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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生长-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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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管理好你的欲望。我们通常挣钱的速度像散步,欲望的增长却很快速,这样你再怎么花钱都满足不了欲望,你怎么都不会快乐。
那么怎么样管理好欲望呢?管理欲望最好的,让人满足感最强的,用很少的钱就能幸福的要算宗教了。政治家、经济学家是教育人们怎么样通过让财富的积累赶上欲望的增长;而宗教采取另外一个办法,不管财富积累,而是要你欲望的增长速度慢一点,或者让你欲望的结构发生变化,让你的欲望增长的方向发生变化。比如让你去关爱别人,把这个欲望增长,而把吃肉的欲望减少。所以你不必让你的财富奔跑,而应该让你的欲望停下来,那就要祈求宗教,祈求伦理,祈求你其他价值观的改变,能把你的欲望管理好。如果有一天你能管理好你的欲望,即使金钱增长的速度不快,你的幸福感也会增加。所以,在金钱的社会特别应当学会管理欲望,管理你的欲望增长速度和发展的方向,以及欲望的构成,这样才会使幸福感不断上升。
我们管理一个企业,过去可能几千万、几亿,现在有几十亿、上百亿规模,这时,你怎么来管理欲望才能幸福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能够合作得好,实际上就是我们欲望管理得好。这么多年我们团队在欲望的控制上是比较稳定的,就是适度地增长,而没有那种极端的挥霍行为,我们几乎没有打高尔夫的,我们还是比较简单,基本上就是吃个肉,也没有什么奢侈性的习惯,公司也不会讲究很多很夸张的东西,比如买辆上千万的宾利车摆谱儿。我们接待人也很简单,很正常。我们把这个欲望管理好了,所以一旦花点钱还是有点幸福感的。解决好金钱和欲望之间的平衡是花钱的艺术之一,很多人之所以崩溃就是因为掌握不好这个平衡。
第三个花钱的艺术,就是必须在私利和公益之间找到平衡。钱多了以后你必定要面对一个私利和公益的问题,就是自己的事和大家的事。大家也包括小团队,比如你所在的社区,这算一个大家;公众、城市算大家;人类,地球,这都是大家。目前在国内有相当多的人提到企业公民和社会责任。我觉得要处理公益方面的事情有三件事情需要关注。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积极因素、伦理道德要求我们要积德行善,如修桥补路、照顾乡里、辅助弱小、关心他人、爱护周边环境,等等。这都属于道德要求范畴,也是中国几千年文化里面一直有的精神,这些精神都会促使一部分有钱人和多数的公民想到做一些关心别人的事情,哪怕你义务献血,哪怕你做一次公益的活动,做一次奥运会的义工,我们应该有这样能力的时候就按照它的要求去做,因为不按照这个做,你会有道德上的不安,相当于你有钱但是你没有道德感,会引起内心的痛苦。
花钱的艺术(3)
第二个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是,我们积累了大量的财产,特别是在社会进步以后,相当多的人通过专业、勤劳、智慧,以及竞争的方式获得了个人财富的积累,这些财产最终用什么方法回馈社会?美国刚发展起来的时候曾经也遇到这些话题,很多人经过竞争创造了财富,个人有了钱,但是社会存在弱小人群,存在所谓阶级的差别和不和谐。
在西方,卡内基和洛克菲勒提出的方法,就是私人产权、私人企业制度、个人自由,这是不能破坏的。创造出财富以后,财富的拥有者怎样来回馈社会?还是坚持个人主义的原则,就是这些有钱人自己决定怎么样用财富回馈社会,政府不要管,要坚持自由主义;同时,要坚持有效率地来使用这笔钱,就像挣钱一样有效率。比如说盖茨的钱不能拿来就撒胡椒面,到处都有。比尔·盖茨就说他不断地看《财富的福音》,这篇文章非常完整地表达了他们那个年代的有钱人的社会理想,就是钱要有效率地来支配。再一条,要坚持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就安排钱的使用,而不是等到死了以后,因为死了以后钱可能沦落到一些无能的人手里。就比如我们死了,财产归到某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虽然叫社会公益基金会,但若有贪官污吏在中间胡整,这笔钱就给糟蹋了。那么,这笔钱用在哪儿?必须是国家管理不及的地方。比如交通,虽然这条路不好,但因为政府收了税,会出钱来修,所以不必用在这上面。应该是用到政府管不到而社会进步又特别需要的方面,比如说捐给医院研制新药,因为个别尖端的药政府现在来不及管。
