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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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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存的资料全部可信，则此人受过中国传统教育，也有几分书呆子的习性。他与晋人交战之前，也让以前俘获的晋臣朱序作使臣，访问晋军。后来朱序却将秦之虚实告诉对方，替他们定下了速战速决的方针，并且在战场上，采取对苻坚不利的行动。
晋朝的总司令谢安，正式官名为“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他也有书呆子的脾气，年轻时无意仕进，只是与名士来往，有声望。到四十岁才正式做官，仍是玩水游山，满口清谈。人家规劝他，他就反问：“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淝水之战的前夕，他又受任都督十五州军事。儿子谢琰，侄子谢玄，谢石都是部下重要的将领。对付苻坚号称百万的军队，他只有八万人抵御。但是他“镇以和静，御以长算”又“不存小察，弘以大纲”。他对亲信将领个别的指示，以使他们“各当其任”为原则。部署既毕，即不再多言，并且招集亲朋，下围棋游山水以表示“夷然无惧色”。
北方混成的秦军和南方紧凑的晋军对峙的时候，谢安的前锋招致北军司令：“君悬军深入，置阵逼水，此持久之计，岂欲战者乎？若小退师，令将士周旋，仆从与君公缓辔而观之，不亦美乎？”这文辞只改动数字，在《晋书》里出现两次，其以作战当作竞技看待，有《左传》作风，可能是修史者揣想写成，但是征之两方将领风度，也可能是据实记载，因为率北军的将领苻融，也以文学称著，既能“下笔成章”，也能“谈玄论道”，他作的赋尚是“壮丽清赡，世咸珍之”，并非一介武夫，尤不带戎狄气派。
他这次可算是上当。秦军刚一后撤，朱序即在阵后流布谣言，说是北军已被南军打败。这时仓皇集结的部队，劳师远入，人地生疏，又无坚强的斗志，也就信以为真。如是一溃就不可收拾，苻坚自己也中流矢，是以晋军大获全胜。前线战报刚到总司令部，谢安正与朋友下围棋，他看后将文书置在几案之上，对棋如故。只是胸中喜气到底无法全部抑制，下棋完毕，他步入户内，脚上筋肉紧张，一时伸展不尽如意，用力过猛，竟将木屐之底，在门限上踏损，俗语“不觉屐齿之折”，由来如此。
淝水之战确定了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以后南朝的刘裕于公元４１７年入长安，不能久驻。北朝的侯景反复叛变，也曾于公元５４８年陷建康，不久即为部下所杀，都去统一全国的目标甚远。
直到公元５８９年才有隋文帝杨坚的“天下大同”“区宇一家”。至此已去淝水之战２０６年。
在这两百多年内常成为南北两方拉锯占的地区，除了淮南以外，还有湖北的襄阳一带。这也可以说是北人所擅长的骑兵战术，至此已无法做有效的发挥。南人所长为水军，不仅兵力以舟楫输送，能够争取战场的主动，而且将士无行军之劳，粮草有速达之效。只是这种长处，也不能向北延伸使用。淝水之战时，双方受地形限制的情形，已见其端倪。如《晋书》说苻坚有“骑二十七万”，只因一水所隔，不能冲锋陷阵。而晋军虽获空前大胜，也不能扩大战果，仍是偏安江左。可是这长期的分裂，还有它更重要的原因存在。
自从东汉覆亡，中国人口因天灾与战争的影响，长期由北向南而由西向东的迁移。即魏晋间的战事，也带着武装移民的情调，有如２８０年之平吴，西晋发动了２０万人的兵力，至建邺收版籍，则只有男女２６３万，其南征兵力已占当地人口很大的一个比例。如是华北与华中的空隙，势必由“１５英寸同雨量线”以外的少数民族填补，其背景则是他们所受亢旱的打击，又必较华北为甚。虽然资料不全，历史上已有甚多的例证：公元３３３年石虎自长安徙秦雍民氐羌十余万户于关东，使居枋头（今河南浚县附近），又以羌师率其众数万徙居清河之滠头（河北枣县）。石季龙则徙辽西，北平，渔阳万户于兖豫雍洛。淝水之战前夕，长安附近的人口又以鲜卑羌羯为多。有如上述，则南朝的北伐，与这种半由自然力量发动的移民方向冲突，不易彻底执行。淝水战前，东晋之桓温，曾克服洛阳，又于３６９年入长安，终在枋头挫败。
