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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温州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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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有违“和气生财”的做人原则,那是“脑袋有病”。
温州人与上面这些人都不一样。你说他是“进水了”、“有包”、“有病”,都行,但不确切。温州人敢为天下先,极具经商天才和想象力。他们的异想天开和胆大妄为总是令人瞠目结舌。我们说一个人聪明、机敏,就说他比“鬼”还精;说他办法多,就说他“鬼点子”多。总之,超过常人的都是“鬼”,温州人就是“鬼”!
温州人的“鬼”不是他的发型、衣着或者行为,而是脑袋。
温州人的脑袋里有“鬼”,跳来跳去看不见抓不着,“鬼点子”却层出不穷地冒火花。只有当这些火花变成行动时,旁人才知道温州人是真鬼!
王均瑶包飞机,就是温州人“鬼”胆包天的一个例子。
温州有了机场后,一直没有长沙航班。每年春节,大批温州商人困在长沙回不了家。农民出身的青年商人王均瑶大胆设想:大客车可以包,为什么不能自己包一架飞机飞温州?有人笑他做梦,他回答,为什么不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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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受歧视的财富(2)
有了这一试,王均瑶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农民包机公司,承包了温州飞往全国各地的28条航线,真的把生意做到了天上。1991年7月28日,第一架个人承包营运的“安-24”型客机降落在温州机场。
据说,温州永嘉的几个农民也正想着要承包国家级旅游区——楠溪江。
温州人凡事都敢想、敢试。“胡思乱想”、“试一试”往往出奇制胜。
温州人什么钱都敢赚,人人都想当老板。他们百无禁忌的开拓精神尤其可贵。经济学家钟朋荣总结了温州人的6个“家家户户”:“家家户户开发项目,家家户户研究管理,家家户户融通资金,家家户户开拓市场,家家户户承担风险,结果家家户户都有企业家。”
在温州,我们感受到民间追求财富的渴望和创造激情,连老太太也不例外。有这么一个故事:
温州平阳一位老太太看到家乡人外出收购兔毛能赚钱,她一不识字,二不会说普通话,口袋里装两张纸条就出远门了。一张写着:“我是平阳人,请帮我买汽车票。”另一张写:“我要收购兔毛,每斤多少钱?”就这样,老太太走遍大半个中国,成了收购万元户。
同样是千军万马在外闯荡,四川人多是打工族,而温州人哪怕身上只有几百元、几千元也要做老板。温州有个民谣:“家家办工厂,人人摆个摊,谁也不靠谁,自己当老板。”
温州盛产数学家,诞生过姜立夫、苏步青、李锐夫、谷超豪等数学巨子。或许是基因的关系,普通温州人大都很有经济头脑,常常有出其不意的逆向思维,让你不得不佩服他们善于变通、敢于突破的勇气。
1993年,温州建造大型体育中心,规划耗资8100万,财政仅给了3000万。怎么办?温州人想出了妙计,先把灯光球场以1800万的价格出让10年的经营权,一楼铺面卖出1500万。还缺1800万,有人出招,卖座位集资:单位5万元买一个贵宾席,个人2万元也可以买一个贵宾席,10年之内,体育中心每次演出或比赛的第一场,贵宾席拥有者都可以凭证免费观看。后来上海大剧院卖剧场包厢也是从温州人这儿学的。
眼睛有“针”
据说温州人往大街上一站,用鼻子闻一闻,就能嗅出哪儿有赚钱的机会。这当然是夸张。不过,他们的眼睛倒是实实在在的有“针”。无论盯着什么,温州人都能从中刺探出商机,挑出白花花的银子来。
温州人天生对商业敏感。比如听说上海的一家酒店要转让,他也会连忙跑去看看,“说不定能发现什么机会”。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
