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1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成吉思汗领导之下蒙古全国皆兵。他的兵制，以十为单位成百成千组成，无薪给。各部队领导官只要有能力，升迁极快，不按年资。兵士极能刻苦耐劳，马可波罗说：“他们之能接受艰苦，世间无匹。他们能够一而再的几个月没有食物全靠牝马的乳汁和弓箭所猎取的禽兽为生。”又说：“如果在特殊环境之下，他们可以一次驰骋十天不食人间烟火。”如果我们觉得这段文字夸大的话，则《元史》“太祖本纪”里记另一酋长的故事，也有“中道粮绝，捋羊乳为饮，刺橐驼血为食”的叙述。通常情形之下蒙古部队无大小行李，兵士只带皮囊盛水，也利用之为渡河的浮囊。他们能在马背上假眠，必要时昼夜行军，环境许可就换马继续前进。
这样的兵员组成的部队，骑术又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以严格的军事纪律，更因为当日科技尚没有产生应付骑兵以密集队形冲锋陷阵的对策，也就难怪成吉思汗兵威所至，锐不可当了。他们惯用高速度进军，以数纵队协调的战术将敌方包围。如果敌方坚强抵抗则开始佯退，而乘敌方行动警戒疏忽的时候反攻。成吉思汗不盲目的施行残暴政策，但是他在攻城战之后不惜烧杀以为兹后藉着城垣抵抗的敌人作鉴戒，有时极度的残忍。他也利用“第五纵队”在敌后散放谣言，并且驱送难民于敌境，使他们先造成恐怖的空气。但是一到常态恢复，所有残暴手段立时停止，士兵有犯者处以死刑。
这个１３世纪的征服者不着眼于奢侈品物，不留恋于豪华的生活，所以他能够终其生以征伐为能事。成吉思汗的动机使后人不易猜测。西方的书籍一致传说他曾对人称：“人生最大的快慰在于战胜，在克服敌人，在追逐他们，在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所爱者哭泣，骑他们的马，搂抱他们的妻女。”可是这种恣意的态度与他严格的纪律能放能收的御下办法很难并存，也和他建立４个汗国的宗旨相违，中国方面的资料无此种记载。
成吉思汗首征西夏次攻占燕京之后，移麾西向灭西辽，再进兵陷花刺子模（一个突厥人种的王国，在今日苏联属下的中亚），他自己曾到印度河上游。他的王子及将领进出于里海及高加索山以北，已经将战事带到欧洲。可是成吉思汗席卷河北、山东及山西北部，并没有消灭迁都于汴京（开封）之金。《元史》说他临死时遗言假道于宋以伐金。他在１２２７年再度攻西夏时身故。
他去世之后他的子孙灭金，进兵于伏耳加河，毁莫斯科城，占领基辅（乌克兰首都），侵入波兰、德国东部、匈牙利。正要向西欧发展的时候，１２４１年年终大可汗窝阔台在蒙古去世，根据成吉思汗的家法，他的了孙都要东返选举继任的大可汗。西欧于是才松一口气。而蒙古人之西侵也在１２４１年达到最高潮，以后再未卷土重来，当时认为奇迹。现在从各种迹象看来，则是蒙古人发展过快，占地过广，成吉思汗的子孙繁衍过盛，他们的大帝国无法固定的统一，各汗国也受本地风俗习惯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各王子与军官已经失去无目的的不断征伐之兴趣。
可是我们讲到这里，也会遇到技术上不少的困难。以上到底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抑还是中国史与世界史上相衔接的一部分？成吉思汗虽然采用辽裔金臣耶律楚材的劝阻，没有将华北“悉空其人以为牧地”，他到底没有对中原的文物感到兴趣，燕京则被他破坏。即算今日我们应当尊重少数民族对历史的贡献，也到底有限度。我们是否能把这样一个草莽间的人物以征伐为能事，又曾未履中土，当作民族英雄看待？
