了打击一下退避幕后而实际操纵的蒋介石。
李宗仁争个代总统当，一不是为了国人，二不是为了和平。其根本目的，是准备和共产党讨价还价，不让共产党的军队打过长江，划江而治，弄个李氏家族的半壁江山。
当然，李宗仁毕竟不是庸碌之辈，他看得清楚，局势错综复杂，危在旦夕，当前最紧迫的，莫过于阻止解放军的进攻。如果解放军一过江，一切将无从谈起。他现在已经到了在谈判的条件上没有讨价还价的地步了。
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称“弭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
虽是屈膝言和之电，但此时李宗仁却有胜者的感觉。李宗仁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最高首脑的名义，和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直接对话，这本身就抬高了李宗仁在党内、国内以及历史上的地位。因为这是蒋介石所做不到的，这是李宗仁经过几十年的斗争占了蒋介百上风的一个结果。人的感情如此之复杂，有时候屈辱和自豪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愫却能同时由一件事情维系在一起，实在让人不可思议！
3月26日，中共正式发表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为和谈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元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所列八条和平条件为基础，自4月1日起在北平与南京政府举行和谈，并通过广播电台通知南京政府，依照上述时间、地点，派遣代表团携带为八项条件准备的必要材料，前往北平。
紧接着，南京国民党政府亦宣布，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刘斐、李蒸为政府和谈代表，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将于4月1日由南京乘坐“空中行宫”号专机，飞往北平。
在中国现代史上，张治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郭沫若曾对他有过一针见血的评价：“这个人对那独夫异常忠诚，但是对中共的友谊还是比较持久，比较有信义！这个人爱国，却又实际参加了独夫卖国的一些勾当。这个人，是个大官僚，却也常常讲点民主。”奇特的中国政治和文化，造就了奇特的历史人物。由于他这种特殊性，在国民党战败求和之际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自然会产生一些特殊的作用，与共产党和谈周旋的责任，实在是非他莫属。因为，他在共产党面前有面子，他可以为国民党力争到最有利的条件而能为共产党最大限度地容忍；因为他对蒋介石一贯忠诚，国民党内反对和谈的势力必有所顾及。
本来，李宗仁一上台时，就想改组内阁，用所谓“刷新内政、促成和谈”的招牌收揽人心。他曾想让张治中任行政院长。张治中不愿接受，回兰州去，仍作他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回兰州前，李宗仁对他说：“你不做行政院长可以，但是，你一贯主张和谈，我现在和谈，你回去之后，要快快地回来。”
张治中心里明白蒋介石仍在幕后操纵，李宗仁空有虚名，而且虽然蒋、李各怀鬼胎，但都是以和谈为幌子，以备战为自保的目的去进行和谈的，这样的和谈是很少成功的。所以张治中一回到西北，便决心不再离开，并给南京发电辞去和谈代表。怎奈李宗仁左一个电报右一个电报催他回京，担起和谈重任。许多朋友也大义相劝，说不管和谈成与不成，既然你一贯主和，现在双方都愿意和谈，你是不能规避责任的。张治中见大家盛情难却，乃于2月20日乘李宗仁的座机从兰州飞返南京。
张治中返京的那天，何应钦，白崇禧等南京军政要人都去机场迎接。
那一天，南京的天气异常恶劣，云层极低，又有蒙蒙细雨，能见度只有200米。其情其景，倒似南京的政治气候。飞机盘旋了很久才得以降落。张治中一下飞机便一语双关的说：“南京的气候如此恶劣，每走一步，都会冒很大风险。”
张治中一住下来，李宗仁左右的人就向张大发牢骚，都说蒋介石表面是“引退”了，事实上则在溪口指挥一切，处处掣时，李宗仁的一切想法根本行不通。张治中觉得，南京的情形表明，看来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劝蒋出国。但此事非同小可。蒋介石这次下野可不象前两次下野那么潇洒，不但几百万精兵被共军打得丢盔卸甲，而且又是让桂系逼迫下台的，一句话说不好，必招致蒋龙颜大怒，自己与蒋20年的关系就成泡影。
张治中是个秉性耿直敢说敢作的人，他发自内心地认为，蒋介石此时出国，有利于国内问题的解决，实际对蒋也无害处。张乃下决心要去冒下这个风险，以斗胆去劝蒋介石出国。