就因为这种人口移动的压力，南方的水田，才能普遍的开发。《晋书》食货志所称“河滨海岸，三丘八薮，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就表现出了这种开拓处女地的一般趋向。只是“火耕水耨”，先用烧荒的方式，次用水灌溉，并且以大量的人力用以除芟，才能逐渐将粗疏耕作方式进而为精密耕作。
北方的种族复杂，也不容易使政局稳定。“五胡乱华”时的少数民族领袖，率多汉化，并且很多带有汉人血统。因为汉朝除武帝时代之外，“和亲政策”总在若断若续的进行，匈奴刘渊之姓刘，不无根据。汉末袁绍即以家人子为己女妻乌丸豪酋。魏晋以降，越种通婚的更为普遍。安北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王浚以一女妻鲜卑段务勿尘，一女妻素怒延。后将军韩据女为段匹弹“儿妾”。刘琨为晋朝的司空，他与段匹弹的关系虽没有言明，但是弹“与琨结婚，约为兄弟”。晋惠帝除贾后外，又立羊后，她也是名门女，后来刘曜陷洛阳，也立她为后，“有殊宠，颇与政事。”她生有曜子三人，长子熙为刘曜的继承人。羯人石季龙“大发百姓子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万余，以三等之第以分配之”。这种趋势不断的继续。到后来北魏拓跋氏的皇室实为汉人，而隋文帝唐高祖等人物也有混血背景。只是上层的通婚不算，下层一般人民也需要在这大熔炉里混合，并且游牧民族，也要放弃他们的生活习惯成为安土重迁的农民，这“同化”的程度，才算贯彻，因之过渡期间必费时许久。
东汉之覆亡，“兼并”占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当日征兵纳税，以“户”为对象。“口”以户为转移。兼并一行，失田的农民若不成为流民，即为富家大室之“奴”之“客”，甚至整个大家庭成为“部曲”，地方官员对其豪宗大户无法应付。魏晋南北朝之世族也由来于此。我们翻开《晋书》卷３０至卷８６，其中列有５４２人之传记，除其中段匹弹为鲜卑酋长不计外，晋朝重要人物，几乎一网打尽，其传记中叙及祖先曾为显官我们可以断定其为世族者１５９人，其子弟又在朝中显著的２１５人，司马皇家的宗室１０５人，而不属于以上，我们概称之为出身贫寒的只６２人，可见得大家巨室的力量雄厚，其社会状况必与中国传统的理想－－由皇帝直接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兵抽税，不受豪强干预情形大有出入。
当日商业财富尚未展开，商人资产，也无保障。例如西晋以显官而成巨富的石崇，则因其为荆州刺史，“劫远使客商，致富不赀”，有家奴八百人。农业上的财富，则无非出于地产及劳动力，兼并一行，即枯竭政府的财源与兵员。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则是在淝水之战立功的谢玄，三传而至孙子谢灵运，为诗赋名家。《宋书》说及他“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于公元４３３年为宋帝所诛。这一方面表示传统社会里财政税收全在“周礼式”及“李悝式”的办法支配下，私人财产无从合法的积累，一方面则又表示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受兼并的限制。流亡政府的小朝廷，更受巨家大室的垄断，虽然迭换朝代，也仍无中兴迹象。
华北除了游牧民族的酝酿外，也有类似的情形，他们尚有自动设防不受节制情事。例如公元３５０年左右，山西太原迄北有设防的村落三百余，包括“胡，晋”人口十余万户。４００年前后，关中有堡壁三千余所，他们推戴统主，相率结盟，《魏书》食货志则说在北魏４８６年立“三长”以前“禁网疏阔，民多逃隐”，并且“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这样下层机构没有改变，中国无统一的可能。
所以３８３年谢安谢玄与苻坚苻融的对峙，纵加上朱序的穿插，只确定了南北朝的长期分裂，这次战役却不是构成分裂的主因。以后的发展也证明中国的重新统一必待人口相次固定，胡汉种族的界线逐渐漠减，巨家大室的力量也被压制，才能成为事实。
15、北魏拓跋氏