铁木真或成吉思汗之为元太祖，只因为他孙子忽必烈在中国开创了一个元朝，是为日后的世祖。他也尊奉祖父为“圣武皇帝”，又直到建立太庙之后，才援例称成吉思汗为太祖。可是《元史》的作者，就索性把他写成一个中国史创业之主。以“夜梦白光自天窗中入”形容他母系祖先之怀妊，也用“功德日盛”、“有人君之度”的形容辞，修正他的个人性格。此外成吉思汗所立家法，称为yasa也音译为jasagh。波斯的史官曾说这法律“涉及任何情况，在每一种情形之下，都有处置的条例”。《元史》虽提及“扎撒”，始终没有解释是何物，倒又盛称“至元新格”和“风宪宏纲”等中国式的法律。成吉思汗又制定大可汗不仅是东方之主，也是西方３个汗国（即在中亚之察克台汗国，波斯之伊尔汗国，和俄罗斯之金帐汗）的元首，其产生由皇室会议之称“忽烈而台”者选举，《元史》也未说及。１２６０年忽必烈在开平即帝位，显系违反家法，因为当日皇室会议已公推他的胞弟阿里不哥为大可汗，兹后兄弟还用兵４年之久，而《元史》里面的“世祖本纪”只描画上一段“诸王与大臣劝进，帝三让，诸大臣固请”的传统公式。可见得明朝人之修“元史”，崇奉忽必烈为世祖，成吉思汗为太祖，其目的仍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性，甚至抹杀史实，削足就履，硬把蒙古人写为中原的汉人。
而且今日提到成吉思汗还可产生一个现实的国际问题：蒙古人不仅分居于内外蒙古，也仍在苏联境内保持了Buryat和Kalmyk两个自治共和国。一般说来，这四个地区的人民都奉成吉思汗为民族英雄。苏联一方面好像在替外蒙撑腰，一方面却又不准许外蒙颂扬成吉思汗。美国作家HarrisonSalisbury说：“爱国的俄国人恨着成吉思汗，好像他的入侵，还是昨日情事。”还有一些苏联人骂起１３世纪的蒙古人来，索性把２０世纪的中国骂在一起，还憧憬着一个“黄祸”的面貌，在欧美各处宣传。其原因则是成吉思汗所建四个汗国两个在今日苏联境内，而尤以金账汗国辖莫斯科及基辅，盘踞了这个地区近两上半世纪（１２４０－１４８０），很多苏联人不仅以为羞辱，而且因此历史的发展阻碍了俄罗斯向西方的接触，成为日后文化上落伍的一大主因。
可是本书站在今日中国局势业已明朗，在一种雨过天青的情形下讲解历史（见“开场白”及“澶渊之盟”的首段），则用不着窜改史实，也无须回避。成吉思汗的故事可以列入世界史，也可以列入中国史。如列入世界史，我们可以揣想虽在１３世纪大戈壁沙漠的四周干旱的地区就已达到了当日生活方式所能供应人口的限度，因之产生内外的不平衡，才鼓励蒙古人以他们原始而粗蛮的谋生方式向外发展。只是成吉思汗一经发动这种运动，则不知如何住手。如果这题材列入中国史，则成吉思潮上的故事只是元朝登场的背景，不是其实质。
至于我们想确定元朝在中国历史里的地位，则我们所知道的粗浅知识，也能供我们钩画一个大轮廓（历史是继续不断的，专家的准备工作也永无止期，我们也不能等候材料之全备）。
从本书以上各节看来，隋唐宋组成的第二帝国带开放性（财政税收与军备越做越大，经济也随着扩充），相对之下，明清组成的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元朝是一个短朝代，处于二者之间，只能在历史上完成一种过渡期间的任务。所以在很多地方，元朝表现其双重性格。另方面它也能继续引用技术上的长处，维持造船业，提倡海运，促进国际贸易，修筑经过山东高地的运河，使用火器，以互相交换的方式利用中国和波斯的工程师去设计炮弩，以驿马传递消息，加强东西文化的交流，用郭守敬和贾鲁讲求水利、测验日食、改订新历；一方面已开始显示其保守性，有如开始第三帝国之重农政策，禁蒙古人航海经商，在华北组织管理人民之“社”，将人民区分为“军户”与“民户”，注重职业之遗传，提倡道学（详本书“道学家”一章），文官考试时以“朱注”为主（朱熹所注解的经典，只有《春秋》得用左传等解释，《礼记》得用古疏注），如此都替朱明王朝的保守性奠立了基础。
要追究这双重性格的由来，我们仍要从忽必烈说起，他是元朝真正的创业之主。