在美国有三大基金会,就是洛克菲勒和卡内基,还有塞奇,这三大基金会奠定了美国富人使用财富的一个方法。这是我觉得我们要特别关注的。针对目前在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很多人都质疑社会差异、财富两极分化。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赞成用卡内基讲的办法来解决:投入公益事业,这个办法既能保持生产领域里的效力,又能解决社会当中的不和谐和社会差别造成的矛盾。现在巴菲特、盖茨选择的方法是沿着卡内基等先辈指出的这条理性的道路在走,这是一条最有希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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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老板(1)
我是在1993年上半年第一次见到王石的,那时我们刚掘到第一桶金,组建了万通集团,我们6个合伙人之间的权责关系也已明确下来。1993年年初,我们一搬到新楼办公,马上开展了一轮学先进的活动。我有一个病根,从小就喜欢学先进,在小学、中学、大学都好给中国最牛×的人写信,那个时候没别的办法联络这些人,只好写信。“文革”期间,我写过很多信,包括给黄帅都写过信。有的人理我,大部分人都不理我,但我不气馁,报纸上每登出一个“英雄人物”的事迹,我就写信跟人家交流。1976年夏天,我和一个同学到上海找那些人去学习取经,因为年龄太小,别人都不爱搭理我们,但我们仍然激情澎湃,奔走不停,逮住“先进青年”就学。所以,1993年,我提出一个计划,把中国的好公司列一下,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我们列了个名单,然后就挨家挨户去拜访。万科这个名字是功权告诉我的,记得功权当时说:“深圳有一帮小子,也是知识分子,开始折腾,做得特别规范。”这个名单中还有联想、四通、海南的兴南集团、港澳集团等。第一次到深圳是我跟功权一同去的。我们在王石的办公室见到他,我们在那里谈了一下午,谈了很多。当时的谈话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因为我们是热血青年的谈法,不谈别的,就谈自己的理想。聊的过程中,王石就提了很多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两点:一是质疑我们的理想主义激情,建议我们想清楚,我们6个人合作,究竟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还是理想基础上。我们当时比较相信自己是建立在理想基础上的事业伙伴,但王石说:“不可能,你们将来早晚会碰到利益冲突。”再就是多元化和专业化的问题,他主张我们专注于房地产。
对于那次谈话,我总的感觉是,我们的想法和王石的想法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他已经走过来了,他比我们起步早,今天回过头来看,他比我们足足早走了7年,所以他看得更清楚;而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很多矛盾、很多分歧、很多问题并没有那么显见。
第一次见过之后,我们的联系并不多。直到1996年的时候,公司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合伙人离开了,公司的业务也遇到很大的危机和调整。这时,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他正好在北京,我说要跟他聊聊,于是就约他到京城俱乐部吃饭,在那里聊了很长时间。由于这时遇到了问题,才回想起他当年讲的有些是对的,所以我们聊得特别投机。从那以后,我们便成了好朋友,他和万科成为我随时随地观察和学习的榜样。一晃都十多年过去了,王石作为企业领袖,已几近神话;他领导的万科已走过23年,成为国内最大的住宅企业,并有望进入世界500强。万科的成功或者王石的成功,究竟反映出一个企业家身上什么特别的力量?我对照其他类似的企业家,还是发现了王石身上的一些特别之处。