他又把这个意见告诉了蒋介石的两个亲信张群和吴忠信，征求他们的意见。张群和吴忠信此时也认为，这时候蒋出国实为上策，于党国和他本人都有利，支持张治中的想法。
蒋介石是李宗仁的眼中钉，如蒋能远走高飞，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所以，李极力支持张治中早日成行。刚好那时候吴忠信也要去溪口看蒋，张便与吴一同前往。
张此次在蒋介石居住处共逗留了八天，前五天住在雪窦寺妙高台，后三天和蒋一起转住溪口。张治中和蒋介石此次谈话范围很广，主要有：
一、关于劝蒋出国问题。本来，这是张治中见蒋的一个主要原因，但被蒋先发制人骂了个狗血喷头。
张治中和吴忠信在3月3日见到蒋介石的当天，双方略事寒暄之后，还没等张治中说明来意，蒋介石就脸色一沉愤怒地说：“我知道了，你们是来劝我出国的，报纸上已经登出来了！他们迫我下野是可以的，要迫我亡命就不可以！下野后我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我的家乡！”此后，张治中连再提一提让蒋出国的勇气都没有了。
不过，当时张治中很感纳闷，这劝蒋出国之事，只有李宗仁、张群、吴忠信极少数几个人知道，是极端秘密的，怎么一下子竟捅到了报纸上呢？
原来，这事是“小诸葛”白崇禧干的。他指示李宗仁的政治顾问甘介侯向报界透露了这一消息。白的用意，是想利用舆论的压力，配合张治中的游说，迫使蒋介石出洋。张治中离京当日，南京各大报纸上纷纷登出“据可靠消息，国民党中劝蒋下野的几个重要人物现正前往溪口，劝蒋出洋”云云，搞得南京沸沸扬扬。
但“小诸葛”这次并不聪明，岂不知蒋介石向来我行我素，别人怎么说怎么看的影响对他的作用几乎等于零，反而给蒋一个发泄的口实。
二、关于和谈限度及代表人选问题。张、吴请蒋表示意见。蒋则反问他们的意见。张治中说：“南京方面的意见：中共所提八项的第一项，是不能接受的。关于军队改编一项，认为应先决定全国军队数额。然后研究双方军队所保持的比例，各自编成，并且在三年内分期逐步进行，把全国的军队缩减到适应国防上需要的最低限陵数额，并且确实完成军队国家化的目标。在政治上，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必要时，国民党可让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和汉口、南京、上海三市联合管理。联合政府问题，过去中共曾搞过“三三制”，可以考虑，最近还有人提出了“六六制”的建议，但不外乎是使双方在未来的政府里，保持平等的发言地位。双方管辖及共同管理的地区，将来也要分期实现政治民主化，使国家真正趋于统一。至于其它各项，都可以考虑。”
蒋听了之后，表示首肯。不过认为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汉口、南京、上海七省市共管一事，不必由南京主动提出，他说中共方面，恐怕还不是这样看法。
至于和谈代表团成员问题，报上有增请张群、吴忠信两人参加的传闻。吴忠信在蒋面前，表示坚决不干。
蒋说：“不干也好。”
张治中也表示不愿参加。
蒋说：“这是值得考虑的。”但转而又说：“你恐怕是摆脱不了的。”
CC系的彭昭贤和“太子系”的钟天心，原在南京和谈代表的名单之列。但中共广播，说决不会接受像彭昭贤这样的代表。对此，蒋介石又说：“在东北籍的立、监委中遴选最好。”
三、关于党务问题。他们也谈得很多。蒋介石对张治中及吴忠信承认，国民党党务确实不振，以后当邀集有关同志，对如健全国民党组织，要作详细的研究。
四、关于外交政策问题。因国民党内有人认为：必须做到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并设法要打开中苏僵局，国内才能够团结安定，蒋对这种意见说：“这也可以。”又一再说，对于中日问题不能忽视，必须与日本亲善合作。不过认为怕还很难做得到。
五、关于特殊建制的问题。他们对蒋说，有人建议，蒋今后对国民党领导的方针，该重新考虑考虑。认为他应该放弃和中共做军事斗争的企图，而移作政治方面的努力。在保有的若干省份中，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争取人民对国民党的同情及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任。至于今后国家的体制，当然是实行多党体制，所以国民党可能是一时执政，一时在野，不能再存有由国民党一党专政、或由国民党作主体来执政的观念。持这种意见的人还认为：“实行政治民主化，实行多党的民主政治，才是今后中国政治的正确走向。”蒋听了这些意见后说：“恐怕共产党不愿意，我们也不容易做得到。”
为了叫李宗仁安心，蒋介石还表示：他必极力支持李宗仁。李宗仁所负的责任，也就是他的成败。说得冠冕堂皇，大有披肝沥胆之态。又说他不会再度出山，一生都不会。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却表演得维妙维肖。