成吉思汗逝世之后，大可汗为忽必烈之伯父窝阔台。窝阔台在位１３年，继位的大可汗为他的儿子贵由。贵由在位３年，后继之大可汗为忽必烈之长兄蒙哥。以上均经过“忽烈而台”的选举程序，前两次在蒙古国都卡拉科伦（汉名和林）举行。最后一次虽在金账汗国的区域举行，事后各王子贵族仍在卡拉科伦聚集，以表示其选举之合法。忽必烈不仅不依此程序，而且卡拉科伦被他永久的放弃，他日后称开平（今日内蒙古之多伦）为上都，燕京经他重建之后则为大都。皇帝每年春夏在上都，秋冬在大都，其他元朝的皇帝也都如此，为成吉思汗制度内之所无。
原来蒙哥为大可汗时，即有将南方领域整个支解的企图。１２５７年蒙哥自领军入川攻重庆，皇帝忽必烈则攻鄂州（武昌），另一支军起先也由忽必烈出名统帅，实际率领者则为兀良合带，他曾于１２５３年由甘肃经西康入云南，当日则为南诏。忽必烈北返之后，这支军队留置南方，由兀指挥，此时也可以弟支应。如此可以将南宋西部截成数段。不料１２５９年军中疫疾流行，蒙哥死于合州（四川合江）城下，蒙古军将整个攻势放弃，宋朝才延长寿命十多年。
原来蒙哥的布置，以幼弟阿里不哥在国都镇摄。此人与皇室诸王权臣接近，也有西部汗国的支持。忽必烈则多年在华北主持民政，信用中国儒臣，与蒙古主流相去至远，不算能得人心。所以“忽烈而台”推阿里不哥为大可汗，忽必烈尚在开平，他就自立为帝。所称“俯徇舆情，勉登大宝”，并且以阿里不哥“反”，诏谕天下，只有在中国方面有宣传的功效，不能得到蒙古人的同情。而且蒙哥的遗孀－－忽必烈的长嫂，尚站在阿里不哥的一边。
忽必烈的政策是南守北攻。他一面派人与南宋的贾似道接触，企图讲和，一面送高丽世子王典回国立他为高丽王以加强侧翼，对蒙古的贵族与军人则竭力拉拢，以金帛相遗。《元史》里有赐各王及先朝皇后的文绮银两的数目，并称“自是岁以为常”。因之当日的措施，也成为日后的永久政策。
忽必烈的贬抑汉人，让蒙古色目抬头，可以说都在此时不久肇始，禁人民携带兵器，则在即帝位后宣布，他的财政税收政策尤受这北方牵制的影响。这种个人种族与国策穿拖一起的关系，迄忽必烈之余生，从未终断。阿里不哥于１２６４年兵败被擒，忽必烈免幼弟一死，西部汗国有些从弟侄辈也向他表示名义上的归顺，但是侄子海都始终不承认忽必烈的地位，他在中亚纠集蒙古王子五十余人，与元军作战前后几四十年。１２８７年还有一个成吉思汗兄弟这四世孙中做乃颜的，也与他结合，在今日中国之东北向上都东西夹攻，一时情势严重。忽必烈已年七十四，仍御驾亲征，有些将士尚从南方调来。１２８９年海都又犯边，皇帝又亲征。所以我们议论元世祖及元朝的创立，也要把这因素一并加入计算。
32、忽必烈留下的传统
　　　　蒙古人以少数民族统一中国，非多数民族之福。只是如果他们真能以“无本身利害”及“不无端干预”的立场，扫除辽金南宋以来的积弊与苛政，却也不失为在中国历史上的一种贡献。我们仔细读忽必烈的传记，无法断言他没有这样的心肠。他作的《下江南檄》就指责南宋的通货膨胀为苛政，他也曾下令，禁止买卖滥估价格，也曾将赋税降低。他之禁止军队滥杀戮，废止辽金以来的酷型，革除了宋朝黥面的粗蛮办法，都具有改革者的作风。而且南宋以来有些地主收流民为客户，既把他们当作佃农，也把他们视为农奴买卖，忽必烈也下令禁止。马可波罗亲眼所及，也盛称元世祖注重农事体恤贫民储备饥荒等等善政。我们再看在他手下任要职的一批汉人的经历，也可以看出他们都有扶助明主的抱负。明太祖朱元璋对蒙古人无好感，他手制《大诰》就道德指斥“胡元制主”的不当，但是他的帝王庙，仍以元世祖的神位与他选定的其他４个帝王，即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一起享配，他自己也到他们灵前行礼（他之崇拜这些人，并不是盲目的。他以前也享祀隋文帝，后来却又将其灵位撤去）。
但是忽必烈的志趣，不一定是他的成就；他的作为，也不一定是他留下的传统。