第一是很多人不重视,或者没注意到的地方,那就是我跟王石最近说的,“你当时做得最正确的一个决定就是不当老板”。为什么呢?在那一代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中,很少有自己创业不当老板的,王石是唯一的例外。万科是他一手创建的,他没当老板,他追求的是职业经理人的定位。绝大多数创业者创业的目的就是自己当老板,但王石是创业不当老板,这本身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由于他不当老板,结果他跟我们走的路子和遇到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恐怕也是万科为什么能超级成功的秘密之一。我曾不止一次跟王石提起过这个问题,他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当时的背景,他那个公司一开始是国营的,股份化改制的时候,他主动放弃拿大头,而是把大部分股份给了深圳特区发展公司,集体以职工持股会名义拿了一小部分(大约30%)股份。他个人当时拿了两三万块钱买了一点股票,这部分股票经过18年,市值不过几百万,连万科总市值的都不到。所以当时在那种格局下,万科走的是一个国企改制的路子,从历史逻辑上跟我们一开始就走的民营路子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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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老板(2)
还有一个就是他本身一直在想,名和利只能取其一,在中国,得利很危险,若是不甘寂寞,那就得取名舍利。回过头来看,他的确如此:他不是个有钱人,社会上没人说他很有钱;他不是个富豪,富豪榜上从来没有他;但是好人好事的榜上老有他,这么着,他在中国社会就容易生存。如果他是个富豪,同时又爱张扬,那万科就会有问题,肯定活不到现在。
另外还有一个解释,就是王石曾经有过当老板的机会,但是他没有做。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有很多老人和他一起创业,如果他要当老板,那些人也要当,很多事就不容易摆平。所以他选择了经理人的定位,就不存在合伙人的问题,其他人该去哪儿就去哪儿:愿意继续打工就当经理,想当老板就走,他用这种方式妥善地解决了第一代人之间通常很难解决的一个矛盾。反过来看,凡是做老板的人都有个原罪问题,所以我觉得王石选择不做老板这件事是非常独特的,是中国所有的创业者当中最独特的一个选择。正是这种选择,使他摆脱了原罪,也使他所有的人生、公司都跟别人不一样。比如说合伙人问题,王石选择不做老板,避开了这种危机。我们创业后,由于都选择做老板,于是出现了一群老板;一当老板就带来了合伙人危机,这种危机的解决方式是各有各的不同。万通的危机解决方式,就叫做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但这也是很少数,多数民营企业的合伙人之间都在这一危机面前弄得很不开心,甚至是江湖恶斗、互相追杀,今天你把我送进去(监狱),明天我再把你送进去。王石不做老板,这种矛盾没有,万科很早就进入了稳定的状态,不会为这个闹震荡和耗费有限的资源,而选择做老板的人却一定会为合伙人的事分散资源和内部闹“地震”。一旦闹起来,拿捏不好就演变成大问题。我后来也想过,如果当时不做老板,可能也就没这么多事,也不会有分家问题,也不会存在这么多历史遗留问题,要走你一个人走,不走就“赖着”。而一旦成了合伙人,分手时人和资产都得分了,那公司资源就分散了。我们在1995年的时候已经管理资产70多亿,公司经合伙人这么一分,调整后还剩十几个亿;分家后的合伙人们各自几乎又都得从头开始。
当不当老板的第二个差别就是公司的业务取向问题。你选择当老板,你会有“原罪”,于是就容易产生暴利需求。因为要解决危机,就要用一笔大钱,这个大钱怎么来?就得牟取暴利!所以公司就容易有暴利倾向,偏爱豪赌,机会导向,今天抓这个,明天干那个,目的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危机。因为你这个时候是老板,赚钱的冲动来自于你,危机的恐惧也集于你一身;赚钱的冲动和解决危机的冲动都会导致你这个老板去做铤而走险的事情,追求暴利,不断赌博,比如违规圈钱、行贿腐败、钱权交易;而你若是不选择做老板,这些事就没有,心态平衡了,会少犯许多错误。另外,作为经理人,自己的声名最重要,专业能力、道德品质最重要,挣的钱多少还不是第一重要的;风险小、能挣钱、专业强、道德好,这才是第一位的。