公元５世纪之末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汉化运动，举措奇特，为中外历史所罕见。他于公元４９３年决意迁都洛阳，翌年颁诏施行。他又禁胡服断鲜卑语，若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者”，免官。他自己本姓拓跋，至此改姓为元。其他鲜卑慕容尉迟等姓氏，也一律改为单音汉姓。元宏生于公元４６７年，４岁登极。他从小由文明太皇太后抚养，所以做皇帝的前２０年，朝事也由她掌权，这位太皇太后，照头衔看应当是老态龙钟，而实际上她开始临朝听政时，似乎未满３０岁。她的家世可追溯到北燕冯家，也是“五胡十六国”期中汉人创立的朝廷之一。后来元宏的两位皇后也是冯家女，他又以“绝同姓之娶”为名，令他的六位皇弟一体与他朝中汉人显官联婚，其配偶也由皇帝御前指派，有如“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详，可娉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这半打皇弟以前所娶，则一律降为妾媵。
从长远历史观点看来：这段史迹只是北魏拓跋民族在中国活动的尾声，公元２２０年秦汉之“第一帝国”崩溃而隋唐宋之“第二帝国”尚未兴起时，这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再度统一做了一段基本的工作。而且在微妙的阶段内，又由一位有神秘性的女人作主。可见得历史的演进，有时令人莫测高深。只是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也不是当时人所能亲身预测。还待千百年后，由我们把一些表面看来不相关的事迹前后联贯，才得剀切。
汉亡之后３６９年，中国无法统一。当日人口总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移动，汉人的多数民族，不能与这自然所主持的力量抗衡。北方的少数民族虽擅长骑兵战术，却无法越渡淮水及汉水等处的水泽地区。并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能作为统一中国的表率。秦汉型的大帝国以官僚机构统治大量小自耕农，但分裂期间汉人的巨家大室和夷狄的酋领都自起炉灶，妨碍政府向全民征兵抽税的职权。加上各民族语言之不同，更造成了统一的障碍。
拓跋氏打破了这种僵局。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不是文化程度高，而是由于人文条件简单，可以从最基本的事业着手，并能以原始作风来解决问题，所以不期然的做了中国再统一的工具。
拓跋属鲜卑种，他们在公元３世纪在内蒙古移动。在世纪末叶开始在和林格尔附近集结，当时既无文字，更谈不上成文法律，也还没有私人财产。他们在４世纪之初因晋大将军刘琨之邀，参与中国的内战，其部落即进驻山西北部长城以南一百里的地带。他们虽称“控弦上马二十余万”，但全部人口看来也不逾百万，甚且远低于此数。
公元４世纪，是“五胡乱华”的最高潮，拓跋氏虽然投入，却始终没有取得主动地位，苻坚强盛时，他们尚“避于阴山之北”。直到苻坚淝水之战不利，北方大联盟瓦解，他们才重新露面。公元３８６年拓跋圭自称代王，开始有了独立国家模样。当时他们的政策，是先在长城内外建造一个农业的基础，其农民由被征服的民族强迫编成。这时候全部落经常与其他少数民族作战，每次将对方人员马匹牛羊一网打尽。对俘获的部落酋领，即很残酷一律处死，如公元３９１年之破铁弗（即匈奴与鲜卑之混合种）刘卫辰部“收卫辰子弟宗党无少长五千余人，尽杀之”。对其他人则“各给耕牛，计口授田”。《魏书》食货志称，其有畿内之田，并于“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公元３９６年以平城（山西大同）为国都，拓跋氏又以征服者的姿态，“徙山东六州民及徙可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实京师。”有的书本也作三十六“署”。如将大量人民区分为署，则有国家的农奴的征象。这样的征服和改造，至５世纪初期未止。如公元４１３年，破“越勤倍泥部落”，也“给农器，计口受田”。其他叙及“来降”及“内附”的前后不绝。《魏书》太祖纪及太宗纪提及这样的事例３１起，内中有户口数的１３起，共为户１１万。可见得拓跋氏创立了一个新生的农业基地，以之为根柢。时间不成熟不问鼎中原，才能用这经济力量做本钱，先巩固北方。