忽必烈登皇位后对于军事上的指挥已有重要的改变。他以军事行动为政治上的手段，不像成吉思汗一样，以为征伐的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元世祖起先南守北攻，亲自率兵包围卡拉科伦。然则即使在阿里不哥这问题解决之后，他就未曾再亲临南方前线。攻宋以水军为主，军事也大多用汉人，船只则大部造于汴梁。他原来拟用史天泽为统帅，但是史以年老辞，改用伯颜，是因为伯颜不嗜杀人。蒙哥所用战法，至此都已放弃。忽必烈不冒险攻坚，不轻举急进，不专事破坏。他之围困襄樊，费时四年半（１２６８年夏迄１２７３年初），不到这汉水之上的重镇攻陷，他不以大部队冒险深入。在这些地方，忽必烈总表示他筹谋全局时以南方的办法对付南方；北方的办法对付北方。因之他自己也成为了一座挡箭牌，防制了蒙古人对南方的荼毒。他对能知政事高达的诏谕里明指出：“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即此已经很明显的表示了他自己的立场。不过他自己为蒙古人，又要保持蒙古的语言，提倡蒙古新字，不愿像拓跋宏那样的汉化（详本书“北魏拓跋氏”一章），在军事方面蒙古人的服务又不可或缺，而他在维持大可汗的地位（最少要防制一个竞争者使用如此的名号），更不得不拉拢蒙古人。他所赐“先朝皇后”以下各王子贵族的金帛，数目丰厚，终生未除，也都是这种妥协政策下的产物。关于用人一事，他在１２８５年谕右丞相安童：“此事当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复无汉人，可否皆朕自决。”而安童本人尚是蒙古人中较开放者，受汉人儒臣尊敬。皇帝还要如此向他开说，可见忽必烈想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是遂行自己的政策，经常左右为难，不如我们所想像的得意称心。马可波罗已经提及蒙古皇帝统治下的大多数汉人对他的种族政策不满。现在的美国作者JohnDardess而说他用人时，按种族分为四级，实在是“超国籍”的办法，虽然他也有事实上的根据，这种说法不容易为中国一般读者接受。
不过有了这些矛盾，我们即要以领略到历史上两个民族具有不同的背景，而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上讲，其进度也不相同，要在同一的体制下存在，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色目人之被引入事端之中，则因为他们大都是中亚腹地土著，如过去之苏定安种及刻下的回纥，都以经商著名，也成为蒙古人的经纪。然而海报牧民族所掌握的产品无非牲口马匹皮毛。这些产品要能有利的推销于市场，纯靠专门的商人批发垫借，代他们主持。很多色目人即长期与蒙古人交往，也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物品与兵器，在蒙古人占领中亚之后，很多尚成为各地的承包纳税人，他们也随着蒙古军事政治力量之扩张进入中土。
以上如许复杂的因素，很容易使元朝的财政税收处于不利的状态。我们还不能忘记，蒙古人在１２３４年才灭金，忽必烈在１２６０年才称帝，１２７１年才称他的政治组织为元朝，１２７６年元军才入临安，１２７９年才消灭了南宋最后一重抵抗，统一中国。这从华北进展到华南中间也近于半个世纪。而且我们前面讲过，金与南宋之覆灭，也都与它们的财政破产有关。所以忽必烈始终没有接收过一套有系统和有成效的财政税收组织。
严格的讲来，元朝的财政税收，也就是没有组织与系统。《元史》“食货志”说：“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其取于江南者，曰夏税，曰秋税，此仿唐之两税也。”
所说内郡即是华北，其原则即是按户或按丁抽税，同等税率，不计内部详细家资之上下。虽然其户又析为“丝银全科户”及“减半科户”等四类，后又划分为八等，其基本原则不变，即每类每等仍按一定的数额纳税，骤看起来，其税率甚高，如“包银”每户四两，后减为二两。而实际则所登记之户并非一户。董文炳为县令时即“使民众聚口而居，少为户数”。因之世祖统一全国时，登记的户数逾１４００万。而整个长江以北不及２００万，其中约一半为“五户丝户”，他们所缴的赋税，已配给于蒙古的贵族。
