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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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师（中国僧人）答道：“佛祖既然创立了教义，就应传播于天下，岂能独自享有，而忘却那些无知的人呢？此外，在我的国家里，法官享有尊严，法律处处受到尊重；君主贤明，臣民忠诚；父母慈爱，子女孝顺；人道和正义被推崇备至，年高望重之人受到尊敬；而且他们知识渊博，其智慧不亚于神明；他们以天堂为楷模，知道如何计算天体七星的运动；他们发明了各种器具，确定了一年四季……你们怎能说佛祖未去我的国家，是因为它无足轻重呢？”
　　　　　　　　　　　　　　这件事清楚地说明各古典文明保持到近代的原因。只是由于西方的分裂扩张主义，古典时期的哲学、宗教和社会制度才开始在欧亚大陆各地区衰退。即便如此，这些宗教、哲学和社会制度今天仍富有极大的生命力，罗马法律和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印度教及种娃制度在印度延续不断的生命力，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二、衰落的根源
　　　　　　　　　　　　　　诸古典文明之所以能保持其同一性，是因为它们都是农业文明。或换句话说，几千年来，它们始终处于生产技术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约翰·梅纳特·凯因斯察觉并着重强调了这一停滞状态：
　　　　　　　　　　　　　　史前至近代初期，使本上缺乏重要发明的情况是很引人注目的。近代史开始时，世界拥有的每一项重大成就，已为历史发端期的人们所知晓。……史前一定有某个时期……与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一样，技术进步，发明众多。而人类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较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盛况却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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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因斯这一论点是完全有道理的。事实上，文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技术已明显成熟。正是在这一时代，人们发明了带轮子的车，帆船和犁，发现了冶金化学工艺，计算出准确的阳历，学会了怎样使用畜力和利用风力。城市革命后，这一急速发展随即受阻。以后几千年中，只有三大发明具有重大意义，能与早期的发明相媲美，它们是：铁、字母和铸币。意味深长的是，这三者都不是发明于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而是发明于束缚较少的边缘地区，即：高加索山脉的边沿地区和爱琴海沿岸的商业城市。
　　　　　　　　　　　　　　除这三大发明外，这一时期的进步都以早期发现为基础，只不过是进一步提高原有技术，或扩大其应用范围而已。尽管这些不大的改进能产生极大的效益，但在许多情况下仍被人们所忽略。例如：上古时期用于套牛的挽具，当时被用来套马，这样，马在拉重物时容易窒息，结果至少浪费了马匹三分之二的力气。直到中世纪，一种合理、实用的挽具才被发明。在此之前，马匹仅用于运载较轻的货物，而沉重的货物则靠人拖运。在描绘建造金字塔和塔庙的古代雕刻品中，成千上万的人搬运石头的场最便可证明这一点。再如，公元前1世纪，在小亚细亚和中国出现了水磨。这一发明对长时间从事碾米劳动的妇女和奴隶来说，可能是一个大大节省劳力的装置。可是，直到4世纪，罗马才建造水磨，即使那时，也较为罕见。
　　　　　　　　　　　　　　意味深长的是，唯有战争提供的动力，能稍微抵消这一普遍存在的技术上的萧条状态。希腊人发明了精巧的带有棘轮装置的石弩，靠滑车驱动的轮式攻城车合，以及所谓的“希腊火”（公元8世纪），即一种能有效地烧毁敌船和攻城机械的汽油燃烧剂。但这些发明显然不能创造财富，不能解决文明古代的基本经济问题。
