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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雄师:二野档案-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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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南京对“划江而治”充满幻想的李宗仁，也看到了这篇文章，到此时，才彻底绝了他一心一意再做“南朝”君王的梦。
4月7日，李宗仁抱着再试一试的侥幸心态，通过南京代表团致电毛泽东，称：
“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定谋和、悱恻之忧，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邀莅平，协议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件为基础。宗仁剽于战祸之残酷，苍生之惟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己溺之恢，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衣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它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唯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捆，诸希亮察。弟李宗仁卯阳印。”
从李宗仁的这封电报看，“悱恻”之情，溢于言表，但其实仍心怀叵测。
电文中称，“如所谓战犯者”，“一身”受之而不辞。真意是不愿接受此项条件。毛泽东在4月4日《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中，在第一段文字中连续三次使用“战犯集团”词语，发动内战，使数百万中华男儿死于战祸，决非“一身”所能为的，它是一个阶级的集团，对此是不能迁就姑息的。李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实为本阶级开脱发动内战之罪责。
电文中还称，“世界风云，日益诡谲”，这分明是在恫吓。把美国人当作救命稻草，蒋、李如出一辙。他们都把挽救他们最后失败的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最好是美国能以军事力量直接干涉解放军渡江，他们幻想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来挽救他们，他们也极力宣扬一种论调：说如中共实行渡江，即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借此来企图吓唬住解放军过江。可惜毛泽东是个“专拣硬柿子吃”性格的人，决不会染上“恐美病”。
但在此时，毛泽东对待李宗仁是不会采取象对待蒋介石一样的方法的，没有诸条反驳，不打嘴上官司，或许因为李不是对手，或许对李是一种争取，或许现在已无必要了，或许这几种因素兼而有之。
总之，中共的态度，是谈要真谈，和要真和。任何想利用和谈得到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的阴谋，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南京代表团到达北平的第一星期，南京代表团成员一方面与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谭平山、傅作义、邓宝珊接触，一方面与林彪、林伯渠、聂荣臻、叶剑英、李维汉等进行该谈，主要是想就战犯问题及渡江问题达成共识，中共早就宣布，无论如何，江是一定要渡的，而蒋、李最主要的梦想，就是解放军不过江。一个说只要过了江其它问题都好谈；一个说只要不过江，一切问题都好谈，很难取得一致，因此，原拟于4月5日开始的正式谈判未能如期举行。
四、箭在弦上
毛泽东致函周恩来：4月178必须解决问题。周恩来：国共两党绝不是兄弟之争！刘伯承戎马生涯几十年，有一个从不更改的习惯。士兵向军长发起挑战。刘伯承：气可鼓而不可泄！秦基伟：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们保证第一个打过长江去！
4月13日，香山双清别墅。一夜没睡的毛泽东，顺手关上桌上的台灯，起身走到窗前，伸开双臂舒展了一下疲乏的筋骨，双目久久凝视着窗外蒙蒙亮的天空。他的思绪仍停留在遥远的南方。。
这几天，和平谈判已获得实质性进展，但从南方发来的电报也明显增多，对因谈判而推迟渡江时间的问题甚感忧虑。
4月10日，渡江战役总前委，给中央军委发电，表露了这种忧虑，该电报中说：
“每年阳历5月初开始大水，而且5月的水比7、8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现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我们意见，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大江不易克服时，准备推延至秋后过江。果如此，则从5月到出动大军，供应或由老解放区重新准备，此点亦甚重要。按目前部队情况，立即渡江，准备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究应如何，请核夺。”
二野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报告说：据实地勘察：长江水势自清明节即逐次上涨（据十五军测量，3月26日至4月4日十天内，上涨51公分）。预计：4月末5月初加速上涨，6月上中旬，即达最高涨期。且夏季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对我阻碍甚多。目前我军粮食已感困难，久则师老志衰。还是以4月15日渡江为宜。
三野的粟裕、张震也报告说：长江下游4月下旬为黄梅雨季，现已到桃汛，江水日涨，5月即属雨季，如延长一月，将发生以下困难：一是现有船只三分之一是内河船只，尔后江中行困难。二是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江面过宽浪大，江阴下游无法渡江，甚至十兵团方向只能作为钳制佯攻方向。三是粮草困难，烧草尤其困难。四是部队已进行各种动员，如延期过久，在心理上会增加某些疑虑。
一封封来自南方的电报，充满了焦的与忧虑。一举打过长江去，这是最痛快不过的事情，毛泽东非常理解南方将士们的心情。但从更高、更远的角度看，“签一个协走而后前进，对几方面都有利——对人民有利，对人民解放军有利，对国民党政府系统中一切愿意立功赎罪的人们有利，对国民党军队中的广大官兵有利，只对蒋介石死党，对帝国主义者不利。”“也许签订一个全面性协定对于南京方面和我们方面，都比较不签订这个协定，来得稍微有利一些，所以我们还是争取签订这个协定。但是签订这个全面协定，我们须得准备应付许多拖泥带水的事情。不签订这个协定而去签订许多局部协定，对于我们要爽快得多。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准备签订这个协定。”
南京代表团已来北平十多天了，经过广泛、具体地交换意见。基本摸清了对方的底。同时，中共起草的“和平协定”草案也已准备就绪，南方的军情紧迫，谈判必须加快步伐。
想到这里，毛泽东回到桌旁，飞龙走蛇，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恩来同志：
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此会议上，宣布从今日起，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13日至17日，共五天。在此会议上，大略解释协定草案要点，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另向张治中表示，4月17日必须解决问题。18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14日上午回去，15日下午必须回来。南京四要员（李宗仁、于右任、居正、童冠贤，不要张群）如愿来平，15日至迟16日必须到达，17日必须举行签字仪式。