温州文人圈“四大闲人”之一的李涛在北京、上海逛宜家家居店,感觉一种产品有市场,立即找到家居店负责人谈代理。那位负责人开口就问:“你是温州人吧?”李涛惊讶不已,一问才知,原来自宜家开业起,不断有温州人找上门要求代理,只是因为他们不搞代理,李涛的温州老乡们才遗憾地作罢。
还有更厉害的。温州人范鸣强携妻儿到北京旅游,徜徉在宽阔的天安门广场,他感慨万千,神思遐想。突然,他来了灵感:为什么不在天安门城楼上开一家“马列书店”?店内以红黄“国旗色”为主色调,高处悬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画像,所售图书均为经典著作,在这个万众景仰的地方,还怕没有销路?得知这个想法的朋友没有不笑他“太痴狂”的:“你就等着吃红灯吧。”
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00周年。范鸣强觉得是时候了,他神色肃穆地叩开了天安门城楼管理处的大门。
结果是在范鸣强意料之中,许多人意料之外。天安门城楼管理处当即拍板同意。为了表示对这块“红色阵地”的支持,还破例对这家书店免收租金。
嘴巴吐“火”
温州人“说尽千言万语”就是要你买他的东西,说多了、说熟了、说顺了,那煽动性的语言就炉火纯青,或文火、或猛火,总会把你烧得激动起来。
温州人知道说出来的话要真实、要兑现,否则就再也没有说的机会了。全国民营百强企业第七位的正泰集团总裁南存辉说:“信用就是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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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受歧视的财富(3)
温州华东钢管公司天津分公司总经理林宗芳有过这样的经历:谈了很多次,一个朝鲜客户答应签合同,但提出苛刻条件:7天内必须交货。7天有点悬,但他还是咬着牙答应了,这是天津分公司的第一笔订单。可客户不放心,说:“从南朝鲜到北朝鲜,货至少要走15天,温州到天津那么远,7天怎么可能到?”林宗芳拿起笔加上一句话:“若7天没到货,我方愿罚货款的30%作为赔偿。”当他与总公司联系时,那种型号钢管正好缺货。林宗芳和总公司的人大吵一架,信誉要紧,无论如何必须赶出来!7天后的深夜,林宗芳饿着肚子帮朝鲜客户将钢管装上了车。以后,对方不仅成了老客户,还介绍来不少生意。
温州人的大嘴吐“火”在人情攻略方面尤其了得。
东北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循着广告,来温州找到了生产鞋革机械的张老板。在厂里一看货,东西不错,价格却比心理价位高出一大截。
照例又是一番“寸土必争”的讨价还价。你来我往4天后,张老板死咬210万元不肯再松口,双方尚有20万元的落差,眼看这笔生意要“黄”。
当晚,张老板死拉硬拽把东北客商请进酒楼,说:“生意不在缘分在。”
一桌丰盛的海鲜大餐。东北客商酒酣耳热,只可惜肠胃不争气,后半夜连跑了4趟卫生间,然后就躺在了医院。接下去的一幕是戏剧性的。
张老板捧着鲜花,三步并作两步奔到病床前,捶胸顿足:“是我害了兄弟啊!”他的眼角开始湿润。
张太太也准时出马,连着几天送来人参鸡煲。
东北客商心中热浪滚滚,紧紧握住张老板的手:“大哥,都这份上了,钱算什么,210万,就这么着了。”
这位温州朋友在眉飞色舞地述说中几次强调,这顿海鲜大餐是刻意安排的,此后的进展是预料之中的。
人情“无价”
温州人的人情费是一笔很大花消。原因何在?亲朋好友就是致富的门路。温州偏于一隅,只有水路一条,逼得他们想办法找生路。由于血缘、地缘、亲缘,遍布世界的上百万温州人,织成了一张密如蛛网的信息和销售流通网络。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陈敏说:“这张网是温州人最大的优势,别人再多钱也买不去。”
说是无价,其实有价,只不过这价并不需要用金钱计算,权当一笔“虚拟投资”吧。
一人出国刚立足,马上会带动一群老乡漂洋过海,巴黎5万温州人大多是这样移民海外的。靠着温州人的关系网,初来乍到的人不用怎么费劲便可以谋生,加工皮包、皮鞋或在亲戚朋友的餐馆里做工。温州人在巴黎能买到一种中文电话卡,把信息源源不断地从巴黎传递到温州。
温州人王剑11岁随母亲到法国,长大后,经营皮包进出口贸易。他的两个姐姐也都移民法国。如今,他在巴黎,两个姐姐长期驻扎温州和深圳,联手做外贸。王剑调查巴黎的时尚流行皮包市场,在第一时间把信息传递过去;姐姐们在温州和深圳迅速加工生产,形成跨国商业网络。这样的跨国生意,温州人驾轻就熟。
