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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杂交玉米之父李登海-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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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章 母子相依为命
第一章母子相依为命
一、慈母的关爱
1949年9月28日，在山东省莱州市三山岛镇后邓村的一座农家小屋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了。他，就是后来的“中国杂交玉米之父”，我国著名杂交玉米育种专家——李登海。
莱州市位于胶东半岛西北部，拥负山海。地势自东南部低山向西北部沿海低地呈台阶式下降。属北温带东亚季风区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
传说中夏代时的过国就建在莱州市过西，现三山岛镇。过国是寒浞分封给自己的儿子领地，是莱州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诸候国。
关于过国的许许多多故事，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中，然而其留下的影响却波及到未来。自北魏以后，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都在莱州设置了州府，（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辖整个胶东半岛。莱州也因此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底蕴。
这里，风光绚丽多姿，物产丰富，梭子蟹、文蛤、对虾、大竹蛏“四大海”闻名全国，黄金、大理石等矿藏资源居全国首位。
这里，名胜古迹甚丰。云峰山摩崖石刻，气势雄伟，驰名中外。
胜境自有佳客来。历史上，秦始皇、韩信、汉武帝、宋太祖、宗泽……都在莱州留下过足迹，并传下了许多优美的故事。
苏东坡路过莱州，见景生情，一再歌吟。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录》，也是在这里装卷初就的。
壮丽的河山，富饶的土地，哺育着勤劳勇敢、聪明睿智的莱州人民，创造了光辉的业绩。
这些，也许为少年李登海增添了几分灵气。然而，影响他思想品格形成的却是他的父母亲和当时的社会环境。
后邓村地处沿海，李登海家世代务农。
村里的居民多数姓邓，李姓只是小户。村子虽然靠海很近，但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却不在海上，从事捕捞业的人也了了无几。大部分村民的生活来来源仍以农业为主。
解放前，后邓村与全中国农村一样。农民的生活水平很低，农业生产技术十分落后。由于品种差、耕作技术原始，粮食产量几有一、二百斤。
“丰年吃不饱，灾年拖儿带女闯关东”，是后村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李登海一家祖上只有几亩薄地，靠生产的一点粮食，全家人经常过着吃了上顿愁下顿的日子。到了祖父这一辈，一家人的生计实在维持不下去了，祖父便拖儿带女随着人流闯了关东。初在海参威给一家日本人当厨子，抗日战争爆发后，祖父辞去了这份工作。在乡亲的帮助下，来到了哈尔滨一家工厂做苦力。
李登海的父亲在哈尔滨当过童工，解放后参加了革命工作。1949年，全国解放在即，莱州是老解放区，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日子来得更早一些。乡亲们把这个好消息早早的告诉了登海的父母亲，一家人高兴极了，春天，寒冷的冰雪还没有完全融化，身怀六甲的母亲就怀着尚是胎儿的登海、领着姐姐，和祖母一起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莱州老家。
1949年，中国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的一页。10月1日，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此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在世界各民族之列。
李登海就是在这个历史时刻到来的前两天出生的。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李登海一生都感到特别自豪。
2004年国庆节，李登海写了一篇《我热爱我的祖国、热爱我的家乡》文章抒发自己的感情，在这篇5000余字的文章中，他写道“10月1日是伟大祖国的生日。我这个与祖国同岁，与祖国一起成长的农民的儿子，每到这个时候，望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都会禁不住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我的生日是九月二十八日，但每年我都会顺延到十月一日这天，因为我想与祖国一起过生日。我为自己的生日与祖国的生日贴得这样近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是中国共产党员给了李登海一家新的生活。所以他无比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生他养他的母亲。
幼年时的李登海对父亲的印象十分模糊不清，可以说，他从小就没有享受过父爱的滋味。1953年，辛劳了一辈子的祖母去世了，父亲竟然一去不返。李登海还有一个哥哥，早在1948年16岁时，就随父亲闯了关东。1957年，姐姐也从四中转学去了父亲就职的哈尔滨市。