　　　　　　　　　　　　　　既然新发明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只有靠开垦荒地，或靠征服和剥削增加财富。但未开垦的土地毕竟有限；富饶辽阔的地中海盆地，由于日益严重的大面积土壤侵蚀，已不再是主要的产粮地。同样，帝国也不可能无限扩大，因为有些严格的界限，凭借他们的军事技术水平是无法突破的。于是，当军事和官僚机构急速发展，给生产力造成过大压力时，必然会出现报酬递减的情况。如上所述，当时开始了恶性循环，尤其在汉王朝和罗马帝国衰亡之际，这种情况更有证可查。捐税提高，贫困增加，激起了城乡的暴动，从而招致蛮族入侵。最终，不是内部起义成功，就是外来侵略得逞，或两者兼备。因而形成了近代史前帝国历史周而复始的性质。一位历史学家分析了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最后着重强调了它的技术落后。他说：
　　　　　　　　　　　　　　不应忘记，罗马帝国技术上比中世纪更为落后。农业上，它通常采用一种耕种和休闲交替的双田制，潜在的最肥沃的土地很少得到利用。这时，马轭还没有发明，只得用牛耕地推车；水磨虽已出现，但似乎为数很少，一般用手推磨，靠牲畜和人力碾磨谷物。然而，技术如此落后的农业，却要担负起一个比中世纪任何国家都要庞大得多的野心勃勃的上层建筑。中世纪，没有一个王国家罗马帝国那样，既要供养一支专业常备军和拿薪水的官僚阶层，又要负担土地贵族和教会的开支。
　　　　　　　　　　　　　　历史清楚地表明，只有发展技术，为帝国大厦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但技术已濒于崩溃，其根本原因是，各地统治集团只知道剥削现有的财富，不知道开发新的生产力，创造更多的财富。就建造金字塔、塔庙、天主教堂和宫殿所消耗的大批人力、物力而言，显然可见，统治者从农民身上榨取了大量的剩余价值。但是，技术革命除需有力的组织和高压统治外，还需要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而所有农业文明都未能得到这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它们之所以停留在农业阶段的原因。
　　　　　　　　　　　　　　奴隶制的普遍存在，是造成技术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使用奴隶从事劳动，一般比设计、制造新机器简单，成本也更低廉，因此，那时发明家制造某些新装置，通常不是为了节省劳力，而是为了娱乐，或为了便利宗教仪式。公元1世纪，希罗用他掌握的有关蒸汽动力的知识，建造了一种能打开圣堂大门的装置。同一世纪，罗马皇帝韦斯巴芗禁止使用一种廉价的可竖石柱的机械，并说：‘为百姓们提供食物吧！”尽管盛情可嘉，但实际上，正是这种观点使古典时期帝国的城市变成了乡村的寄生虫，而不是产业中心。
　　　　　　　　　　　　　　另外，奴隶制对劳动持否定态度，也阻止了技术的发展。劳动既然是奴隶的事情，自由民便以此为辱。即使在奴隶制不很盛行的文明地区，这种轻视劳动的观念依然存在。在中国，人们热中于蓄长指甲就是例证。社会阶层等级分明，自然导致上层阶级轻视劳动，鄙视劳动者，而奴隶制只不过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观念。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所述的那样：“在治理得最好的城邦中……市民们既不从事手工业，也不经商，因为这种生活缺乏高贵的色彩，与美好的名声背道而驰。”公元65年，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在给卢齐利乌斯的一封信中，对体力劳动表示了同样的轻蔑，认为，体力劳动者应当“俯首垂目，毕恭毕敬”，他写道：
　　　　　　　　　　　　　　众所周知，有些东西仅仅出现在我们的记忆中。如玻璃窗的使用，它能让克发的阳光透过一块透明的玻璃照进房间；浴池下层结构及其嵌在墙上的管道，能发出热量，便池内上下水温相等。……还有速记，它能记下最快的演讲，手舌并驾齐驱。但所有这些都是最卑贱的奴隶发明的。哲学则处于更高的地位，她并不训练人的手，而是精神的导师。……是的，我说，她决不是一个仅仅为生产日常必需品而制造工具的工区。
　　　　　　　　　　　　　　正是这种哲学家与工匠相分离，阻止了欧亚大陆诸文明的技术发展，也正是哲学家的有条理的思维与工匠的实践经验及传统知识这两者间的相互影响，使得西方在近代完成了伟大的科学和工业革命，从而为人类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由于明显的社会分裂，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观念，这种相互影响在诸古典文明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高雅的知识分子没有兴趣，下层工匠缺乏动力。