第三个差别,就叫做价值观不同,万科坚持阳光下的价值观,王石把它叫做“阳光下创造财富”。所以万科一直讲“不行贿”。王石的确不行贿,为什么?他不是老板应该是原因之一。通常经理人主动行贿的的确很少,都是老板行贿。由于经理人本身不追求暴利,他就没有必要为了不是自己的事,去做那么多冒险的事。王石个人对利益的获取冲动不是很大,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决定取名不取利,所以他个人的收入一直都很低,而万科员工的收入很长一段时间也比较低。这些都有利于他形成一套正确的价值观,就是阳光的价值观,不去行贿,合理规避风险。所以,万科才会明确规定超过25%利润的项目不做。
最后,还得讲到他的治理结构。由于他不做老板,他是经理人,他就一定会有一个董事会,而且一定形成经理人文化,而不是股东文化;所以万科在早期的时候,股东的文化比较弱,经理人文化比较强。最近五六年快速成长以后,他在市场上不断地融资,给股东创造价值,股东文化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改进和很大的提升。万科一直就是一个透明的、专业的和公开上市的公司,它的治理结构一直都比较好。中国的早期创业者,大多忽视公司治理结构,自己成为老板,自己的钱跟公司的钱、股东的钱不分,家里的事和公司的事不分,为所欲为,缺少股东约束,自己又当股东又当经理,自己监督不了自己。所谓治理结构,就是指公司内部的权力架构以及运作规则,好的治理结构应该是每个人都有有限的授权、有限的责任边界、有限的空间。完全的私人老板,很容易权力设定没有边界,百分之百地为所欲为。所以王石选择不当老板以后,他就必然是董事会和股东管理下的经理之一,受到监管制约:他既受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监事会的制约,又受外部的证监会、监管部门、资本市场的制约,他已经被制约了23年。万科的治理结构一直非常好,王石没法儿不成为一个好人,也没法儿不办成一个好公司。如果他选择了当老板,我相信他的治理结构不会像今天这么好。
不当老板(3)
所以,在研究王石时我发现他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创业当中没有选择做老板,这跟所有的创业者都不一样。这导致了他今天能够资源集中、有一个很好的经理人文化、有一个很好的价值观、有一个很好的治理结构,而且能够在专业领域里持续增长,从而超越我们所有的人,并最终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
一招鲜,吃遍天(1)
很多时候,人们关注万科,是因为万科的专业化。万科由多元化转到房地产这个专业化,大家都看明白了。我现在最关注的是在房地产领域里,它怎么再专业化?因为仅就房地产业来说,能做的事实际上也非常之多。万科能够走向专业化(这也是王石最重要的一个决定),这个战略决策十几年坚持下来,使万科能够走到今天,而且成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行业老大。不仅如此,他已开始向全球住宅公司第一的高峰冲刺。那么,王石的房地产专业化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万科在房地产的专业化过程中实际上迈了三大步。第一步是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他只做房地产,而不做别的。这是万科的初级阶段的专业化,这个专业化跟我们早期做房地产是一样的,比如说地域选择混乱的问题。万科在这个阶段去过北海,去过营口、乌鲁木齐,地域上毫无章法,哪儿有个熟人、公司有个朋友,就去哪儿做。另外,从产品上看也是混乱的:写字楼、住宅、酒店、工业厂房什么都做。虽然从大专业来说他这也能叫房地产专业化,但是在房地产领域里实际上它是多元化的,不仅什么房子都做,而且什么方式都做,有卖的,有租的,像天津假日酒店,先弄个酒店,弄不成时又改成了住宅甚至办公楼。结果从经营的绩效来看,在很多地方只是热闹了一场,也不挣钱:北海没挣钱,营口不挣钱,在天津做了好多年根本不挣钱,在乌鲁木齐也失败了。这个时期是万科在初级阶段的专业化,实际上是在房地产领域里的多元化。虽然这时王石做的是一个专业化的选择,但是他们的经验还是不够的,结果就变成房地产领域的多元化,实际就是大行业的专业化加房地产业内的一种多元化。