李登海从小与母亲王锡珍相依为命，是母亲掐草辫、织鱼网养大了他。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发展，李登海也在成长，更大的考验随之而来。
1956年，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又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错误地确定了全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大跃进”。
“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经济政治运动还没结束，紧跟着出现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1959年至1961年）。
在此期间“中国人人饿肚子”。为了活命，李登海母子俩吃过草根、树皮、瓜叶和玉米棒芯充饥。
在经历了1959…1961年的大饥荒以后，中共中央修改了农村政策，初选“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新政策，标志着人民公社从高度公有化的“大公社”向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小公社”收缩。李登海一家编在“后邓大队第二生产小队”。
李登海口忆说：“那时，生产队按工分定口粮，母亲是小脚，顶不得整劳力，挣不来高工分，因此，我们家里分到的口粮总是比别人家少，粮食也不够吃。”
那时，我就想，“将来一定要好好种地，多打粮食，让母亲吃饱、让乡亲们都吃饱，别挨饿”。
正是少年时代苦难的日子磨练了李登海坚忍不拔的性格，孕育了他对事业的执着追求的精神，在后来的育种事业中，他一直把这种精神保持到现在。
日子虽然艰苦，但王锡珍从来没有抱怨过，对小登海的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除了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王锡珍还种着自留地，家里养了鸡和猪，基本上解决了日常生活开支。王锡珍和街坊邻居的关系也处理的很好，自家的小鸡下的新蛋，她自己舍不得吃也要送给乡亲们尝尝。
母亲的高尚风范，像雨露滋润着少年李登海的心田。母亲的爱，在李登海身上凝聚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力量。他对母亲始终存有感恩之心。
2004年2月20日上午，李登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央领导人颁发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证书之后，在回答《农民日报》记者宋逊风的提问时说：“今天，中央领导给我颁发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特别高兴！这是党和国家对我所做工作的充分肯定，是我有生以来的最高荣誉。我从一个农村青年成长为一名农业科学家，这与党的培养、政府的支持分不开，所以我从心眼里感谢各级领导、各位专家教师及种业、科技界的朋友，感谢与我同甘共苦、刻苦攻关的同事。还要感谢我94岁的老母亲，因为我连续27年的春节都是在海南育种基地过的，我没尽到孝心。我要捧着奖励证书跟我母亲照张相，让母亲欣慰！”
2004年，母亲去世后，李登海悲痛不已，他把母亲的骨灰盒放在家里久久不愿下葬，他说：“挫折时给我鼓励，成功时让我戒骄戒躁，母亲一生给了我最大的支持，而我却因为工作没有尽太多的孝道。”说到这里，李登海禁不住淆然泪下。
二、勤奋用功的好学生
1957年，李登海7岁，母亲送他到村完小上学，给他起名登海，希望他象大海一样，心存远大理想，多读点书，以便今后更好地出息。
后邓完小就在本村，李登海和伙伴们每天都走着路唱着“公社是颗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花……”去上学。那时，农村的条件是十分艰苦的，村完小连张象样的桌椅也没有，房子也是破旧的草房，四面透风。后邓的冬天异常寒冷，学校没有任何取暖的设施，孩子们的小脸冻得长了冻疮，手指头也冻得开了口子，连铅笔也拿不住了。母亲给登海缝了一双厚厚的棉手套，让他上学路上戴着，别把手指冻坏了影响写字。一次，登海与一位同学结伴一起上学，突然，一阵旋风将那位同学的书包刮落在，书本散了一地，那位同学急忙去拣。但他的手指头早已经冻得僵硬了，无论如何也拿不起来散落的书本。见此情景，李登海二话没说，摘下手套就帮助同学拣拾散落的书本，然后又将自己的棉手套戴在了那位同学的手上。回家后，母亲风登海手套没了，小手冻得通红，以为他小不更事，将手套丢了，忍不住说了他几句，正在这时，那位同学来还手套，见此情景，母亲啥也没再说，只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后邓完小是公办学校，老师都是上级派到村里来的。因为村里条件差，盖不起教师宿舍，外地老师只好借住在群众家里。李登海的家就先后住着唐老师、潘老师、刘老师等几位老师。王锡珍对住在自己家的老师非常尊重，经常帮他们洗洗涮涮。老师们对王锡珍也很感激，大家就象一家人一样。
有个叫刘英昌的老师在李登海家住了多年。刘英昌是个很有学问的老师，他经常给李登海讲古今中外英雄人物和科学家的故事，这些故事，给李登海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登海的语文启蒙课是从“社会主义好”、“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开始的。这种“红色”的教育，使李登海心里充满了对伟人的敬仰和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比热爱之情。
为他以后献身农村和农业打下了思想基础。