张治中在溪口盘桓数日返回南京。蒋介石相当满意，自他下野后，逼他出国的最强劲的冲击彼，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他所击碎。李宗仁南京政府经过一阵紧锣密鼓地准备，前后举行四次正式会议，关于对国共和谈，作出了如下决定：
一、为会商和谈的便利，建议请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改在南京开会（因为其时该会已迁往广州——作者注）。
二、为指导和淡事宜，请李代总统，何院长，并由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联席会议公推委员3人，共同组成指导委员会。
三、和谈不另订方案，只就中共所谈八项条件为基础，加以研究，酌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
南京政府又把这几次会议所研究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了一个腹案，作为南京和谈代表团到北平和中共和谈的依据，其全文如下：
预拟与中共商谈之腹案
一、双方既确认和平商谈解决国事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征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之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的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签订之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唯在该会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九、代表团抵平后，既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开始商谈之前，就地停战，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附后），进行商谈。
以上九项仅系商谈之腹案，并不书面提出。又其内容亦仅为我方让步之原则性限度，商谈时仍应逐条力争，不得已时方逐次让步。如共方要求超过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求核夺。
南京国防部对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是：
一、青岛及长江流域连接鄂西、陕西、绥远地区双方第一线部队，应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
二、共军立即解除对新乡、安阳、太原、大同、榆林之包围封锁，准许国军采购粮食及生活必需品。
三、国军海空军立即停止海上与空中之攻击行动，但空军之侦察及空中之输送补给，海军之江海巡逻及对各海港之输送补给，不受限制。又国军为防卫长江及海上之袭击，如发现共军集结渡江材料及运兵船队时，得采取自卫行动。
四、双方立即停止一切敌意宣传。
五、双方对于间谍之防范及维护后方秩序之一切行动，不受限制。
六、为免除误会与冲突，除另有协议者外，双方第一线交通之恢复，应俟另行协议，在停战期间暂不开放
。
七、关于双方俘虏之交换，另行协议。
虽然国共双方的代表还没见面，谈判还没有开始，但它已是要注定失败的一次谈判。
司徒雷登后来曾悻悻地说：从4月1日开始的和平谈判，事后证明，不过是一场“愚人节”的笑话。但是，只要谁看过上面那些南京方面为谈判所准备的材料，亦即连这位美国大使当时也明白的材料，也就知道：这场笑话，是美、蒋、李所共同炮制的。但并不是中共把他们当作愚人，而是他们把中共看作愚人了。
张治中在率南京政府代表团赴北平之前，和屈武怀揣南京政府的“腹案”，又赶去溪口，征求了蒋介石这位“普通国民”的意见。
在张治中这次“溪口之行”中，蒋介石对“腹案”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只是阴阳怪气地说：“文白，你这次的任务很艰苦，要当心哪！”言毕，再不谈“腹案”的事。
这一日蒋介石仍是优礼有加。临别前，他陪着张治中顺着蒋母道，从山径上走下来，沿着公路一路走去，一直把张治中、屈武送到溪口。临别之际，又表白似地说道：“文白，你知道，我是愿意和平的，愿意终老家乡的。”
张治中见蒋介石精神比较愉快，为了不虚此行，紧接着蒋介石的话说道：“总裁这句话对和谈很有帮助，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不知愿意在报端发表否？”
蒋介石想了想，又是阴阳怪气地说道：“你斟酌吧。”这话说得虽然模棱两可，但并没有反对，张治中深深地出了一口气，深感此行目的已经达到。
