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第6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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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一些态度悲观的阿拉伯新闻媒体认为，随着共和国将重点由国外转向国内，美国当局肯定会趁此机会提高谈判的筹码，向共和国施加压力，迫使共和国在中东问题上做出让步，从而使阿拉伯国家成为真正的受害者。
　　正是如此，2041年12月到2042年3月，10多个阿拉伯国家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密集轰炸般的访问北京，并且与顾卫民会晤时，都希望共和国不要因为政府更迭而影响到政策的一致性与连贯性。针对阿拉伯国家的担忧，顾卫民也使出了很大的力气，就差没有请王元庆出山了。但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肯定没人能够否认，美国当局需要的不是借此机会敲诈共和国，而是尽快与共和国达成一个让双方都感到满意，而且能够维持下去的停战协议。说直接一点，共和国不是伊朗那样的地区性强国，也不是俄罗斯那种仅有影响力的全球大国，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就算美国当局趁机发难，迫使共和国在中东战争停战谈判上做出让步，达成的停战协议也无法持久，甚至不可能给中东地区带来真正的和平。只要共和国解决了国内矛盾，腾出手来，就会毫不迟疑的撕毁停战协议，再次点燃战火。因为当战火再次点燃的时候，美国当局很难掌握主动权，所以这绝不是美国当局愿意见到的结果。
　　由此可见，美国当局没有理由趁机发难。
　　也正是如此，在2042年上半年，也就在共和国的换届选举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美国当局就率先在谈判上做出让步，换来共和国的让步，谈判双方在2个关键问题上取得一致。换个角度看，这不仅仅是停战谈判持续数个月来取得的重大成果，也是谈判双方向对方传达的重要信息。说直接一点，美国主动做出让步，明确无误的告诉共和国当局，美国不会因为共和国的政府更迭而调整谈判政策。共和国紧跟着做出让步，也是向美国保证，共和国不会因为政府更迭而改变基本对外政策。
　　取得这个成果之后，谈判开始加速前进。
　　虽然谈判依然进行得非常艰难，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爆发了数场大规模战斗，甚至一度威胁到了停战谈判，但是随着共和国换届选举尘埃落定，以及袁晨皓在2042年底离开南亚战区，由苏劲辉全权负责谈判工作，停战谈判终于走上了正轨。
　　不得不说，苏劲辉的运气非常不错。
　　与共和国的换届选举相比，同样发生在2042年的美国中期大选的意义也非常重大，如果共和党输掉了这场选举，美国的对外政策就有可能发生变化，导致之前取得的谈判成果化为泡影。事实上，在2042年初，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在中东战争中蒙受重大损失的共和党很有可能输掉中期大选，很有可能成为美国国会的少数党。别的不说，就连兰德斯与洛布林夫人都认为赢得中期大选的希望不大，不然也不会在2042年初撤掉杜奇威，让参联会主席佩德罗斯上将出任联军寻令。也正是如此，在2042年上半年的谈判中，美国当局没有在谈判中做出太大的让步，以免过分激怒国内的激进派选民。
　　结果是，谁也没有想到，共和党竟然在中期大选中险胜民主党，在参众两院都保住了简单多数席位。用外界的话来说，这简直就是美国选举中的奇迹。按照一些美国新闻媒体的评论，共和党能在2042年的中期大选中笑到最后，无外乎三个主要原因，一是把战败的责任推到了杜奇威的身上，二是及时停止了大规模军事行动，三是在南方战线上取得了足以向选民交代的胜利。第一个因素保住了那些开始动摇的极端右翼政治势力，让他们相信共和党仍然是鹰派政党。第二个因素争取到了之前一直是民主党主要支持者的部分中立选民，让他们相信共和党有能力以战争以外的方式解决国际纷争。第三个因素稳住了共和党的传统支持者，让他们认为共和党有可能率领美国走向胜利。
　　当然，共和党仅仅只是小胜。
　　因为美国在中东战争中战败，兰德斯过早收手，得罪了不少的军队将领，以及军队将领身后的军火集团，所以共和党内部已经出现裂痕，党派内部纷争开始抬头。用CNN的话来说，只要有3个共和党的众议院议员与2个共和党的参议院议员倒戈，就能让白宫与国务院的所有政策变成废纸。因为共和党的内部分歧非常严重，所以在某些关键政策上，白宫与国务院还得求助民主党议员。
　　不管怎么说，共和老在中期大选中涉险过关，绝对是件好事。