稍大一些，李登海特别喜欢读毛泽东诗词，课文中的毛泽东诗词他都能倒背如流。特别是那首《沁园春。雪》从小到大，他在自己的本子里写了无数遍，更是熟记于心。登海种业集团成立后，他让人把这首诗词抄录在公司生活区的大影壁上，每每读起，就会产生一种自信、一种豪迈的感情。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兑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李登海童年好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遇到难题他就是不吃饭也要解开，老师们都非常喜欢这个执着勤奋的好学生。
李登海办事肯动脑子，善于学以致用。每年的麦假和秋假是李登海参与生产实践活动的好机会。那个时候，农村有文化会算术的人才很少，生产队丈量土地、计算粮食产量用的都是土办法。即费力又费时。李登海就用计算的方法帮助生产队丈量地块亩数、推算粮食产量、估计粮屯容积，帮助生产队做了不少事情。
1963年，李登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由八中，在八中学习的三年，李登海开始接触到自然、物理、生物等课程，他对这些课程产生了浓厚的性趣。每当上这些课时，李登海都显得异常兴奋，总是抢着举手向老师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象“为什么北方小麦夜间开花，南方小麦白天开花”，“玉米为什么长棒子”等等。老师们也时常被他问得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使李登海学到了许多知识。
莱州市是闻名全国的科技之乡，早在五十年代，这里就开展了农村科学实验活动，1958年，全国第一次农村科技工作会议就是在这个市的三山岛镇王贾村召开的。浓厚的科研氛围对李登海的影响很大。李登海对农民的科研活动十分感兴趣，星期天经常到村里的试验田和农民们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的方法，检验所学的理论知识。培养了他参与农业科研的能力。
1966年，李登海初中毕业后。因为爆发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也不发展，初中、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工作。
李登海被迫回到村里，他白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晚上尽管很累，仍然挑灯夜读，贪婪地读农业科技方面的书籍。李登海的行动得到了母亲的极大支持，半夜里，她总是将煮好的稀粥送到儿子的炕头，劝说儿子快点喝下去。
这一时期，李登海读了很多书籍，书籍成了他离不开的好朋友。
直到现在，李登海仍然有睡前阅读的生活习惯。他对农业科技书籍情有独钟，每次从北京开会回来，不买别的，总是带回一大摞中外最新农业科技书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李登海对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科技动态也十分关心，养成了收看新闻联播，订阅《参考消息》的习惯，每年到海南育种期间，他除了育种外，生活中第一关心的就是让人给他提前订阅《参考消息》，以便在第一时间看到。
少年时代，李登海就喜欢科技实践活动，他从不读死书，学到了新知识，就想动手去做。那个时候，半导体在农村是个非常时髦的东西，李登海就想自己组装一台，用来收听广播和学习。李登海只学了初中物理，可以说对组装收音机还是一窍不通。但他不信邪，他说：“别人都能组装起收音机来，我为什么不能”。于是，他用平时积撰起来的零花钱到县里购买了收音机零部件，借来了焊枪、螺丝刀、摄子等工具，一个人锁在家里对照图纸琢磨了好多日子。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昼夜下来，李登海硬是自己装起了一台收音机，虽然外观还不是很漂亮，但却能清晰的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他高兴极了。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缺医少药，农民看病难的情况十分普遍。凡看过电影《春苗》的人都知道，“‘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的形象曾让多少青年人为之向往。李登海也曾一度迷上了针灸术。他阅读了大量研究经络、针灸之类的文章与书籍，自学针灸。他托人买来了银针，在村“赤脚”医生的指导下，在自己的周身穴位上练习扎针技术，居然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针灸高手。
李登海后来回忆这一时期思想状况时说：“少年时期对各方面新知识的探索，为我后来研究玉米育种提供了方法和自信”。正是那段时间的实验打下的基础，为后来的科研提供了勇气。
三、少年立大志
少年时期的李登海特别崇拜科学家，达尔文、牛顿、爱迪生、李时珍等古今中外科学家故事在他的心里缠绕了许多年。他认为科学家的发明创造能让贫穷落后的富裕文明起来，弱小的强盛起来。科学的力量就象阿拉丁的神灯，具有无穷的魔力。
“民以食为天”。二十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那段饥馑岁月，在他童年的记忆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也许是这个缘故，使李登海对家乡的土地寄托了无限的希望。就是从那时起，他就有一个愿望：种好多粮食，要让人们都有粮食吃，不再挨饿。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个愿望，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轮廓，那就是要当一名农业科学家，为中国的粮食生产做贡献。