张治中回到南京，立即发表了蒋介石的讲话。和谈仿佛得到了保证和鼓励，倡和气氛迅速热烈起来。次日，张治中应邀到立法院讲演，他的和平演说博得全场不断的掌声，这是自国民党行宪以来，在立法院中从未有过的热情场面。面对观众的热烈情绪，却使张治中心中更加苦闷，他不得不在此时极力去主和，去劝说更多的人赞成和谈。但同时，他的心里也异常清楚，此次和谈实在是凶多吉少。
下面一段话，是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记录下的他与上海《新闻报》记者俞树立的谈话。表明了他当时的真实心境：
俞问：“看来，当前确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您的看法怎样？”
“。。是的，当前形势十分险恶。”
“您看，现在才谈和，是否迟了些？”
“太迟了，从抗战胜利后，我就无数次地口头和书面向蒋总统进言，极力主张和谈，未蒙采纳。去年6月在西安，11月在南京，两次向他痛切陈词，还是没能说服他。他一再说：‘我现在不能和，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
“您看和的可能性怎样？”
“您知道，我是一生主和的人，对国内和平有着痴心梦想，但是当前形势太险恶了，我只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您对中共怎样估计？”
“形势太险恶了，我们很少有回旋的余地。中共的态度，从八项基础条件可以窥见一斑。我们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了！”
张治中已断定，国民党已到风烛残年。战也罢，和也罢，要想挽回颓势已是不可能的了。
极端苦闷的张治中看到这种险恶的形势，他呼喊：“既然一定失败，便快些失败吧！”
4月1日，张治中怀着极端矛盾而痛苦的心情，率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前赴北平，临行前在机场发表谈话，说：
我们此次奉政府之命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和平商谈，深感责任重大，实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我们也知道在和谈进程中，当不免遭遇若干困难，但是我们双方商谈，似无不可克服的难题。我们当谨慎地秉承政府旨意，以最大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以慰全国同胞殷切的期望。甚望爱好和平的各界人士们，随时给我们指导、督促和支持。
尽管历史注定，这将是一场徒劳无功的谈判，然而由于各方的需要，还是如期举行了。思前想后，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颇滑稽也颇耐人玩味的一幕。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于下午3时飞抵北平。中共派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人在机场迎接。
据后来南京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回忆说，当他们走下飞机时，中共没有一个要人在机场迎接，机场上冷冷清清，正好与4月的北京天气相吻合，让人感到阵阵寒意扑面而来，真正体会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滋味。想当初，当年张治中往延安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中共各要人均在机场欢迎。大有彼一时，此一时的没落之感。
其实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的埋怨是毫无道理的，他们忘记了他们的政府，在重庆欢迎毛泽东的情景了。
在南京政府和谈比表团飞抵北平的当晚，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盛宴招待了南京一行人员。
中共最初打算把南京代表团安排到风景优美的颐和园去住，后来考虑到交通上的不便，而把他们安排在六国饭店，南京代表团在整个谈判期间，一直住在这里。
在南京代表团到达北平的第四天，即4月4日，双方和谈还未正式开始，中共为了给南京政府的美梦泼点儿冷水，给代表团的成员指明一条正确的谈判道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说：
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效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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