如果前述被征服的人口曾一度为农奴，则从食货志看来，４２６年后渐已取得小自耕农身分。迄至当日，“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是年这些带着军事性的监视人员全部裁撤，“一切罢之，以属郡县。”是为进入官僚管制阶段的明证。
拓跋氏何时汉化，不容易找到一个固定的答案。从现存文字看来，他们起先得到汉人的顾问，是从降人及俘虏中提拔，而且仅倚靠他们天文占象的才能。以平城为国都之后，兴建筑，定律令，食社稷，就一步引导另一步。以至置五经博士，设太学，也都不能避免了。其徙各地“守宰豪杰吏民”实京师，势必又要借重他们的管理组织能力。只是北魏（４２４年才称魏，历史书中称北魏以避与曹操之魏重复）的农业社会由人工孵育而成，又好像在试验管里造化学液汁，各种因素预有层次的投入，因之才保全了一个体制完整，不受私人力量垄断的政权。
直到４２４年，才在拓跋焘的称皇帝，他即位不入，即颁布了一千多个汉字，并称以前篆隶草楷并行，因之没有标准，这次所颁布的，则“永为楷球”。可见得新朝廷不仅注重文物，也开始以多民族的语言文字作统一的工具了。
拓跋焘统一了华北，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在多数民族的汉人地区，总是因为世族作崇，不容易被绝对皇权有效的掌握。公元４２８年，拓跋焘“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已有针对这问题彻底解决的模样。４年以后又以“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指名征调。名为慕才，实则强迫好几百人到平城无薪给的当差并兼人质。４５０年更有崔浩的事。司徒崔浩，作“国纪”，过于具实直书，对鲜卑民族和皇室有叙述得不妥当的地方，还把文字以石碑刊于郊坛。皇帝一震怒，族灭崔浩，还及于崔之姻亲，包括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夷其族”。拓跋焘更声称他要做得更厉害一点，所以多杀了好几千人。无论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焘是有计划或无计划，他的征用人才和文字狱已给华北汉人的巨家大室一个重大打击。即未波及的家户，也充分的接受了这处置的警戒，绝不敢再阻挠中央政府的行政。这中间的一个机妙则是皇帝统御千万军民，不容许另有民间机构作梗，世族华裔也和蛮夷酋领没有区别。
这件事情发生不久，北魏开始南征，想要以华北的力量，席卷南朝之宋（也就是宋齐梁陈之宋）。征兵时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富民家财在四十万和僧尼二十万的“四分借一，事息即还”。但是拓跋焘的大军，以少数民族的骑兵驱逐汉人的步兵作先锋，仍旧没有善良的补给制度，仍是就地征发。他攻江苏北部各城不下，仍进军长江北岸，最后则临水徘徊，仍无可施展，只好北撤。南朝也因这一战疮痍满目，无法追击，因之全国统一还要摆下一个多世纪。
拓跋焘于公元４５２年初被宦官谋杀，他的太子也死得奚尧，只剩得一位１２岁的孙子继位。以鲜卑人之早婚，再加上这几代北魏君主之命短，到４７１年２０年还不到竟有四位皇帝代表祖孙五代。而最后一位也是本文开首即提及的拓跋宏。他的亲生母亲及祖母都因拓跋家引用汉武帝“立其子杀其母”的办法“依旧例薨”，这时朝中也只有一位带有汉人血统的“文成文明太皇太后”，实足年龄２９岁到３０岁之间，历史上简称“文明皇太后”的冯氏了。