第二个阶段的专业化,是从1998年以后开始的。从那以后,万科把住宅以外的产品都放弃了,把产品进一步集中到住宅开发上,同时在地区上也更加明确,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经过这一阶段六七年的努力,万科迅速成为一个全国最大的住宅公司。从2004年到现在,万科开始加速了,它开始了专业化道路上的第三步,那就是在住宅专业化的基础上实现精细化、产业化和工业化。再有两年,万科的住宅产品的产业化水平就完全能够支撑它更快速的发展,这一专业化的努力,保证了万科在这几年的绩效大幅度地提升,它现在的产业化和精细化的耕耘,足以支撑其大规模的增长。现在万科整个的营业额、市值和产品的量在亚洲都已经当之无愧是第一,我相信在三年之内,它可以做到全球第一,甚至进入世界500强。
万科由多元化向房地产专业化转变,再由房地产公司的多元化向单一住宅产品转变,使自己成为简单的住宅公司,最终再向精细化和产业化冲刺,每一阶段的进步都非常清晰,给人印象十分深刻。在第一阶段,应该说它的绩效也是一般般;第二阶段持续了大约9~10年,净资产收益率在9%或10%左右;到2004年以后,净资产收益率每年都在14%~15%,且一直往上走。所以从专业化这个角度来看,万科走的这条路是非常值得房地产企业研究的一条道路。
王石本人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在第一阶段,他还是一个直接的决策者和实际的操作者,他那个时候还是经理;在第二阶段,他也是一个非常尽心的推动者和领导者;而到了第三个阶段,基本上是专业团队当主角,他总是支持和肯定,算是一个指导者或教练员。
王石对万科专业化的最大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就是带出了一个经理人的团队,然后在第三阶段将这个专业化使命完全交由经理人来承担,而不是自己亲自去做。万科经理人的专业化程度是非常高的。王石做了这么多年,他自己带出了一个经理人团队,然后让经理人团队完成了精细化和产业化的未来,这一点非常重要,他在专业化当中起到一个总设计师的作用。
第二就是他构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制度文化,万科所有的制度和资源的安排,都是在王石主导下来进行的。比如说万科现在的人力资源系统,包括万科对外的开放、治理结构、经理人的培训,这套制度是支撑万科快速增长的关键所在,所以,在制度层面上,对于架构一个现代公司制度,王石是最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他选择了做经理,直接就捣鼓(设计)他这个制度,并长期完善它。我们则花了很多时间在原罪问题上,先耗费四五年时间把这个“屁股”给擦干净,然后再学好,回过头来再培养经理人,这中间耽误掉好多时间;而王石不用花这些时间,他可以一直把精力用在公司治理和完善制度上。由于万科很早上市,再加上地理位置离香港比较近,他们借鉴了香港、日本的一些管理方法,少走了不少弯路。所以我觉得在专业化领域,王石的贡献就是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公司制度体系来支撑他的专业化,包括人力系统,也包括客户系统。
一招鲜,吃遍天(2)
万科的发展过程中,王石一直在讲专业化,他到处讲,使公司形成了一套专业化的价值观。相对于多元化的加法,他是在做减法,然后将专业化讲到所有新兴企业,讲到整个全中国。作为形象代言人,他扮演得非常好,而且万科自己也率先坚持这么做,用业绩证明了专业化的成功。王石以他个人的魅力和影响力使专业化成为房地产行业成功的同义语。
大公有私(1)
王石的性格品质也很有意思,其中有一个特点叫大公有私。王石在讲兼济天下、讲社会责任时,也不避讳个人的需要,他非常坦荡和磊落,这跟很多人不一样。他从不装“大尾巴狼”,并不是讲公德就不讲私利,他是大公有私。他很明确地说:我非常乐意承担社会责任,行善要尽早,但是我个人该要得要,比如工资奖金,比如正常该消费的就得消费。
我记得有一次碰到一个记者,他问王石:你老去爬山,为什么不把那钱省下来办个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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