　　　　　　　　　　　　　　这种技术上的停滞状态，说明了近代以前几千年中，欧亚大陆帝国历史周而复始的原因。各帝国的兴亡，情势基本相同。没有一个帝国能加以突破，以达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因而，由此形成的反复循环与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工业社会通然不同。W·W·罗斯托在以下商段话中描写了在英国以工业革命开始划时代的、开拓性的“起飞”以前农业文明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技术上的种种限制规定了农业文明无法突破的最高限度。这些文明并不缺乏发明、革新和某些较高的生产率，但它们对所处的自然环境，确实缺乏系统的理解；这种环境能使发明成为多少有点规律的发展趋势，而不是对过去遗留的特别成就的继承。……
　　　　　　　　　　　　　　由于生产率的这一最高限度，仅食物生产就占去了75％，甚至75
　　　　　　　　　　　　　　％以上的劳动力，而收入除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消费外，绝大部分用于非生产性或低生产性开支，如：建造宗教或其它性质的纪念碑，从事战争，以及维持那些地租支配者的奢侈生活。至于穷苦百姓，或为了土地你争我夺，或把偶尔剩余的一点收入挥霍在铺张的婚礼和葬礼上。当时的社会准则与人们易得到且能领悟的有限的见识相适应，社会结构则趋于等级化。…
　　　　　　　　　　　　　　三、蛮族的入侵
　　　　　　　　　　　　　　3至6世纪是欧亚大陆普遍遭受人侵的时期，这时的入侵不亚于公元前二千纪使用青铜和铁武器的入侵。正如公元前二千纪的入侵完成了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的过渡一样，3至6世纪的入侵结束了古典文明，预告了中世纪文明的到来。
　　　　　　　　　　　　　　游牧民迁移方向一般是自东向西，因为欧亚大草原的地理坡度使大草原西部水源较充足、土地更肥沃，吸引着东方的游牧民（见第六章第二节）。主要的入侵路线都起自北京附近，沿着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走廊，止于中欧匈牙利平原。这也就是为何如此众多的游牧民族抵达今匈牙利后，不再四处迁移的原因。他们以匈牙利为基地，袭击周围各欧洲国家。
　　　　　　　　　　　　　　游牧民族同周围文明中心的互相影响日益增进，是导致入侵的基本原因。在许多文明中心，游牧民被当作奴隶或雇佣军使用，而这一点常常是帝国京都内的军事政变，或蛮族雇佣军的部落同胞入侵的起因。游牧民族逐渐定居于帝国边境邻近地区，是导致入侵的另一因素。游牧生活向农业生活的转变，通常使人口增加，经济、军事力量增长；这种经济、军事力量，当帝国的弱点为入侵提供获胜希望时，总是被采用。侵略还常常是一个冲击力所产生的连锁反应的最终结果。中国长城前的失败，或蒙古富有侵略性的部落联盟的形成管往往使游牧民这支具有平缓的冲击力的队伍向西编斜，最终形成了渡过奥克苏斯河、多瑙河或莱茵河的蛮族入侵。
　　　　　　　　　　　　　　由于侵略范围遍及欧亚大陆，所以遭受侵略的民族非常多。中国汉朝、印度笈多王朝和伊朗萨珊王朝都遭到了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猛袭；突厥人和蒙古人通常又称为匈奴人。罗马帝国因地处这条入侵线路的西端，时常遭受沿线各民族及周围蛮族的进攻。这些侵略者包括日耳曼部落、伊朗人、波罗的…斯拉夫人、维金人以及突厥人和蒙古人。
　　　　　　　　　　　　　　侵略所造成的后果如同入侵者成份，多种多样。在中国，公元222年，汉王朝最终被突厥…蒙古入侵者所打败分裂成三个王国：长江以北的魏国、南部的吴国、西部的蜀国。相争几十年后，魏国击败了它的对手，于265年建立了一个新王朝——晋朝。晋朝统一了整个中国。316年，一批新入侵者占领中国北半部，晋王室南逃，抵达南京，由此统治长江流域及汉族人居住的南部地区。从此，中国出现了两部分割的局面，直到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中国。
　　　　　　　　　　　　　　中国史学家称这几个世纪为“乱世”。南半部由中国皇帝相继统治；北半部则由各突厥…蒙古征服者管辖。中国人视南方皇帝为汉朝的合法继承者，而否认北方统治者的帝王称号。实际上，这几个世纪中，南北两部都支离破碎，只是北方由于长期连遭蛮族侵略，受到的破坏最为惨重。“在蛮族的冲击下”，一位权威人士说：“不难想象，牧畜经济可能代替中国北方的农业经济，阿尔泰语可能取代汉语。”