　　也正是如此，谈判在2042年下半年进入快车道，并且在2042年底之后逐步取得各个重大成果。
　　毋庸置疑，苏劲辉非常幸运。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这不是苏劲辉幸运，而是袁晨皓不幸运，但是没人否认，沉着内向的苏劲辉更适合担任最高谈判代表。当然，也没人否认苏劲辉得到了其堂兄苏兢业的暗中帮助，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苏劲辉并不是外界认识的那种世家派将领。从他在随后几年中的表现就看得出来，他与其他的世家派将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苏劲辉这个名字能够被大部分同胞记住，就是因为他选择了一条对得起军人身份道路，一条值得任何人尊重与敬佩的人生道路。
　　2043年初，停战谈判的主要问题全部得到了解决，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
　　准确的说，是由共和国拉拢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美国拉拢土耳其与以色列，并且由共和国与美国联合邀请沙特阿拉伯、约旦、黎巴嫩与埃及参与停火协议具体内容的谈判与协商工作。
　　当然，在正式开始之前，共和国与美国还得解决一个双方均没有主动提起的问题。
　　那就是，即将草拟的停火协议是一个一揽子协议，还是按照不同的战线分成两份相对独立的协议。美国当局坚持认为应该签署一个一揽子协议，因为只有绑定中东地区各利益彼关方的停战协议才能给中东地区带来长久的和平稳定。共和国当局则认为应该签署两份针对不同问题的停火协议，因为库尔德人问题与犹太人问题不是两个可以等同的问题，也就不可能用一份停战协议来解决。
　　可以说，这个问题是正式停战前的最后一道障碍。
　　因为这与双方在中东地区的基本政策息息相关，所以双方均不愿意让步，结果停战谈判在2043年初陷入僵局，随后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持续近3个月的“两线决战”。共和国军队在北方战线上从马拉蒂亚出发，向安卡拉发起突击，数日之内就撕开了美土联军的数道防线，将战线向北推进了大约100千米。与此同时，美以联军在南方战线上向大马士革发动了大举进攻，在一周之内向北突击了大约50千米，其装甲侦察部队一度到达距离大马士革不到30千米的基斯沃。虽然双方的进攻都非常猛烈，但是双方都没有打算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只是希望借助战场上的胜利让对方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正是如此，进攻取得突破之后，双方均未大举前进，战线再次陷入僵持状态。
　　直到2043年5月初，因为伤亡实在过于惨重，共和国与美国当局才再次启动停战谈判并且在谈判开始前，各自将军队撤回到了进攻开始之前的防线上。
　　当然，真正让步的不是共和国，而是美国，准确的说，是以色列。
　　在这3个月的“两线决战”中，苏劲辉采用了“北攻南守”的策略。虽然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没有进取心的策略，因为耍想取得突破，让美国回到谈判桌上，就得在南方战线上发动进攻，要知道，在此之前，袁晨皓都是这么打的，但是苏劲辉看到了问题的另外一面，即能不能让美国回到谈判桌上，不是看能不能打败美军，而是能不能让美国得不到盟国的支持。所谓打蛇打七寸，因为以色列的伤亡承受能力最差，所以以色列就是美以联军中的七寸。正是如此，在3个月的战斗中，南方战线上的共和国军队一直盯着以色列国防军，并且重点打击以色列国防军。根据以色列政府在后来公布的数据，在这场战役中，以军总共伤亡17428名军人，而共和国与美国陆军分别伤亡7642人与5339人。因为伤亡过于巨大，所以在2043年4月份，以色列当局就多次威胁美国，如果美军不能承担主要作战任务，又不愿意与共和国重启停战谈判，以色列就将采取单方面停火行动，也就是不再协助美国军队作战。
　　不管怎么说，美国当局不可能忽视以色列的利益要求。
　　换个角度看，如果以色列与共和国停火，就算美国继续坚持下去，并且取得结果，也就是与共和国签署一份一揽子停战协议，也不会有多少实际意义。
　　美国当局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
　　2043年6月初，解决了最后一个关键问题之后，停战谈判的正式谈判工作在黎巴嫩的贝鲁特分头进行。按照共和国提出的要求，两份分别涉及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停战协议将在同一天签署。也就是说，这两份停战协议是相辅相成的，不可能单独存在。因为这也正是美国当局的想法，所以谈判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