然则情形尚不如是简单，HerbetFranzSchurmann的研究，华北在元世祖忽必烈掌握之前，并无有效的中央政府，而是全民被分为很多的“封禄”，元时称为“投下”，隶于蒙古贵族之下，中央政府成立这后，才逐渐的将财政税收集中。可是内中有很多特殊的户专对某某贵族履行种种不同的义务，迄未革除。例如朝代中期，还有贵族领有“采珠户”３万户的例子，看样子也不是真有这么多的户口采办珍珠，而是他们有集体供奉珠宝的义务。又如很多漏于登记的户口，查出后编为“淘金户”，也不是实际上强迫他们去当矿工，而是课以一种高税率的财政义务。
华南的税收则是计亩抽税，宋朝的底账在临安接收之后，都已送到北方。可是在宋朝时其数目字即已模糊。元朝除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征实物外，一般按底账纳钞。忽必烈在几年之内骤得江南，又要笼络人心，所以一般折换率都对纳税人有利。其受实惠者则为地主而非贫民，而南方人所纳赋税较北方人为低，也迭经有正义感的官员提出。
在元世祖忽必烈的领导之下，有一批色目人，一再提倡“核算钱谷”。有如回纥人阿合马替世祖理财２０年，他增加新税收，核实发现隐匿，为皇帝信用，做到中书平章政事，也一手掌握宰相的实权，有派遣手下官僚到各处勘察的权力，为正规的廷臣年不满，直到他为人谋杀之后忽必烈还将凶手明正典刑。又等到阿合马及其手下人贪污枉法的情事为众口一辞的揭举，皇帝才命令发墓戮尸。又有汉人世荣和西番人桑哥也企图替忽必烈加强财政的管制，也遇到类似的命运。桑哥得意之日，各处替他立“德政碑”，后来他为众人攻击，一个近臣尚且向忽必烈进言：“今日百姓失业盗贼峰起，召乱在旦夕，非亟诛之，恐为陛下忧。”元世祖才先后判两人死刑，他们的手下亲信也被惩处，连以前作桑哥政碑的翰林也被波及。所以赵翼指斥“嗜利”的实为世祖本人，因为他“在位三十余年，几与此三人者相为始终”。《元史》的编者则把三人列入“奸臣传”内。我读中国历史尤其留心财政史几十年的经验，则觉得元朝财政税收亟应整理，同时其国家的收入也大可增加。只是在当日专制皇权之下，由二三悻臣主持，必无好结局。而这时候“天下骚然江淮尤甚”，以至“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威刑”，也不能说全是诬陷之辞，没有事实上的根据。不过归根结柢，这种种情形还是由于当日无法产生一个确切核实的会计制度，所以“宽仁”则一切马虎，“务实”则下端的残虐无法遏止，很难说得是个人的错误，只是忽必烈是一个手段灵活的大政治家，他又亟于要在各方讨好，才不惜归罪于少数的臣下以保全自己的名誉。
这件事情也终忽必烈之世尚没有着落。１２９１年御史台奏言：“钩考钱谷自中统初至今余三十年（应作三十余年）更阿合马桑哥当国，设法已拯，而其余党公取贿赂，民不堪命不如罢之。”皇帝的旨意则是“议拟以闻”，可是以后也没有确切的下文。
所以忽必烈遗留的一套财政机构，既不副实，也很紊乱。耗费于王公贵族之私囊的既多，国库的收入就受影响。所以除了上述３个“奸臣”以游击战的方式增加财源以外，还要靠以战时姿态于法外征集人员与物资。中统正元间他发的钞票还不算过多，继位的皇帝就不能再保持这种纪录，终演成元末的恶性通货膨胀。这种情形也解释了元朝不能成为一个有主体性的朝代之原因，同时也留下了朱元璋必须以铁腕开创他的系统之背景。
忽必烈的宗教政策，也经后人议论，现在看来，他不相信任何宗教掌握着绝对的真理。各种宗教都可以当作行政的工具。如果僧侣方丈修道士之流任为官吏，与他们同信条的人民就容易治理。所以他早年求“闻学才识”的读书人，也遣人在各处寻访“医、儒、僧、道”。刘秉忠已出家为僧，他又叫他还俗，给他复姓赐名，参加枢密院（一个军事机构）的会议。他在１２６５年接见马可波罗的父亲和伯父的时候，还央请他们转告教皇，派一百个天主教的长老僧侣，帮助他管理一个日形壮大的帝国。南宋覆亡时在临安降元的是幼帝赵□，当时５岁不到，以后定居大都，也承忽必烈照顾。当时赵□１７岁，世祖命他到土番学佛，可惜的是我们也不知道此人的下落。
迄至晚年忽必烈改变了他对各宗教一视同仁的态度。喇嘛教的声望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