　　　　　　　　　　　　　　我们将看到，与中国情况相似的西罗马帝国，确实经历了这一根本变化。不过中国北方却没有发生这种变化，主要因为这里的中国人数量上远远超过蛮族侵略者。当时的北方乃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即使游牧民大批涌进，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其实，在这几个动乱的世纪里，为逃避蛮族的劫掠，许多中国人由北方移居南方。因此，不但北方仍是中国的北方，而且南方也已中国化了。这样，589年，当隋朝重新统一全国时，中国又恢复了正常的历史进程，即同汉代一样独特的中国式的历史进程。
　　　　　　　　　　　　　　至于印度，遭受侵略的时间要晚得多：中国陷于“乱世”之际，笈多王朝正处在鼎盛时期。然后，5世纪，东支匈奴人，即所谓的“白匈奴”，渡过奥克苏斯河，向南推进，到达印度；西支匈奴人则越过俄罗斯平原，挺进欧洲。在匈奴人的猛烈进攻下，笈多王朝于6世纪前半叶崩溃。有关后半个世纪的情况，现在知道得很少。但可以推测，或许发生过许多战争，或许进一步遭受侵略。
　　　　　　　　　　　　　　7世纪前半叶，封建领主局利沙兼用外交、军事手段，成功地统一了印度北方大部分地区，从而暂时揭开了印度历史上这层模糊不清的面纱。但曷利沙帝国组织松散，由一些独立强大的藩王组成；他们之所以承认曷利沙的宗主权，与其说是对帝国权力的归顺，倒不如说是对他个人的尊敬。因此，曷利沙经过41年英明统治，于647年去世后，其摇摇欲坠的帝国也随之土崩瓦解，印度历史再次蒙上一层模糊不清的面纱，直到13世纪穆斯林突厥人出现，并逐步强行统治了印度大部分地区。
　　　　　　　　　　　　　　这几个世纪的特征是侵略和分裂一再发生。象孔雀王朝或笈多王朝那样拥有庞大官僚机构的帝国没再出现，只有过一些以个别人物所作所为为基础的昙花一现的氏族霸权或王国。另外，大规模迁入印度的移民，其人数之多足以组成新的文化和社会集团。其中最突出的是拉杰鲁特人，这是一个勇敢坚强的民族，印度西北部的拉杰布达纳区即以其名称命名。拉杰普特人属军事贵族，不久被吸收成为印度刹帝利种姓，即武士贵族。他们为信仰印度教而感到莫大的自豪，曾一度统治了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实际上，直到19世纪，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他们仍是一个杰出的民族。
　　　　　　　　　　　　　　拉杰普特人的经历意义重大，有助于说明尽管印度经受了漫长的几个世纪的动乱和侵略，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侵略者被盛行的种姓制度所同化，更确切地说，是他们适应了印度的文明，而不是相反的情况。因此，同中国一样，印度在经历了动乱时期之后，又出现在历史进程中，她在古典时期形成的文明虽有轻微的变动，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四、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在西方
　　　　　　　　　　　　　　然而，欧洲的情形恰恰相反，这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不是轻微的变动。这一地区的入侵者以日耳曼人为数最多，他们占领了中欧和东欧，即从波罗的海到多瑙河，从莱茵河到俄罗斯平原的广大地区。日耳曼人由若干部落组成，其中较重要的是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伦巴德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这些部落一般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使用极为相近的语言，彼此之间都能听懂。但对罗马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部落的统一意识非常薄弱。他们象反对罗马人一样，相互之间你争我斗，因而使罗马帝国能如此长久地幸存下来。
　　　　　　　　　　　　　　这些日耳曼民族的制度和风俗，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它们注定成为西方新兴文明的基本组成部分。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将日耳曼人描写成畜牧民族，他们以牲口的数量来估计财富。事实上，偷牛是引起他们内部争斗的主要原因。定居莱茵河沿岸的法兰克人，最早完成了从畜牧业向农业的过渡，因此，人口和总实力的增长也最快。相反，分布在多瑙河下游的西哥特人，较大程度上仍以畜牧为生。不过，这给他们以更大的机动性，至少最初弥补了人数不足的缺陷。