　　当然，走到这一步，与军人的关系已经不大了。
　　作为正式谈判的先决条件，在双方的外交代表到达贝鲁特之前，苏劲辉就与佩德罗斯上将签署了一份为期6个月的临时停火协议，即在此6个月期间，除非某一方宣布退出正式停战谈判，不然双方均不得再次挑起战端。
　　签署了这份协议之后，苏劲辉就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
　　因为主要的谈判工作由外交人员负责，所以苏劲辉只需要耐心等待，在双方谈妥了所有细节问题之后，以共和国军队代表的身份参与停战协议的签字仪式。
　　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一份等待得太久，代价非常巨大的停战协议。
　　2043年12月21日，也就是临时停火协议到期前的第3天，共和国、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组成的“中东战争停战谈判东方代表团”，同美国、土耳其、以色列组成的“中东战争停战谈判西方代表团”在沙特、约旦、黎巴嫩与埃及鲁特签署了《叙以停战协议》与《土耳其战争停战协议》。随后，共和国与美国跟土耳其签署了《库尔德人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和平协议》。
　　到这个时候，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的中东战争终于宣告结束。
　　因为谈判持续的时间过于漫长，所以在签署协议的时候，各国代表均不是很积极。与之相比，这三份协议对世界局势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别的不说，《库尔德协议》（《库尔德人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和平协议》的简称）就对共和国在库尔德斯坦地区、以及美国在土耳其的责任与义务做了说明与约束。按照该协议规定，共和国在2054年底之前不会谋求在库尔德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并且不会以强制性手段来改变该地区的民族结构，美国则保证不会在此期间向土耳其提供进攻性武器，并且不得以军事政变等任何方法来影响与改变土耳其的政治局势。
　　总而言之，这三份协议既将中东地区变成了共和国与美国两大势力的缓冲区，又将中东地区变成了新的热点地区。
　　当时就有人提出，这三份协议存在一个极为严重的漏洞，那就是没有对共和国一直主张的，而美国却一直反对的，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问题做出任何说明，也没有对双方在该问题上的立场做出约束。
　　毫无疑问，这个漏洞绝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双方故意为之。
　　因为停战谈判从一开始就不是和平谈判，所以谈判双方都没有指望由一纸停战协议让中东地区保持长久的和平稳定。中东问题归根结底是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问题，只要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中东局势就不会降温。
　　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就为中东的乱局埋下了祸根。
　　卷十三　道义之争　第5章　变革时代
　　2044年3月，《叙以停战协议》与《土耳其战争停战协议》生效后不到1个月，裴承毅就以共和国国防部长的身份访问了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埃及、苏丹与利比亚等6个阿拉伯国家，并且在大马士革、巴格达、安曼、开罗、喀土穆与的黎波里与6国国防部长商讨了成立“阿盟与共和国军事信任互助委员会”的相关事宜，该委员会就是“中阿军事友好合作组织”的前身。
　　在裴承毅访问6个阿拉伯国家之前还发生了两件事情。
　　一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审议两份停战协议的时候，因为一批共和党参议员临阵倒戈，在表决中投了反对票，所以兰德斯不得不行使总统的特别权力，要求参众两院重新审议两份停战协议，并且让洛布林夫人前去游说几名民主党的资深参议员，最终在民主党的帮助下，两份停战协议才得到美国国会支持，正式生效。
　　二是共和国与伊朗在天然气与石油过境费用上的谈判被无限期搁置，导致从巴士拉港到瓜达尔港的“海湾…共和国油气综合输送管道工程”被迫停工，共和国被迫寻求与科威特进行合作，即投资修建一条从伊拉克的巴士拉通往科威特的布比延鸟的油气输送管道，并且花费巨资在塞比耶堡修建一座专门为超级油轮与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服务的港口，共和国与伊朗的关系也因此急剧降温。