《魏书》说她“多智略猜忌，能得大事，生杀赏罚，决人多俄顷”。拓跋宏不仅为她抚养教育，而且“迄后之崩”，“不知所生”，也就是迄至２３还不知自己身世。所以“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她又制作了几百首歌辞教育他，只是“文多不传”，其内容永成历史之迹。《魏书》传中又说及她“行不正”。“王睿出入卧内，数年便为宰辅”“李冲虽以器受任，亦由见宠帷幄”。大凡中国历史上有才干的女人，私生活总受非议。上文语意双关，我们无法考证。只是冯氏引用有气魄的汉人文臣，则是事实。王睿还可以算作“恩幸”，他在一天老虎脱笼而出，侍卫惊靡的危机中以吏部尚书的身分执戟驱虎保驾，后来也与李冲家联姻，可是临死仍上疏“慎刑罚”，始终提倡“与其杀不辜，宁赦有罪”的文治办法。李冲则将拓跋政权的民政“周礼化”，并将其财政的处理赋予“李悝式”的体制，因之给中国以后几百年的政治制度留下了长远的后果。
这一串“太和诏令”包括４８４年的百官俸禄，只是这时的赋税，仍是家族包办，也就是“宗主督让，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于是４８５年诏令天下均田，原则上土地国有，定立了每一家按人口应有田地的标准。４８６年则立三长，“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这样才实际进入“租庸调”制。亦即以自耕农的小家庭作为征兵纳税的单位，农村组织以政府颁布之理想上的数学公式作准则，不承认各地私人体系，所以称“混天下一法”。
这一段措施在当日颁布时有冒险性质。它到底实行到如何程度，无从考察。只是４９０年逝世，朝中并未发生变故。元宏的汉化政策，也能再接再励，而李冲也更得信用。４９３年之重建洛阳，他实际担任了总工程师的职务。只是元宏的规划，无人接班。他重视水军，而鲜卑贵族，尚掌握着长城内外的养马地区，也不能遽尔摈斥。一到６世纪，洛阳才又产生政变。北魏分为东西，东魏为北齐高家所代，西魏为北周宇文氏所代。然则历史的演进，并不为这分裂运动而停滞。中国之统一，需要一个以小自耕农社会作统御经理的趋向，也愈为明显。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混合也从未中断。北朝原以游牧民族为骨干，至６世纪，他们也行府兵制，用以动员农民，也开始修筑长城，以防制其他少数民族内犯，可为明证。
隋文帝杨坚，自己是胡汉混血。先以北周的力量吞并北齐，回头解决北周，更挟动员长江以北的力量，席卷南朝，发展方向也是由西向东，由北至南，以经济人文简单的地区去征服繁荣富有的地区。这也是承继北魏拓跋氏在历史上活动的逻辑。杨坚的军事行动以水军为主，这也可以说是受元宏迁都洛阳所赐。北朝需要这一段过渡期间，才能作体制上的整备，并吸收南方的长处。
16、从分裂到统一
至绞还有些读历史的人，仍认为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尴尬的局面。这３６９年，缺乏一个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大帝国。要把它当作一个过渡时期看待，又未免牵扯得过长。这当中的人物事迹，叙来也难得有头绪可循。所以有些历史书，就把这３６９年轻率的穿插过去，以便迅速提引到隋炀帝和唐太宗等前后关系比较完整也更容易检讨的题材。
可是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在中国历史里只发生过这么一次。它给我们一个机会去了解中国民族演进的历史，并不一定就是各朝代历史的总和。虽说统一的政治中心不存在，中国很多人文上的因素还是不断的发展。举一个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公元４９６年改姓元。其他如步六孤氏改姓为陆，独孤氏改姓为刘，鲜卑民族改姓的一百多，这当然引起很多尊重民族传统的鲜卑人士的不满，６世纪洛阳的政变，和北魏朝廷的分裂，不能与此无关。
北周的创始者为宇文泰，他也是鲜卑种。他于公元５５４年以为“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表面看来，这是对元宏汉化政策的一种反动，也强调鲜卑民族各部落在历史上的传统。而实际上他盘踞的关中，并没有很多鲜卑苗裔。他的胡姓，也只能赐予汉人及胡汉混血的将领。他日作隋朝开国之主杨坚，这时候就因功勋被赐姓为“普六茹”。这样只更提高汉人在朝中的地位，而更使胡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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