温州人的企业,往往是哥哥当老板,弟弟99%在哥哥的企业;老公创业,老婆管财务。好友亲戚帮忙,总是放心些。家族裙带关系比比皆是,不懂人情世故在温州别想做好生意。亲戚老表、同学同行、朋友的朋友,即使没事都会经常聚聚,以维系那份紧密关系,唯恐“‘友’到用时方恨少”。难怪温州的酒楼饭店生意出奇好。
这样的风气导致人情费高昂,温州一户家庭的人情支出每月在1万元以上,已见多不怪。一般的结婚礼钱红包都是1000元,不堪重负者戏称之为“红色炸弹”。可温州人又离不开人情的天罗地网,说不准哪天,这张网就会带来赚大钱的机会。
“四自”精神
温州手工业南宋时期即堪称全国翘楚。商品经济初期,温州家家户户有家庭作坊,8小时里你是科长、处长、局长,业余在家则搞来料加工赚外快。我们在风景区楠溪江古村落,看到很多老人妇女小孩在游客好奇的目光中从容做着手工活,有的串着彩灯,有的盘着松紧带。温州就是以小商品打开全国乃至世界大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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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受歧视的财富(4)
大名鼎鼎的北京浙江村,最早的开拓者便是温州的裁缝师傅。
1983年,在包头做服装生意的卢必泽听堂兄说北京的服装生意好做,他带着家人落脚在京郊的南苑乡海户屯村。卢必泽的裁缝手艺在家乡是出了名的,他在北京搞服装加工,7个裁缝老乡紧跟其后,和卢必泽一起成了浙江村的创始人。卢必泽做的衣服款式新颖,生意越来越好。与此同时,同乡一批接一批来到,没几年就聚集了好几万温州人。如今,10万温州人办了成千上万的服装加工厂,把北京南苑大红门变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服装批发中心。有媒体2001年报道,浙江村一年经营额达20亿,并创出了奥豹、赛美、京豹等皮衣品牌。
一位温州姑娘在大西北的一所大学修鞋,大学生问她:“一个姑娘家坐在大门口不难为情?”
“不,我这是劳动。”
“将来打算干什么?”
“开一家店,自己当老板。”姑娘理直气壮回答。
温州的女人们照样是敢闯敢干的。温州街上大大小小的服饰店、点心店、饭摊大多是女人们的事业。她们和男人们一样勤劳吃苦,打拼创业,自己挣钱自己花。在温州众多的“一家两制”家庭中,往往丈夫为“朝八晚五”的上班族,妻子则经商闯天下。大虎打火机厂厂长是周大虎,但周太太才是厂子的创始人。当年周太太下岗,靠5000元搞起了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苦心经营逐渐壮大。周大虎后来干脆辞了公职下海,夫妻俩一起把事业越做越大。
温州人的自力精神深刻影响了外地人。
康奈集团老总郑秀康的女婿原是公司的部门经理,和老板的女儿谈恋爱后担心别人说他“靠关系”,毅然辞职自立门户,自己创业。结婚时,郑总要给女儿女婿房子、车子,女婿则说要自己挣。
邓东华是湖北人,应聘到康奈集团。开始他不认同温州人的观念,觉得他们太看重钱。2002年初,他爸爸打电话要他回去,说家乡法院要招人,可邓东华不想回去了:“我已爱上温州,温州人改变了我,我想在温州发展。”他已有一个温州女朋友,女友家里挺有钱,但他不想靠别人,也计划自己当老板,大干一番。
温州人总结自己有“四自精神”:自立改革、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求发展。
“龙门能跳,狗洞能钻”
在温州,如果哪个小伙子常年待在家里,会被周围人看作窝囊废。
温州人自古四海为家,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生存空间,被形容为逐“金钱水草”而居的游商部落。
早在一两个世纪以前,成千上万的温州手工艺人和小商贩就背着黄杨木雕、青田石雕、瓯绣,从故乡出发,跋山涉水,到海外艰难谋生。如今温州人更是遍布世界各地。一位意大利人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时,幽默地对海关人员说:“虽然我是第一次到中国,但我有很多中国朋友,有在欧洲认识的,也有在非洲认识的,他们都是温州人。是不是温州人出国不需要护照?”