1966年，李登海17岁，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青年人热情洋溢。伟大领袖毛泽东说：“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大有作为”。使多少青年人热血沸腾。李登海感到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李登海把全部的精力都用有农业科研上，表现出一个青年人少有的执着和热情。村领导见他肯钻研，1970年，就让他进了村农科队。
农科队是全村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试验中心，这里集中了全村最优秀的青年人，从事小麦、玉米、花生、地瓜等农作物的品种引进、试验示范、高产栽培、耕作制度改革等研究。李登海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少有的才干，很快成为农科队的业务骨干，1972年，村里让他担任了农科队长。
就在李登海决心大干一场的时候，他结识了一位同样优秀的女性——张永慧。
张永慧与李登海是一个村，小李登海5岁，由于年龄的差距较大，虽然是一个村，平时两人并没有交往。1972年，张永慧高中毕业后也被村里安排进农科队。张永慧年轻漂亮，爱好文艺和体育，在农科队成了青年们追逐的对象。然而她最钟情的还是李登海。她说：“李登海个子高高的，腼腆忠厚，机智函默，有一股干什么都要干出点名堂来的拼劲。”
李登海一门心思搞科研，张永慧到农科队后，二人情趣相投，经常在一起探讨问题。李登海说：“双方都很合得来”，张永慧也深深地被李登海的才华和办事的执着精神所折服。
1973年，有人主动介绍他俩谈对象时，张永慧就同意了，然而，“李登海却羞得满脸通红。”想起李登海当年的样子，张永慧至今仍然感到一丝丝的甜意。
1974年，村里选派李登海到莱阳农校进修一年，李登海上学期间，家里只有母亲王锡珍一人，张永慧就时常到她家里去看望，帮助做些家务事。那几年村里种了不少红麻，都分到各家各户扒皮织麻袋。王锡珍是一双小脚，张永慧就利用晚上时间帮王锡珍扒红麻皮。一个是未来的婆婆，一个是未来的儿媳妇，两人在一起时，有说不完的家常话。
为了更好地协助李登海从事农业科研工作，照顾婆婆，1975年11月（农历腊月28），李登海与张永慧在后邓村的家里举行了婚礼。时年，张永慧22岁，李登海27岁。
婚后，李登海一门心思搞科研育种，妻子张永慧便成了他的助手。
李登海是个严以律已，宽以待人的人，宁愿自己委屈，也不让别人找磋。张永慧回忆说：“李登海是农科队长，脏活累活安排不下去，他就交给我干，我一个女人家承受不了，有时太委屈了，又不能给登海丢面子，就只好一个人偷偷的哭。”
李登海成名后，张永慧的工作压力更大了。后来，她逐渐失去了好唱好运动的天性，变得非常小心谨慎起来，做任何事情都怕出错，怕做错了给李登海丢人。
1987年，张永慧终因承受压力太大，患了严重的疾病，后经治疗才逐渐康复。对此，李登海感到十分内疚，他说：“对母亲我没有尽到一个做儿子的责任，对妻子我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对儿子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现在，张永慧担任莱州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的副所长，协助李登海负责制种等工作，为了工作方便，张永慧还在50岁那年学会了开车。她说，“现在登海种业还需要我，我要争取干到60岁再退休。”
后邓村有5000余亩土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全村小麦亩产只有1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也只有150公斤左右，村民的口粮仍然是个大问题。收成比较好的年份，每个人才吃到六十斤小麦。
尽管“大寨红花遍地开”歌声响彻莱州湾畔，但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们，却依然过着低标准“瓜菜代”的生活。落后的耕作方式，老掉牙的作物品种，同空洞的政治口号，形成极不协调的“三合奏”。
加快科研生产，提高粮食产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李登海回忆那段时间的生活说：“后来我参加了村里的科研队，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经常出去学习啊、参观啊，提高我们自己的水平。”
农科队是全村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示范、推广中心，进行小麦、玉米、花生、地瓜等农作物的高产栽培和品种引进。为提高全村的粮食生产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李登海专心于玉米高产研究是无意间得到一则消息的启发。
1971年7月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先生秘密地访问中国，到了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在上海签定《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关系到“开始走向正常化”。国门才得以打开。
中国的农业考察团开始纷纷到美国考察，带回了一些资料。
李登海说：“我从一个资料上看到美国的那个，外国的资料吧，特别是美国的一个杂交种。我看到美国先锋公司的一个资料，当时它那个老板，也是个农民，他创建了美国最大的种业公司——先锋种业公司，是搞玉米的。当时他的玉米产量是两千五百斤，一亩地达到两千五百斤，而我们的产量是二三百斤产量，他的高产水平，给我展现了一个非常高的理想，一个目标：我们才二三百斤，人家已经达到了两千五百斤的水平。当时我就觉得，怎么样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而且他也是一个农民，后来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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