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同意签字。如果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不愿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意签字，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设法将他们全体留平。如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字，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三代表及四个顾问留北平。
毛泽东
4月13日
毛泽东写完给周恩来的信，天已大亮，他立即叫来机要秘书，吩咐立即送交周恩来。
此时，卫士已把早餐端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4月13日，中共代表团，将连日来双方在商谈中都同意的要点印出，送与南京代表。南京代表于当日上午开会研讨后，提出了拟加修改的意见。当晚，双方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正式会议，讨论中共方面起草的“和平协定”草案。此种工作连续进行了两天。15日，双方再次举行正式会议，讨论通过“国内和平协定”细则草案。当晚通过。
这次国共和谈，方式比较灵活。既有会下个人之间的互相商谈，又有会上双方代表团的一起讨论。目的是务求谈得具体充分，明白透彻。
双方举行正式会议讨论“和平协定”草案时，南京代表对协定草案在四十多处提出了不同意见，最后定稿时，其中半数以上被采纳。此次会谈，中共作了一定的让步，例如关于惩办战争罪犯的第一条，修改后被分成了两款。其第一条第一款，即接纳了南京代表团的意见，改成为：“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这要比1月14日的声明中的提法要宽大多了。
当然，原则问题上，中共是决不让步的。例如划江而治问题，中共表示，这个问题绝无谈判的余地，人民解放军必须过江。再如，军队整编问题。南京方面提出：要等待联合政府后，再命令行之。中共没同意他们的意见，坚持：和平协定签字后，便要立即付诸实施。
4月15日晚，国共和谈双方的代表，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举行正式会议。当晚，勤政殿，灯火明亮，朱门洞开。胜利者掩饰不住胜利的喜悦，失败者此时倒显得异常的平静。
7时整，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健步走进谈判大厅，双方代表立即起立点头示意，周恩来今晚显得异常严峻，向谈判桌对面的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点头示意，不失优雅地礼貌请大家就坐。
周恩来坐下后，从公文包里取出《国内和平协定》的修正稿也即最后定稿递到了张治中的手里。“这是最后形成的文件。”周恩来平静地说道。
张治中接过文件，上面原来有的“草案”两字已没有了，心里顿觉沉甸甸的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周恩来说完，他缓慢地说道：“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能说一个对或者不对？”
“可以这样理解，这是我们的最后态度。”周恩来神色严峻地点点头说道。
张治中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说：“这也好，这也好。”
周恩来要求双方代表在九时整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以表明双方对这个协定的最后态度。
在第二次会议上，发言的主要是国共双方的首席代表，这已表明，谈判已接近尾声。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首先发言，主要是对协定修正案作了详尽的说明。
周恩来最后正式宣布说，这个协定是定稿，是不能改的，无论南京政府同意签订或不同意签订，本月的20日都是一个最后期限，届时，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立即渡江。
周恩来的话，使南京代表团成员惊骇不已，尽管已是料定之事，但从周恩来的嘴中说出，仍似雷霆万钧，令人心神震荡。
南京代表团成员面面相觑，遂之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都集中在他们的首席代表身上。
张治中此时却显得异常平静，他缓缓站起身，目光显得悠远深沉，说道：“刚才恩来先生说这是最后的文件，那就意味着，我们代表团的同人现在就没有再发表意见的必要了，我们将把这个文件迅速报告我们的政府，请示它作最后的决定，然后再答复中共代表团。”
说到这里，他略为停顿一下，继续说道：“在我们代表团的使命就要结束之际，我想略为提出一点个人的意见或感想。我要再说明，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和感想，而不是代表团的意见和感想。
“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是告一个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准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也自有历史作评判。不过要打个比方来说，我想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我们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俗话说，‘便宜不出外’，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那是不必太认真的。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人，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有这个能耐来担当重责大任，表示敬重、表示高兴，而且要格外的帮助他，使他做得好，做得比哥哥好。表示我当不好，你来当，希望你当得好，一定当得好。这不仅是站在兄弟立场应该如此，就光是基于人类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该如此。
“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孙中山先生去世二十四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弄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到人家的鄙视轻视，我们实在感到惭愧和羞辱！
“近几年来，国民党以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对待中共实在大狭隘一点，胸襟和态度都狭隘。老实地说，是有很多对不起人家的地方，应该首先作一个自我反省，认识错误，感到惭愧，转变过来。我们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是今后还有它的新生和改造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的历史责任。我们应当把眼光放大些，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在国民党方面，今后应该有这个眼光，有这个胸襟，有这个态度。这是我个人在自我反省之余的一点感想，愿意提出来请大家指教。