　　可以说，这两件事情都没让外界感到惊讶。
　　因为美国政府是在中期大选的压力下完成了与共和国的停战谈判，起到主导作用的不是兰德斯，而是洛布林夫人，所以在某些被鹰派认为是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实际上只是为了保护军火商、能源商与金融家利益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完全在外界的预料之中，而且也被人认为是两份停战协议的“阿喀琉斯之踵”。早在2043年底，停战谈判结束之前，美国的很多新闻媒体就认为，因为联邦政府在很多不应该让步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这两份停战协议在国会不大可能得到多数议员的支持。按照美国的法律，任何涉外协议、各约等都需要获得国会支持才算正式生效。
　　真正起到积极作用的绝不是共和党的鹰派，而是民主党的鸽派议员。
　　用CNN的评论来说，一向标榜新白由主义（共和党的标志）旗手的兰德斯在签署两份停战协议的时候，俨然就是一位民主党的总统。
　　正是如此，当两份停战协议两次被提交到国会众议院的时候，因为将近三分之一的民主党议员投了赞成票，所以两份停战协议在众议院没有受到阻挠，均非常顺利的提交给了参议院。
　　与众议院相比，参议院的情况更加复杂，或者说更加死板。
　　拱照美国的法律，每个州选举2名参议员，每名参议员的任期为6年，而且可以无限期连任。如此一来参议员几乎成了一种“终生制职业”。比如美国前总统罗伯特·肯尼迪的弟弟爱德华·肯尼迫就连续8次当选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在他去世的时候，在参议员的位置上干了足足47年。这种近乎终生制的情况，既决定了参议员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决定了参议院是一个相对封闭与相对稳定的政治机构。从好的一面来看，参议院的延续性与稳定性保证了美国在重大政策上的延续性与稳定性，毕竟任何一项政策，都得过参议院这道关卡。从坏的一面来看，封闭死板的参议院肯定是利益集团的根据地，成为传统保守势力的大本营，必然对美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产生负面影响。
　　必须承认，美国联邦政府在停战谈判中确实放弃了一些国家利益。
　　虽然早在20年前，也就是美军在伊朗战场上尝到败绩之后，美国的政治家就学会了以辩证的方式来看待问题，即要想获得，就得有所舍弃，美国不可能占了便宜又卖乖。但是在美国社会的高层，特别是在那些养尊处优的社会精英眼里，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活力、也最有发展前途的国家，美国不应该像二流国家那样去考虑问题，更不应该像二流国家那样去处理问题，即竭尽全力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
　　不得不说，转型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转变思想观念更加痛苦。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就有过类似的经历，只不过当时的条件对美国非常有利。
　　随着前苏联轰然倒下，昔日强大的红色帝国突然分崩离析，美国在一夜之间就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那些仍然抱着冷战思想不放的美国精英一时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结果是挟海湾战争之威的、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布什总统败给了来自阿肯色州的毛头小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身的克林顿。即便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当局仍然没有能够适应没有对手的日子。直到21世纪初，随着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卷土重来，用极端肮脏的手段将美国卷入反恐战争的旋涡，陷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战争泥潭中不能自拔之后，美国的精英才搞明白了“高处不胜寒”的意思。这次转型，美国社会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才完全适应，并且在2015年之后赢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伊朗战争与半岛战争的惨败，让美国面临第二次转型。