　　　　　　　　　　　　　　这些部落的社会结构由三大部分组成：最上层为世袭贵族，通常是大地主。大多数日耳曼人是自由民，一般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而没有土地的人只好当佃农，替贵族劳动。最底层是既非自由民又非奴隶的阶层，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但不能被单独出卖。这种奴役形式同罗马帝国的隶农制相似，是中世纪盛行于西欧的农奴制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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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落的主要权力来源于自由民大会。如果有“王”的话，“王”由民众大会选举产生。指挥作战的军事首领的产生亦如此。塔西陀指出，日耳曼人通常根据继承权选举“王”，但选举军事首领则依据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和能力。日耳曼人的主要武器，是一种又长又直的宽尖双刃剑，多用于砍杀，而不是刺杀。青年人经过正式仪式，便获得了佩剑的权力，中世纪由扈从晋升为骑士的仪式就起源于此。每位杰出的武士首领都有一批年轻的随员，即一支扈从队，他们战时守卫在首领身旁，效忠他，服从他；首领则向他们提供武器、给养，及一份战利品。这种制度有助于后来封建制的形成，因为封建制正是建立在骑士对封建领主忠诚的基础上的。
　　　　　　　　　　　　　　塔西陀一方面把日耳曼人描写成贪婪的食客，粗暴的酒鬼和玩命的赌棍，另一方面又盛赞他们高尚的道德标准，并将这些道德标准奉为罗马人的典范。他还强调了日耳曼人的慷慨大度，殷勤好客。严冬时节，日耳曼人喜欢成群结队地走门串户，挨家逐户地逗留，直到吃光主人家所有的食物为止。这使人联想到中世纪的情景，作为封建权益的一部分，国王或贵族应邀连续许多天参加为他和他的随从举行的宴会。日耳曼人知道织布，制造金属器具和带轮子的车，但不知道书写，这就是他们的一般文化水平。
　　　　　　　　　　　　　　早在公元前1世纪，这些日耳曼人就开始进逼罗马帝国的边境。不过，当时罗马军团十分强大，稳守边境毫不费力。随着帝国的衰微，军队受到削弱，罗马人对边境的控制也频频告急。因而，只得采取外交手腕，挑唆一个部落反对另一个部落。但出于无奈，还得让成群的日耳曼武士驻扎在罗马边境内，以此作为他们反对边境外其他部落的报酬。罗马人能控制他们的盟友多久，这种政策就能维持多久。4世纪，当他们不再能控制其盟友时，闸门便被冲开。
　　　　　　　　　　　　　　进攻由欧洲人前所未闻的、令人畏惧的新侵略者——匈奴人发起。他们可怕的外貌及其周密的恐怖政策，使罗马人和日耳曼人闻风丧胆。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把他们描写成“几乎粘在马上”的人、“体态奇形怪状；相貌奇丑无比，不由使人认为他们是双足野兽。……”
　　　　　　　　　　　　　　一经激怒，他们就奋起作战，排成楔形队形，发出各种狂叫声，投入战斗；他们敏捷灵活，有意分散成不规则队形，兵锋所至，杀戮骇人。…他们没有固定住处，没有家，没有法律，没有稳定的生计；他们乘坐着大篷车，象难民一样四处流浪。……他们没有人能说出自己的起源，因为母亲怀他在一处，生他在遥远的另一处，抚育他又在更远的一处。
　　　　　　　　　　　　　　很明显，是一支新崛起的联盟，迫使匈奴人离开他们的发源地——中亚牧场，向西迁移，并于372年渡过伏尔加河。在俄罗斯平原，他们迅速击败最东边的日耳曼族的东哥特人。接着，又胁迫邻近的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寻求避难。两年后，即378年，西哥特人认为他们受到了罗马官员的虐待，大为恼怒，在阿得里安堡战役中击败罗马军，杀死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从而，打破了罗马人战无不胜的神话。随后数十年，日耳曼和匈奴侵略者的铁蹄又践踏了意大利、高卢以及巴尔干半岛。
　　　　　　　　　　　　　　西哥特人在亚拉里克的率领下，进军意大利，于410年洗劫了罗马城（这一事件当时轰动整个帝国，不久后再度发生），最后，在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北部安营扎寨，建立了罗马帝国境内的第一个日耳曼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