巴黎第三区原是犹太人聚居区,现在这里温州老板最牛,很多犹太人替温州人打工。温州新南苑宾馆总经理李涛头一次到巴黎,有天早晨散步,碰到一老外用流利的温州方言向他打招呼;李涛愣了半天没反应过来,那是个送货的犹太人。温州方言极难懂,连同属浙江的杭州人都听得一头雾水,何况老外!李涛吃惊地感到温州人在当地的影响。
温州人有着强烈的自信心:“不自信还算温州人吗?”
原永嘉县上塘镇镇委书记叶康松,年近不惑弃官下海,飞往美国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农业跨国公司。他不懂英文,口袋里揣着一叠小卡片,正面是汉语,背面是英语。在异国他乡,他逢人就掏出来比划,两年后,他就在美国开办了自己的公司。
方德华本来在北京有自己的大众百货公司,1994年商场失意,他退出公司,又离了婚,手中有300万。思考再三,他选择移民加拿大。大学学过的英语早忘得差不多了,下飞机休息片刻,方德华请朋友教他一句话:“我来给你当工人,不要报酬,只学英文。”第二天他走进一间大超市,对主管说出了那句话。方德华被留下来,搬货、清洁、结算数字,什么都干。他特别留心各种生意方面的英语词汇,当他基本上过了语言关能独当一面时,马上辞职。之后,他先后在娱乐公司、意大利餐馆、保险公司、学校工作,一面强化语言训练,一面寻找机会。1996年,他看准时机开了肯德基和必胜客二合一店,生意兴隆。分店相继开张,事业重整旗鼓。2000年方德华成功地成为加拿大一家食品公司和美国一家百货公司在中国的总代理。方德华最佩服李嘉诚:人人都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有李超人敢说“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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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受歧视的财富(5)
“龙门能跳,狗洞能钻。”只要有希望,温州人就能不畏艰险逐“金钱水草”而居。人们常常爱把温州人与犹太人相提并论,的确,在经商方面,两者有很多共同的优点:追求财富、勤劳节俭、敢于冒险、自立自强、精明能干。自然资源不足,迫使温州人走出去,乃至漂洋过海,这一点和丧失家园漂泊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也有相似之处。然而,与犹太人相比,温州人的业绩还远远算不上“超尘拔俗”。
温州人中还没有诞生洛克菲勒级别的超级富豪和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温州企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传统的家族管理模式又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必须承认和正视的是,温州商人在企业层次和影响力方面较之犹太人还存在相当大的落差。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英雄。对“民营经济大本营”的温州来说,活跃于市场生活中的老百姓是真正的英雄。市场经济是个性经济,温州模式正是温州人选择的适合于温州人个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经济学家评价,温州的财富源泉和活力来自全民皆商的“草根经济”。
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温州人。一个日本专家曾经这样描述他的感受:一个北方老农民穿着破破烂烂的棉袄,虽然肚子都没有填饱,但他还是要缩在墙根晒太阳。温州人永远不会这样,再艰苦的条件,温州人也能找到机会。这正是温州人与众不同之处。
不可否认的是,温州人群体给我们提供了探索成功之路的多样性的借鉴样本。他们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财富,创造着鲜活的生活奇迹,并把他们的创造和梦想带到他们足迹所到的任何地方。
温州人,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绝对意味着梦想和财富。
好吃的温州人
凡是到过温州的外地人,都会说温州海鲜好吃、有味,同时也会说温州人能吃。
“吃”最能丰富地体现温州地域文化沉淀中特有的个性。一个“吃”字,可谓是螺蛳壳里做尽大道场,简直成了温州人心态的演义广场。
温州人挺想得开,懂得如何去花那辛苦挣来的钱。他们选择的方式是与众不同的。他们不愿去旅游,因为那些白山黑水看在眼里,却不能留在肚里;宁愿叫一帮朋友齐去吃喝,既有人情,又有滋味,很实在,这就是享受。