　　如果说2015年前的25年中，美国要做的，只是如何适应、以及如何利用只有一介超级大国的国际形势，那么在此之后，美国就得适应另外一种国际形势，那就是出现了另外一个超级大国，而且这个超级大国并不打算用常规手段与美国竞争。
　　美国并不害怕对手，害怕的是不听话的对手。
　　从某种意义上讲，昔日的红色帝国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对手。根据前苏联解体之后逐渐公布的一些机密资料，在整个美苏冷战期间，哪怕是在20世纪70年代上半页，也就是勃涅日列夫时代的苏联在除了重工业之外的其他所有领域都不是美国的对手，特别是在一些关系到社会长远发展的领域，苏联落后美国10年以上。可以说，在穷兵黩武的政策下，苏联倒下只是迟早的事情。
　　自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问鼎世界头号强国的宝座之后，美国遇到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对手就是共和国。即便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共和国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人均收入水平更是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因为掌握了数项关键技术，特别是推动电力革命的常温超导技术，所以共和国已经具备了挑战美国的资本，而且在挑战美国之前，只需要耐心积蓄力量。
　　从美国在2015年之后的一系列行动就看的出来，共和国对美国构成了致命威胁。
　　突然失去了对手，让美国非常不适应。突然遇到了对手，让美国更加不适应。
　　这种不适应，自然会对美国的政策产生影响，而且是负面影响。
　　2015年后的大约10年间，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封堵”为主，即在国际战略上封锁共和国，在地缘政治上围堵共和国。具体的措施非常多，比如坚持对华武器禁运，严格禁止一切高尖技术流入共和国；又比如在共和国周边地区，从中亚的阿富汗到西太平洋的朝鲜半岛建立一条由美国控制的战略包围圈。
　　在2015年之前，美国的这些措施有不错的效果。拿技术封锁来说，虽然美国一直限制向共和国输出尖端技术，但是每当共和国在某一科研领域快要取得突破的时候，美国就会放宽限制，甚至取消限制，以“技术倾销”的方式来限制共和国的自主研发，从而让共和国始终无法在关键科技领域取得突破。
　　在2015年之后，美国的这些措施就没有用了。仍然拿技术封锁来说，虽然美国在数年内数次提高技术壁垒，到最极端的时候，甚至连一些即将被淘汰的工业生产技术也禁止出售给共和国，比如在2017年，美国国会就否决了英特尔公司在共和国开办0。09纳米半导体生产线的合作协议。
　　但是这种极端的封锁措施反而给了共和国民族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也迫使共和国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基础科研、技术开发等方面投入更大的力度与资源，从而促使共和国的总体科技水平迅速提高。短短10年后，到2025年的时候，除了在与电力革命有关的领域超越了美国之外，共和国还在其他大约70％的领域接近了美国，在另外30％领域内的差距也缩短到了5年左右。用一位一直主张与共和国合作、而不是与共和国对抗的民主党参议员的话来说，可以低估共和国的国力，但是绝不能低估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作为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数千年的中华民族，最不缺乏的就是在困境中的韧性，以及在逆境中勃发向上的拼搏精神。
　　半岛战争的惨败，让美国的社会精英认识到了问题，对华政策也由“封堵”变成“捧杀”。用当时比较流行的话来说，美国要做的，只是赶着共和国不断加速奔跑，最终让共和国倒在赛道上。接下来10年内发生的事情，基本上就是美国奉行“捧杀“政策的结果，不管是日本战争、还是印度战争，美国的态度多是不参与。显然，美国的“捧杀”政策仍然没有能够收到足够好的效果，至少没能让“共和国”号战车在减速前翻车，反而让美国损失了两个精心扶持的盟国。
　　可以说，从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