“最后，我们没有别的，只有祝愿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它过去。在我们方面，当然首先做一个自我反省，同时希望中共方面也保持着这种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明朗的态度，来领导未来历史性的新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基于过去的努力奋斗，到今天已经接近——最少可以说接近——到它当政的理想。也有了成功的把握，用不着我们恭维。
“对于其它方面，没有任何意见。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与感想，假使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恩来先生和诸位代表先生们加以原谅。”
在国民党内，张治中应该说是较有远见的人之一。他认识到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所在，并对共产党寄予希望，在国民党面临灭亡，共产党即将走向执政的时候，他的这番话是耐人寻味，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把国共两党之争比作兄弟之争，既模糊了两党争战的实质，也淡化了两党斗争结果的严肃性。所以，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马上起身予以纠正，周恩来说。
“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儿句话，我不能不辨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文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最后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而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说是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
这次会谈只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便告结束。
南京代表团回到住所以后，又进行了讨论，基本倾向同意接受这个协定。但事关重大，他们作不了主，必须向南京请示后才能答复中共代表团。他们决定，派黄绍竑、屈武于16日带文件回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黄绍竑是桂系的巨头之一，对李宗仁、白崇禧有影响力。屈武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便于在南京政府上层做工作。
4月13日晨，第二野战军司令部。
刘伯承司令员戎马生涯几十年，有一个从不更改的习惯，那就是不论前一天晚上睡得早或晚，第二天早上都要按时起来。他对身边的同志说，这样有利于养成紧张的战斗作风。
“报告司令员，总前委来电。”机要参谋一边报告，一边把电报呈上。
“好，先放在桌子上吧！”刘伯承正在洗漱，一下子还腾不出手来。
刘伯承匆匆洗完脸，把脸巾一拧，挂到脸盆架上，走到桌前，拿起电报，译电员熟悉的字迹立即跃入眼帘：
二野、三野前委，各兵团党委并报军委：此次我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
（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更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掌握在蒋介石死党手里，即使签订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四）如果政治需要时，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五）大家最担心的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本（4）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六）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望告我们，以便解决。
（七）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党委自行斟酌决定。
总前委
“好，好哇！”刘伯承看完电报，自言自语地一连说了几个好字。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的主力已基本丧失，残存的100多万作战部队，退守到长江以南及边远省份。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了几十年，在它还有100多万军队的条件下让它举手投降不大可能。打，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渡江作战，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大进军，是人民解放军空前规模的大兵团行动，但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确实不少。我们没有现代化的渡江登陆装备，使用的还是木船。但时代不同了，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有人民的拥护。旺盛的革命斗志是我们能够战胜敌人的主要因素之一。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要稳定住部队的情绪，不要有任何松劲儿和埋怨情绪，继续做好战斗准备，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就要直插长江南岸敌人的心脏。
刘伯承想到这里，随口喊道：“李达！”
话刚一出口，刘伯承似乎感觉有点什么。在共产党的军队里，没有那种森严的等级之别，部队长期处于艰苦的斗争环境之中，领导和普通一兵，待遇、服装没有差别，在平时，相处皆亲如兄弟，直呼大名。
李达是在l937年红军改编时，到一二九师开始和刘伯承共度军旅生涯的。当时他只是一个机要处长，但勤学好问，办事认真细致，遇事沉着冷静，深得刘伯承的喜爱。在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的领导下和帮助下，进步很快，几年后被任命为一二九师的参谋长，随着部队的扩大，又担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在第二野战军成立前，任中原军区参谋长。李达一直把刘伯承、邓小平尊为自己的师长，但刘伯承、邓小平并没把李达当作小学生看待，而是平等相处，尊重有加。直呼其名，已是刘伯承多年养成的习惯，尽管李达已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了，仍不惯改口。
“司令员起得早哇！”李达闻声后立即来到刘伯承的住处，向刘伯承道了声早安。
“你先把这封电报看一下，”刘伯承见李达进屋后，把总前委的电报稿递给他，说，“你给陈展司令员打个电话，吃罢早饭以后，让他在兵团司令部等我们，让他陪我们到十五军那里去看一下。”
李达说：“好，我马上去布置！”
李达拿着电报向机要处走去。
第十五军属于第四兵团建制。这次渡江战役被第二野战军指定为先遣部队。
第十五军的前身，是中原野战军的第九纵队，由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军区的部分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
1946年至1947年初，太行军区独立第一、第二旅，先后在河南林县组成。独立第一旅由太行第一军分区第三十四团和第二军分区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团组成，独立第二旅由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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