温州的餐饮风格变化很大,每年各个酒店总会翻新花样,变着法子吸引顾客:一会儿粤菜、一会儿沪菜、一会儿鲁菜……但是最终都像一阵风一样过去。温州人爱热闹,不喜欢什么体味孤独。一帮人围在一起吃吃喝喝,有说有笑打发时间。蒸腾的热气衬着众人的欢笑,多闹!干吗一个人去享受孤独、体味孤独。
你有事,我帮忙,这种人情关系几乎主宰了温州人的日常生活。
温州人结婚时,排扬花费越来越铺张——假如自己比别人差、面子往哪搁。所以温州人讨厌小气的人。温州人交朋友忌讳交小气人,也忌讳人说他小气。
如果你一个月连续参加两个朋友的婚宴,发现闹哄哄场面中众多陌生的脸孔又有些模模糊糊的印象,那不奇怪,因为许多人在上一次酒宴中已见过了。
曾有一位在温州工作的外地朋友感叹说:“温州人整天被巨大的人情网笼罩着,为它所累,又为它活着。”
一个朋友讲了自己的一段经历:他一直在杭州生活,总觉得温州的许多东西与外面先进的、现代化的观念相比滞后了,比如整体素质、文化氛围等诸多问题。但是经历了一次酒店餐饮之后,他的看法有了改变。
一次,几个援藏时期的朋友来杭,住在一家饭店。晚上一拨人就在这家饭店就餐。大家兴高采烈地吃着时,突然有一西安朋友说今天的百威啤酒不对味。这位朋友是“酒中人”。于是就让服务员过来,服务员说自己做不了主,但是请主管又磨磨蹭蹭半天才到。啤酒的口味问题本是件极难辨别的事。但这位满口“杭普”口音的主管的处理方式却更令人烦心,一会儿说做不了主,一会儿说考虑考虑,弄得大伙儿食欲骤减,最后仍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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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受歧视的财富(6)
对啤酒发难的朋友感叹说:“要是在温州,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你这样一说,老板马上赶到,首先真诚地说对不起,然后会给你重新上酒,接着还会告诉你以后来肯定会再优惠,大家交个朋友。”
杭州如此,北京亦如此。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表现优越感的方式也很有趣,讲噱头是其中很独特的一例。
有一个温州人到北京小餐厅就餐,看着菜谱好奇地点上一道“清龙过江”,等上来了一看原来是清清的腌菜汤中摆着一根葱。他觉得上当,想说点什么,却瞥见服务员脸上挂着一副“烦着呢,别理我”的表情,于是受到启发,就想起了有一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出的“出售原汁加勒比海海水”的小品故事,随即只好一笑了之。这位顾客现在已是温州一家较出名酒店的老板。他说,饭店经营,温州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只有实实在在的服务。做别人不能做的,做别人不想做的,这一点温州人不能丢。
他一语道破天机。人们钦羡温州群体有今天的景象,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温州人吃过的苦。
温州是个到处荡漾着市井文化与俗乐气息的地方,一种过分沉湎于俗世之乐的地域文化影响着这个地域的人们的气质:缺乏思辨、拒绝心灵里形而上的诉求,有灵气却无大气。
有人说,温州人是一群缺点和优点同样鲜明的人,也许真是这样。
处处讲人情
温州人向来以浓厚的人情味闻名于天下;
朋友来了多一双筷;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你有事我帮忙,我有事你也跳进去;那种过河拆桥、只要金钱不要朋友的人,是没有朋友的……
浓厚的情谊使温州人赢得了很多的朋友,也打出了一片天下。
但是,温州人的“情”会不会太浓了?浓得化不开?
在杭州工作多年的温州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平时老乡来找,一般就是三件事:一是喝酒;二是子女到杭州读书,希望能关照;三就是遇到麻烦事,需要疏通。
对第一件事,温州人是乐而忘返,每一次总喝得面红耳热,酣畅淋漓。对第二件也是乐于从命的,看见朋友的子女就像看见自己家的孩子。对于第三件事情,就时常费踌蹰了:有时候是一些小事,小赌赌被抓起来了,或者是车子违章被扣住了等等,这些事只要有熟人,在杭州的朋友还是照办不误。令人心疼的是有些朋友出了非常大的事,事到临头来委托去疏通,对此,杭州朋友就非常为难了。他们这么多年在外地工作,总希望人们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不走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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